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沒有跟我提起過她的生日,我也沒問過,我是一個糊塗的兒子。
我知道的是她出生在1944年,1963年出嫁時是19歲。
國家剛剛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進入相對寬鬆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
爺爺說媽媽是坐著八抬大轎的,我想著她那時候一定很美。
我去找照片,只有一張她和爸爸的合影。
兩寸的黑白照,媽媽留給我一個永遠不老的容顏。
媽媽是外公外婆的大女兒,我有舅舅,阿姨。
我還有那時尚未成年的姑姑,叔叔。
嫁了人,是兩家,夫家和娘家,操心的事情有很多。
爸爸的工資交給爺爺奶奶;
姑姑上中學,媽媽把自己的新衣服和圍巾送給她;
叔叔還小,跟著爸爸讀書;
小姨是媽媽的心病,她書老也不肯讀。
那是一個拚命幹活依然吃不飽肚子的年代,靜下心來讀書的人少而又少。
那也是一個唯成分論的年代,出身決定著你的命運。
爺爺頂著壞份子的帽子被抄家,他們也拿走了媽媽的縫紉機。
壓力促人奮進,也會讓人變得沮喪和暴躁。
窮鄉僻壤小山村,奮進是奢侈。
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扭曲了人的靈魂。
爺爺覺得是他搞砸了一家人的生活,他扇自己耳光。
奶奶不怕,她到處找人說理,跟村幹部起衝突,支書說她損害幹部在群眾中的威信。
大伯遠遁新疆。
爸爸不願屈服,卻也無力抗爭,他只是小心翼翼處世,對自己,對家人愈加嚴厲和苛刻。
草木皆兵,戰戰兢兢中自責,相互埋怨的一家人,承受著委屈,給家裡帶來希望的是媽媽。
媽媽在生我之前生了兩個男孩。
輪到我,爸爸期盼是一個貼心的小棉襖,多一個兒子就多一分壓力。
我的到來讓他多少有些失望。
在廚房裡幫忙大概也是指望不上的。
媽媽沒有介意,哥哥們跟著爺爺奶奶過,他們滿大街瘋跑的時候,我跟著媽媽。
襁褓中的我和別人家的孩子一樣是寶貝。
媽媽下地幹活把我帶在身邊;
背著噴霧器給莊稼打農藥,把我裹上小被子放在田間地頭,隨時辨識風向,不能呆在下風口。
春天,養蠶,摘樹上的桑葉,媽媽幫我扶著梯子;
夏天,小水塘里洗衣服,我在旁邊玩泥巴;
秋天,雨淅淅瀝瀝的下,媽媽在窗下縫棉衣,我坐在小板凳上翻看小人書;
冬天,屋裡冰冷,生火取暖,媽媽自己伸手過去烤熱了,再把我的腳握在手裡,直接伸過去,她怕我的腳被烤糊了。
計劃生育那年奶奶跟我說,
"別看你媽媽幹活不中用,她養了三個兒子,也算是不小的功勞,你看看,東溝社娃家的孬蛋站在大門口手裡端一把土槍,誰敢欺負他們家。"
我懂奶奶的意思,她的想法總是跟時代脫鉤。
養個孩子打打殺殺的不是媽媽的風格。
六歲,我上學了,是被爸爸打了屁股強行送去的。
我覺得自己還小,大家不都是七歲上學嗎?哪裡就有這麼著急了。
媽媽沒有阻攔,她還幫我縫了書包。
媽媽說,
"你要好好讀書,做個有學問的人,將來變成醫生。"
我點點頭。
我想媽媽是覺得自己讀書不夠多,不夠有學問,大人們總是喜歡把讀書和有學問聯繫在一起。
我那時還不懂,學問和人品其實不能划等號。
媽媽也不懂,她讀的書雖然不多,卻剛剛好做我的媽媽,她要是讀到博士什麼的我就完了。
媽媽有著與生俱來的善良和通情達理。
童年有辛苦,也有快樂,我和媽媽一起分享。
我喜歡讀書,語文,算術不在話下。
一年級讀完,我考了兩個一百分。
二年級考試,我每門功課都是第一。
小池塘里我是大魚。
高興,為什麼不呢?
文革結束了,像我們這樣家庭的孩子也可以考大學了。
爸爸那顆被壓抑了許多年的心復活了,他看到了希望,儘管他不敢大聲張揚。
孩子的夢想可以是科學家,世界冠軍,聯合國總統。
大人就只能心裡想想,關起門來家裡說說。
爸爸一向吝嗇,感謝,讚美的話對他來說總顯得那麼多餘,直到媽媽去世很多年,他才在微信里說,
"在外邊做不到的事情,我在家裡總能做得到,這和你媽媽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對於你們的教育,你媽媽和我的意見很一致,從沒有爭執過,你們能有今天,不能忘記了她。"
我知道的,爸爸給我的是鞭撻和壓力,媽媽給我的是支持和信任。
當全國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的時候,我們家的工作重心轉向了精神文明建設。
其實,說是這麼說,把孩子從山溝的土窯里送進大城市的象牙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是一年,不是兩年,這是一個耗盡生命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