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有學者說蔣介石在抗日初期是絞盡腦汁、擔驚受怕,焦頭爛額,是這樣嗎

作者:bobzhou  於 2022-7-10 21:4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七七事變后,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一寸山河一寸血」,號召全民抗戰。



蔣介石作為一國統帥,在當時條件下絞盡腦汁、擔驚受怕,以至焦頭爛額的決策經歷和過程,也許比他最終選擇了什麼,還更值得研究歷史者給予關注。

這是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從蔣介石的日記和已記錄的蔣介石的言論,看看蔣介石當時的決策經歷和過程。


一、如意算盤:以進為退,局部解決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蔣介石於次日得到確報。對日本此次侵略行動的準確判斷,成為蔣決定和戰的關鍵之點。但是,經歷過1935年那場心驚肉跳的華北事變之後,平津地區發生過太多大大小小類似的衝突,蔣已多少有些見慣不怪,故一時間亦未感到特別緊張。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推測道:「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時,逼我屈服乎?抑將與宋哲元之為難乎?迫使華北獨立乎?」在蔣看來,此一事變最為嚴重的後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機割占華北,或以武力促成華北特殊國的建立。基於1936年蔣自己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對「最後關頭」一說所做的解釋 蔣介石1936年7月10日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就「最後關頭」這一表述所做的解釋為:「從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之犧牲。所謂我們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斷不能容忍華北走上偽滿洲國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開始考慮要不要應戰的問題。問題是,「我之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注意到蔣信心滿滿地估計:日方此時「實無與我開戰之利也」,可推知蔣對應戰可能導致大戰的危險並無深切的認識。


日本這時駐屯華北的軍隊,僅為混成第四旅團6000人,而駐守冀察平津地區的宋哲元第二十九軍,連同地方保安部隊,總兵力約10萬。這正是蔣估計日本當不至有計劃藉機對華開戰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因為長期以來對導致中央軍勢力退出河北平津地區的何梅協定感到不滿,蔣也正想利用這一機會使中央軍重回河北地區。因此,既是為表明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也是為中央軍重回河北製造理由,蔣在事變發生后,幾乎馬上就下令孫連仲、龐炳勛、高桂滋及中央軍李仙洲的第二十一、關麟征的第二十五等6個師的部隊動員並北上。

7月10、11兩日,蔣介石接連得到消息稱,日本關東軍態度強硬,並已增兵關內;日本天皇亦從外地趕回東京,日本內閣也有增兵華北計劃。對此,蔣仍不予置信。他相信,日本此次挑釁的目的在華北,而不在整個中國,增兵僅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蔣介石依舊堅持強硬態度,非進兵河北不可。當有傳言說宋哲元意欲妥協時,蔣當即電告宋稱:「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其目的,則在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決無已時。中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以保持為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 而得知宋哲元有意阻止中央軍入冀,蔣更是怒不可遏,大發脾氣。

為宣示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立場,蔣介石在事變后不久即要求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書。然而,和蔣介石的估計不同,外交部,乃至軍政各部的態度卻相當謹慎。他們研究甚久,均覺難以著筆。他們報告給蔣的理由是:「中央並非申明宣戰,仍須說明和平願望,而地方政府已與對方簽訂和平條件,中央尚不知底蘊,仍在調兵遣將,準備抗戰。是中央與地方太不連繫,故發表宣言,甚難措辭。」

蔣介石此時考慮問題的重點,仍不在和戰,而在乘此機會能使中國重新立於更主動的地位。因此,他對宋哲元的態度尤為不滿。但對於實際上處於割據地位,又有日本人參與其間的這種地方實力派人物,蔣除反覆去電勸阻其不要妥協外,也別無他法。因此,以中央政府的姿態表明立場,自居掌控一切之地位,在蔣看來十分重要。

7月16日,蔣介石召集專門會議,討論發表宣言的問題。對此宣言可能的利弊影響,蔣的估計是:倭寇一貫使用不戰而屈之伎倆,觀盧案發動已10日彼仍徘徊威脅,未敢正式開戰,可知其無意激戰。且即使倭寇準備大戰,「則其權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動倭王,或可轉危為安,是較平時權在下級與前哨者當易為力乎?」故他斷定:我表決心之宣言發表「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換言之,蔣介石的這篇談話稿,實際上並不是用來對自己人講的,倒是主要用來說給世人,尤其是說給日本人聽的。要讓日本人明白,真打起來,中國人是會拚命的,對日本不會有任何好處。

據此,蔣介石在7月17日擬定的廬山談話稿中聲稱:基於東北四省的經驗和塘沽協定后的教訓,我們已退無可退。「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但是,「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

廬山談話稿擬定后,各方意見紛紜。國民黨內以及國內各民眾團體態度激昂,紛紛主戰。軍政部與外交部會商結果,則一致表示慎重,強調絕交宣戰於中國不利。駐日武官則數電錶示,日本近衛首相決「謀和平」,並派有密使來華,請求切勿使事件擴大,演成大戰。正在英國爭取借款的財政部長孔祥熙也徑直電告蔣介石稱:「中日事件,如非確有相當把握,似宜從長考慮。以國際情形論,難望任何國家切實助我,在美與儒堂兄費盡唇舌,僅得美國口惠;英國態度則仍欲於不可能中求得調解人;俄則似不願單獨冒險出發,可知應付日本仍須以自身能力為標準也。」軍事中樞之眾多將領更反覆申言戰爭準備不及,稱:「現在我準備未周,開戰難操勝算,必在此最困苦關頭,能忍耐渡過。若日方真如其宣傳,確不欲事態擴大,則我似應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協,最好由中央給予宋明軒(指宋哲元——引者)以妥協標準,使其便於商談。」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駐華大使及武官也先後發出警告,要求中方撤回增援部隊。為此,就連蔣最為倚重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也力主「應謀和平」,並慫恿各部長從旁向蔣進言。軍令部長徐永昌在蔣從廬山回到南京當日即面告蔣稱:「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大戰一開,無論有無第三國加入,好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其後日本工業國容易恢復,我則反是,實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險……德國以強以戰而遭列強之壓迫,以忍以不戰而得今日之復興,是皆在吾人之努力如何耳。」

對於方方面面的意見,蔣介石自然不能不予考慮。但這時平津日軍雖然時有動作,卻因增援未到,尚未展開大規模進攻。因日軍始終不敢大舉侵略,因此蔣更信日本準備未足,非及時顯示強硬態度,以影響日本當局和戰心理不可。故蔣仍舊力排眾議,決定以「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為題,公開發表廬山談話稿。其拋出談話稿的頭天晚上還信心十足地在日記里寫道:「人人以為可危阻,不欲發,我則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

當然,蔣介石這時對盧案只想局部解決,並不想引發大戰。因此,他深知言論行動的拿捏分寸非常關鍵。而他對發布此一強硬談話的後果卻毫無把握,內心裡自然不免惴惴不安。談話見報當天,蔣即在日記中頗為緊張地猜測:「余宣布應戰談話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敦書?或進一步強逼?當視今明兩日之態度如何。」次日早晨,因無異常消息,蔣心情即稍舒緩,又在日記中半猜測半自得地寫道:「倭寇之虛實與和戰真相,可於今日表現。如今日尚無最後通牒或堅強動作,則我國以精神戰勝者,可得十之八。」

7月20日,蔣介石廬山談話公開發表,國人反響強烈。而日方卻照樣增兵不已,毫無妥協跡象。一連幾天下來,蔣反而沉不住氣了。

22日晚,南京方面了解到,宋哲元、秦德純還在11日即已與日方達成過一個停戰協定,即規定第二十九軍向日軍道歉,處分責任者;中方撤退盧溝橋周圍駐軍,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中方並保證取締藍衣社及一切抗日團體。23日一早,蔣就專門召集會議,出示宋哲元昨日發來之停戰協定三條,請與會者討論。會議最後決定通知宋哲元:「所擬三條,倘兄已簽字,中央尚可同意,與兄共負其責,惟原文內容甚空,第二條之不駐軍(宛平縣城、龍王廟),宜聲明為臨時辦法,或至某時間為止,並不可限定兵數。第三條之徹底取締(抗日)團體必以由我自動處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為限。」「至此事件之真正結束,自應以彼方撤退陽(7)日後所增援部隊為重要關鍵。務希特別注意。」

就在幾天前,蔣介石還反覆去電宋哲元,嚴令宋不得擅自妥協,強調「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兩三天前他還不顧軍事將領的種種質疑,公開發表強硬聲明,這時卻突然贊同示弱,這更加顯示蔣的強硬實在只是一種唬人的手段。

顯而易見,蔣這時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嚴重困境之中。基於前車之鑒,蔣相信,妥協必定會帶來比幾年前塘沽協定及何梅協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擾。但強硬,中國又尚未做好戰爭準備。蔣所以冒險硬一下,其想法很簡單,那就是與其妥協退讓更不得安寧,不如乾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樣準備不足的日方做出讓步。讓蔣意想不到的是,日本雖無全面開戰的計劃和準備,卻還是很快集中起10個陸軍師團大舉增兵中國華北,大有強行奪取華北數省之勢。注意到大戰危險臨近,蔣介石到底還是不能不向後退縮了。他雖然明知宋哲元這個過了十幾天的妥協條件未必還有什麼效力,卻像面臨沒頂之災的落水者那樣,還是幻想這根稻草可能將平津危局緩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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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甚至還為自己的這一後退設想了一番堂而皇之的道理,即「民國廿四年七月,中央軍由北平撤退時,人皆憂惶,一若第二偽滿即在華北出現,或華北獨立,必無可免者。誰知今日中央軍仍有回駐河北之一日,此相隔兩年時間耳,若再加我兩年時間,豈不能恢復當年之原狀。若有十年時間,不惟東北全復,而台灣、朝鮮亦必恢復甲午以前之舊觀,收回台灣,扶助朝鮮獨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

蔣之轉向妥協,很大程度上是基於23日以來平津「倭寇求戰更急,形勢險惡甚矣」的觀察。因據駐日總領事報告,日本除留本土5個師團和留朝鮮1個師團外,其他本土7個師團和在滿洲的3個師團,均向華北出動。一旦如此龐大的兵力齊集河北平津,戰爭勢難避免。再加上平津日軍此時行動規模明顯擴大,故24日午後蔣緊急召見徐永昌,告以「日人已大舉侵華,預料一星期內必有大問題來尋。吾人準備務於一星期內完成云云」。蔣「並手令若干條」,令徐當即辦理。此一情況說明,蔣這時對和平解決盧案的前途已基本絕望。因此,他電告孔祥熙稱:「情勢日急,戰不能免」,「中央決心抗戰,再無迴旋餘地矣」。故「如英法借款一時不易成,就請兄即飛回國」。



果然,26日以後,平津形勢急劇惡化,增援到位的日軍開始了大舉進攻。一連幾天,壞消息接踵而至,蔣介石焦心如焚。29日,得知二十九軍被迫撤出北平,天津亦在日機轟炸下行將失守,蔣不禁大呼「可悲孰甚!」並因此痛下決心,重定戰鬥序列,準備聲明武裝自衛,同時亦開始改變對共產黨蘇聯的高度戒備心理,緊急部署聯俄外交。用蔣自己的話來說,這叫「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這一著真能夠對日本有所牽制,也就達成目的了。

二、突發奇想:借力消力,以戰促和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繼淪陷,舉國震動。蔣介石迅速分別召見各地重要將領,如閻錫山、韓復榘、白崇禧等商談抗戰事宜。蔣介石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 我之弱點固多,如組織不健全,準備未完全等,以此而作戰,危險實大。「然而,為我民族之人格計,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轉危為安,因禍而得福也。」

8月7日,蔣召集國防聯席會議,公開鼓動稱:「這回中日戰爭,實在是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這回戰爭能勝利,國家民族就可以復興起來,可以轉危為安,否則必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中。」「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划個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佔之行為,這我敢做。」但是,「要知道日本是沒有信義的,他就是要中國的國際地位掃地,以達到他為所欲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為局部的解決,就可以永久平安無事,是絕不可能,絕對做不到的。」「有許多學者說,你不能將幾百千年的民族結晶,犧牲於一旦,以為此事我們不可以打戰,難打勝戰……我對這般學者說,革命的戰爭,是侵略者失敗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質與軍隊,精神上他們都沒有看到。」與會者一致贊同抗戰,同意:「在未正式宣戰以前,與彼交涉仍不輕棄和平」;一旦戰爭打響,「今後軍事、外交上各方之態度,均聽從中央之指揮與處置。」

蔣介石這時所稱許多學者反對戰爭,指的就是胡適與陶希聖密呈條陳一事。據楊天石先生考證,8月5日,北京大學教授陶希聖專函蔣之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佈雷,提出政府絕不應「輕啟大戰」,而應不惜一切「做最後之外交努力」,為此應下決心「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並保持冀察之領土行政完整」。所謂「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東北三省。他們建議:一定條件下,如熱河全省歸還中國,東三省自治獨立,人民得以自由選擇國籍等條件下,「可以承認東三省脫離中華民國,成為滿洲國。」以此為交換,日本應承諾完全撤退其駐屯在中國其他地區,包括冀、察、平、津、濟南、青島、上海、漢口、福建等處的軍隊及特務機關,並自動放棄其駐兵權、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雙方並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顯然,深知日本野心的蔣介石,對胡適等人的上述意見很不以為然。對於蔣心高氣傲的這種個性,熟悉其心理的中方代表於國防聯席會議次日,即直率地告訴日本駐華大使川樾稱:蔣公並非無意妥協,「蔣公兩度談話(要點),實只在不喪失領土主權一語,故苟有為蔣公可以接受之條件,中國定願交涉也。」但如果日本不能尊重中國的領土主權,那麼,依「蔣公性格……是不屈的」。要知道,「蔣一向以東洋武人典型自命,成敗在所不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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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蔣介石以軍事委員長名義發表了《告抗戰全體將士書》,為全體官兵打氣,要求全軍「要有犧牲到底的決心」,「努力殺賊,有進無退,來驅除萬惡的倭寇,復興我們的民族!」 兩天後,軍事委員會進一步批准了《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組織大綱》。1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五十一次會議決定設置「國防最高會議」,規定以該會議為全國國防最高決策機關,以蔣介石為主席。不難看出,蔣介石已經在著手做應對華北戰爭全面爆發的準備了。

根據7日召開的國防聯席會議中何應欽部長及劉光副主任所報告的軍事部署可知,這時國民政府仍舊把軍事重心放在華北方向。經蔣核准,全國第一線約100個師,預備軍80個師,「使用於河北者共約五十個師,正源源向滄州、保定、石家莊一帶集中。」彈藥儲備亦在黃河以北囤積2/3,而在江南僅囤積1/3。其已劃分的4個戰區之兵力分別為:「一、冀魯等地——六十個師。二、晉綏察——十五個師至廿個師。三、上海、杭州、乍浦——十個師。四、福建、廣東等地——十五個師。」然而,8月9日下午,因為在上海虹橋機場發生了個別日本軍人和中國機場保安隊之間的衝突,雙方互有死傷。這一看起來並不很大的事件,卻意外地使蔣介石注意到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經歷。當時,中日兩軍在淞滬大戰,因事關列強在上海的利益,各國駐華使節共同出面干預,結果不過3個月時間,雙方各撤一步,達成了停戰妥協。蔣顯然萌發了想要再度利用上海來刺激列強各國政府神經,促其直接干預的外交設想 根據黃紹竑回憶,蔣介石這時曾明確告訴國民黨領導人稱:「在北方打仗,國際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國際注意。」。結果,對中日兩國政府來說均毫無準備的上海之戰意外地打響了。

由於華北戰火已經燃起,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數度聲言抗戰,故原本就駐有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上海地區,早已充滿了火藥味。就在兩名日本軍人被打死在虹橋機場附近的當晚,負責京滬防務的第九集團軍司令官張治中就呈報蔣介石稱,日本海軍武官已急電要求東京向上海增兵一個陸軍師團及一個艦隊。在此之前,張治中已再三提議:一旦敵方決派航空母艦及陸軍師團來滬,「可斷定敵必發動無疑時」,我應「首先發動」,以主力軍向上海輸送,以立於主動地位。鑒於此時上海只有日本海軍陸戰隊5000人,各艦上可隨時登陸的水兵3000人,蔣介石亦深知如果要在上海動手,就必須搶在日本陸軍大隊增援到來之前先發制人,以奪得先機。因此,得知日本將要向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後,蔣介石很是費了一番斟酌,但最後蔣還是於11日電話密告張治中:「中央決心圍攻上海」,命張率所部八十七、八十八師立即進佔吳淞及大場、江灣、真茹、閘北一帶,構成對滬日軍的圍攻線,同時令駐蚌埠的五十六師和嘉興炮二旅開一團分別趕往蘇州,並調九十八、三十六師增援,統歸張治中指揮。

12日黃昏時分,張治中所率各部基本到位。為保持進攻的突然性,蔣下令「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為要」。同時密調駐漢口之八十九師和駐嘉興的五十七師一旅,並駐宜興之炮兵一營,分別續向上海集中,歸張治中指揮。根據新的部署方案,張治中擔任上海右翼(滬西)防務,第八集團軍司令張發奎所部擔任上海左翼(滬東)防務。

由相關電報可知,史稱所謂八一三事變當日,中日雙方多次發生交火事件,但尚未發生激烈衝突。當晚,蔣命令張治中14日拂曉對被圍日軍發起攻擊,同時命令空軍出動轟炸,命令海軍協助封鎖江陰。這一天午後,張治中才根據與蔣介石、何應欽商定的作戰計劃,正式通報說:本軍「決於本日午後五時,對敵開始攻擊」。值得注意的是,14日中國空軍轟炸時雖有兩彈誤落於英法租界內,「各國責難備至,且有干涉我滬戰之勢」,但蔣介石對此不僅無動於衷,而且頗有慶幸之情。其在日記中不無興奮地寫道:「惟望神聖佑我中華,使我滬戰能急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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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抗戰剛一打響,蔣介石就以國民政府名義於14日當晚正式發布了《自衛抗戰聲明書》,宣布中方決心要在上海方向實施作戰。聲明詳盡解釋了中方無法依照1932年上海停戰協定規定迴避與日軍接觸之種種不得已,並稱:「當此華北戰禍蔓延猖獗之際,中國政府以上海為東方重要都會,中、外商業及其他各種利益深當顧及,屢命上海市當局及保安隊加意維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發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軍官兵竟圖侵入我虹橋軍用飛機場,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發生事故,死中國保安隊守衛機場之衛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迨至昨(十三)日以來,日軍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區猛烈進攻。此等行動,與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向河北運輸大批軍隊,均為日本實施其傳統的侵略政策整個之計劃,實顯而易見者也……中國今日鄭重聲明,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為日本破壞無餘……吾人此次非僅為中國,實為世界而奮鬥;非僅為領土與主權,實為公法與正義而奮鬥。」

上海戰事最初因中國軍隊兵力上佔據優勢,一度進展順利。儘管蔣介石對日本政府17日宣布放棄此前所定對盧案「不擴大方針」,進而對張治中不能迅速圍殲數千日軍,奪取實地頗為不滿,但當得知英、美、法三國政府已提出將上海作為中立區,中日雙方軍隊撤出上海的建議后,仍不免深感慶幸。他當即命令張治中暫停進攻。他樂觀地估計:「敵或有退卻可能」,並認定「倭軍恐慌萬分,其國內陸海軍意見紛歧,政府內部不能一致,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勢」。考慮「英國提議調解,可運用之,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乎?」

然而,8月21日晚,蔣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經拒絕英國調停。這一消息傳來,又讓蔣極為沮喪,「憂心倍增」,他不得不馬上找到蘇聯駐華大使,通知對方中方決定在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問題上做出讓步,同意立即簽約,以換取蘇聯對華提供軍事援助物資 蔣介石此前一直在要不要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問題上猶猶豫豫,擔心英美不滿中蘇接近而改變對中國的同情態度。

很顯然,蔣介石並不希望擴大戰爭,甚至也不希望讓蘇聯在中日戰爭中起太過重要的作用。可惜形勢發展已容不得他再存有任何幻想了,他甚至已經不能不暗中求諸上帝了。其在日記中自解道:「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中上帝自有主宰,吾何憂何懼?」幾天後,得知英國大使被日機射成重傷,蔣又馬上生出些許希望來,暗中歡喜,稱:「此事必於我無損,於倭不利或於全部戰局有關」。可是,以英國多年來在亞洲地位之下降和日本對英之不以為然,蔣到底不敢寄太多希望,因「未知英國取何種態度耳」。他唯一能夠堅信者僅僅是:「上帝必不負真誠之人也。」

蔣介石是信教之人,祈禱上帝自是情理中事。但祈禱歸祈禱,當蔣發現日軍增援部隊大批抵達,而中方防線相繼發生動搖之際,到底還是不能不幹脆直截了當地向各國政府發出呼籲了。8月30日,中國與蘇聯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因為顧慮此一條約可能在英美政府面前造成負面影響,蔣主動約見了英國記者,解釋此一條約不含任何政治意味。而且,蔣介石再度強調了中國政府對英美作用的高度重視。他為此指出:「國際間對於現時中日兩國不宣而戰之戰爭,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僅對中國不利,而且對國際都有損害。故「此種國際干涉,非完全為中國,實為謀國際整個之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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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格使然:「與其坐待而亡,何如死中逃生」


進入1937年8月下旬,日本增援部隊陸續抵滬,並於23、24日大舉在瀏河、川沙口、張華浜等處登陸,上海戰場的形勢迅速開始發生逆轉。檢閱戰報時,蔣介石常常怒火中燒,對負責第三戰區的陳誠和第九集團軍的張治中,頗多斥責和痛罵。其忽而痛斥「張治中指揮無能」,忽而指責何應欽用人不當,忽而大罵空軍主將「愚劣怯懦」,且常常發起脾氣來「責罵(下屬)不留餘地」。

隨著淞滬抗戰漸入危局,國民黨內主和的聲音再度高漲起來,但蔣倔犟依然,絲毫不為所動。向以軍人為自傲的蔣介石,絕不願做城下之盟,任人宰割,故再三強調:時至今日,「除犧牲到底外,再無其他出路」,中國「只有抗戰到底之一法」。他尖銳批評「主和之見乃書生誤國之見」,並聲稱對此種言論「應竭力制止之」。

妥協既不可能,軍事上又無勝算,蔣介石這時自然更加看重外交干預的可能性了。雖然各國無意介入中日戰爭,蔣還是在暗中設想派宋美齡赴蘇,派胡適赴美,派蔣百里赴德、意,採取主動,或可促進各國政府出面干預。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國軍隊在上海的陣地已數處被日軍突破,弄得蔣一日數驚,遑遑不能終日。其雖一再為自己打氣稱:「上海之得失,不關最後之成敗」,但他已經不能不開始考慮張發奎等將領的提議了。此前,張發奎主張,滬戰應採取持久消耗的戰略,而蔣則力主:「國軍如能在上海多保衛一二個月,將可引起國際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應不惜犧牲,儘力固守上海。」 餘子道前引文。這時,蔣介石也開始在暗自思忖:「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以為長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羅店守軍在日軍反覆進攻下發生潰退,蔣介石終於決心部署撤退了。雖然他注意到部隊仍有一定戰鬥力,相信「滬戰尚可相持」,但他已經意識到繼續堅持上海抗戰並不能造成國際干預和日本讓步的局面了。27日,蔣介石開始研究如何轉換戰略方向的問題:是「引其在南方戰場為主戰場」呢,還是集中主力「擊其一點」好呢?或是利用平型關戰役的勝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動出擊,使敵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現在就採取「持久」戰略好呢?思來想去,蔣並未能提出十分明確的軍事戰略。當然,蔣始終不能忘懷他發動淞滬抗戰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覆考慮是否應將大戰的戰場從華北轉向黃河以南地區,即我「外交重點在英俄,如何運用之?引敵深入黃河以南,使英俄著急,不得不參加遠東戰爭,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變以來種種戰略策略均告失敗的蔣介石,暗自反省了對日關係及政略問題。其檢討確信,對日戰略策略之無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華野心之不可遏制。蔣介石寫道:「甲、如我與倭妥協,無論至何程度,彼少壯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進尺,漫無止境,一有機會,彼必不顧信義,繼續侵略而不止矣。乙、即使與倭解決東北問題,甚至承認彼所要求者,彼亦必繼續侵華,毫無保障,一時之妥協,不惟不會奏效,徒自壞人格、自破國格而已。丙、倭之望我與彼妥協者,其惟一目的,乃在破壞余之人格,使中國無領導中心也。丁、此次抗戰,無論結果如何,如不抗戰而與倭妥協,則國亂形勢決非想像所能及也。戊、倭寇因志在與俄作戰,但非先擊敗我革命軍,確實掌握中國后,則不敢對俄開戰,故我雖欲與倭謀妥協以待機,決不可能。己、總之,倭寇一得國際動搖機會,必先向我進攻,此為無可挽回之事,亦不能用任何策略可轉移者也。庚、此次抗戰乃實逼處此,無可倖免者也!與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逃生,保全我國格,以留待後人會繼起而復興!況國際形勢非由我自身犧牲不能喚醒其同情而來干涉耶!」

10月26日,戰略要點大場鎮被日軍攻佔,中國軍隊中央作戰部隊的側背暴露於日軍攻擊之下,導致中方全線動搖。蔣介石此時已心灰意冷,僅自勉道:「大場失陷矣,盡人事,聽天命,勿慌急!」「滬戰本未列入整個抗戰計劃之內,且一時與局地之得失,無關全局之勝敗」。且自定此後之和戰原則道:「國際調解則可,單獨交涉則不可」;「抵抗到底,決無妥協餘地」。既然全面戰爭已不可避免,蔣不能不暗自鼓勵自己稱:「有我在世,中國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實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懼乎?」

時至於此,整個上海抗戰已告失利。蔣介石再無辦法推動各國干涉和阻止日本進攻了。面對本不欲發生卻已無法迴避的長期抗戰前景,蔣亦不能不憂心忡忡。他顯然能夠看到,對日戰爭一旦持久並全局化,勢必會造成一系列嚴重局面:「甲、各省軍閥割據,國內分崩離析;乙、共黨乘機搗亂,奪取民眾與政權;丙、散兵游勇到處搶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厭戰,民心背棄;戊、政客反動,偽政權紛起;己、各國與倭妥協,瓜分中國;庚、倭俄以中華為戰場,陷於西班牙水深火熱地位;辛、財政竭蹶,經濟枯槁,社會紛亂。」顯然,上述情形一旦數種並現,都勢必會根本動搖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地位。正是這些危險的存在,使得蔣介石在隨後的抗戰時代,始終不能完全放棄對國際調停乃至對日人「覺悟」的種種幻想。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蔣介石就有心對日妥協屈服。上海撤兵,南京動搖,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之後,一時間國民黨內求和之聲蜂起,蔣卻態度依舊,毫不動搖。除軍事上全力部署持久作戰外,他同時憤然怒斥求和者曰:「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而高級將領亦有喪膽落魄而望和者,嗚呼!若輩竟無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戰之為何也?」且「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

隨後緊接著發生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一事,最能表現此點。

對1937年11月5日開始的陶德曼調停事,蔣最初亦存有幻想。在12月2日的軍事長官會議上蔣明確表示:(1)德國調停不應拒絕;(2)但華北政權必須保存。依據這一原則,蔣當天與陶德曼進行了會談。然而,日本政府對此斷然拒絕,反而於21日通過陶德曼轉達了四項談判條件:「一、中國政府應拋棄親共抗日反滿政策,而與日滿共同合作,實行防共政策。二、在必要地區劃非軍事區和特殊政權。三、中、日、滿締結在經濟上密切合作的協定。四、中國償付日本所要求的賠款。」 據蔣日記稱,日本方面還「另附二件:甲、談判進行時不停戰。乙、須由蔣委員長派員到其指定地點直接交涉云云。」蔣介石26日從孔祥熙那裡得到日方此等條件后,反而再無幻想,「為之心安」了。蔣在日記中稱:「其條件與方式之苛刻至此,則我國無從考慮,可置之不理。而我內部亦不致糾紛矣!」

對於蔣介石的這一態度,國民黨內高層相當一部分人卻頗不以為然。12月27日,當蔣介石在最高國防會議上說明了日方條件之後,不少與會者力主應繼續接觸談判。蔣表示不可,國民黨元老級人物于右任等乃嘲笑蔣多優柔而少明斷。蔣當即聲言:「今日除投降外無和平,舍抗戰外無生存。」在蔣看來,「彼等實昧於大勢,不知國家利害」。

28日,蔣再召集汪精衛、孔祥熙、張群等要人開會,強硬地宣稱:「國民黨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只有為中國示自由與平等,而不能降服於敵人,訂立不堪忍受條件,以增加國家民族永遠之束縛!若果不幸全歸失敗,則革命失敗不足以為奇恥,只要我國民政府不落黑字於敵手,則敵雖侵佔,我國民隨時可以有收復主權之機會也。」29日,蔣復與于右任等國民黨元老談話,告之:「抗戰方略,不可變更!此種大難大節所關之事,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耳!」而「倭寇所提條件,等於征服與滅亡我國,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經過反覆申說,國民黨高層終於決定堅持中方原則立場,絕不在日方所提條件上討價還價了。鑒於此,日本政府被迫於1938年1月16日發表聲明稱:「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正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 七七事變后蔣在和戰問題上的抉擇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由上所述不難了解,無論在七七事變后,圍繞著和戰問題,蔣介石基於特定形勢、環境與自身訓練程度、性格特點,有過怎樣的搖擺與矛盾的心理和表現,如果把蔣置於當時國民黨領導層內來觀察,我們還是不能不承認他在政治外交上的卓識與遠見,仍勝過國民黨其他軍政領導人很多。這也是此後汪精衛等中途降日,而蔣介石卻能硬撐到底,終於看到了日本投降之日的某種原因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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