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30年學蘇聯，后20年學美國，現在政治上要學東歐嗎

新中國成立的60年是前30年學蘇聯，后20年學美國的各種流派，現在在政治上是不是要進入學東歐階段。

現在東歐國家主流價值基本上有兩個緯度：一個是和1945年以前的傳統對接，一個是與母體的歐洲文化對接。

 比蘇聯劇變早兩年的東歐，雖然目前與中國的國家關係還算正常，但是卻顯得比較隔膜。對於他們的經濟轉軌過程，中國人一向偏重於負面報道，說東歐受西方「和平演變」的「忽悠」吃了大虧。

 劇變后的東歐，被中國形容為：「糟政府、爛社會、議會就像馬戲團；分企業、賣銀行、民族國家全賣光，到處是一派亂糟糟的無序民主」。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的報刊使用了「東歐陷落」、「東歐貧血症」、「東歐遭遇滑鐵盧」等聳人聽聞的字眼，甚至有些幸災樂禍的心態，似乎是為了證明中國先經濟改革而後政治體制改革的英明。

 對於「亂糟糟的民主」，東歐諸國的國民看法與我們很不同，他們承認議會政治有毛病，但一切矛盾可以公開，這本身就是一種「常規化」的表現。比起舊體制 「高度一致」、報喜不報憂的傳統，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面無疑是一種進步。而且他們認為，民主從來就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民主最大的貢獻就是讓社會各方面的利益群體在議會這個公共平台上按照一定的規則來博弈，大家都使明的不使暗的。

在這些國家的議會裡，常常可以看見議員們在打架，有人就說民主太亂了，其實這隻不過是轉型國家政治發展的必經的過程。更何況公開的博弈形式哪怕再不雅觀，也比任何秘密政治要好，因為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沒有陽光的角落不知道會滋長出什麼東西。朝鮮倒是挺一致的，但是沒有一個東歐人願意選擇這樣無選擇的「一致」，否則極左派早已成為第一大黨了。

 至於分企業、賣銀行，只要分得公平、賣得透明，那就是工會和民眾的自我選擇，比過去蘇式計劃經濟的強制性合作要強得多，也比該國共產黨的黑箱操作、權錢交易強得多。賣掉，也許不一定是最佳方案，而且批評聲音一直不斷，但這是全民參與的博弈過程，配合氣氛始終佔主導，沒有出現過倒退與動蕩。

 東歐的民眾說：「過去那種『領袖們』向『普通老百姓』指導應當如何生活的時代結束了，在20世紀，那些人打著『幫助普通老百姓』的旗號，施行了最惡劣的專政。」這種家長式的管制方式，也許的確帶來過「需要叩謝皇恩」的福利，但是這種福利並沒有阻擋人們對自由的渴望。誰都知道東歐的「天鵝絨革命」是千百萬民眾自發參與的結果，儘管他們對經濟轉軌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儘管「劇變后沒有實現他們的所有夢想」，他們有抱怨，有懷舊，但是鮮有要倒退回去的意願。

 總體來講，1989年東歐民眾反體制的四大基石：非蘇化、私有化、非軍事化、親西方化，是有社會共識的，絕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20年的轉軌，左右輪流坐莊，各輪了兩三次，在這一點上沒有動搖。也就是說，東歐人不喜歡被「代表」，他們的選舉文化證明了自己對模式的偏好，這恐怕才是最真實的感受。

如果談到經驗，要說有什麼共性的話，那就是除了經濟轉軌適應具體環境要具體考慮外，東歐各國認為有幾點很重要：社會共識，社會建構，人文精神。

 具有社會共識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凝聚力的社會共識的重要性怎麼估量都不過分。有一個全民族認可的主流價值，直接影響著轉型國家的社會發展目標和社會穩定。它是需要大智慧、大平台的，有共識國家就不會亂，有共識社會就不會散，有共識就有希望，而沒有了這一點就容易形成社會動蕩和黑社會的「叢林化」局面。

 東歐國家主流價值基本上有兩個緯度：一個是和1945年以前的傳統對接，一個是與母體的歐洲文化對接。他們提出的口號是建立 「共同的歐洲家園」，重返我們的「歐洲的價值」，他們不承認1945年是真正的解放，認為那僅僅是更換了佔領者，而1989年才是二戰真正的結束。

 第二條經驗就是把「社會建構」放在重要的位置。有人說，新中國成立的60年是「前30年學蘇聯，后20年學美國的各種流派，現在正進入第三個階段，學歐洲。學習歐洲的多層治理，學習歐洲的社會保障，學習歐洲的和諧與道義，學習歐洲的社會現代化」。不管這個說法準確與否，但轉軌國家積累的社會轉型經驗值得借鑒。人們往往注意到政治制度和經濟轉軌這些顯性的因素，而忽略社會建構，其實它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前者。

 東歐已經從「社會-國家一體化」的意識形態下脫離出來，從轉軌初期的工會不像工會、政黨不像政黨、公益組織不像公益組織發展到現在明確的「三分天下」。它改變了傳統的治理模式，變「政治化的國家」為「社會化的國家」，使社會力量和政治制度之間的緊張關係變為相互依存的平衡關係，形成一種內在性的社會建構。在當今的社會，「國家無所不能」的時代結束，「強政府」時代結束，政府的頻繁更換，使它從原來與國家重合的身份中剝離出來，入盟后更帶來了「國家虛擬化」、「國家弱化」和「去權威化」的思潮，國家的控制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都大大減弱。要想不出現「叢林化」和「無序化」的局面，讓各類自治類型組織填補政府所承擔的功能非常重要。

 公民參與介入各種社會組織，調動全社會的力量解決社會保障和各類問題，最典型的是工會在轉軌后得到重生。工會經歷組織碎片化過程后目前徹底轉變，出現了工會多元主義。歐洲工會聯合會要求，僱員少於50人的，沒有工會代表的單位必須成立工人工作委員會。社會契約和三方機制協議在控制工作條件方面是有效的，值得我們借鑒。社會機制與社會組織發育相對良好，成為國家與民間之間的橋樑，能夠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三維體制中承擔相當的責任。教會、NGO、行業協會、利益成員組織各司其責，即監督政府又制衡市場，各種利益可以在社會的平台上溝通，使政府養成在議論紛紛中執政的心態。

 劇變以後東歐國家的NGO都在呈幾何數般地增長，且資金來源複雜化和價值取向個性化。國家政治之外的力量強大，社會團體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它的自我建構、自我修復能力增強。別看今天遊行示威，明天政府危機，社會的彈性機制良好，決不是我們想象的天下大亂局面，形成了社會的有機性和天然層級結構。東歐的社會是一種複合性主體，每一個社會結構都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由於自治社會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難度和風險要小得多。

 與國家層面的政治冷漠相反，社會層面的直接民主大行其道是目前的一個特點，即政黨衰落，社會組織興起。主要特點有：政黨大多數黨員對黨內政治和決策的影響力十分有限，政黨的代表性不足；黨派制度的狹隘性和意識形態說教性過時；政黨與政黨的差異在逐步縮小，有趨同的傾向；政黨改革的原始動力不足，黨內的領導怕政黨改革動搖自己的領導地位，政黨內部交流很少，在政治活動中忽視了黨員的利益，開始走下坡路。而社區中依靠民間自身的力量解決各種複雜的問題成為一種新氣象。人們不再像過去一樣靠參加某一個政黨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單一的核心價值已喪失魅力。

劇變后的東歐總體來說並不太富裕，民眾滿意度也不盡相同，但是卻有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比如在物質達到一定水平以後，鼓勵人們多花點時間思考：什麼是「較高的生活質量」？對人類而言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人類具有一些共同的原始點，在權力與市場的夾擊下如何做到增進團結、消除矛盾、協調社會？怎樣提升公共道德？

東歐經濟發展速度雖快於老歐洲，慢於中國，但是比較悠閑和均衡。很多人已經認識到，過去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國家強力，從人民剝奪財富、資源和自由來獲取滿足國家行為的現代化是錯誤的。而現在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的方式也將會被證明是錯誤的，它們的提法是，不拜倒在物質主義、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大旗下，堅持超越的信念，保留人類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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