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民粹主義將把美國帶向何方

 當今世界，「民粹主義」（populism）這政治辭彙使用頻度越來越高。英國獨立黨領導人法拉奇，美國當選總統的川普，法國「民族陣線」主席勒龐，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以及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他們似乎都呈現出相似的特點；強硬而富有煽動力，鼓吹極端的理念和政策，宣稱代表底層民眾，訴諸他們被漠視的利益和被壓抑的憤怒，發誓要根本改變腐敗或無能的建制派精英們所造就的黑暗現狀，並許諾帶給民眾一個嶄新的光明未來。

 民粹主義似乎是一個現成的概念，用來概括這些新興政治勢力的特徵。

民粹主義者需要製造一個神話，全體人民可以通過一個聲音表達心聲，而民粹主義者自己就是這個聲音，是人民獨一無二的道德的代表。

 當代美國，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義都在強化。很多人認為，當今美國政治已被民粹主義裹挾。

以「民粹主義」命名川普的政治思潮，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如何區分「民粹政治」與「民主政治」？

如果說民主的要旨是「人民意志至上」，那麼這種民主政治與「以民意為精粹」的民粹政治有何不同？

 進一步而言，為什麼「人民意志至上」的道德是可取的，而「以民意為精粹」就是有害的？ 

人們對民主的理解不盡相同。簡單來說，就民主的理論傳統而言，存在著兩種對民主的理解，一種是多元式民主，亦可被稱為自由式民主；而另一種是一元式民主，亦可被稱為不自由的民主。如果一個人對民主的理解是後者，那麼，本質上「民主」必然走向「民粹」，我們從中可以找到區分民主與民粹的鑰匙。

從制度安排來說，多元式民主注重權力制衡與分散，多數與少數、精英與大眾、中央與地方、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相互制衡並共享權力。這種理念下，其民主制度設計必然為「多數意志」設定了框架。

相對而言，一元式民主傾向於一種可被稱為「選舉霸權」式的制度安排，選舉產生行政部門，行政部門「收編」立法和司法部門，被「擰成一股繩」的權力又進一步吸納公民社會、媒體、企業與市場，最終變相的「多數民意」通過選舉的勝利得以統領整個社會。

一元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使其當選政治家往往大幅剪除整個社會的多元性，試圖將所有權力機構乃至公民社會「統一」到一種意志之下，而其勝選的事實亦使其「贏者通吃」的制度安排具有相當的道義合法性。

在美國，茶黨的興起、川普在共和黨的勝出以及桑德斯旋風，被視為美國民粹主義崛起的表現。在歐洲，無論英國退出歐盟的公投決定、法國右翼國民陣線的崛起、北歐諸國右翼政黨的抬頭，還是排外性政黨在許多「新歐洲」國家的得勢，亦或激進左翼政黨Podemos（西班牙）、Syriza（希臘）的選舉表現，都被視為歐洲民粹主義的徵兆。

 這裡就要區分民主與 威權，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閉式的精英主義和開放式的精英主義。

川普搞的是威權、平民主義和閉式的精英主義，反對的是開放式的精英主義。

當然自由式民主與威權不同，它反對封閉式的精英主義，而要求一種開放式的精英主義，政治家需要通過選舉上台、企業家需要通過創新來獲得市場、專家需要通過理性論證來獲得影響力。換言之，精英或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但是沒有人有資格壟斷精英位置。本質上，自由式民主依賴精英主義和平民主義之間的平衡，而民粹政治信奉平民主義對精英主義的壓倒性勝利。 

一個反諷的局面是，雖然民粹主義敵視精英主義，但它卻往往比自由式民主更容易走向「強人政治」甚至「獨裁政治」。可以說，民粹民主有滑向民粹專制的天然傾向。

民粹主義往往需要一種「人格化的力量」去喚起和表達。由於對「精英建制」（elite establishment）的敵視，民粹主義往往需要一個「孤膽英雄」式的人物去樹立一個「反叛」的旗幟。無論是查韋斯、普京、埃爾多安、穆加貝，或美國總統川普或桑德斯，都試圖樹立自己「孤膽英雄」的形象。

因此，民粹主義的一個特點是其政治的「個人色彩」很強，這與民主政治的「機構色彩」形成鮮明對比。民主政治是冷靜的、常規性的甚至乏味的，而民粹政治中充滿了「孤膽英雄引領民眾振臂高呼」的戲劇化場景。

那麼，民粹主義會滑向法西斯主義嗎？民粹主義不是法西斯主義，但有可能成為其溫床。法西斯主義與民粹主義都是極端主義，兩者具有相似性，但彼此的差異是明顯的，目前的極端主義者宣稱，他們並不要拋棄而是要改善民主，他們批判當代民主運轉不良，但並沒有提出另闢蹊徑的方案，而只是給出含混的許諾：要使政府更強有力、更有效率和更負責任。」

 要說批判當代民主運轉不良，看看這篇就職演講，就能夠體會其中意味；

『今天的（就職）儀式，卻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因為今天我們不只是將權力從一個政府轉移到另一個政府，或從一個政黨轉移到另一個政黨——我們正在從華盛頓轉移權力，並把它交還給你——美國人民。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首都的一個小團體獲得了執政帶來的利益，而人民卻因此承擔了（這些）成本。

華盛頓蓬勃發展——但人民沒有分享其財富。

政治家興旺發達——但工作機會卻消減，工廠遭關閉。

 企業家保護自己，但不是（保護）我們國家的公民。

 他們的勝利不是你們的勝利；他們的榮耀不是你們的榮耀；雖然他們在我們國家的首都慶祝，但在我們的土地上奮鬥的家庭卻沒有什麼可以慶祝。

 所有的變化，從這裡開始，現在（就開始），因為這一刻是你（勝利）的時刻：它屬於你。』

應該說，具有長期民主傳統的美國，民粹主義很難轉變為法西斯主義。因此就其特徵而言，對目前的極端主義者更恰當的定性是民粹主義而不是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者上台執政，民主機制的持續存在將會通過下一輪選舉將他們淘汰出局。讓國家從其錯誤中恢復，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優勢。

再看美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

事實上，儘管美國憲法開創了現代政治的第一個大規模民主實踐，美國憲法裡面根本沒有「民主」兩個字。在許多開國者看來，政治的多元性和制衡性，而非「民意」的所向披靡，才是自由的保障，而自由才是其追求的終極價值。

正因為美國的民主具有相當的精英主義成分，它的民粹主義傳統並不顯著。無論是對比法國左翼傳統，或德國右翼歷史，更不用說發展中國家的民粹政治，美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色彩相對較淡。這是認識美國民粹主義的一個基點。

 儘管民粹主義在美國歷史上影響力有限，它絕非無足輕重。事實上，民粹主義在美國歷史上不但存在，而且很多時候以積極或消極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美國政治。

 或許可以將第七任總統傑克遜當做美國民粹主義傳統的起點。選舉權在傑克遜時代顯著擴大——成年白人男子基本上在這個時代獲得了普選權，「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一詞被發明，成為「大眾民主」的代名詞。

傑克遜本人從登上美國的全國政治舞台開始，就以一個「反精英建制、代表普通民眾」的面目出現。他將自己1824年的落選歸結為當時的「精英建制」的「腐敗交易」，而他在1828年上台後，力推具有民粹色彩的主張。經濟上「反對富有銀行家」，極力推翻第二國家銀行（1836年成功關閉該銀行），並大力倡導貿易保護主義（1828年關稅法案為其表現）——此為左翼民粹主義的先聲。另一方面，他又推行種族主義政策，「1830年印第安人遷徙法案」。他任期開創的政黨分贓制度（spoils system），即勝選后將數以萬計的公職當做戰利品向其支持者分配，更是其民粹主義傾向的直接體現。

或許因為主流政黨對激進力量議程的吸收能力，或許因為不同時代的「民粹」的定義發生巨大變化，20世紀美國的民粹主義並不興盛。1990年代的「佩羅旋風」也被視為一次新的民粹主義抬頭——佩羅在1992年的總統選舉中贏得了近20%的大眾選票，是老羅斯福以來美國第三黨所獲得的最大成就，而他的政治綱領也以「反精英建制」為其標誌。

川普的政治崛起是這一政治戲劇的頂峰。他關於構建美墨邊境高牆、暫時中止穆斯林移民的政綱，加上他「刺激性」的語言風格，使其成為右翼民粹主義的代言人，而他高位的民調支持率，以及最終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這一事實，更是令許多人目瞪口呆。 

從制度上而言，美國複雜的政治制衡也不大可能一夜之間消失，這將使美國的「宿命」只能緩慢呈現。比如，選舉人團制度或許會相當程度上延遲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政治後果（比如，雖然西裔亞裔人口比例將大大增加，但如果他們不分佈在「政治搖擺州」，那麼他們對選舉的衝擊就會被大大稀釋。），而司法審查制度在很多歷史時刻成為政治激變的急剎車。如果說「一元化民主」是民粹政治的核心特徵，那麼美國要從「多元式民主」走向「一元化民主」，還有漫長的道路需要穿過。

但長期來看，美國政治的未來卻令人擔憂。固然，一種理想的情形是，美國主流政黨通過吸收部分民粹議程來推動溫和改革，以此防止重大變革。

如果說樂觀的情形是美國的歐洲化，悲觀的情形則是美國的拉美化。無數研究顯示，美國當代政治兩極化程度是二戰以來聞所未聞（無論是最高法院法官投票的不相上下程度，或兩黨在國會中的投票與「對方黨派」的距離，都顯示政治的兩極化在顯著加劇。），而兩極化——正如埃及、泰國、阿根廷等地歷史顯示——對於政治發展極為不祥。

問題在於，很難看到滋生民粹精神的土壤會在可見的未來消失。滋生左翼思潮的「權利觀念泛化」趨勢還在繼續，可能突破「平民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平衡點，形成「平民主義」對「精英主義」的壓倒性優勢，而右翼在左翼攻勢下越來越絕望憤怒，以至於「狗急跳牆」，也可能變成一種極端主義勢力。

持續的政治僵局和頻繁的街頭運動還不是最糟的情形，拉美化的最經典局面，是左翼通過其「數量優勢」不斷贏得選舉，並逐漸將分立制衡的「多元式民主」改造成贏者通吃的「一元式民主」，而右翼在選舉勝利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之後，開始訴諸政變、暴力和極端主義組織。這一情形如果出現，不但意味著美國的衰落，西方文明的存在性危機，而且意味著二戰以來大致維持了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國際體系的衰落。

制度上而言，美國複雜的政治制衡也不大可能一夜之間消失，這將使美國的「宿命」只能緩慢呈現。比如，選舉人團制度或許會相當程度上延遲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政治後果（比如，雖然西裔亞裔人口比例將大大增加，但如果他們不分佈在「政治搖擺州」，那麼他們對選舉的衝擊就會被大大稀釋。），而司法審查制度在很多歷史時刻成為政治激變的急剎車。如果說「一元化民主」是民粹政治的核心特徵，那麼美國要從「多元式民主」走向「一元化民主」，還有漫長的道路需要穿過。

但長期來看，美國政治的未來卻令人擔憂。固然，一種理想的情形是，美國主流政黨通過吸收部分民粹議程來推動溫和改革，以此防止革命或者「反革命」，正如歷史上所發生的那樣。

從代際觀念變化出發，美國未來的最樂觀情形，是通過又一場「進步主義革命」（桑德斯革命）將美國建設成一個巨大的、社會主義歐洲式的國家。但是，且不說歐洲自身也正在陷入「左右兩極化」，問題在於，當美國不再是美國，由於全球安全體系、貿易體系和創新體系的變化，歐洲還能否是歐洲？並且，當歐美的代際觀念繼續左轉，觀念的多元性迅速消失，又有什麼力量能夠防止桑德斯成為查韋斯？

如果說樂觀的情形是美國的歐洲化，悲觀的情形則是美國的拉美化。無數研究顯示，美國當代政治兩極化程度是二戰以來聞所未聞（無論是最高法院法官投票的不相上下程度，或兩黨在國會中的投票與「對方黨派」的距離，都顯示政治的兩極化在顯著加劇。），而兩極化——正如埃及、泰國、阿根廷等地歷史顯示——對於政治發展極為不祥。

問題在於，很難看到滋生民粹精神的土壤會在可見的未來消失。滋生左翼思潮的「權利觀念泛化」趨勢還在繼續，可能突破「平民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平衡點，形成「平民主義」對「精英主義」的壓倒性優勢，而右翼在左翼攻勢下越來越絕望憤怒，以至於「狗急跳牆」，也可能變成一種極端主義勢力。

持續的政治僵局和頻繁的街頭運動還不是最糟的情形，拉美化的最經典局面，是左翼通過其「數量優勢」不斷贏得選舉，並逐漸將分立制衡的「多元式民主」改造成贏者通吃的「一元式民主」，而右翼在選舉勝利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之後，開始訴諸政變、暴力和極端主義組織。這一情形如果出現，不但意味著美國的衰落，西方文明的存在性危機，而且意味著二戰以來大致維持了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國際體系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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