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我在德國保守派媒體發表復興德國的"興國策",並呼籲德國國家正常化,提倡發揚愛國主義

作者:無上大魔  於 2020-10-30 02:00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9評論

Tichys Einblick是針對德國保守派右派精英的政治經濟雜誌。該雜誌由一手建立德國戰後經濟體系的德國先總理Ludwig Erhardt基金會主席Roland Tichy創立。該雜誌作者包括前德國自由民主黨全國總裁FritzGoergen,現任自由民主黨籍國會議員Frank Schäffler,現任德國基督教民主黨籍國會議員Klaus-Peter Willsch,知名記者和出版社社長Albrecht Prinz von Croÿ 親王,現任德國自由民主黨總書記NicolaBeer等人。
因為擁有這些重量級的作者,雖然才建立不久,但Tichys Einblick雜誌網站目前的點擊量已經超過法蘭克福彙報這樣的傳統主流媒體的新聞網站。
近前, Tichys Einblick雜誌網站發表德文長篇文章,名為興國策:以中華帝國的命運為例論德國未來維持富強的基本方針」(Grundsätze zur Zukunft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am Beispiel des Schicksals des Chinesischen Imperiums),給德國保守派為復興德意志提供政策建議。文中,我明朝歷史教訓為例,呼籲德國國家正常化,並且建議德國重新提倡愛國主義,重塑德意志家認同



興國策


以中華帝國的命運為例論德國未來維持富強的基本方針

作者
馬塞爾·


作者簡介:馬塞爾·朱生於1989年,13歲那年隨父母移民到德國,其父母都是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分別在德國和澳大利亞獲得博士學位。馬塞爾·朱畢業於德國一家知名大學的數學系,現任歐洲一家大型機構的管理人員監控金融風險,曾參加歐洲央行,歐洲銀行業管理局和G7集團涉及金融政策的工作小組,業餘兼職德國一家大學的金融系博士生。 馬塞爾·朱在業餘兼任德國第一大黨基督教民主黨的地方領導人(市委主席團成員)



當中華帝國統治半個世界的時代



讓我們回到1431年,宣德三年。那一年離中國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統領的軍隊將蒙古人趕出北京之後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 朱元璋創建了自八世紀唐朝盛世結束以來最強大的漢族帝國:「大明」。

整個中華世界經過了契丹(統治幽雲),女真(統治中國北部)和蒙古人(全中國)的三次異族統治后重新統一在一個漢人帝國的旗幟之下。

15世紀初中華帝國大明王朝達到國力鼎盛時期。她控制的廣闊疆域從北方黑龍江寒冷的原始森林直到越南的熱帶雨林,從戈壁沙漠延伸到太平洋 。

公元1431年,載滿了27000多名官兵的帝國艦隊在大太監鄭和的統領下準備再一次遠渡重洋,揚國威於萬里之外 。起航的艦隊中有超過60艘強大的九桅「寶船」,長達120米,寬50米,是哥倫布27米的「聖瑪麗亞」號大小的4倍多。90年後,歐洲的全球統治時代才開始。


那時候,擁有世界領先的大炮和槍械技術的大明水師已經在中國人的已知世界中航行了六次。

而明軍已將從印度尼西亞到東非的三十個國家置於中國皇帝的宗主統治權之下。

在出航前夕,大明水師官兵在紀念碑上豎立了一座豪氣萬千的紀念碑,碑文中寫著「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軼漢唐,際天極地,罔不臣妾。」



迂腐和教條主義為沉淪之始


自明朝開國以來,帝國一直由文官統治和管理。以此同時,他們也構建了中國當時的上層建築,因為他們都出身於儒生士大夫階層,而根據當時的盛行的觀念來說,「萬品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此這些半輩子只研究古籍經典而和當時大眾生活嚴重脫節的讀書人只要中舉就能進入文官行列,並且統治面積等同神聖羅馬帝國的諸侯國大小的行政區。、

這些精英一步步掌控了大明帝國大多數的政治權力。到了16世紀末,即使大明皇帝面對文官集團的力量也是無能為力。比如明朝萬曆皇帝就是因為無法在皇位繼承人的問題上壓過文官集團,而為了抗議幾十年都不上朝。

這些文官們不僅僅控制了大多數政治權力。他們通過發表文章和他們超群的社會地位而幾乎壟斷了社會的輿論。於是他們定義的道德才是道德。他們口中的民意才是民意,他們確認的良政才是好的政治。

因此,文官們都成為了輿論領袖,並將所謂的道德作為一種政治標準。

同時帝國的福祉和王朝的穩固往往並沒有被文官們在制定政策時放在第一位,而是其政策是否和他們的道德教條以及特殊利益-即其家庭和政治團體的利益-達成一致。


比如,讀書人通過科舉考試就可以免除任何納稅義務。這導致許多農民都想成為有功名的士大夫的佃農而免於徭役。這就使得有功名的儒生快速成為大地主,並與權力緊密相連。

同樣,富有的商人也不得不通過行賄使自己處於官員們的庇護下,從而只需繳納很少的稅賦。
每次皇帝試圖對大地主或富商提高徵稅,都會因文官集團的全面反對而失敗。他們把這說成是不道德的,而這居然被廣大人民看做親民之舉而得到讚美。在市民們雷鳴般的掌聲中,皇帝派遣徵稅的太監在遭到滿街毆打併被趕出城鎮。

到最後,無權無勢的貧農們不得不承受著帝國愈加沉重的負擔。他們就像幾千年來的那樣一直忍受著剝削,直到無可忍受。


文官統治階級的迂腐和道德教條最終將使中國付出慘重的代價。



中華帝國一步步跌入深淵



明帝國建國兩百多年後,國家財政處於崩潰的邊緣。東亞的小冰期時代給中國帶來了毀滅性的作物歉收和飢荒。農民們揭竿而起,蔓延到了全國各地。他們席捲了數十萬人並摧毀了大片地區。同時,帝國周邊各處也是烽煙四起。大明與她朝鮮半島上的附屬國李氏王朝的聯軍在壬辰戰爭中付出極大傷亡后,終於驅逐了侵入朝鮮半島的數十萬日本武士。尚武的滿洲部落看到東北地區的大明戍邊部隊經過常年對日作戰而變得虛弱時,發現自己反叛大明的良機已到來。而此時在內地正遭受飢荒和起義雙重打擊的大明在和滿州人作戰中遭遇了多次毀滅性的軍事失利,以致滿州人叛亂之後沒幾年就已經佔領了關外大部分省份和地區。


1636年,滿洲大汗黃台吉加冕稱帝,建立大清國。這也就顯示了滿州大汗征服中國的野心。根據中國傳統的五行學說,「清」這一字象徵著「水」,而水應能撲滅象徵大明的「火」。


鑒於局勢的嚴峻性,明朝崇禎皇帝被迫試圖和滿洲達成停戰協議,以便集中全國僅剩的軍力於撲滅國內的流寇。但是,由於文官集團的反對,皇帝的計劃很快就失敗了。這些文官以道德為由斷然排除了任何與「東虜」和平談判的可能性。在這些滿嘴全是道德的士大夫的公開壓力下,崇禎皇帝不得不將他的兵部尚書作為替罪羊處決了,此人曾被皇帝親自委託與滿洲人進行和平談判。

為對付國內外敵人提供財力,明庭大幅度提高了的稅賦偏偏落在了帝國最貧困的群體身上: 廣大貧農。於是一個惡性循環開始了,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農民加入流寇大軍。而戰爭的持續又使得帝國的財政不斷惡化。於是明帝國被越戰越強的流寇和野心勃勃的滿族人前後夾擊,最後轟然而倒。

最終,在瘟疫席捲了大部分京師守軍后,首都北京落入了流寇手中。不久之前,崇禎皇帝最後一次嘗試是將首都遷往帝國相對安全的南方。但此計劃在文官集團的激烈反對下胎死腹中。最後一切都晚了。

在最後一位忠誠太監的陪伴下,崇禎帝弔死在了煤山的一棵樹上。

以此同時,大多數高官跪倒在北京新的主人面前,希望在新的朝廷能繼續享受高官厚祿。


永恆之牆和紅龍的隕落


在抵達東亞的權力中心后,被勝利沖昏頭腦的農民軍領袖犯了一個重大錯誤。他們並沒有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並爭取獲得投降的前明降官的支持。相反,他們急著享受眼前已經是囊中之物的戰利品。因此,他們馬上著手沒收京師里的降官和富商的財產。當明朝關寧軍總兵吳三桂得知他的家族在京師被抄家以及他的愛妾陳圓圓被一位叛軍將領霸佔之後,他向滿洲人打開了山海關的大門,並臣服於了大清攝政王多爾袞。有著全中國最先進火器的前明關寧軍和十萬餘滿清八旗組成了當時東亞最強悍的軍事力量。他們很快就擊敗了農民軍,佔領了北京,並開啟了滿清對中國268年歷史的異族統治。


其實那時大明還有機會翻盤,假如南方的大明官軍能在清軍入關后能立刻和農民軍結盟共同抵抗滿清的入侵。然而,大明和農民軍的同盟再次遭到明庭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原因是「官」和「賊」不可謀。相反,由於崇禎帝直系親屬全部陷在北京,明朝的殘餘勢力很快就陷入了關於皇位繼承人合法性的內部衝突,甚至自相殘殺。明庭與農民軍之間的聯盟只在局勢已經幾近潰敗的時候才形成。但那時候已是為時太晚。


在這裡,政治被道德化的致命影響再次顯現出來。在明朝文官的統治下,道德教條和特殊利益超出了國家社稷的利益。紫禁城的廟堂上充斥著互相以各種道德標準攀比的政治表演者,卻沒有能力攔狂瀾的實用良臣。漢人最後一個帝國的滅亡已是定局。

在被許諾財富和王侯頭銜的前明文武官的幫助下,清軍僅用了20多年就征服了整個中華帝國。

明朝最後一位皇帝永曆帝和他信仰基督的太子君士坦丁(以古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命名)被請軍俘虜並處決后,漢人最後一個帝國終於滅亡。而同樣信仰基督的大明孝剛匡皇后(西方名亞納)寫給羅馬教皇的呼救聲緩緩消失在梵蒂岡冰冷的大廳里。


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 - 中華文明的斷裂


清軍入關不久后,大清攝政王多爾袞發布了一項法令。根據該法令,所有漢族男子必須剃髮易服,留滿洲式的辮子(大部分頭髮被剃光),並且穿戴滿州服飾。違者格殺勿論。但漢族和其他漢化東亞人兩千多年的傳統服裝是漢文明和漢人身份認同的核心之一。此外,根據儒家傳統,「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蓄髮象徵著孝道。這就是為什麼剃髮和紋身是漢人自古而來的禁區。因此,滿洲統治者剃髮易服的法令遭到了漢族人的強烈反抗。為了消滅漢人的反抗意志,清軍採取了最嚴酷的鎮壓屠殺手段。

剃髮令的座右銘是:「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有記載稱滿洲將領令剃髮師背著擔子在街上巡視,看見蓄髮髻的人就上去抓住強行剃髮,稍有抵抗,就當場殺掉,把頭懸在竿子上示眾。

辮子和滿洲服飾成為漢人服從滿人統治的象徵。中國人的外貌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永久改變了。據清初記載,前往朝鮮和日本的漢人在看到那裡的人民的外貌和服飾時深深地感到羞恥,因為朝鮮人和日本人早在一千年多前就採用了漢人服飾。從外表上看,這些漢化的朝鮮人和日本人顯然比清人更像「中國人」,而從服飾和髮型上看,清代中國人看起來更像屬於游牧民族的滿人或蒙古族。日本和韓國的儒家學者以此而將自己的國家視為中華文明的真正繼承者。


中華的恢復與紅龍的歸來

儘管絕大多數中國上層階級在清軍入關后已屈服於滿州人的統治,並通過科舉等機制將自己視為國家統治機器的一部分,但清帝國在整個清代都存在著反清活動,尤其在中國南方。那裡有不少反清人士組建了一系列的秘密組織。這些秘密組織原來的宗旨是反清復明,重建中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組織被稱為「洪門」。

在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永曆帝殉國242年後,一位中國醫生在火奴魯魯的美利堅的土地上加入了洪門,併發誓要推翻滿清統治恢復中華。他的名字叫孫文,在西方也被稱作為孫逸仙。

八年後,他的革命運動結束了滿人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東亞第一個共和制國家。


滿清的青龍於是被民國的火龍推翻。


中國人斬斷了自己的辮子,重新獲得了自由。


自我束縛的聯邦共和國政治


中國明朝滅亡三百多年後,位於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再次面臨著與當年中華帝國相同的基本問題。強調「政治正確」至上的道德化政治風格已經遍及德國幾乎所有重要的政治領域,使德國政壇在這些政治領域的很多決策陷入自我束縛中的困境。其中,內政和外交政治的道德化對德國的未來和前途具有特別深遠的影響。


過時的價值導向政治


在德國的外交政策中,政治道德化在所謂的「價值導向」的外交政策中以及德國缺乏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決心方面尤其明顯。

在「價值導向」的外交政策中,人權是外交政策關係的基礎和準則。按照這項外交政策的標準,人權問題甚至比維護國家利益更為重要。同時,該政策的支持者認為,如果德國政府積極推動將三權分立的西方政治模式轉移到世界其他地方,並將其視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則將最有利於德國的利益。


然而這些人忘記了一點,那就是西式法治,民主和民權是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果,是啟蒙運動和工業化以及相關的社會進步的結果。各種各樣的社會歷史因素,例如古希臘古羅馬文明遺留的傳統,貴族和教堂對皇()權的限制,以及通過經濟發展而形成的主導社會的中層階級,這些都催發了西方現代民主國家的形成。

當然,非西方國家也能形成穩定的民主體制,但前提是這些國家擁有廣大的中產階級和經濟上佔主導地位的私營經濟,社會高度世俗化並且穩定。例如,日本和韓國就建立了穩定的民主政體,而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都在戰後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盟國-美國的影響,並且由於巨大的經濟成功和主導經濟的私營部門的發展而使其穩定的民主政體成為可能。

因此,前瞻性的德國外交政策會仔細權衡干預非西方國家的內政,而謀取在這些國家建立西式民主制度是否真正符合德國的利益,或者與德國的利益背道而馳。


無論如何,西方目前只能對小國和弱國實施有效的價值導向政策。但是,西方世界對諸如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批評實際上只有象徵性的意義。


其實價值導向政策的支持者忘記了此類外交政策是冷戰的結果,當時兩個意識形態上不同的強權集團相互對立,各自試圖在世界其他地區推廣其國家社會模式。在21世紀,意識形態在非西方大國中逐漸淡出其政策重心。今天,俄羅斯等非西方大國都沒有將傳播國家模式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相反,他們都奉行強硬的利益政策,以增強國家利益並維持其內部政治力量平衡。


在冷戰結束后西方世界幾乎獨霸天下的那十幾年,西方可能在能夠有能力讓以價值為導向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當時冷戰剛結束,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陷入了動蕩。而在俄羅斯等國重新崛起成為大國的今天,德國這樣高度道德化的外交政策不僅僅在結果上是無效的,而且甚至會和德國的國家利益相悖。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價值外交政治不再起任何作用。但是,它應該在利益政策的框架內或作為其補充。例如,西方可以通過強調共同的價值觀,來加強西方國家內部的團結。這樣做也符合這些西方國家的利益,因為很多西方小國作為個體在國際舞台上往往沒有太大的重量。而當以價值為導向的外交政策被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時,這種政策就會損害西方國家的利益。


因此德國必須得改變目前以價值觀主導外交政策的局面,奉行以利益為主的外交政策。德國只有在加強自身利益的情況下,價值政策才能對其利益進行補充。然而,目前德國在外交政策上還是以康德的命令式的價值政治作為其外交政治的基石。根據這一原則,國家利益甚至得被置於道德之後。而正因為德國這一道德價值觀為主導的外交政策,德國近年來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孤立在歐洲,而且還因為錯誤的將西方世界價值和道德左派政治價值觀等同起來,而疏遠了很多其原本的盟友,包括美國。



軟弱的外交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問題在於她缺乏決心採取必要的強權手段來維護其利益。而德國目前的主流媒體普遍左傾。這些滿嘴都是政治正確的左傾媒體將任何形式的西方強權政治都標記為民族主義或保護主義,並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與其作鬥爭。

然而這些左派媒體卻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在幾乎所有非西方國家中,那裡的人民並不把本國的以利益為主的強硬外交政策看作為一個應該受譴責的事。相反,那裡的人民都理所當然地期待他們的領導人採取強硬的手段來捍衛本國的利益。在世界上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甚至「民族主義」一詞也具有一定正面意義。在西方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德國,民族主義一詞往往與兩次世界大戰直接聯繫在一起。然而非西方國家的人民往往會會把本民族的民族主義視為本民族獨立和強大的必要前提。


尤其是聯邦德國因為其二戰的歷史所以一直堅持和平主義的立場,並始終避免本國表現任何形式的強權示威,或試圖把強權示威納入於各種國際機構或平台而達到其外交目的。


儘管鑒於納粹的滔天罪行,德國這種和平主義立場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從兩德統一以來,這種立場已經完全不符合德國統一后成為歐洲第一強國的身份和其在西方聯盟里的地位。同時,這種立場和德意志國是否能在其未來保持繁榮和富強發生衝突,尤其是在其他的列強在多級時代把本國的利益最大化作為最高目標並大力為此奮鬥的二十一世紀今天。


事實證明,自德國統一以來,柏林共和國的左傾建制派未能使德國發展為成熟的歐洲領導大國,以履行其隨著統一而國力增加所帶來的新責任,而且未能在政治和文化上重新塑造和定位聯邦德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實際上成為了大國,卻不知道或不願意像大國一樣為之承擔責任。


然而,聯邦德國和平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對強權政治的自我束縛和限制,對於像德國這樣的經濟強國和歐洲大國來說幾乎是一種政治奢侈,而聯邦共和國之所以能在二戰後的半個多世紀當中享受這種政治奢侈是因為她被美國領導的北約軍事聯盟保護著,故聯邦德國在國際事務中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時往往能依靠西方國家聯盟的支持而所實現自己的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歐洲和亞洲迄今能基本上能維持和平主要是基於以下事實:一方面,所有西方工業化大國和日本都融入了西方聯盟,另一方面,西方和其他相互競爭的大國(尤其是中國,俄羅斯)通過相互核威懾而幾乎不可能發生大戰。


與其他許多國家一樣,聯邦德國通過自己屬於西方陣營的關係而能享受和平,並從中受益匪淺。故而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她能夠主要專註於自身的經濟發展。而德國數十年來之所以一直能夠在國際舞台上以「充滿慈悲的乾淨紳士」的身份出場,是因為她可以將那種不受輿論歡迎的軍事和非軍事強權示威的「臟活」留給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然而,作為北約和西方國家聯盟的一員,德國在對非西方世界面前維護其國家利益時極大的收益於其他西方大國的強權示威。

德國缺乏使用其強權措施-或表現出所謂「不友好的面孔」-的意願代表著德國比其他主要西方大國更加迫切地依賴國際機構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聯邦共和國的左傾政客們非常清楚德國這種權力缺陷。但是他們沒有努力使德國外交正常化和承擔責任,而是繼續致力於深化和加強國際機構,尤其是是歐盟的政治一體化,以便能夠將強權政治的責任轉移給這些國際組織或跨國聯盟中。然而,這些政客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大多數其他國家主要將國際機構和跨國聯盟僅僅視為擴大和加強其國家利益的手段,並且在必要情況下把國家利益凌駕於其他一切之上。

德國政壇和主流媒體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希望歐洲認同能完全代替其德國身份認同,而在內心裡將歐盟看做為一個超越民族的國家看待。故而一旦德國國家利益和歐盟利益發生衝突,德國的左傾建制派寧願犧牲本國的利益。以此同時,大多數其他歐盟國家都不準備為歐盟犧牲其國家利益或將其國家利益簡單的等同於歐盟的利益。

德國這種在歐洲特殊的國策而造成的後果只能是德國在歐盟一級的核心利益不斷被忽略,德國普通民眾對歐盟的反感和排斥也越來越強。

德國對西方聯盟和國際機構的依賴也意味著,在某些情況下,德國不知道如何獨自捍衛其涉及生存的根本利益。

德國的強權和利益政策的缺乏在2015年以來一直持續的難民危機中尤為明顯。在如何制止難民移入這個棘手的問題上,北約既並沒有為德國作決策也沒有替德國採取措施。而歐盟,也未能有效地保護其外部邊界。聯邦德國的領導層必須在這個問題上自行作出決策。而結果是默克爾總理下令打開國境,讓難民無限制的湧入。有人說,德國打開邊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默克爾想避免媒體在德國關閉邊境的情況下製作不利於她選舉的「醜陋的圖畫」。最終,中歐和東歐的小國(匈牙利,奧地利等)為維護本身國家利益所作的努力最終導致了難民潮巴爾幹路線的封鎖,而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有效的遏制了移民危機。

這種以價值為導向的外交政策(把接納難民看作為人權問題,而被置於德國的內部穩定之上)和德國強權政治的缺乏的結合讓德國外交政治走入死胡同,並至今都沒走出來。


失敗的移民政策


政治道德化和情感化使得聯邦德國的左傾政客們在移民和融合政策上幾乎是束手無策。

在早期的文章中,我已經從分析了德國為什麼不能成為移民國的原因。一方面,這是由於德國的民族認同源於其悠久的文化歷史,而並非源於移民。這就是德國與典型的移民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或澳大利亞)本質不同的地方。與典型的移民國家相比,德國今天的繁榮富強不能歸因於來自其他文化圈的移民,而得歸功於德意志民族累計幾百年來的成就: 自啟蒙運動以來德意志民族的創造力以及由此而來的現代工業。自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德國一直是科學技術領域的世界領先國家之一。儘管德國的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了毀滅性破壞,然而西德大多數工業設施仍然完好無損。此外,德國戰後仍然擁有大量的優秀人才(世界一流的科學家,技術工人和工程師)重建德國。因此,只要戰勝國沒有阻礙德國的重建,二戰後聯邦共和國的經濟騰飛只是個時間問題。結果,戰爭結束僅幾年後,聯邦德國就達到了戰前的繁榮和現代化水平。在非歐洲移民大規模移民德國之前,德國已經是世界上擁有最先進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此外,德國因為語言上的獨特性,來自於千年歷史的身份文化認同以及其福利國家的體制,與典型的移民國家有著根本的不同。世界上高技能的人才大多會說英語,但不會說德語。此,大多數高技能的頂尖人才沒有理由會選擇德國作為移民目的地,而不是移民到說英語國家。這些英語國家本身就大多是移民國家,並且已經擁有龐大的高技能人才兩大來源國中國和印度的移民社區。此外,高收入的專業人才本身也不依賴社會福利體系。因此,他們往往傾向移民往低稅率,高收入的國家,而不是去德國那樣的高稅率的福利國家。

總而言之,德國因德語的獨特性和她福利國家的機制對世界上絕大多數高素質的人才來說絕不會是首要選擇。即使德國制定再慷慨的移民法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這一點從德國近年來的移民數據當中得到了證實。既雖然德國對高學歷專業人才的移民門檻已經遠遠低於美國等傳統移民國家,歐洲之外的高技能人才移民德國的人數一直處於較低的水平。


德國很多政治和媒體的建制派人士希望通過難民政策和新移民法從非歐盟地區獲得技術工人的人力資源。但這種途徑並不會成功。1960年代時期,德國曾從土耳其招募百萬土耳其工人來德國工作,以填補德國工業的人力需求。但德國經濟現在的情況已經和1960年代截然不同。1960年代時期,德國處於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其製造業佔全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多數。

然而今天德國製造業的比例已經大幅萎縮,而服務業已經佔據德國經濟產業的大部分。今天德國的大多數空缺崗位來自高度專業化的服務業,並且需要專業技能和良好的德語水平。很多簡單的工作要麼通過自動化已經被機器所代替,要不已經被轉移到工資水平更低的國家。相反,因為數字化和自動化的迅速發展,德國現有的很多崗位會在不久的將來消失,而被人工智慧所代替。因此德國本土的數以百萬計的員工在未來是否能保住飯碗尚是難題,如何能給百萬低技能的移民提供新的崗位? 除此之外,德國的勞工市場對歐盟境內所有的勞動力都是開放的。所以通過移民法或難民政策來增加非歐盟移民的辦法根本不是增加德國競爭力的良策,也不會解決德國經濟轉型的問題。

因此,德國應該採取一個國家利益為基礎的移民政策,同時不得改變德國相對單一的民族結構或危害福利國家的社會模式。

德國當前最重要的不是吸收移民,而是應盡一切可能將自己國家有才華的人才留在國內。因為德國早已不僅僅是低技能移民嚮往的移民國,而更是高素質人才的輸出國。在過去幾年裡,大批德國科學家和工程師離開了德國,選擇移民高收入/低稅收的國家,例如美國,澳洲,瑞士。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德國就不應該接納有技能並願意融入德國社會的移民。但目前非歐洲移民通過工作簽證和藍卡的種種現有移民機制完全有足夠的機會來德國就業並移民德國。

只要德國能維持其當前的社會模式並使其可持續發展,她將能夠吸引一批其他歐洲國家的人才和一些喜歡生活在福利制度中或喜歡德國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非歐盟人才。雖然德國永遠都不會是大多數非歐盟人才的首選,但起碼會有一些外國人才會來德國工作和定居。


倘若德國毀壞了自己的傳統強項,例如其福利體系和相對安寧穩定的社會制度,那麼這個國家最終會喪失對最後一個非歐盟國家人才的吸引力。

因此,德國目前的移民政策,既大多數非歐盟的移民通過申請難民途徑而不用經過德方任何簽證檢查,不用任何語言和專業技能來到德國定居,從理性的從德國國家利益角度是無法解釋的。相反,目前的移民政策就是德國把道德和價值觀置於政治行為標準,和其他的務實政策選項被視為禁忌的結果。但這樣的政策的最終將破壞德國對國內外人才的吸引力的基礎。

現在我們可以聊聊移民融入政策成功的前提。德國的許多政客將衡量移民融入德國社會的標準僅僅包括德語和專業上的成功。毋庸置疑,這些因素是移民融入德國社和的必要先決條件。但是,融入的前提也應該包括移民須完全認同其新的家鄉,並且在必要的情況下會為其新的家鄉的國家利益而效力。如果移民應該選擇入籍其新居住國的國籍則尤其如此。從長遠來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承受其數百萬新公民的忠誠屬於其他的國家。


來自美國或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的經驗顯示,移民接受國只有在給移民提供一個全新的強烈的國民身份認同的情況下,移民融合新的國家才能成功。例如,美國要求移民在入籍的同時宣誓放棄對其原籍國的忠誠,並要求新移民的忠心毫無保留的屬於美國,即使原籍國和新祖國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情況下。以此同時,美國等移民國家也會毫無保留的把新移民看做國族的一員。


愛國主義是每個移民國家的基本組成部分,是移民社會奠定基礎。在這些國家,所有公民都須認同共同的國家並為她的繁榮而奮鬥。只有這樣,一個移民社會才能將不同血統的公民鏈接在一起,組成一個共同的國家。

而當今的德國社會卻否認和邊緣化德意志國家認同感,這也使得德國社會無法給新的移民提供一個新的德國國民認同感。因此,遠離他鄉的移民主要在他們的原籍國或在他們帶來的宗教,文化或族裔當中尋求自己的身份認同。這樣,移民從原籍國帶來的國家,民族和文化認同感往往在異鄉,也就是在德國不斷的得到加強。因此他們根本沒法真正融入德國。這樣的結果是一個具有數百種不同國家文化民族認同,並無法相互融合的國族。而從長遠來看,這樣的社會早晚會從內部撕裂而瓦解。


因此,成功的移民融入政策的前提是德國主流社會恢復自己的國家國族身份認同:尤其是重新提倡並宣揚德國歷史上積極的,正面的部分和形象。只有在德國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恢復健康和正常的情況下,德國才能給移民提供一個正面的德國形象,並且給那些願意放棄自己原有的國家國族認同的移民提供一個新的,德意志國族認同身份。

承擔歷史責任不僅意味著要對前幾代人的罪行負責,而且還意味著要維持社會在未來的長期穩定,以使社會不致分崩離析,最終陷入混亂和瓦解。而我們知道從混亂之中出現的往往是極權主義。到時候就一切晚矣!



德國正常化是未來德意志繁榮富強的前提


在近四千年的歷史中,中國有過八十多個王朝。

一個王朝建立於數以百萬計的死者身上。王朝初建時往往蓬勃發展出現盛世,但她逐漸會被各種社會問題和特權階級的腐敗所侵蝕而最終走向消亡。


中國歷史上只有少數的王朝可以持續兩百年年以上。在這幾些王朝中,總會出現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通過採取明智和務實的政策來力挽狂瀾,重新復興衰敗中的帝國。即使這意味著他們要打破以前的王朝統治教條和意識形態。這樣的王朝復興被中國人稱此為:「中興」。

德國只有在相關政策領域全面改變政策-從道德和傳統政治教條的角度制定政策變為務實和利益導向的政策- 才能長期維持她的繁榮和富強。


換句話說,德國能否長期保持繁榮和先進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德國內政和外交政策的正常化。這意味著兩點。第一,一個在西方陣營中紮根的德國自然可以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一樣追求務實和強權政治,以維護其國家利益。第二,德國可以正常的對待自己的國家和國族認同,並且以其社會穩定和人民需求的角度制定移民政策。此外,一個法治民主的聯邦德國的未來也將取決於德國政壇能否成功打破那些過時的政治教條,並引入適合當前世界局勢的新的政治基本原則。

一個牢固地融入西方國家聯盟的強大德國將為整個歐洲和西方國家帶來福音。相反,一個位於歐洲中心而陷入社會動蕩和經濟文化衰落之中的德國也必定會被其鄰國排斥恐懼。


只有一個充滿信心地展望未來,同時又能懷有過去的德國,才能在未來的風浪中維持其繁榮和富強。



Tichys Einblick德國讀者回饋


tfritz: 這是我多年來看過的對德國以前和現在政治最好的分析!深度挖掘,預測遙遠的未來,包括所有方面的分析,真是天才!我都能跪下了。我長期以來想到的,卻無法這樣清晰描寫的,在一篇文章里!我敬佩您!


The Saint: 非常偉大的文章。可惜的是默克爾這樣的人看了這篇文章後會說什麼"中國的長城也沒有拯救中國」。


Ananda: 尊敬的朱先生,您通過這篇文章讓我們上了一課精彩中國歷史課!但您對德國政治評價的還是太輕了。


Gabriele Kremmel: 謝謝您寫了這篇讓人震撼的文章,為此我為您致敬!這篇文章非常冷靜的分析了目前德國的災難。


Thomas Hellerberger : Marcel Zhu 不經常為Tichys Einblick 寫文章。但每次他寫的文章都是精彩的政治亮點!就像這一篇。


Hoffnungslos: 親愛的朱先生,非常感謝您為我們展示了中國歷史!也非常感謝您非常精確的對默克爾治下錯誤的政策的分析!我也不覺得目前德國的政策是符合德國人民的利益的。您非常正確的強調了德國移民政策在未來的失敗。


Hanspeter Moesch: 朱先生,特別感謝您的文章!您的知識讓人驚訝,真的是一個思想上非常有意思的回顧!這篇文章出類拔萃,值得一讀!

IJ: 非常感謝,朱先生。這篇文章很長,因為其分析的深度這篇文章與那些淺薄的娛樂文章完全不同。它是我多年來讀過的最好的,引發了再次捐助Tichys Einblick的意願。因為德國目前膚淺的,道德化的新聞界,都沒有能發表這類高質量分析文章的媒體。


Bummi:非常棒的文章!這些關於人權的道德化廢話讓人無法再認真對待。這些都是那些遠離事實的政治家的瘋想。


Memphrite : 一篇極好,豐富的文章!特別是中國歷史的背景。對我來說中國是非常有意思的國家之一。她是最古老的國家和文化圈。她在羅馬帝國的時候已經繁華。她有很多黃金和黑暗的時代,而在150多年的衰退後現在她又將迎來一個黃金時代。在所有的危機當中中國都保留了它的文化認同!


Gracian: 感謝您的文章!我非常喜歡!



Teanopos : 一篇漂亮的文章!謝謝!您,朱先生,是一個成功融入的例子。您很可能都為此不需努力。您13歲來德國的時候可能都不需要改變多少習慣,因為這個國家和您之間沒有什麼石器時期的宗教,文化和意識形態。您在這裡永遠受到歡迎!我希望您能一直留在這裡,這個國家需要像您那有能清晰思考的人! 比任何什麼都需要!總體來說,這個國家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理性。這個國家在這些所謂的精英的領導下在所有政治領域已經完全離開了正軌。


Gast-auf-erden :朱先生,您為什麼不去帝國大廈在那裡演講,讓那些所謂的精英們半張著嘴聽聽中國歷史? 德國統一后我和其他一位大學同學去中國長途旅遊。那時候我們是中國人看到的第一個老外。在中國北部一個小城市幾百個中國大學生都想從我們那知道西方是怎麼樣的,德國是怎麼樣的。我從來沒遇到過那麼多人想聽我說話。這已經多年過去了。現在所有都逆轉了。謝謝您關於中國的歷史課!



Marcel Seiler: 朱先生,謝謝您的文章!我完全同意您。我們真的可以感到幸運,能有您這樣的移民。德國也可以感到自豪,能讓您這樣的人和作者留在德國。 



Menschenfreund: 感謝您提供這篇內容豐富的文章。 和中國歷史的類比對德國人來說可能非常有啟發性。 是因為今天如此多的德國人被蒙蔽或毫無顧忌地適應了當權者的時代精神。總而言之,無論是馬基雅維利,修昔底德,孫子還是尼采,都可以讓德國人從歷史智慧中學到很多東西。 但人們必須靜下心來並努力學習。現在這些都是亞洲人民的美德,但這些曾經也是德國人的美德。要是希望它們再次在德國被發揚,就已經算是「右派」了嗎?


Teufelskralle :這篇文章應該成為每個聯邦議員和其他層次的議員,甚至包括所有政治人員的義務教科書!


Dodo: 我覺得中國明朝和德國的比較很有原創感。我基本不了解中國歷史。因此我想讀這篇文章。我絕沒想到這篇文章居然是這樣一篇正確和深度的分析!這篇文章不僅僅精確的描寫了德國目前的位置。它還指出了是什麼錯誤把我們帶到目前的處境。看過分析后就能明白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希望這篇文章不僅僅是一個秘密知識,而被廣泛傳誦。


德文原文:

https://www.tichyseinblick.de/kolumnen/aus-aller-welt/grundsaetze-zur-zukunftsfaehigkeit-deutschlands-am-beispiel-des-schicksals-des-chinesischen-imperiums

興國策

Grundsätze zur Zukunft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am Beispiel des Schicksals des Chinesischen Imperiums

Es war einmal das antike chinesische Fürstentum Lu im Osten des Reichs der Mitte. Im jenem Staat Lu existierte ein Gesetz, welches jeden mit Gold belohnte, der einen Staatsangehörigen von Lu im Ausland aus der Sklaverei erlöste.


Eines Tages rettete Konfuzius Schüler Zigong durch sein eigenes Lösegeld einen Landesmann aus Lu aus der ausländischen Sklaverei. Doch lehnte Zigong die staatlichen Entschädigungen ab, als er in die Heimat zurückkehrte. Als Konfuzius davon erfuhr, sagte er: 「Zigong hat falsch gehandelt. Ab nun werden die Menschen aus Lu ihre Landsleute nicht mehr aus der Sklaverei erlösen wollen. Die Annahme der staatlichen Entschädigungen wird euren Charakter nicht verderben. Die Nichtannahme der Entschädigungen jedoch wird dazu führen, dass niemand mehr aus Lu seine Landsleute aus der ausländischen Knechtschaft retten wird.「

Später rettete Zilu, ein anderer Schüler von Konfuzius, einen ertrinkenden Menschen aus dem Wasser. Dieser dankte seinem Retter mit einem Ochsen, welchen Zilu annahm. Daraufhin sagte Konfuzius erfreut: 「Ab jetzt werden die Menschen aus Lu sicher tapfer ertrinkende Personen aus dem Wasser retten「.

Kapitel 6, Buch 16, die Annalen des Lü Buwei, 265 v. Chr 

Schon Konfuzius hat also erkannt, dass ein scheinbar moralisches Handeln ins Gegenteil verkehren könnte.  Es ist nicht die Rolle des Staates, Moral als Maßstab seines Handels zu definieren oder Selbstlosigkeit von der Bevölkerung zu verlangen. Viel mehr sollte der Staat Rahmenbedingungen dafür schaffen, die moralisches Handeln oder Wohltaten der Bevölkerung langfristig auch begünstigen könnten. Es sollte hingegen vermieden werden, dass durch ein moralisch definiertes Handeln für die Bevölkerung allgemeine Nachteile entstehen.

Die Geschichte lehrt uns außerdem, dass ein wirklich moralisches Handeln an seinen Folgen gemessen wird, nicht aber an seinem Selbstzweck.

Als das Imperium Sinica die bekannte Welt beherrschte

Wir schreiben das Jahr 1431, das dritte Jahr der Ära Xuande („Verbreitung der Tugend「). Mehr als ein halbes Jahrhundert war schon vergangen, nachdem das Heer unter der Führung des neuen chinesischen Kaisers Zhu Yuanzhang die Mongolen aus Peking vertrieben hatte. Zhu (Chinesisch: der Rote) schuf das mächtigste han-chinesische Imperium seit dem Ende der Goldenen Ära der Tang-Dynastie im achten Jahrhundert: Das feuerrote Reich „Da Ming「 („Große Helligkeit「).

Nach drei Fremdherrschaften durch die Kitan (2 chin. Nordprovinzen), die Jurchen (Nordchina) und die Mongolen (Gesamtchina) wurde die sinitische Welt wieder von einem han-chinesischen Staat vereint.

Anfang des 15. Jahrhunderts befand sich das chinesische Reich der Ming-Dynastie auf dem Höhepunkt seiner Macht. Das Imperium kontrollierte ein Gebiet, das von den eiskalten Urwäldern der nördlichen Mandschurei (Regionale Militärkommission Nurgan) bis in den tropischen Dschungel Vietnams (Provinz Jiaozhi) und von der Wüste Gobi bis zum Pazifik hineinreichte.

Anno 1431 stand eine 27.550 Mann umfassende Hochseeflotte des Imperiums unter der Führung des Admirals Zheng He zur Ausfahrt bereit, um der Welt abermals die kaiserliche Macht zu zeigen.  Mit der Flotte stachen auch mehr als 60 gewaltige, neunmastige „Schatzschiffe「 in See, die in der Länge bis zu 120 Metern und in der Breite bis zu 50 Metern maßten und somit ein Vielfaches der Größe von Kolumbus „Santa Maria「 mit ihren 27 Metern Länge betrugen, die ihrerseits 90 Jahre später das Zeitalter der weltweiten europäischen Dominanz einleiten sollten.

Sechs mal war die Flotte des Zheng He mit der damals weltweit führenden Kanonen- und Feuerwaffentechnik bereits um die bekannte Welt gesegelt. Mehr als 30 Länder von Indonesien bis nach Ostafrika hatten die Chinesen mit ihrer Drachenflotte unter die formale Oberherrschaft des chinesischen Kaisers gestellt. 

Kurz vor der Ausfahrt ließen die chinesischen Seefahrer ein Denkmal mit der Inschrift errichten: „ Die Kaiserliche Ming hat die gesamte Welt unter ihrer Herrschaft vereinigt. Ihre Errungenschaften sind damit größer als jede Dynastie zuvor. Bis ans Ende des Himmels und der Erde gibt es niemanden, der sich nicht als Untertan dem Kaiser unterwirft.「

Weltfremdheit und Dogmen als Beginn des Niedergangs 

Seit Anbeginn der Ming-Dynastie wurde das Imperium von Beamten regiert und verwaltet. Diese stellten zugleich auch die chinesische Oberschicht, da sie aus Gelehrten rekrutiert wurden und nach der damals vorherrschenden Vorstellung „das Gelehrtentum der edelste aller Berufe und Stände「 sei. So konnten Gelehrte, die ihr Leben lang nur antike Texte und klassische Literaturen ohne Praxisbezug und ohne Bezug zum realen Leben der Bevölkerung einstudiert hatten, nach Bestehen der Kaiserlichen Beamtenprüfung in hohe Regierungsämter gelangen und ganze Regierungskreise in der Größe eines Kleinstaates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 wie Fürsten regieren. 

Nach und nach haben diese Eliten (auch Mandarine genannt) den Großteil der politischen Macht im Reich der Mitte übernommen. Ab dem späten 16. Jahrhundert waren gegen das Machtkartell der Mandarine selbst Kaiser der Ming-Dynastie machtlos. So musste Kaiser Wanli aus Protest Jahrzehnte lang Amtsaudienzen verweigern, weil er seinen Wunschkandidaten für die Thronfolge nicht gegen die Mandarine durchsetzen konnte.

Die Mandarine kontrollierten nicht nur einen Großteil der politischen Macht. Durch ihre Schriften und ihre gesellschaftliche Stellung verfügten sie ebenfalls über ein Quasi-Monopol über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sbildung. Moral war, was die Mandarine als Moral definierten. Ebenso definierten sie, was im Sinne des Volkes zu deuten ist und was eine gute Politik ausmacht.

So schwangen sich die Mandarine zu Meinungsführern auf und predigten Moral als politische Handlungsmaxime. Dabei standen das Wohlergehen und die Zukunftsfähigkeit des Reichs und der Dynastie oft nicht im Vordergrund der politischen Überlegungen, sondern die 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dogmatischen Ansätzen einer moralisierenden Politik sowie darüber hinaus die eigenen partikularen Interessen der Mandarine – die ihrer Familien und der politischen Gruppierungen. 

Manchmal gelang es den Mandarinen auch, ihre eigenen Interessen mit der politischen Moral auf wundersame Weise zu verknüpfen. So wurden Gelehrte, sobald sie eine kaiserliche Beamtenprüfung bestanden haben, von jeglicher Steuerpflicht befreit. Dies führte dazu, dass sich zahlreiche Bauern freiwillig den Gelehrten mit bestandener Kaiserlichen Beamtenprüfung als deren Pächter andienten. Aus Gelehrten wurden so rasch Großgrundbesetzer, die mit der Macht gut vernetzt waren. Ebenso mussten reiche Kaufleute, die durch ihre Bestechungsgelder oft unter dem Schutzschirm der Mandarine standen, nur geringe Steuern und Abgaben zahlen. 

Jeglicher Versuch des Kaiserhofs, die Steuern bei Großgrundbesitzern einzuführen oder die Steuern bei reichen Kaufleuten anzuheben, scheiterte am massiven Widerstand der gesamten politischen Klasse der Mandarine, die dies als unmoralisch deuteten und ihren Widerstand auch von der Bevölkerung als volksnah feiern ließen. Unter tosendem Beifall des städtischen Volkes wurden die steuerneintreibenden Eunuchen auf öffentlichen Straßen verprügelt und aus der Stadt gejagt.

Am Ende blieben die wehrlosen Kleinbauern diejenigen, die die immer erdrückendere Last des Imperiums tragen mussten. Und wie schon seit tausenden Jahren ertrugen sie die Ausbeutung solange, bis bei ihnen nichts mehr einzuholen war.

Für die Weltfremdheit und die moralischen Dogmen der herrschenden Mandarine sollte das Reich der Mitte schon bald einen hohen Preis zahlen.

Das Schicksal wendete sich gegen das Reichs der Mitte 

Mehr als zweihundert Jahre nach der Gründung der Dynastie stand das chinesische Reich der Ming am Rand des finanziellen Kollapses. Die Kleine Eiszeit in Ostasien bescherte China verheerende Missernten und Hungersnöte. Bauern erhoben sich und zogen durch das Land. Sie verschleppten hunderttausende und verwüsteten ganze Landestriche.  Gleichzeitig brannten an verschiedenen Peripherien des Reichs. Mit enormen Blutzoll konnten chinesische Verbände zusammen mit ihrem koreanischen Vasallenstaat Joseon gerade noch hunderttausende japanischen Samurais im Imjin-Krieg aus der koreanischen Halbinsel vertreiben, da sahen die kriegerischen Mandschu-Stämme durch die geschwächte chinesische Garnison in der Mandschurei ihre Chance gekommen, um gegen das Reich der Ming zu rebellieren. 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 das im Inland von Hungersnöten und Aufständen heimgesucht wurde, erlitt durch die Mandschu mehrere vernichtende militärische Niederlagen, sodass die Mandschu schon wenige Jahre nach der Rebellion einen Großteil der chinesischen Provinzen in der Mandschurei besetzen konnten.

1636 krönte sich der mandschurische Großkhan Abahai zum Kaiser und rief die Dynastie „Da Qing「 (Die Großen Reinen) aus. Damit erhob der Großkhan der Mandschu Anspruch auf den chinesischen Kaiserthron. Das Wort „Qing「 (Chin: Die Reinen) symbolisiert nach der Lehre der Fünf Elemente das „Wasser「, welches das „Feuer「 der Ming löschen soll.

Angesichts des Ernstes der Lage sah sich Kaiser Chongzheng (Zhu Youjian) gezwungen, mit den Mandschu einen Waffenstillstand auszuhandeln, um sich zunächst mit den wenigen noch verbliebenen schlagkräftigen Truppen auf die inländischen Rebellen zu konzentrieren. Doch der Vorstoß des Kaisers scheiterte schnell an dem geballten Widerstand der Mandarine, die aus moralischen Prinzipien kategorisch jegliche Friedensverhandlung mit „Barbaren「 ausgeschlossen haben. Auf öffentlichen Druck der Moralprediger hin musste selbst der Kaiser seinen  Kriegsminister als Sündenblock hinrichten lassen, den er zuvor persönlich beauftragte hatte, mit den Mandschu um den Frieden zu verhandeln. 

Um den Krieg an mehreren Fronten gegen den Feind im Inneren und Außen finanzieren zu können, erhob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drastisch die Steuern und Abgaben ausgerechnet gegen die Ärmsten der Armen: die Landbevölkerung. Ein Teufelskreis wurde in Gang gesetzt, der dazu führte, dass sich immer mehr Bauern den Rebellen anschlossen und so die finanzielle Lage des Reichs weiter verschlimmerten. Das Reich geriet in den Zangengriff durch die immer stärker werdenden aufständischen Bauernheere einerseits und durch die aufstrebenden Mandschu andererseits: ein schier aussichtsloser Kampf.

Schließlich fiel die Hauptstadt Peking den Rebellen in die Hände, nachdem zuvor die Pest einen Großteil der Pekinger Garnisonstruppen weggerafft hatte. Kurz zuvor war ein letzter Versuch des Kaisers, die Hauptstadt vor den heranrückenden Rebellen und Mandschu in den sicheren Süden des Reichs zu verlegen, durch den Widerstand der Mandarine im Keim erstickt worden. Dann war es zu spät.

Im Beisein des letzten treuen Eunuchen erhängte sich Kaiser Zhu Youjian an einem Baum auf dem Kohlenberg.  

Die meisten Mandarine beugten ihre Knie vor den neuen Herren Pekings und erhofften sich dadurch einen hohen Posten in der neuen Dynastie ergattern zu können.

Fall der Ewigen Mauer und des Roten Drachens

Im Zentrum der Macht der östlichen Hemisphere nun angekommen, begangen die überheblich gewordenen Anführer der Bauernrebellen einen folgenreichen Fehler. Statt ihre Macht zu konsolidieren und sich die Unterstützung der kapitulierten kaiserlichen Beamten zu sichern, waren die Bauernanführer blind vor Gier über die Kriegsbeute, die sie nun in der Hauptstadt vorfanden. So machten sie sich daran, das Vermögen der Mandarine und der Reichen in der Hauptstadt zu beschlagnahmen. Als der kaiserlich-chinesische Heeresführer Wu Sangui der chinesischen Garnison erfuhr, dass seine Familie in der Hauptstadt enteignet wurde und überdies seine geliebte Konkubine Chen Yuanyuan von einem Rebellengeneral in Besitz genommen wurde, öffnete er den heranrückenden Mandschu die Tore der Chinesischen Mauer und unterwarf sich dem Qing-Prinzen Dorgon. Die Allianz aus ehemals kaiserlich-chinesischen Truppen der Grenzgarnison, die über die besten Musketen und Kanonen des Reichs verfügten, und der 100.000 Mann umfassende Achtbanner-Truppen der Mandschu erwies sich als die schlagkräftigste Streitmacht im damaligen Ostasien. Rasch besiegte sie die Bauernarme, eroberte Peking und eröffnete die 268 Jahre währende mandschurische Fremdherrschaft über China. 



So ging Wu Sangui in die Geschichte ein als der größte Verräter der Chinesen und wurde im Chinesischen ein Synonym für „Verräter der Han「. Seine tragische Liebesgeschichte mit Chen Yuanyuan lieferte den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Phantasien für zahlreiche Romanen und Erzählungen.

Es sollte sich  jetzt zeigen, dass die Nicht-Verlegung der Hauptstadt in den Süden des Reichs eine fatale Auswirkung auf die Widerstandsfähigkeit der restlichen der Ming loyal gebliebenen Teile des Imperiums zur Folge hatte. Nicht nur fielen mit Peking auch der rechtmäßige Kronprinz und der Rest der Kaiserfamilie den Rebellen bzw. den Mandschu in die Hände, sondern auch die gesamte Zentralregierung der Ming-Dynastie. Mit Hilfe der kapitulierten Beamten der frühen Zentralregierung der Ming-Dynastie konnten die Mandschu nun ihre Herrschaft in den eroberten Gebieten rasch konsolidieren und festig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konnten die Anhänger der Ming zwar rasch einen Prinzen in Nanking (Chin: Hauptstadt des Südens) zum Kaiser krönen. Jedoch konnte keine stabile Regierung gebildet werden, da die Rechtmäßigkeit des neuen Kaisers aufgrund seiner entfernten Verwandtschaft zur Kaiserfamilie stark umstritten war.

Eine letzte Chance hatte die chinesische Ming-Dynastie übrigens dennoch, wenn sich die kaiserlichen Ming im Süden des Reichs mit dem Rest der Bauernarmee gegen die Invasion der Mandschu verbündet hätten. Doch dieses Bündnis wurde wieder von den moralisierenden Mandarinen kategorisch abgelehnt, die an dem Prinzip festhielten, dass sich die Kaiserlichen niemals mit „Banditen「 zusammenschließen durften. Stattdessen verfielen die Ming schnell in innere Konflikte um die Rechtmäßigkeit der Thronerben und bekämpften sich gar gegenseitig. Ein Bündnis zwischen den Kaiserlichen und den Bauernheeresführern kamen erst dann zustande, als die Lage bereits aussichtslos war.

Hier zeigte sich erneut die fatale Wirkung einer moralisierenden Politik der Mandarine, die ihre Dogmen und ihre partikularen Interessen über das Wohl des Landes stellten. Der Hohe Regierungsaal der Verbotenen Stadt war voller Selbstdarsteller, die sich gegenseitig mit moralischen Maßstäben zu überbieten versuchten und die Augen vor der täglich verschlimmernden Lage verschlossen, jedoch für die dringenden Krisen des Reichs keine Lösungen anbieten konnten. Stattdessen fehlt es an den Schalthebeln der Macht an politischen Pragmatikern, die den Mut gehabt hätten, mit unbeliebten, aber notwendigen politischen Lösungen das Ruder doch noch zugunsten der Ming-Dynastie herumzureißen. Der Untergang des letzten Reichs der Han-Chinesen war besiegelt. 

So konnten die berittenen Heere der Mandschu mit Hilfe von ehemals kaiserlich-chinesischen Generälen, denen sie Reichtum und Prinzentitel versprochen hatten, in nur zwanzig Jahre das gesamte chinesische Imperium unterwerfen. 

Das letzte Kaiserreich der Han-Chinesen erlosch im Jahre 1662, als der letzte Kaiser Zhu Youlang und sein zum Christentum konvertierter Kronprinz Constantine (nach dem Römischen Kaiser Constantinus benannt) von den Mandschu gefangen genommen und hingerichtet wurden. Die verzweifelten Hilferufe der ebenfalls zum Christentum konvertierten Kaiserinmutter Helena (Kaiserin Xiaozheng) in einem an den Papst gerichteten Brief verhallten in den Hallen des Vatikan. 

Der „feuerrote Drache「 des Hauses Zhu wurde endgültig durch den „wasserblauen Drachen「 des Hauses Aisin Gioro ersetzt. 

Zopf oder Kopf – Bruch der chinesischen Zivilisation

Kurz nach der Eroberung des chinesischen Kernlandes erließ der Qing-Regent Dorgon unter Androhung der Todesstrafe einen Erlass, wonach alle chinesischen Männer die Zopf-Tracht (wobei ein Großteil des Kopfs kahl rasiert werden musste) und Kleidungen der Mandschu zu tragen hatten. Die bis dato seit mehr als zweitausend Jahren von Han-Chinesen und anderen sinisierten Völkern getragenen traditionellen Gewänder und Kleidungen stellten aber eine der zentralen Elemente der han-chinesischen Zivilisation und Identität dar. Zudem symbolisierte die „Unversehrtheit der Kopfhaare und des Körpers「 laut konfuzianischer Tradition die Kindliche Pietät, weshalb Haareschneiden und Tätowierungen zu den Tabus der Han-Chinesen gehörten. Dementsprechend wurde der Erlass der Mandschu zur Übernahme mandschurischer Kleidungen und Zopftracht mit erbitterter Widerstände seitens der han-chinesischen Bevölkerung begegnet, die nur mit äußerster Brutalität niedergeschlagen werden konnten. 

Dem Motto des Erlasses „Behaltet den Kopf, so verliert die Kopfhaare. Behaltet aber die Kopfhaare, so verliert den Kopf「 entsprechend, patrollierten vielerorts Friseure auf Befehl von Mandschu-Generälen durch die Straßen und schlugen denjenigen Passanten den Kopf ab, die die alte Kopftracht trugen und beim sofortigen Haarschneiden Widerstand leisteten (Man Qing Bai Shi, 1914). So wurde die Zopf-Tracht und die Annahme mandschurischer Kleidungen zum Symbol der chinesischen Unterwerfung unter die Mandschu-Herrschaft. Das äußere Erscheinungsbild der Chinesen wurde innerhalb kürzester Zeit für immer verändert. Zeitgenossen der frühen Qing-Zeit berichteten von han-chinesischen Besuchern in Korea und Japan, dass sie beim Anblick der dortigen Menschen und deren Bekleidungen in tiefe Scham versanken, da die Koreaner und Japaner, die mehr als ein Jahrtausend zuvor chinesisch geprägte Gewänder übernommen hatten, offensichtlich von ihrem Äußeren „chinesischer「 aussahen als die Qing-Chinesen selbst: Allein von ihren Kostümen und Haartracht her sahen die Chinesen nun eher wie die nomadischen Mandschu oder Mongolen aus. Dies nahmen die konfuzianischen Gelehrten in Japan und Korea zum Anlass, um ihre Länder fortan jeweils als die wahren Erben der chinesischen Zivilisation zu betrachten. 

Rückkehr der Chinesischen Nation und des Roten Drachens 

Obgleich sich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chinesischen Oberschicht mit der Herrschaft der Mandschu abfand und sich als Teil des Staatsapparates ansah, existierten über die gesamte Qing-Dynastie hinweg Geheimgesellschaften im Süden des Reiches, die von den ehemaligen Anhängern der Ming-Dynastie gegründet zum Ziel hatten, einen der Nachkommen der Prinzen des ehemaligen Kaiserhauses Zhu wieder auf die Kaiserthron zu verhelfen, um so den „chinesischen Staat「 wiedererstehen zu lassen. Die größte dieser Geheimgesellschaften war bekannt als „Hongmen「 (Hong war ein Codewort für Zhu: Hong-> Rot->Zhu).

242 Jahre nach dem Untergang des letzten Kaisers der Ming trat ein chinesischer Arzt am amerikanischen Boden in Honolulu der Hongmen bei und schwor, die Qing-Herrschaft in China niederzuringen und den chinesischen Staat wiederherzustellen. Sein Name war Sun Wen, im Westen auch bekannt Sun Yat-Sen. 

Acht Jahre später sollte sein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die Herrschaft der Mandschu in China beenden und die erste republikanische Staatsordnung in Ostasien ausrufen. Der wasserblaue Drache der Qing wurde daraufhin durch den feuerroten Drachen der Republik gestürzt.

Die Chinesen schnitten ihre Zöpfe ab und gewannen wieder ihre Freiheit. 

Die gelähmte Bundesrepublik

Mehr als dreihundert Jahre nach dem Untergang der chinesischen Ming-Dynastie steh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m anderen Ende des Eurasischen Kontinents erneut vor dem gleichem Grundsatzproblem wie einst das Imperium Sinica. Über fast sämtliche relevante politische Felder hat sich ein moralisierender Politikstil in Form von Political Correctness ausbreitet, der den Diskurs und die Entscheidungsfindungen des Politikbetriebs lähmt. Besonders fatal wirkt die Moralisierung in der Innen- und Außenpolitik auf die Zukunft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aus. 

Überholt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I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zeigt sich dies vor allem in der sogenannten werteorientierten  Außenpolitik und in dem mangelnden Selbstbehauptungswillen zur Durchsetzung der deutschen nationalen Interessen.

Bei der werteorientierten Außenpolitik bilden Menschenrechte die Grundlage und Richtlinie der auß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Im Sinne dieser Politik nehmen die Menschenrechtsfragen noch eine höheren Stellenwert ein als die Verfolgung nationaler Interessen. Zugleich wird die Annahme zugrunde gelegt, dass den Interessen Deutschlands am besten gedient sei, wenn Deutschland die Übertragung des westlichen politischen Modells der Gewaltenteilung und der Demokratie in der übrigen Welt aktiv fördert und als elementaren Teil seiner Außenpolitik betrachtet. 

Es wird dabei übersehen, dass Rechtsstaatlichkeit, Demokratie und weitreichende Bürgerrechte ein Ergebnis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des durch Aufklärung und Industrialisierung ermöglichten Wohlstandzuwachses und des damit verbundenen gesellschaftlichen Fortschritts im Westen sind. Verschiedene sozio-historische Faktoren wie die griechisch-römischen Traditionen, die Begrenzung der königlichen Macht durch Adel und Kirche oder die Herausbildung eines gesellschaftlich dominierenden Bürgertums durch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haben die Bildung des modernen demokratischen Staatswesens im Westen begünstigt. 

Gleichwohl kann sich eine funktionierende rechtsstaatlich-demokratische Staatsordnung in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etablieren, wenn diese über eine breite Mittelschicht und einen wirtschaftlich dominierenden Privatsektor verfügen, weitgehend säkular geprägt sind, gesellschaftlich stabil und ideologisch einer Demokratie nicht grundsätzlich entgegenstehen. Dies trifft etwa auf stabile ostasiatische Demokratien wie Japan, Taiwan und Südkorea zu, deren politische Systeme maßgeblich durch den Einfluss ihrer amerikanischen Schutzmacht geprägt wurden und bei denen eine stabile Demokratie durch den enormen wirtschaftlichen Erfolg und die Herausbildung eines dominierenden Privatsektors ermöglicht wurde. 

Eine vorausschauende Politik würde deshalb genau abwägen, ob eine westliche Intervention zur Errichtung eines demokratischen Systems in einem nicht-westlichen Land in der dort vorzufindenden Entwicklungsphase den Interessen des Westens dient oder eher zuwiderläuft.

Ohnehin kann der Westen gegenwärtig nur gegenüber kleineren und schwachen Ländern eine wirksam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durchsetzen. Kritik in Menschenrechtsfragen gegenüber Großmächten der Welt wie Russland oder China bleibt hingegen eher symbolischer Natur. Es wird dabei geflissentlich vergessen, dass die werteorientierte Außenpolitik ein Ergebnis des Kalten Kriegs war, als sich zwei ideologisch verschiedene Machtblöcke entgegenstanden und jeweils ihr Staatsmodell in der übrigen Welt zu verbreiten versuchten. Im 21. Jahrhundert sind Ideologien bei den nicht-westlichen Großmächten in den Hintergrund getreten. Weder China, noch Russland sieht heute noch die Verbreitung seines Staatsmodell als vorrangiges Ziel seiner Außenpolitik. Vielmehr verfolgen sie eine knallharte Interessenpolitik zur Stärkung ihr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und zur Aufrechterhaltung ihrer inneren politischen Machtverhältnisse. 

Eine werteorientierte Außenpolitik mag in der kurzen Phase der nahezu erreichten westlichen Hegemonie nach dem Ende des Kalten Kriegs in begrenztem Maße funktionieren, als Russland aufgrund der Wirren nach dem Zusammenbruch der Sowjetunion schwächelte und vor allem mit sich beschäftigt war, und die VR China aufgrund ihrer Umstellung von der Planwirtschaft auf den Staatskapitalismus dringend auf westliches Kapital und Know-how angewiesen war. In der heutigen Zeit eines wieder erstarkten Russlands und eines zur Weltmacht aufstrebenden Chinas ist eine solche Politik des Westens bzw. Deutschlands, die Werte zum obersten Richtwert des politischen Handelns erkoren hat, gemessen am Ergebnis nicht nur wirkungslos, sondern den Interessen des Westens und Deutschlands eher nachteilig, wenn Menschenrechtsfragen von diesen immer stärker werdenden Großmächten als Druckmittel bei wirtschaftlichen oder geopolitischen Verhandlungen, z.B. in Form von formalen oder symbolischen Zugeständnissen, ausgespielt werden.



Das heißt freilich nicht, dass die Wertepolitik keinerlei Rolle mehr spielen sollte. Vielmehr sollte sie im Rahmen bzw. als Ergänzung der Interessenpolitik erfolgen. So könnte der Westen beispielsweise die Solidarität  innerhalb der westlichen Staatengemeinschaft oder den Schulterschluss mit nicht-westlichen Verbündeten wie Japan oder Südkorea durch die Betonung der gemeinsamen Werte stärken. Dies geschieht auch im Interesse dieser Länder, die als Einzelstaaten auf der internationalen Bühne oft zu wenig Gewicht haben. Ein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wird dann den Interessen der westlichen Staaten nachteilig, wenn sie zum moralischen Imperativ umdefiniert und über die eigenen Interessen gestellt wird. 

Die US-Regierung unter der Führung von Donald J. Trump hat diese Problematik eingesehen und verfolgt deshalb außenpolitisch primär eine interessengeleitete Politik, die nur durch die Wertepolitik ergänzt wird, wenn sie die eigenen Interessen stärkt. Deutschland hingegen hat die werteorientierte Politik im Sinne des kantischen Imperatives zum obersten Gebot der politischen Überlegungen erhoben, nach dessen Prinzip die eigenen nationalen Interessen im Zweifel hinter die Moral gestellt werden. Mit dieser Politik hat sich Deutschland zuletzt nicht nur in Europa weitgehend isoliert, sondern sich auch durch eine Gleichsetzung der Werte und Moral mit linksgrünen politischen Ansätzen gefährlich weit von seinem bisherigen wichtigsten Verbündeten, den USA, entfremdet.  

Außenpolitische Machtlosigkei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liegt das grundlegende Problem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in dem mangelnden Willen zur Machtpolitik und damit zur Durchsetzung seiner Interessen. Jegliche Form der westlichen Machtpolitik wird von der moralisierenden medialen Öffentlichkeit als nationalistisch oder protektionistisch abgestempelt und mit allen Mitteln bekämpft.

Gleichzeitig wird übersehen, dass eine interessengeleitete Machtpolitik in fast sämtlichen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keinesfalls als etwas Verwerfliches, sondern als eine Selbstverständigkeit angesehen wird, die von der dortigen Bevölkerung von ihren Staatslenkern erwartet wird. Selbst der Begriff „Nationalismus「 ist in den meisten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der Welt positiv assoziiert. Wird der Begriff Nationalismus im Westen, vor allem aber in Deutschland, sofort mit den zwei Weltkriegen in Verbindung gebracht, sieht die Bevölkerung in den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den Nationalismus eher als eine notwendige Voraussetzung ihrer nationalen Unabhängigkeit und Selbstbehauptung.

Insbesondere die Bundesrepublik hat aufgrund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im Zweiten Weltkrieg seit jeher an einer pazifistischen Grundhaltung festgehalten und die Demonstration der Macht stets vermieden oder in internationale Gremien einzubinden versucht. 

Während diese pazifistische Grundhaltung und machtpolitische Zurückhaltung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angesichts der gigantischen Verbrechen des NS-Staates verständlich sind, werden diese seit der deutschen Wiedervereinigung der Größe und der Rolle der Bundesrepublik für Europa und das westliche Staatenbündnis nicht mehr gerecht. Gleichzeitig geraten sie mit der Zukunftsfähigkeit des deutschen Staates in einen Konflikt, wenn andere Mächte im multipolaren Zeitalter die Maximierung ihr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als oberstes Gebot betrachten und diese auch mit Nachdruck durchzusetzen versuchen.

Es zeigte sich, dass das tonangebende politische wie mediale Establishment der Berliner Republik seit der deutschen Wiedervereinigung nicht imstand war, in ihre Rolle als eine europäische Ordnungs- und Großmacht hineinzuwachsen, um den neuen Verantwortungen infolge des nationalen Machtzuwachses gerecht zu werden und die Bundesrepublik zum Wohle der deutschen Nation, Europas und des Westens politisch wie kulturell neu zu gestalten und zu positionieren. Die Bundesrepublik wurde faktisch eine Großmacht, ohne dass sie wusste oder willens war, wie eine Großmacht zu agieren und die Verantwortungen dafür zu übernehmen. 

Die pazifistische Grundhaltung und machtpolitische Zurückhaltung der Bundesrepublik sind jedoch ein politisches Luxusgut für die Größe und Wirtschaftskraft eines Landes wie Deutschland, das sich die Bundesrepublik nur deshalb leisten konnte, da sie seit mehr als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unter dem militärischen Schutzschirm der von Amerika geführten Nato gestanden hat und in internationalen Angelegenheiten oft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s westlichen Staatenbündnisses zurückgreifen konnte. Dass nach de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bis zum heutigen Tage weitgehend Frieden in Europa und Asien herrscht, ist es vor allem dem Umstand zu verdanken, dass einerseits sämtliche größere westliche Industriestaaten bzw. Japan in das westliche Staatenbündnis integriert sind und andererseits ein größerer Krieg zwischen dem Westen und anderen konkurrierenden Großmächten (vor allem China, Russland) durch gegenseitige nukleare wie konventionelle Abschreckung kaum noch möglich is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t wie viele andere Länder auch von dieser Friedenssicherung durch die eigene Zugehörigkeit zum Westen enorm profitiert, sodass sie sich mehr als ein halbes Jahrhundert lang vor allem auf ihre eigen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konzentrieren konnte. Insbesondere konnte sich Deutschland  Jahrzehnte lang deshalb auf der internationalen Bühne als den „Saubermann「 präsentieren, da es die unbeliebte Arbeit der militärischen wie nicht-militärischen Machtdemonstrationen den Amerikanern, Briten und Franzosen überlassen konnte. Als Mitglied der Nato und der westlichen Staatengemeinschaft profitierte Deutschland in der Durchsetzung seiner Interessen in der nicht-westlichen Welt dennoch von eben jenen Machtdemonstrationen der anderen westlichen Großmächte. 

Der fehlende Wille Deutschlands zur Anwendung seiner Machtinstrumente – oder das Zeigen eines „unfreundlichen Gesichts「- führte dazu, dass Deutschland – mehr noch als andere westliche Großmächte – in der Durchsetzung seiner Interessen auf die internationalen Gremien krampfhaft angewiesen ist. 

Den politischen Entscheidern der Bundesrepublik ist dieses machtpolitische Defizit durchaus bewusst. Doch statt eine außenpolitische Normalisierung Deutschlands in eigener Verantwortung anzustreben, setzten sie weiter auf eine Vertiefung und Stärkung der internationalen Gremien, zu deren wichtigsten Säulen die politische Integration der EU gehört, um diesen bei schwierigen Entscheidungsfindungen Verantwortungen der Machtpolitik zuschieben zu können. Dabei übersehen sie, dass die meisten anderen Staaten internationale Gremien und Organisationen in erster Linie lediglich als Erweiterung und Stärkung ihr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betrachten und ihre nationale Interessen im Zweifelsfall über alles andere hinwegsetzen. Während ein Großteil des deutschen politisch-medialen Establishments seine deutsche Identität am liebsten durch eine „europäische Identität「 ersetzt haben möchte und die EU bereits im Geiste als einen über-nationalen Staat begreift, deren Interesse im Zweifelsfalle über die d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Deutschlands und der anderen EU-Staaten steht, sind die meisten anderen EU-Länder nicht bereit, ihre nationalen Interessen für die EU zu opfern oder mit diesen gleichzusetzen. Dieses machtpolitische Ungleichgewicht zuungunsten Deutschlands zeigt sich auch dadurch, dass sich Politiker der meisten europäischen Länder, die ein Amt der europäischen Institutionen übernommen haben, weiterhin vordergründig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ihres Heimatlandes sehen und in den EU-Institutionen selbstverständlich für die Interessen ihres Heimatlandes einsetzen. Die Einbindung der EU-Amtsträger an die Belange des eigenen Heimatlandes wird durch die Regierung des jeweiligen Landes auch aktiv gefördert und betrieb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steht der deutsche Sonderweg, bei dem sich deutsche EU-Amtsträger selbstverständlich als übernationale Interessenvertreter der EU begreifen, aber nicht mehr für die deutschen Interessen zuständig fühlen und sehen. Die Folge eines solchen deutschen Sonderwegs kann nur sein, dass Kernelemente der deutschen Interessen auf der EU-Ebene ins Hintertreffen geraten werden und so die Entfremd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von der EU stetig befördert und verstärkt wird.

Die Abhängigkeit Deutschlands vom westlichen Staatenbündnis und von internationalen Gremien hat auch zur Folge, dass Deutschland im Zweifelsfalle seine existentiellen Interessen nicht durchzusetzen weiß, wenn es auf sich allein gestellt ist. 

Diese machtpolitischen Defizite offenbarten sich besonders deutlich in der seit 2015 andauernden Migrationskrise. Hier nahm keine Nato das Ruder in die Hand, wenn es um die brenzlige Frage ging, wie die Migrationsbewegung der irregulären Masseneinwanderung aufgehalten werden konnte. Ebenfalls versagte die EU in der effektiven Sicherung ihrer Außengrenzen. Die politische Führung der Bundesrepublik musste selbst eine Entscheidung treffen und ließ kurzerhand die Grenze öffnen, statt die unkontrollierte Einwanderung zu unterbinden. Es heißt, dass einer der wichtigsten Gründe für die Grenzöffnung war, keine „hässlichen Bilder「 vor den Medien zu produzieren. Schließlich waren es kleinere Länder Mittel- und Osteuropas (Ungarn, Österreich etc.), deren Bemühungen zum Schutz ihr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letztendlich zur Schließung der Balkanroute führten und die Migrationskrise zumindest für eine Zeit eindämmten. 



Die Kombination aus werteorientierter Außenpolitik, bei der erklärte Menschenrechtsfragen in Form der Aufnahme der Flüchtlinge genannten irregulären Migranten über die innere Stabilität Deutschlands gestellt wurden, und dem fehlenden Willen zur Durchsetzung d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erwies sich als eine folgenschwere politische Sackgasse, aus der das politische Deutschland bis zum heutigen Tage nicht herausgekommen ist und sich bereitwillig in der eigenen Ohnmacht seinem als Alternativlosigkeit genannten Schicksal zu fügen scheint.

Verfehlte Migrations- und Integrationspolitik

Die politische Moralisierung und Emotionalisierung haben die deutschen politischen Entscheider in der Migrations- und Integrationspolitik nahezu handlungsunfähig gemacht. 

In einem frühen Artikel habe ich bereits die Gründe dargelegt, warum Deutschland kein Einwanderungsland im klassischen Sinne sein kann. Das liegt zum einen daran, dass Deutschlands nationale Identität aus seiner langen Kulturgeschichte, aber nicht aus der Migration erwachsen ist. Dies unterscheidet Deutschland wesentlich von den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Amerika, Kanada oder Australien. Anders als die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änder ist der heutige Wohlstand Deutschlands nicht auf die Einwanderung aus anderen Kulturen zurückzuführen, sondern vor allem auf die 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gewonnenen Errungenschaft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 die Schaffenskraft seiner Bürger seit der Aufklärung und die dadurch ermöglichte moderne Industrie. Seit de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gehört Deutschland bereits zu den führenden Nationen dieser Erde im Bereich der Wissenschaft und Technologie. Trotz der flächendeckenden Zerstörung der Großstädte im Zweiten Weltkrieg war der Großteil der industriellen Anlagen intakt geblieben. Ebenso stand ein gut ausgebildetes Personenreservoir nach dem Krieg dem Wiederaufbau zur Verfügung. Insofern war das Wirtschaftswunder der Bundesrepublik nach dem verheerenden Zweiten Weltkrieg absehbar, solange die Siegermächte dem Wiederaufbau nicht im Wege standen. Bereits wenige Jahre nach dem Ende des Kriegs erreichte die Bundesrepublik daher das Wohlstandsniveau und den Grad der Modernität der Vorkriegszeit. Deutschland galt schon zu den reichsten Ländern der Welt mit den fortschrittlichsten Sozialsicherungssystemen, bevor überhaupt eine nennenswerte Zahl von außereuropäischen Migranten nach Deutschland eingewandert waren. 

Zudem unterscheidet sich Deutschland aufgrund seiner sprachlichen Besonderheit, seiner in der Geschichte verwurzelten Identität und seiner Eigenschaft als Sozialstaat fundamental von einem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and. Hochqualifizierte Fachkräfte sprechen zumeist Englisch, aber kein Deutsch. Es gibt deshalb keinen Grund anzunehmen, dass der Großteil der hochqualifizierten Leistungsträger Deutschland als Auswanderungsziel wählen würde, anstatt in den englischsprachigen Raum zu migrieren, in dem ohnehin die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änder zu verorten sind und in dem sich bereits größere Communities von Landsleuten der großen Auswanderungsländer von hochqualifizierten Fachkräften wie China und Indien etabliert haben. Als Leistungsträger und weltweit gefragte Fachkraft sind sie zudem nicht auf soziale Systeme angewiesen. Auch aus diesem Grund bevorzugen sie ein Land mit niedrigen Einkommenssteuern und Abgaben als ein Land wie Deutschland, das zu den Ländern mit den höchsten Steuern – und Abgaben zählt. Aus diesen Gründen kann Deutschland allein aufgrund seiner nationalen Besonderheiten und seiner Eigenschaft als Sozialstaat für die meisten hochqualifizierten Fachkräfte der Welt auch mit einem großzügigen Einwanderungsgesetz nicht attraktiv werden. Für diesen Befund spricht, dass sich die Zahl der Arbeitsmigranten aus dem nicht-europäischen Raum nach Deutschland seit Jahren auf einem niedrigen Niveau bewegt, auch wenn die deutschen Einwanderungshürden für hochqualifizierte ausländische Fachkräfte inzwischen niedriger liegen als in den klassischen 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USA. 

Ein flächendeckendes Anwerben von Ungelernten oder Fachkräften mit Berufsausbildung aus dem Nicht-EU-Raum, wie sich viele Vertreter des politisch-medialen Establishments durch die Flüchtlingspolitik sowie das Fachkräftezuwanderungsgesetz erhoffen,  ist ebenfalls wenig zielführend. Denn anders als in den 1960er Jahren, als der deutsche Arbeitsmarkt mit dem dominierenden industriellen Sektor mit einer hohen Wirtschaftswachstumsrate auch Ungelernte rasch absorbieren konnte, werden heute vor allem hochspezialisierte Fachkräfte mit guten Deutschkenntnissen im Dienstleistungssektor benötigt. Aufgrund der fortschreitenden Automatisierung und der Verlagerung von einfachen Arbeitsplätzen ins billigere Ausland sind viele Arbeitsplätze gerade im Industriesektor weggefallen. Wo solche Arbeit zurückkehrt, wird sie von Robotern übernommen. Es ist deshalb davon auszugehen, dass durch die zunehmende Digitalisierung gerade einfachere Tätigkeiten in Zukunft vermehrt durch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rsetzt werden. Es ist daher schon heute zu befürchten, dass viele heute im Erwerbsleben stehenden Arbeitskräfte auch mit einer Berufsausbildung mittelfristig ihre Arbeitsstellen verlieren werden, sofern sie sich nicht die nötigen neuen Fähigkeiten im IT-Bereich aneignen können. Ohnehin steht aber der deutsche Arbeitsmarkt heute schon den migrationswilligen Arbeitskräften des gesamten EU-Raums zur Verfügung.

Ziel einer besonnenen und einer an den nationalen Interessen orientierten Einwanderungspolitik Deutschlands sollte daher sein, die Bedürfnisse der Wirtschaftssektoren nach Fachkräften zu befriedigen, in denen tatsächlich ein Fachkräftemangel besteht, ohne jedoch die bisherige kulturell relativ homogene Gesellschaft wesentlich zu verändern oder das bisherige Gesellschaftsmodell eines Sozialstaats zu gefährden. Vor allem sollte Deutschland alle Möglichkeiten ausschöpfen, um seine eigenen Hochbegabten im Land zu halten. Denn längst ist Deutschland nicht nur ein attraktives Einwanderungsland vor allem für Versorgungssuchende geworden, sondern auch ein Auswanderungsland für viele eigene Hochqualifizierte. Dies bedeutet freilich nicht, dass Deutschland sich vor qualifizierten, einwanderungs- und anpassungswilligen Migranten verschließen sollte. Vielmehr reichen die vorhandenen gesetzlichen Möglichkeiten mittels Arbeitsvisum und BlueCard völlig aus, um jenen qualifizierten und migrationswilligen Migranten aus dem Nicht-EU-Raum einen Aufenthaltstitel in Deutschland zu ermöglichen. Sofern Deutschland sein bisheriges Gesellschaftsmodell aufrechterhält und zukunftsfähig gestaltet, wird es in der Lage sein, Fachkräfte aus dem europäischen Kulturraum und manche Talente der Drittstaaten anziehen, die einen großen Wert auf die Vorzüge des Sozialstaates und den sozialen Frieden legen, oder jene, die sich ohnehin für die deutsche Sprache, Kultur und Lebensweise interessieren. Deutschland wird auch dann kein attraktives Land für die Mehrheit der Fachkräfte aus den Drittländern sein. Jedoch wird immerhin ein Teil der Fachkräfte aus den Drittländern die gegebenen Einwanderungsmöglichkeiten der Bundesrepublik nutzen wollen. 

Verspielt Deutschland jedoch seine traditionellen Stärken, so wird dieses Land letztlich auch seine Anziehungskraft auf die Fachkräfte Ost- und Südeuropas und den Rest der Talente der Drittstaaten verlieren. 

Insofern ist die gegenwärtige Einwander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durch die ein Großteil der außereuropäischen Migranten ohne Vorprüfung, ohne Nachweis von ausreichenden sprachlich- wie beruflichen Qualifikationen und ohne eine wirksame Migrationssteuerung- und Kontrolle des Aufnahmelandes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konnte, mit rationalen Argumenten zum Wohle des Landes nicht erklärbar. Vielmehr ist sie ein Ergebnis einer Politik, in der die Moral zur obersten Maxime des politischen Handelns erklärt wurde und andere realpolitische Handlungsoptionen tabuisiert wurden. Vergessen ist dabei, dass eine schlechte Einwanderungspolitik letztendlich der Attraktivität des Landes für die wirklichen Talente im Inland und Ausland  die Grundlage entzieht.

Kommen wir nun zu den Voraussetzungen einer erfolgreichen Integrationspolitik in Deutschland. Integration wird von vielen Politikern in Deutschland lediglich mit dem Erwerb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dem beruflichen Erfolg gleichgesetzt. Selbstverständlich sind diese Faktoren unabdingbare Voraussetzung einer erfolgreichen Integration. Eine Integration bedeutet aber auch, dass der Einwanderer sich mit dem neuen Heimatland identifizieren kann und im Zweifelsfalle für die Interessen dieses Landes einsetzen würde. Dies gilt insbesondere dann, wenn sich der Einwanderer für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seines neuen Heimatlandes entscheiden sollte. Kein Land der Welt kann sich auf die Dauer leisten, dass die Loyalität von Millionen seiner neuen Staatsbürger im Zweifel anderen Ländern gilt.

Erfahrungen aus den 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Amerika oder Australien zeigen nämlich, dass eine solche Integration nur dann gelingen kann, indem den Migranten eine starke nationale Identität des Aufnahmelandes angeboten wird. Gleichzeitig mit der Annahme der neuen Staatsangehörigkeit schwören frisch Eingebürgerte etwa in Amerika feierlich jeglicher Loyalität zu ihrem alten Heimatland ab. Stattdessen gilt nun ihre Loyalität uneingeschränkt dem neuen Heimatland, auch wenn es darum geht,  ihr neues Heimatland gegen das alte Heimatland verteidigen zu müssen. Dieses feierliche Bekenntnis zu seinem neuen Heimatland ist jedoch nicht nur eine Zeremonie: Es wird im alltäglichen Leben in einem Patriotismus für die gemeinsame Nation ausgelebt, deren Zugehörigkeit im Gegenzug dann auch uneingeschränkt für jeden Staatsbürger gilt. Deshalb muss die Vergabe der Staatsbürgerschaft an die uneingeschränkte Loyalität zu dem neuen Heimatland geknüpft werden.

Der Patriotismus ist ein elementarer Bestandteil jedes Einwanderungslandes und schafft erst die Grundlage für eine Einwanderungsgesellschaft, in der sich alle Bürger zu der gemeinsamen Nation bekennen können und nach ihrem Wohlergehen streben. Nur dadurch werden Bürger verschiedener Herkunft zu einem Staatsvolk zusammengeschweißt.

Die heutige deutsche Gesellschaft in Verleugnung und Marginalisierung ihrer nationalen Identität ist jedoch nicht in der Lage, den Migranten eine neue, deutsche Identität zu geben. Die entwurzelten Einwanderer suchen daher ihre Identität vor allem in ihrem alten Heimatland oder in ihrer mitgebrachten Religion, Kultur oder Ethnie. Auf diese Weise wird oft die aus dem Herkunftsland mitgebrachte Sozialisierung in der Fremde – in Deutschland – fortlaufend verstärkt. Eine Integration ist somit nicht möglich.  Die Konsequenz daraus ist somit ein Staatsvolk mit hunderten verschiedenen nationalen Identitäten, die einander nicht integrierbar sind. Eine solche Gesellschaft fällt langfristig vom Innern heraus auseinander.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spolitik in Deutschland setzt deshalb voraus, dass sich die deutsche Mehrheitsgesellschaft wieder auf ihre eigene nationale Identität besinnt: nicht zuletzt mit den positiven, identitätsstiftenden Teilen ihrer Geschichte. Nur wenn das deutsche Staatsvolk wieder ein unkompliziertes, gesundes Verhältnis zu seiner Identität entwickelt, nur dann wird es in der Lage sein, den integrationswilligen Migranten ein positives Deutschland-Bild zu vermitteln und denjenigen, die bereit sind, ihre alte nationale Identität abzulegen, und eine neue, deutsche Identität zu geben. 

Eine solche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Identität steht derzeit jedoch dem moralischen Leitbild des politischen und medialen Establishments in Deutschland entgegen, sodass jegliche Forderungen nach einem deutschen Patriotismus sofort in die rechtsextreme Ecke gestellt und mit der NS-Vergangenheit assoziiert werden. 

Selbstverständlich gebieten der Respekt vor den Opfern der NS-Gewaltherrschaft, aber auch die historische Pflicht zur Aufklärung darüber, dass der Totalitarismus und der Rassenwahn nie wieder in Deutschland oder in sonstigen Ländern salonfähig werden und die Oberhand gewinnen dürfen, dass die Erinnerung an die Millionen NS-Opfer und die Aufarbeitung der NS-Verbrechen auch in Zukunft frisch gehalten und als ein Schwerpunkt der Erinnerungskultur in Deutschland erhalten bleiben müssen. Dies steht jedoch nicht im Widerspruch dazu, auch die positiven Teil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tärker als bisher herauszuarbeiten und für den sozialen Zusammenhalt daran zu erinnern.

Verantwortung aus der Geschichte bedeutet nicht nur, Verantwortungen von den Verbrechen der vergangenen Generationen zu übernehmen, sondern auch, die gesellschaftliche Stabilität auch für die Zukunft zu sichern und zu erhalten, damit die Gesellschaft nicht auseinanderdriftet und in Chaos und Zerfall endet, aus denen letztendlich totalitären Strukturen herausgehen.

Normalisierung Deutschlands als Voraussetzung für die Zukunftsfähigkeit

Im Laufe seiner fast vier tausend Jahre währenden Geschichte zählte China mehr als achtzig Dynastien und Herrscherhäuser. 

Dynastien wurden auf Millionen Toten gegründet. Dann blühten die Dynastien auf und strebten anschließend, zerfressen durch die Korruption und ausgezehrt durch die sozialen Probleme und die dekadenten privilegierten Gesellschaftsschichten, unaufhaltsam dem Niedergang entgegen.

Nur eine Handvoll davon konnten mehr als zweihundert Jahre überdauern. Bei diesen wenigen Dynastien gab es stets Kaiser, die es geschafft haben, das Ruder des im Niedergang begriffenen Imperiums durch eine kluge und besonnene Politik herumzureißen, auch wenn es bedeutet, mit den bisherigen Dogmen und  Ideologien der Dynastie zu brechen. Diese wiederbelebte Blütephase nach einer Zeit des Niedergangs nannten die Chinesen „Zhongxing「: „Mittleres Aufblühen「. 

Deutschland und auch andere westliche Länder können nur dann den Wohlstand ihrer Bürger und ihre Stellung als eines der führenden Industrieländer der Welt aufrechterhalten, wenn in den relevanten Politikfeldern auf breiter Front ein Politikwechsel stattfindet: Von einer moralisch und dogmatisch getriebenen Politik hin zu einer sachlichen, pragmatischen und interessengeleiteten Politik.

Die Trump-Administration in den USA hat dies bereits erkannt und betreibt seitdem eine knallharte Machtpolitik zur Selbstbehauptung der amerikanischen Nation gegenüber aufstrebenden Großmächten und zur Sicherung der eigenen Wettbewerbsfähigkeit, auch wenn es bedeutet, durch den Bruch mit der bisherigen Moralpolitik das gesamte mediale Establishment im Westen gegen sich aufzubringen. Bislang hat die Trump-Administration damit großen Erfolg. Die USA blühen wirtschaftlich wieder auf. Ihre Konkurrenten geraten hingegen in die Defensive.

Ob es Deutschland jedoch gelingt, seinen Wohlstand und seine Fortschrittlichkeit langfristig zu erhalten, wird maßgeblich von der innen- wie außenpolitischen Normalisierung des Landes abhängen. Das hieße einerseits, dass ein im westlichen Staatenbündnis verankertes Deutschland außenpolitisch selbstverständlich wie jedes andere Land der Welt zum Schutz sein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Real- und Machtpolitik betreiben kann. Das hieße aber auch, dass Deutschland wieder unverkrampft zu seiner nationalen Identität stehen kann und in der Migrations- und Integrationspolitik in erster Linie seiner inneren Stabilität und den Bedürfnissen seiner Bürger verpflichtet ist. Weiterhin wird die Zukunftsfähigkeit des demokratisch-rechtsstaatlichen Deutschlands davon abhängen, ob es dem politischen Deutschland gelingt, mit denjenigen politischen Dogmen zu brechen, die nicht mehr zeitgemäß sind, und neue 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Ausrichtung einzuführen, die zu der veränderten Lage der Welt passen.

Ein starkes Deutschland, welches fest in das westliche Staatenbündnis integriert ist, wird ein Segen für Europa und den Westen insgesamt sein. Ein Deutschland im Zentrums Europas aber, das in seiner grenzenlosen moralischen Überhöhung in die gesellschaftliche Instabilität und in den wirtschaftlich-kulturellen Niedergang hineinzugeraten droht, werden seine Nachbarn zurecht fürchten müssen.

Nur einem selbstbewussten Deutschland, das mit einem Herz für seine Vergangenheit wieder seinen Blick nach vorne richtet, wird es gelingen, in den Stürmen der kommenden Zeiten zukunftsfähig zu bleiben.




高興

感動

同情

搞笑

難過

拍磚

支持
2

鮮花

剛表態過的朋友 (2 人)

發表評論 評論 (9 個評論)

回復 Brigade 2020-10-30 02:17
看題目就知道希特勒有希望被德國人平反了。
回復 無上大魔 2020-10-30 02:51
Brigade: 看題目就知道希特勒有希望被德國人平反了。
希特勒是德國的歷史罪人。

而為了推翻希特勒納粹政權,為了拯救德國而犧牲的諸如施陶芬貝格伯爵等7月20日烈士才是德國真正的愛國者。
回復 pinglunla 2020-10-30 10:41
從來沒有見過作者這麼蠢的人。德國回歸愛國主義,必定回歸民族主義,到時候,你等著進毒氣室吧。
回復 qxw66 2020-10-30 11:12
默克爾愛戴高帽子
回復 無上大魔 2020-10-30 16:58
pinglunla: 從來沒有見過作者這麼蠢的人。德國回歸愛國主義,必定回歸民族主義,到時候,你等著進毒氣室吧。
我也沒看過如此蠢不可言的回復。我在文章中強調的是恢復正常的德國愛國主義精神。任何其他的國家都提倡愛國,憑什麼二戰都過去七十多年了德國就不能提倡愛國主義?德國人如果自己都不提愛國,怎麼讓國內的移民愛國?

愛國主義不等於極端民族主義。相反,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的國民如果能有正常的愛國精神和國家認同,極端民族主義根本沒有什麼機會。

當年納粹之所以能上台就因為德國經濟崩潰,社會被極左和極右勢力撕裂,以中央黨等為首的保守派勢力消亡的結果。

德國上千年歷史中出現過很多開明先進又強大的國家和政體,短短的納粹歷史只是德國歷史的一個岔路,是一戰德國慘敗被設定不平等條約經濟被剝削所造成的非正常時代。而在你口中好像只要德國正常化提倡愛國主義就馬上納粹化似的。幼稚!建立現代德國的俾斯麥是納粹?相反,他在統一德國后一直致力於維持歐洲和平。聯邦德國早期的偉大愛國政治家Konrad Adenauer或Helmut Kohl是納粹?愚蠢幼稚!

我在文章說了,我要復興的就是一個屬於西方陣營,繁榮富強的德國。而這樣一個德國,是絕不會納粹化的。

再說了,我知道的三十四十年代留學定居在德國的華人(個別共產黨除外),也沒有被迫害。   季羨林是誰知道嗎?在整個二戰中他都在德國哥廷根正常讀書教書。二戰前德意志國政府甚至還長時期給那時候的國民政府提供軍事援助,用德國軍械武裝了好幾萬國軍。德國有好幾個將軍在華待到了抗戰後。德國甚至考慮過和中國結盟對付蘇聯。蔣介石的養子蔣緯國曾參加德國陸軍。后因德日同盟后才斷絕對華援助。多學點歷史吧!否則徒增笑話
回復 無上大魔 2020-10-30 17:21
qxw66: 默克爾愛戴高帽子
默克爾沒什麼政治立場。十幾年前她是個右翼政客,為了獲得保守黨內支持而在移民問題上很強硬。現在為了討好媒體和左翼政治盟友社民黨綠黨又變成極左。她要的是掌權而已。德國主流左傾媒體要什麼,她就做什麼。而德國國家利益不在她考慮的首要因素。

不過德國默克爾時代快要結束了。德國越來越多老百姓對極左政策和政治正確已經感到厭倦,德國經濟也沒法再長期支撐難民政策,右翼媒體也越來越壯大。未來的德國將會出現右派政治的復甦
回復 qxw66 2020-10-31 00:55
無上大魔: 默克爾沒什麼政治立場。十幾年前她是個右翼政客,為了獲得保守黨內支持而在移民問題上很強硬。現在為了討好媒體和左翼政治盟友社民黨綠黨又變成極左。她要的是掌
她是牆頭草。。。但右派對華人也不好的
回復 北極天翁 2020-10-31 08:47
德國是1885年由波蘭來的普魯士人立國的,經歷一次改朝換代估計就亡國滅族了,與中國沒有任何可比性。所謂日耳曼民族是西匈奴人為了與烏克蘭的東匈奴爭地盤而整合了一些部族形成的,由匈奴人騎士團統領。如果被外族再整合一下,日耳曼也就換民族了。
回復 herrsheng 2020-11-3 18:33
北極天翁: 德國是1885年由波蘭來的普魯士人立國的,經歷一次改朝換代估計就亡國滅族了,與中國沒有任何可比性。所謂日耳曼民族是西匈奴人為了與烏克蘭的東匈奴爭地盤而整合
統一以後的德意志第一帝國成立於1871年。普魯士人來自於從神聖羅馬帝國去今天波蘭地界殖民的條頓騎士團。日耳曼民族與匈人打過仗,正是這個原因他們佔領了歐洲的西部和南部,匈奴佔領了東部。注意不是匈奴。歷史學家普遍不認為駐地接近的2世紀以後消失的匈奴人與4世紀開始出現的匈人是同一民族。(條頓)騎士團與匈人,與匈奴人毫無關係,Teutonia本來就是德國的另一種更有歷史積澱的名稱。民族都是發明出來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發明至少比中華民族早了幾十年。德意志民族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無論是在音樂,哲學,數學,宗教,科技等各個方面都為全人類做出了相對其人口比例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貢獻。中國通過殖民者降虜化雖然避免了滅族,但殖民者都只選中了中原文化中最劣質的對統治階級有利的部分去傳播,最後導致人還是同一種人,但是文化上完全費拉化了,各個文化科技層面也是近代以來幾乎沒有任何建樹。先秦的百家爭鳴的祖先們要知道現在全中國被獨尊習術統治著絕對會被氣死。

facelist doodle 塗鴉板

您需要登錄后才可以評論 登錄 | 註冊

關於本站 | 隱私權政策 | 免責條款 | 版權聲明 | 聯絡我們

Copyright © 2001-2013 海外華人中文門戶:倍可親 (http://big5.backchin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程序系統基於 Discuz! X3.1 商業版 優化 Discuz! © 2001-2013 Comsenz Inc.

本站時間採用京港台時間 GMT+8, 2024-4-19 14:45

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