(今天下午茶碰上的這一位,很多人恐怕都不太熟悉,Harry Blackmun,是我一直特別敬重的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平民出身、共和黨人的Blackmun在1970經尼克松總統提名進入高法,在著名的1973年Roe v Wade案中代表大多數(7-2)起草意見書,成了保守者們永遠的死敵。)
Harry在桌邊落下座來,向服務生點完了茶,又添一句:「Harry,I work for government」,說完朝我一笑,「老掉牙的玩笑,呵呵,我老早就不'給政府做事'了,如今當大法官,比我那時候更不容易啊」,老先生不由地感慨。
「您老今兒個也別hurry」,我說,「我這兒正有好些問題想請教您呢。
「您是尼克松總統提名的,當時大家,就是總統和國會啦,都覺得您是個挺穩妥的保守派。然而沒過幾年您卻在Roe v Wade上旗幟鮮明當上了自由派的旗手。
「被認為是保守派一方的大法官,進入高院以後卻逐漸演化變身為自由派,近幾十年這似乎是一種趨勢啊。John Marshall Harlan, Lewis Powell, John Paul Stevens, Sandra Day O'Connor, David Souter, Anthony Kennedy,就連現今這位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 他斷起案來保守派們都覺得不完全合他們的胃口。
「俗話說這人哪,總該是越老越保守嘛,為什麼在你們這裡不大適用呢?」
「我不喜歡'自由派','保守派'的說法」,Blackmun搖了搖頭,「我最初走進最高法院的時候,是一個Justice,最終離開的時候,是一個Humanist。
「立國先父們把這麼大的權柄交到這小小的法庭區區九個人手裡,說白了,就是讓我們起個壓箱角的作用,維護住憲法賦予每一個國民的至上權利,Law of Due Process,對不對?
「一個社會總要向前走,但同時又更要腳踏實地,Law of Precedence。'摸著石頭過河','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任性胡來,那是我們萬萬不敢的呀。你別笑,聽你聊了這麼多年中國嘛。我也是'活到老學到老,死了也不敢閑著',這話也是你說的吧?
「法庭也不過是在Due Process 和 Precedence之間小心翼翼走鋼絲罷了。整個社會向右傾斜了,就顯得我們有些左,反之,我們就會顯得有些右。大體上說來,如此而已。」
「但是Kennedy先生和您老二位確實還是向自由派這一邊游移了不少,不是嗎?」
「一個人,如果他真有'活到老學到老'的能力,眼界總會越來越開闊,為愛心同理心所充滿,倒也不是更自由派了,而是會更加地悲天憫人吧。
當然也不得不顧慮到人們的接受能力。我到了晚年時再也無法接受死刑的合理性,終於決定離開高法,我們這個社會離開徹底廢除死刑還遙遠得很啊。」
「關於墮胎權,有沒有同樣的問題呢」?我試探著問了這個敏感的問題。
「不那麼簡單。那並不是'墮胎'的權利問題,而是女性平權的問題。在女性追求平等的過程中,'墮胎權'算是一個'必要的惡'吧。In order to get beyond racism, we must first take account of race. There is no other way. In order to treat some persons equally, we must treat them differently. 僅是過程中的不得不,而並非目的。
「但是除此之外,平權還需要很多其它方面的努力,我們這個社會在那很多方面都做得並不好,使得墮胎演變成一種社會的必要存在,這是我個人的看法。Roe v Wade案到了最高法院,我們就不得不給出我們的結論,而其它方面的立法我們就無能為力,法庭畢竟不是立法機構啊。」
「關於同性婚姻是我下一個想問的問題。」
「為這件事我當年曾經提醒過Kennedy」,Blackmun皺著眉頭沉思片刻,「搞不好那是會引起強烈反彈的。所以高法最好盡量迴避介入此事,看起來John Roberts也是這樣想的,不過最終沒有能夠躲過去。我們恐怕不能否認,同性婚姻合法化造成的反彈也成了川普當選的一股推動力。」
「非常同意!這樣說起來,我就有點理解法官Neil Gorsuch為什麼說自由派太過依賴法庭了。您是怎麼看川普提名的這位大法官呢?」
「我倒是覺得人們不必過份糾纏'自由派','保守派',理由我剛剛說過了,一個真有學習能力的人總會不斷成長。誰又能'回到未來',預先知道他會長成什麼樣呢?還是讓我們姑且相信一回智慧吧。」
「 '讓我們相信一回智慧',我喜歡這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