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陽讀經系列1:《反經》中的大智慧：苛責強者，寬恕弱者

【導讀】

人的地位和身份不同，所犯錯誤的性質也不一樣。一般說來，對勢位尊貴、享有較多資源之人的要求要嚴格一些，因為他們的行為舉足輕重，對社會的影響巨大，應該身先垂範；對普通百姓的錯誤則須秉持「明月入懷」的態度，盡量予以寬容。如孔子批評管仲說「管仲之器小哉」，正是由於管仲身居「帝佐」之位，才惋惜他沒能輔助桓公成就更大的事業。假若管仲不過是一介草民，那這種苛責就近乎「雞蛋裡頭挑骨頭」！

「苛尊恕卑」，是一個開明時代所應具備的風氣。然而放眼中國的傳統政治，卻有著與其截然相反的「規矩」——為尊者諱。擁有高官顯爵之人，幾乎成了「玉皇大帝」一般，失誤和過錯都成了別人的，自己則「白圭無玷」；而白丁俗客之流，卻動輒得咎，稍有過犯，則要身陷桎梏，遭受刑劫。這是後世為政者不得不詳加思慮的！

【反經原典】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豈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議曰：夔、龍、稷、契，王者佐也；狐偃、咎犯，霸者佐也。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奇管仲有王佐之材矣。夫有王佐之才而為霸者之政，非小器而何？由是觀之，孔子以管仲為夔、龍、稷、契之黨而觀過也。)

虞卿說魏王曰(虞卿說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然楚之伐燕，路由於魏，恐魏不聽，虞卿為春申君說魏君假道也。)：「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之矣，若曰勝千均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開兵於燕，則豈楚之任哉？」

由是觀之，夫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為強大、天下無敵。非詭議也，各從其黨言之耳。不可不察。

【譯文】

孔子說：「人是各種各樣的，人的錯誤也是各種各樣的。什麼樣的人就犯什麼樣的錯誤。仔細考察某人所犯的錯誤，就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了。」為什麼這樣說呢？司馬遷說：「過去管仲輔佐齊桓公，九次主持與諸候的會盟，使天下得以匡正，可孔子還是小看他，曾說：『管仲的器量狹小得很哪！』因為他沒有努力輔佐齊桓公成就王業，卻只成就了霸業。」[夔、龍、稷、契（虞舜的臣子），這是天子的輔佐，狐偃、舅犯（晉文公重耳的臣子）是霸主的輔佐。孔子曾稱讚管仲說：「假如沒有管仲，我們就會被夷狄之國所滅，恐怕我們早已成了野蠻人了。」這是因為孔子覺得管仲有王佐之材，卻只輔佐齊桓公成就了霸業，不是器量狹小又是什麼呢？由此看來，孔子是把管仲當做夔、龍、稷、契一流人來看的，才批評他器量狹小。]

虞卿在遊說魏王時說[虞卿本來是先勸春申君攻打燕國，以求取自身的封賞。但楚國若攻打燕國，必須通過魏國。虞卿怕魏國不準楚軍通過，才去遊說魏王借取通道的]：「楚國可是很強大的，可以說天下無敵。他即將攻打燕國。」魏王說：「你剛才說楚國天下無敵，現在又說即將攻打燕國，這是什麼意思？」虞卿回答說：「假如有人說馬很有力氣，這是對的，但假如有人說馬能馱動千鈞的重量，這是不對的。為什麼呢？因為千鉤之重，不是馬能馱起來的。現在說楚國強大是對的，假如說楚國能夠越過趙國和魏國去和燕國開戰，那豈是楚國能做到的呢？」

由此看來，管仲九次主持諸侯會盟，而孔子還小看他；楚國不能越過魏國去攻打燕國，虞卿反而認為楚國強大，這並不是不負責的說法，而是根據他們各自品類來說的。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

【史海沉鉤】

本章是《反經》中的第三十七章，作者趙蕤極力闡明了「苛責強者，寬恕弱者」的觀點，正所謂「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也」。漢代楊惲在寫給孫惠宗的信中說：「努力追求仁義，常怕不能教化百姓，那是士大夫的事；急急忙忙追求財富，常怕食不果腹，那是老百姓的事。你為什麼用士大夫的標準責備一個普通人呢？」這就是衡量過錯要有不同的標準的道理。明孝宗朱祐樘深諳此道，其為政期間，損上益下，嚴管高官，待民寬厚，歷代史學家對他評價極高，明朝萬曆年間的內閣首輔朱國楨就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

明孝宗：嚴以治官，寬以御民的有道明君

古語說：「艱難苦恨，玉汝於成。」民諺也稱：「苦命的孩子早當家」這話頗有些道理。可是身為天潢貴胄之後，想要錦衣玉食、窮奢極侈不難，想要遭遇「艱難」和「困苦」，真是談何容易！然而歷史總會給一些人以特殊的機遇，讓他們一嘗俗世悲辛、人情冷暖。漢宣帝與清聖祖，就有過這種機遇，所以他們日後治績斐然、功業不凡。明孝宗朱祐樘的童年或許不如漢宣帝地那麼地棘天荊，但比之於一般「一出生就含著金鑰匙」的皇子來說，可謂十分坎坷不幸。

朱祐樘的母親是廣西紀姓土司的女兒，后因其同族涉及謀反，她被俘入宮中，擔當侍從，但一直沒有機緣見到皇帝。無獨有偶，一次明憲宗偶爾經過，看見了她，只驚鴻一瞥，便深深的為其美貌所動，於是就寵幸了她。紀氏懷孕后，獨霸後宮卻又醋海生波的萬貴妃感到了不小的威脅，命令一宮女為紀氏墮胎。但紀氏向來待人親切，勝友如雲，宮人權衡再三，也狠不下心來下此毒手。回去時就跟萬貴妃撒了個謊，說紀氏不過是肚內長了瘤子，根本不是懷孕。萬貴妃仍不放心，下令將紀氏貶居冷宮。紀氏就在冷宮之中生下了朱祐樘。

萬貴妃得知后又派門監張敏去溺死新皇子，可是這張敏不知是出於與紀氏交好還是有「留牌心理」，竟然並未依令將朱祐樘殺死，反而幫助紀氏將兒子秘密藏起來，每日用米粉哺養。就這樣，紀氏與朱祐樘母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過了六年。

一天，張敏為憲宗梳頭時，憲宗嘆息說：「我眼看就要老了，但是膝下無子，將來國家要交給誰呢？」張敏連忙伏地而拜說：「萬歲已經有兒子了。」憲宗大吃一驚，忙追問究竟，張敏才說出了真情。憲宗皇帝聽了大喜，立即命令去接皇子。當憲宗皇帝第一次見到自已那因為長期幽禁而孱弱不堪的兒子時，當即老淚縱橫。隨後召集眾臣，說出真相。次日，頒詔天下，立朱祐樘為皇太子，並封紀氏為淑妃。但隨之紀氏卻在宮中暴亡，門監張敏也吞金自殺。顯然，紀妃與張敏之死皆與萬貴妃的迫害有直接關係。憲宗的母親周太后擔心萬貴妃會對太子下毒手，就親自將孫子抱養在自己的仁壽官內，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宮中。

朱祐樘長到十八歲時，萬貴妃與父皇先後撒手人寰，他得以於九月壬寅日繼位。憲宗留給18歲太子朱祐樘的，是一個朝政紊亂，國力凋敝的江山。在這個上天有意安排的千瘡百孔的舞台上，孝宗皇帝用自己獨有的手段，讓明朝得到了中興。

他的別具匠心之處在於，其並沒有完全因循前賢「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銘訓，而是更進一步，竭力「苛尊恕卑」，以匡正古來「刑不上大夫，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的弊端。

他治官嚴格，上任伊始，就罷免了吏部尹旻、戶部殷謙、禮部周洪謨、兵部張鵬、刑部張鎣以及工部劉昭。其實，這幾個人，並沒有「罄竹難書」的罪惡。其過差無非在於「懷利事君，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說白了就是坐在衙門裡喝茶聊天，啥事也不幹，乾等著拿俸祿。這自然達不到古之聖君對臣子「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的要求。朱祐樘眼裡不揉沙子，堅決不養「為官不為」的蠹蟲！

鑒於前朝近臣專權的教訓，孝宗對宦官也嚴加管束，東廠、錦衣衛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職，因而幾任錦衣指揮大致都能斂其鋒芒，檢點行為，約束身心。這是明中後期其他朝代所罕見的現象。

他御下寬厚，恩惠所加，常過人望。首先，朱祐樘能與屬下推心置腹，上下之間鮮有隔閡，形同一家。下屬夜返家中時，必派鋪軍執燈傳送，以備周全。其次，他還屢屢減免地方的賦稅，無償給予貧民麥種、牛種。有一次，朱祐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黃河工地上，犒勞治理黃河的劉大夏及河工人員。

朱祐樘這種「苛尊恕卑」的思想不僅在為政上有所體現，在其頒布的法律條文中也可見一斑。

從內容上看，其下令彙編的《問刑條例》，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對皇親國戚做了較為嚴格的限制。明王朝建立后，仿元代實行封藩制，皇親國戚尤其是宗室子弟在政治、經濟、軍事、司法諸方面擁有種種特權。到明代中葉，宗室人數已發展到幾萬人。他們多仗勢為非作歹，通過各種手段，任意擴大皇莊、霸佔土地，各級司法官吏對宗藩的胡作非為不敢問津，使廣大百姓的利益受到損害。針對這一問題，《問刑條例》對藩王權利做了較多的限制，如規定「王府不許擅自招集外人，凌辱官府，擾害百姓，擅作威福，打死人命，受人投獻地土，進送女子，及強取人財物，占人妻妾，收留有孕婦女，以致生育不明，冒亂宗枝，及畜養術士，招尤惹釁，無故出城遊戲」；「王府人役假借威勢侵佔民田，攘奪財務，致傷人命，除真犯死罪外，徒罪以上，俱發邊衛充軍」；「各處郡王等不得無故募越具奏；凡王府發放一應事務，所司隨即奏聞。必待欽准，方許奉行」；「各王府郡主及各級官府儀賓不得潛用；郡王等妾媵不得逾制」等。《明史·刑法志》云：「王府禁例六條，諸王無故出城有罰，其法尤嚴。」或即指此。又如規定「凡先系應議，以後革爵者之子孫犯罪，徑自提問發落」。

其二，對平民百姓慎用酷刑，對刑事官員處罰加重。從量刑來看，《問刑條例》大多數條款較《明律》有所減輕，對一些不沾聖化、因窮犯法的百姓有所回護，但對問刑衙門的督責有所加強。如《明律·刑律》規定：「凡官司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條例》則規定：「內外問刑衙門，一應該問死罪，並竊盜搶奪重犯，須用嚴刑拷訊。其餘止用鞭朴常刑。若酷刑官員，不論倩罪輕重，輒用挺棍夾棍腦箍烙錢等項慘刻刑具，如一封書、鼠彈箏、闌馬棍、燕兒飛等項名色，或以燒酒灌鼻，竹籤釘指，及用徑寸懶干，不去棱節竹片，亂打復打，或打腳踝，或鞭脊背，若但傷人，不曾致死者，不分軍政職官，具奏請降級調用。因而致死者，俱發原籍為民。」

中國明史學會理事朱子彥先生在評價朱祐樘時曾說：「有明一代，孝宗皇帝是一個頗有作為的君主。他在位期間，針對時弊，澄吏治、抑勛貴、慎刑法、固邊防、尚儉約、求直言、用賢能，取得了『弘治中興』的治績。」至為精當！

如果要做「續貂」之論，還可再加上一句：明孝宗懂得為人『量功定過』的道理，苛責強者，寬恕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