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曾國藩與劉少奇，在中國要有怎樣的為人修養

從曾國藩與劉少奇，在中國要有怎樣的為人修養

善始善終，免蹈大戾的曾國藩

    為了儘快將太平天國的起義鎮壓下去，在清朝正規軍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清廷於1861年11月任命曾國藩統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軍務，這四個省的巡撫(相當於省長)、提督(相當於省軍區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員，皆歸曾國藩節制。自從有清以來，漢族人獲得的官僚權力，最多是轄制兩三個省，因此曾國藩是有清以來漢族官僚獲得的最大權力。

    對此，曾國藩並沒有洋洋自得，也不敢過於高興。他頭腦非常清醒，時時懷著戒懼之心，居安思危，審時韜晦。

    後來，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曾國藩因為作戰有功，被封為毅勇侯，世襲罔替。這對曾國藩來說，真可謂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計的曾國藩此時並未感到春風得意，飄飄然。相反，他卻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謹慎。他在這個時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賞自己的成績和名利，而是擔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運。他想起了在中國歷史上曾有許多身居權要的重臣，因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敗名裂。

    他寫信給其弟曾國荃，囑勸其將來遇有機緣，儘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終，免蹈大戾」。曾國藩很知趣，進城后，怕功高震主，樹大招風，急辦了三件事：一是蓋貢院，當年就舉行分試，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的閑散旗兵南來駐防，併發給全餉；三是裁撤湘軍4萬人，以示自己並不是在謀取權勢。這三件事一辦，立即緩和了多方面矛盾。

    其實，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之後，清廷就準備解決曾國藩的問題。因為他擁有朝廷不能調動的那麼強大的一支軍隊，清廷是一個潛在危險。清廷的大臣們是不會放過這個問題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辦法去解決，不僅湘軍保不住，曾國藩的性命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時，曾國藩的主動請求，正中統治者們的下懷，於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軍。由於這個問題是曾國藩主動提出來的，因此在對待曾國藩個人時，仍然委任他為清政府的兩江總督之職。這其實也正是曾國藩自己要達到的目的。

    私底下，曾國荃有過對話對曾國藩說：「東南半壁無主，我哥豈有意乎，兩江總督是你，閩浙總督左宗棠，四川總督羅炳常，江蘇總督李鴻章，還有三個現任總督，五個現任巡撫全是湘軍之人。大哥手裡握著二十萬湘軍精兵，即可攻破京師，恢復漢家江山，成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誰啊！」

    曾國藩怎麼回答呢？他說，人共患難的時候大多是朋友，同富貴的時候往往成了敵人。左宗棠一代梟雄，做師爺時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能俯首稱臣？我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個起兵討伐的人就是左宗棠；我若一帆風順，李鴻章永遠是我的學生，如若不順，李鴻章必然反戈一擊。現今，湘軍已呈老態，談不上什麼精銳！一番話，說得曾國荃啞口無言。

    其實，曾國藩是深知為官之道的。他早有「急流勇退」之心。曾國藩常懷「臨深履薄之懼」，自削兵權、自去利權、斬殺羽翼，以釋清廷之疑，終於換回信任。也換得了曾家後代的平安。

專門寫修養的劉少奇有修養嗎

    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修改黨章報告中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一躍而為中央第二號人物。

    全國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局面下，劉少奇卻開始與毛澤東爭權奪利。

    1959年4月27日，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時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

    自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后，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在具體的工作中，在對待具體問題的看法和處理上，兩人的觀點慢慢地不一致了。

    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1970年訪問中國，與毛澤東長談之後，寫了一本《漫長的革命》的書。書中說：「1962年以前，劉少奇個人沒有公開反對過毛。但是……1962年，在黨的會議上，毛的三面紅旗，受到劉的批評。」

    毛澤東動員各級領導幹部下放指導「四清」運動，效果並不明顯，而劉少奇一指示卻有許多人「跟著動」，毛澤東對此是很有想法的。

    1964年11月底，一次聽取工作彙報時，毛澤東就曾氣沖沖地指著劉少奇說：「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劉少奇回答說：「我搞不來。」

    毛澤東又說：「還是你挂帥，小平做秘書長。」

    毛澤東的話說得很重，也很難聽，既將了劉少奇，又敲了鄧小平，可見毛澤東與劉、鄧已有了較深的隔閡。

    正是毛澤東退居二線之時，發生了廬山會議、三年困難這一連串的事變，他自感威信受到了減損，而且越來越感到自己被冷落、被架空。尤其是當他認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傾」、「動搖」，「是壓我的」以後，產生了對第一線尤其對劉少奇的不滿。

    1964年12月，毛澤東來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對話，使分歧公開了。這次公開衝突成了毛劉分歧的轉折點。爭論的焦點是社教運動的重點應當指向哪裡。

    毛澤東主張重點要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於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面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

    劉少奇這一次沒有附和毛的話。他主張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他說：「有三種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爛掉了的幹部。有的幹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錯誤，同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壞操縱；也有漏劃地富當了權的。」

    196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乘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帶有工作性質。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為一般工作彙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毛只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為惱火。

    會議沒開幾天，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毛澤東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會後，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么！」

    12月28日，毛澤東又來到會場。他帶來兩本書放在桌子上，一本是《黨章》，一本是《憲法》。然後發言。再次提出社教運動的性質問題。他還聯繫到1962年的「包產到戶」和「單幹風」，說：「要搞階級鬥爭，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那個資本主義」。毛澤東說：「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

    毛接著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毛澤東說：「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毛澤東終於下決定，清除劉少奇，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詩：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接著說：「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

    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劉少奇自己的悲慘下場，並且帶累全國多多少少幹部群眾。

    對比曾國藩的善始善終，免蹈大戾，劉少奇的共產黨員修養實在是可悲。

 （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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