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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黃維女兒寫的文章里了解黃維的為人

作者:bobzhou  於 2023-3-2 23:2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1評論

從黃維女兒寫的文章里了解黃維的為人


即便經過27年的改造,黃維也沒有對蔣介石進行過大批判,他的評價只有一句:「這個人是個英雄,但他的那一套過時了,所以失敗了。」

台灣方面許諾補發黃維中將在改造的27年裡的薪水。

(黃維中將  網路照片)

讓我們從黃維女兒寫『我的父親黃維』的文章里了解黃維的為人:

  上海,17歲的我第一次見到父親

  1965年,文革前,我正在上海北郊中學的教室里上課,突然被教導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親來了,現在住在錦江飯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回答出乎教導主任的意料。我當時感覺「這個人與我是不搭界的,我一點都沒想要見他」。

  17歲的我在生活中並不缺少父親,也從來沒有感覺到自己是個單親孩子。

  父親的溫暖來自姨夫黃崇武,他是上海復興中學的教師。黃崇武的父親黃梅興,與黃維、杜聿明、鄭洞國是黃埔一期的同窗,1937年8月14日淞滬會戰次日殉國,是中國抗日戰場第一位陣亡的高級將領。「黃梅興殉國后,黃埔的老同學對黃崇武很照顧,他與杜伯母(杜聿明夫人)、杜致禮(杜聿明女兒)、鄭伯母(鄭洞國夫人)都十分熟悉。姨媽比我媽媽小8歲,她一直在我媽媽身邊生活、上學。姨夫和姨媽也是這麼認識結婚的。」

  父親被俘后,我一直與媽媽、外婆、姨媽、姨夫生活在一起。「姨媽先是在北京中科院情報所工作,后調回上海和姨夫在同一中學教書。我喊姨夫『爸爸』,姨媽『媽媽』,用上海話喊媽媽『姆媽』。我小時候從來沒有懷疑姨夫不是我的父親,他們對我像親生女兒一樣。我沒有覺得有一點奇怪的地方。」

  當知道有個父親等待我去見面的時候,一種不搭界的情緒籠罩著我。對於這個父親,我了解的太少了。但是,教導主任說:「這是給你的一個政治任務,你要幫黨做工作。」

  當時我母親在北京的姐姐家,我跟著姨夫來到了上海錦江飯店。在這個豪華的飯店裡,黃維自己單獨住了一個房間。

  一見到父親,我心平氣和地喊了聲「爸爸」,父親的高興至今讓我記憶猶新。老人家從上到下打量著這個唯一從來沒見過面的孩子,然後找些話題與我聊天。比如,現在在哪上學、讀高几、生活怎麼樣,以後準備學什麼等等。我說,我想學醫。父親很贊成。

  看著眼前的父親,我心裡想「也沒那麼可怕」。本來以為父親的形象很猙獰,他被說成放毒氣的殺人魔王。我覺得這個老人挺和藹的,不是那樣的人。

  這一年,父親61歲。

  
  父親和我們聊了很久,還一起吃了午飯。我們聊天時還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員在旁邊做記錄。

  但是,眼前的這個老人還是讓我感到十分陌生,我甚至不關心他在上海要待幾天。我不知道父親離開自己時,母親正懷著我。那是1948年夏天,父親與全家人正在廬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即刻下山趕回武漢。父親就這樣告別了全家人。

  「徐蚌會戰」,傳來父親陣亡消息

  1948年,在武漢,黃維正在籌辦新制軍官學校並任校長兼陸軍訓練處處長。這個學校是根據美國顧問團的建議而成立的,準備仿照美國西點軍校的體制建校,培養國民黨陸海空三軍高級軍官。

  1948年8月,國民政府國防部在首都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打亂了父親的計劃。國防部決定對軍隊進行全面調整和編配,組建若干個兵團,以兵團為基本作戰單位,集中兵力固守戰略要地。1948年9月,蔣介石組建十二兵團,並讓父親擔任司令,但父親辦軍校正漸入佳境。他說他不想干,但這是蔣介石的命令,聽說蔣介石甚至要拿起拐杖打他。

  就這樣,父親只好答應去就任。他在南京覲見蔣介石時說:「校長,等打完這一仗,我還想回去辦軍校!」蔣介石應允了父親的要求。

  10月底,在漢口組建完成的十二兵團轉移至河南確山、駐馬店等地集結待命。部隊長途行軍,人困馬乏之際,解放軍11月6日發起淮海戰役(國民黨方面稱「徐蚌會戰」)。12月15日,第十二兵團除副司令胡璉等人逃脫外,整個兵團徹底覆滅。

  在父親離開近半年後,母親等到的卻是父親在「徐蚌會戰」中陣亡的消息。那個時候,聽說父親戰死了,媽媽覺得天都塌下來了。國民黨撤退台灣,母親帶著襁褓之中的我和哥哥姐姐們去了台灣。

  幾個月後,母親偷偷回了一次大陸。憑著直覺,她不相信丈夫會死。終於,母親得知父親沒有死,而是被俘了。

  至於父親當年如何被俘,我一直沒有主動問過父親。至今,我見到過好多個版本:有好多個嘉獎令,好多個「活捉黃維」的英雄。

  父親晚年回憶起這次失敗說:(淮海戰役)說我是笨蛋、草包,我是不能接受的。我的兵團最後是全部被殲了,但換個人,未必比我強。當時在雙堆集,我的部隊沒有吃的,沒有喝的,饑寒交迫,頂了28天,換個人,行嗎!?不光是我黃維個人失敗,更主要的是國民黨失敗。國民黨太腐敗,太失人心了!有的士兵挖草根剝樹皮吃,軍馬全部被殺了,吃了。飛機空投的東西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杯水車薪。有的落到解放軍陣地上,送了禮!而陳毅、粟裕的部隊,雖然武器不如我的部隊,但他們士氣高昂,打仗勇敢,不怕死。他們有飯吃,幾十萬民工推著小車子給他們送饅頭、送稀飯。而我的部隊沒有一個老百姓給送吃的。有的單兵行動,就回不來了。

  功德林監獄,父親頑固抵抗「改造」

  胡璉突出重圍后,遇到了第十八軍未被包圍的騎兵,先逃到蚌埠, 後去了南京,開始了與黃維完全不同的人生。黃維在南平集附近的周庄被俘 。

  從被俘起的第一天開始,黃維就表現出不合作、不配合。我看到資料說:

  黃維把桌子一拍, 大吼起來:「有戰死的烈士,沒有苟活的將軍,我為什麼投降。為了國家民族利益,我要戰鬥到一兵一卒……」

  在戰犯管理所,黃維走路始終挺著腰桿,將軍風範絲毫不失。他還留起了鬍子,自稱「在國民黨時期留的鬍子不能在共產黨的監獄里剃掉」。在隨身的本子上寫下了于謙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氣歌》自勉。

  當時監獄規定每個戰犯要讀一些指定的學習書,並結合自己的罪行談讀書體會。杜聿明讀了《論持久戰》,寫下萬餘字的讀書筆記,並且要求把自己的讀後感寄給蔣介石,而黃維卻拒絕寫任何悔過書,他說自己「無罪可悔」,唯一慚愧的是十幾萬大軍在自己的領導下潰敗,所以黃維在戰犯和管理人員眼裡是「拒絕改造」的典型。

  1952年的一次學習中,學習組長董益三宣讀材料說:「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國所有的銀行,將全國人民的財產盤剝到自己手裡時」,黃維回應說:現在全國只有一家中國人民銀行,又受到共產黨毛澤東的領導。是不是可以說現在全國人民的財產都到毛澤東一家的手裡了。為此,戰犯們群情激奮,董益三等還動手打了他。後來,董益三和父親都在政協工作,又住在同一住處,他們常常同坐一輛公車來回,父親從來也沒有跟我提過這件事,父親不會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的。我覺得我父親是一個十分大氣的人,他總是那麼耿直、那麼真實,沒想通就是沒想通,怎麼想的就怎麼說,想通了,他會實心實地去做他覺得該做的事情。」

  被俘這一年,父親43歲。他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鬥爭」的時候,他並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著他的消息。

  母親帶著我們離開了台灣,繞道香港,回到大陸,定居上海。我媽媽的字寫得很漂亮,她經常去街道、居委會幫忙出黑板報,做些抄寫登記工作。幾個月之後,媽媽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圖書館的工作。母親就是這樣執意要回到父親身邊,執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親回家團圓。

  在上海,母親工作還算如意,姐姐黃敏南報考復旦大學,校方報到周總理那也順利獲批入了學。街道及鄰居對這家突然來的外鄉人沒有敵意。

  在上海,我度過了自己的青春年華,與姐姐上大學的曲折一樣,在高中入學時,我報考的復旦附中不敢收,幸虧班主任和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的北郊中學女校長朱瑞珠相助,才進了重點中學北郊中學。

  父親缺席第一批特赦名單,母親病倒了

  八年後的1956年,母親獲准與長女黃敏南一起去監獄看望丈夫。

  母親主要是勸他好好改造,反覆說,你為家裡人想想,你也應該有所變化,那不一定是說違心之言,但是你起碼應該有個接受的態度,他根本就不接受。

  母親還帶去了黃維從未見過的小女兒的照片。那張照片被父親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寶貝一樣始終珍藏著。那時我9歲,姆媽突然帶我去照相館照照片,我不知道是為了送給父親。

  特赦的事終於有了眉目。

  北京的有關部門通知我姐姐和姨媽,上海這邊有關部門通知我媽媽,都說準備迎接父親回家,要我們家人注意聽廣播,但真的等到廣播時,卻沒有聽到。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單,功德林監獄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楊伯濤、邱行湘等10人獲釋。

  這個名單里並沒有黃維的名字。

  巨大的希望突然幻滅,母親萬念俱灰。長達11年的等待如今一切成空,從台灣、香港輾轉到上海,從上海到北京的無數次奔波,「不是政府不放你出來,而是你不好好改造」,姆媽總在這麼想。一天下班后,母親帶著大量的安眠藥來到圖書館書庫,她想靜靜地離開這個讓她備受煎熬的世界。前來查閱資料的同事發現了吞下安眠藥的母親,緊急送往醫院后,終於挽回了生命。

  母親是個善良、熱情、要強上進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緊張,長期處於壓抑中,那時候也不知道以後還會有第二批、第三批,她的希望徹底被毀滅了,就這樣得了精神病。這是上海龍華醫院精神病專科醫院的專家診斷確診的。姆媽出現幻聽、失眠等癥狀,無法繼續工作。我非常感恩上海圖書館,是上海圖書館給我母親辦的退休,雖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個月有得發,還可享受公費醫療。媽媽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藥,這個待遇對她太重要了。

  若干年後,我們了解到,「父親本應在第一批被釋放的內定名單里,但由於父親頑固,認罪態度很不好,戰犯管理所不同意釋放他。」

  父親對於家中所發生的這些變故,則毫不知情。

  全身結核獲治,父親轉向研究「永動機」

  早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時,父親身患五種結核:肺結核、腹膜結核、淋巴性結核、副睾結核、精囊結核。1952年春,結核病發作,腹膜結核發展為腹膜炎,出現了大量腹水。父親說,「嚴重時皮下都是水,『晃蕩、晃蕩』的,兩腿腫脹不能下地行走」。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當即把他送到復興醫院治療。戰犯管理所也是全力以赴治病,請了北京著名的醫學專家前來會診。此事甚至驚動了周總理,治病需要特效藥鏈黴素,但當時還不能國產,即便是蘇聯生產的也是質量不佳並副作用巨大。周總理辦公室批准,從香港購買此葯,可以動用外匯。

  在27年的改造期間,黃維的餐桌上每天都會有一斤牛奶、兩個雞蛋和三兩肉。戰犯管理所每天都要保證供應,哪怕是在缺衣少食餓死人的3年自然災害期間都沒斷過肉類的供應。「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剛開始是豬肉,後來是牛肉,最後又吃黃羊肉。父親特赦后,才知道國家那麼困難對他們還那麼好,還專門派武警戰士去內蒙古打黃羊給他們吃。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員當時為何越來越胖,原來是浮腫著。爸爸提起這件事,很感動。」

  經醫護人員4年的精心治療護理,結核病終於根治。父親說,「感謝共產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這樣重的病,又病得這樣久,若在過去,雖然我是國民黨的高級將官,也得一命歸西。」

  抗戰後期,武器主要從美國進口,國軍手中有了很多新式武器。父親在昆明、重慶組建遠征軍、編練青年軍,與美軍及武器裝備有過廣泛的接觸。1947年春,父親被調到國防部聯勤總部任副總司令,裝備更是他的主要工作。他對新式武器裝備有廣泛的了解和濃厚的興趣。

  父親說:研製「永動機」,是因為打仗打敗了,還想為人民做點事情。

  在河北井陘關押時,他住的茅草房外面有一口井,天天看人拉轆轤提水,他就萌生了一個想法:如果把重力變為動力,讓『轆轤』一直轉下去該多好。如果成功了,那就是造福人類的一個發明了。」

  但是,戰犯管理所認為,黃維研究「永動機」,就是為了逃避改造。

  1968年4月,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秦城監獄里人滿為患,黃維等戰犯就從秦城監獄轉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他的研究圖紙和實驗設備也一同帶了過去。時任撫順戰犯管理所負責人金源曾回憶:因為這個執拗的興趣,黃維曾被認為「怠慢學習」,而我覺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並從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讓管理所電機廠的4名技術人員和學理科出身的幾名戰犯成立科研小組,幫助黃維研製『永動機』。」

  在撫順,黃維終於製作出了一台「永動機」。但是,「永動機」只轉動幾圈便停了下來,並不能像當初設想的那樣無止境的轉動下去。

  特赦后,爸爸還在家裡研究,他讓我抄寫要上交的『永動機』方案的報告和他寫的論文;我哥黃理也被調過來研究,他是學機械的來幫畫圖紙,一年來好幾次,有一次借調了一個月,還有我姨夫的學生,以及他的朋友,不少人都協助過。對一件事,堅持了幾十年,一直沒有放棄,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設計、製造、試驗、失敗再設計、再製造。雖然他傾注大量心血的多個「永動機」都先後失敗了,但是這種堅忍不拔的科學研究精神也被人所稱道。

  當父親在撫順改造的時候,我到東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66年,母親住在清華大學的姐姐家,被紅衛兵剃了陰陽頭,被侮辱、被批鬥、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后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會早請示晚彙報,居委會幹部說,你來幹什麼,你又不是黑五類分子,就讓她回去了。

  母親與父親也失去了聯繫,我們不知道他去了撫順,直到林彪事件后,有關部門找到我母親,了解全家人的情況,並告訴了父親在撫順的地址,父母親恢復了聯繫。

  那個時候我身體不好,父親在每封給姆媽的信中都要提到我,問我的病情,他捨不得我外婆和我姆媽寄給他的錢,反而寄出來給我姆媽,說給我治病用,大概有200多元吧。

  與父親同在東北的我,總想找機會去看看他。我設想回上海探親時,可以去撫順繞一下,一直有這個想法,但是沒能攢夠路費。

  1972年開始,父親與家人的通信多了起來。他和家人都沒想到的是,告別改造、離全家人團聚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父親回家了,但依舊固執

  1975年3月21日,來自瀋陽的12次特快列車停靠在了北京站。黃維回到了闊別7年的北京,與他同車抵達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後一批特赦的293名戰犯。

  作為這次特赦戰犯的第一名,黃維代表293名戰犯,給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一封感謝信,並在3月23日招待宴席上宣讀。這封信後來由葉劍英帶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后批示,要求轉發全國縣團級以上幹部閱讀。

  母親早已在上海統戰部領導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離了27年,父母親終於相會於前門飯店。

  我在吉林延邊農村得到消息,趕到北京,父親他們住在前門飯店。他住的是一個大套間,他要工作人員在那裡放張床,要我住在那。每天都有很多人來看父母親。後來因為父親在北京工作了,我們就把家搬到北京來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享受政協常委待遇,每月工資200元。

  對母親來說,這麼多年的等待,太不容易了,在一批批的戰犯特赦名單上沒有「黃維」的名字之後,她已經徹底絕望了,認為不可能會釋放了。我媽媽這二三十年都是靠藥物,大量吃藥以致於成天昏昏沉沉的,幻聽、幻覺、幻視都會有。她擔心丈夫說錯話,神經老緊繃著,晚一點到家她也要緊張,總怕他出什麼問題。

  特赦后的父親專註於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工作,併當選為全國政協五屆、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父親是一個認真的人、耿直的人。政協文史資料里有一篇文章認為「鄧演達是陳誠告密害死的」,父親看到這篇文章非常氣憤,寫文章反駁了這個說法。這篇文章雖然不長,但是他為此花了得有小半年的時間,他到處查資料核實,訪問親歷者。他平時是不會主動聯繫人的,可為這事他走訪了不少人,用事實說明鄧演達不是陳誠告密害死的。

  黃維的「較真」還流傳著一個故事:19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國軍觀點看淮海戰役的書,找到當時的高級指揮官黃維。黃維說要以國軍的觀點來寫,書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戰役」,而應叫「徐蚌會戰」。當黃維得知建議未被採納時,他拒絕動筆。最終,書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灣稱徐蚌會戰。

  但是,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進入高潮時,黃維被逼做了一件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當時有位主管領導讓黃維登台做大會發言,說這是上頭交辦的政治任務。黃維堅決推辭仍然無效,最後聲明寫不出夠水平的發言稿,如有稿子可代為上台念一念。此事通過媒體報道傳了出去,政協很快收到匿名投訴:黃維是頑固的戰爭罪犯,且在淮海戰役中敗於鄧小平手下,他有什麼資格「批鄧」。黃維獲悉此事後說:「這件事使我內疚,本不想為而又不得不為,如果許我檢討,我可登報聲明。」直到「四人幫」被粉碎后,黃維才有機會一吐心中鬱悶:「壞了我黃維的名聲事小,壞了共產黨的名聲事大,『四人幫』做了共產黨的敵人做不到的事!」

    1989年初,台灣方面邀請父親去訪問,他便列出要探訪的黃埔同學及好友名單。同時,他還要準備祭掃蔣介石、何應欽、陳誠、顧祝同、周至柔、蔣經國等人的墓。另外,他還要面謁師母宋美齡以及陳誠的夫人譚祥。

  從台灣開放探親以來,父親致力於溝通兩岸聯繫。他與老同學、老戰友有了越來越多的來往。他曾多次對故舊談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還清明,一定要為和平統一祖國的神聖事業獻出綿薄之力。如不能達到此目的,我會引為終身遺憾的。」

  父親向家人提及,台灣方面許諾補發他27年的薪水。「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但是我去台灣是為了兩岸的和解,是為了會見故舊,為了和平統一獻出綿薄之力。」他說:「蔣某人對我有知遇之恩,陳誠對我恩重如山,共產黨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會去的。」

  父親為去台灣準備了有大半年。

  1989年1月,黃維從香港回來,此前他已經去過幾次香港,會老朋友,參加交流活動。他從心裡盼望兩岸和解,忘記了自己年老體衰,風塵僕僕三次到香港與故舊會面,為兩岸關係和解工作,為和平統一奔走呼喊。

  父親的病與勞累有關係。剛從香港回來,又要搬家,雖然是搬到路對面,但是收拾起來也很費氣力。當時正要開兩會,他一直很認真的準備參會提案。那天,父親去兩會現場報道之後感到身體不適,就去看病,到協和醫院后就被留下來強制住院了。

  清晨,我突然接到全國政協打來的電話,說父親去世了,我連忙趕到協和醫院。

  這一天是1989年3月20日,父親85歲。

  父親的去世就是心臟病突發。這兩三年來,他太勞累、太辛苦了,他抓緊時間做著他覺得該做的事情。

  兩岸都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告別儀式。

  珍重感情,實事求是

  父親說:「我這個人思想轉變比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實,沒有事實擺在我面前,我是不會輕易認輸的。」

  在我的記憶中最深刻的場景是:爸爸總趴在桌子上看啊、寫啊、划啊,而我總幫他抄寫,因為他歲數大了,寫字手會抖,他寫完了就讓我抄下來,然後交上去。爸爸做什麼事都那麼認真執著。

  在家人眼裡,黃維不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父親很重感情的,母親去世后,父親大病了一場,沒辦法去參加遺體告別。」女婿回憶說:「我去拿他給母親寫的輓聯,他寫得是『若曙難妻,黃維敬輓』,我怕別人誤會『難』字,建議父親改,父親落淚了。」

  在改造後期,父親與戰犯管理所的領導感情也很深。提及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時曾說:「金所長是紅小鬼出身,卻把青春浪費在我們這些沒有意義的人身上。」

  我還聽到一個讓人唏噓不已的故事。1984年9月,全國政協常委黃維收到了一封從貴州寄來的信件,寫信人周廷烈,自稱是黃維的部下,後來加入了飛虎隊。他是國軍的一名飛行員,解放后他沒有去台灣,而是留在了貴州。連年的政治運動和國民黨反動派身份,讓他迫不得已裝啞巴,已經不說話27年,他聽說父親特赦釋放,也熟知父親的剛直為人,他抱著試一試的態度,給父親寫了一封信。黃維對周廷烈的來信非常的重視,立即寫信給當時的中央統戰部長楊靜仁:「周廷烈原系國民黨第五十四軍十四師四十二團一營一連見習軍官,他所述在五十四軍服役和被送美國受飛行員訓練,尚符合歷史事實……周一直在美軍十四航空隊陳納德所部服役,歷經對日、德作戰,著有功勛,立功是可信的。對像周這樣一個傳奇式的倖存者所處的情況應有所關懷,建議對周廷烈應按照政策給予安排生活出路,並儘可能安排為所在縣政協委員,以示黨和政府不遺忘對敵空戰中作戰的領航員曾做出過的貢獻,實事求是解決。」

  198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給貴州省委統戰部發了文,稱「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參加者和倖存者。」1986年,74歲的周廷烈當上貴州省平塘縣政協委員,一年後,他又被任命為貴州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1987年5月7日,周廷烈享受國家幹部18級的優遇。這個「妻子自盡,本人勞改,裝成啞巴27年,子女流落他鄉」的老人在黃維的鼎力直言下,才不至於晚景凄涼。

  那時候,來找爸爸落實政策的國民黨老兵很多,我一天到晚給開門。幸虧那時候社會治安好,沒出過問題。他為這些在大陸的國民黨老兵實事求是反映情況,認真給予證明,要求解決生活問題,我總給他們抄抄寫寫,不知抄寫了多少回。比如有的起義人員被說成了俘虜,吃飯都成問題。

  父親很愛士兵,抗戰期間任第54軍軍長,他讓士兵種菜、養豬。他還曾因為愛兵而被以吃空餉的名義遭到排擠。1941年,黃維在防區內組織官兵墾荒種菜,養雞養豬,並要求部隊幫助農民興修水利和道路,定期進行助耕助收,從而使官兵伙食大為改善。同樣是54軍軍長期間,54軍所屬的第9集團軍司令關麟征指控他「吃空餉」,而要罷免黃維。父親發現軍糧供應的質量太差,不是發了霉就是摻了砂石,父親『吃空餉』也是確有其事,他給士兵增加口糧,完全是出於愛兵的考慮吧。隨後,黃維被調離,他從昆明偕妻子兒女回到故鄉江西貴溪,而54軍將士一時嘩然,據說士兵將機槍擺在軍部門口,繼任軍長不敢上任。

  父親念念不忘的是淞滬會戰的羅店戰場。1979年12月,全國政協組團到上海、蘇州等地考察,黃維是團里唯一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途經上海第二天,黃維提出一個要求:「我要去羅店看一看,在視察團休息的那一天,給我派輛車,有一個領路人,我一個人單獨過去。我在那裡負傷流血,我忘不掉那些長眠在上海郊區戰場上的官兵,常常做夢重現那些壯烈的場景。我不贊同抗戰是共產黨一家領導取得勝利的說法,共產黨堅持抗戰流血流汗是事實,但是國民黨軍隊也是英勇抗日的。」

  在羅店,黃維轉了又轉。甫時,黃維中斷在德國為期一年的軍事學習計劃,在淞滬會戰爆發時被應召緊急回國,赴任第十八軍第67師師長。

  父親曾和我們聊起這一仗:「打得很苦,當時戰況慘烈,飛機轟炸、黃浦江上軍艦轟炸。大炮一轟炸下來,轟轟的,有的士兵都炸聾了,指揮都聽不見。挖戰壕時,上海那個地方,挖半人深就有地下水。戰壕里灌滿了水,戰士和軍官都站在水裡,水裡有螞蝗,螞蝗爬到腿上往肉里鑽、吸血。」儘管戰況惡劣,但是父親親臨前線。父親不僅在前沿陣地查看地形,還在戰鬥間隙教士兵正確的射擊姿勢。因為有一些士兵一抬頭就中槍了,傷亡太大」。

  1938年,父親已是十八軍軍長,中將軍銜,他在皖南厲兵秣馬,痛擊日寇,取得諸多戰績。武漢會戰中,多戰多捷。父親在前沿陣地查看地形,險些被炸,參謀把他摁倒,參謀受了傷。

  1940年,日本人大舉進攻浙贛路,老家江西貴溪遭到了嚴重破壞,老百姓都跑到山裡去了。日本人知道這裡有抗戰將領,是一個有敵意的地方,對家鄉進行了瘋狂的燒殺報復行動。2010年,我第一次回祖籍,發現祖屋在戰爭中燒毀,「家鄉人想給父親建故居,但是什麼都沒了」。

  晚年的黃維有一個願望,希望「國軍」抗戰能夠被承認。黃維說:「抗戰不分國共」,不能否認國軍的抗戰。

  同樣,黃維的朋友也「不分國共」,他不迴避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者方誌敏的友誼。1977年10月,參加完國慶28周年觀禮后,我陪父親南下參觀考察。在參觀南昌革命烈士紀念館時,有個烈士名冊,在玻璃櫃里鎖著,他看第一頁有他同學,就要求管理員打開拿出來看,他翻了幾下有好幾個都是他的同學,還有他的老師。其中就有方誌敏。

  黃維說:「我要去參拜方誌敏烈士墓。」那天,在方誌敏墓前,黃維佇立在墓碑前良久。

  父親極其敬仰北伐名將嚴重,說嚴重光明磊落,是品德很高的一個人。嚴重所在的21師是模範師,官兵們對他非常敬仰。父親講過好多個故事,在他眼裡,嚴重就是一個聖人。

  即便經過27年的改造,父親也沒有對蔣介石進行過大批判,他的評價只有一句:「這個人是個英雄,但他的那一套過時了,所以失敗了。」

  黃維就是這樣一個人——「為人耿直,珍重感情,個性剛強,生活儉樸,為人稱道」,全國政協評價黃維生平時說。

  黃埔後代 黃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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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1 個評論)

回復 東方朔風 2023-3-3 23:53
"媽媽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圖書館的工作。"  -- 真是幼稚得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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