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做了自我批評,承擔大躍進的責任。
劉少奇以國家主席的名義給彭德懷定了性,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同時將大飢荒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戚本禹後來撰文說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認為劉少奇批判彭德懷有功,但不應該批評毛主席,他應該批評他自己。
這也是毛澤東安排林彪在劉少奇之後講話的一個重要原因。
接替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的林彪大會上發言說:
「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毛澤東會後問羅瑞卿:
"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
羅瑞卿老老實實地說:「我作不出來。」
至此,個人崇拜這根接力棒從劉少奇轉到林彪手中,直到913事件發生。
領導層對大躍進和包產到戶產生嚴重分歧。
江青說,主席雖然做了自我批評,退居二線,但很不服氣,心裡憋著一股氣。
1962年7月,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8月6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發表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之後又六次在中心小組會上發言,批判所謂「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
伴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毛澤東決定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一場政治運動,重提貫穿領袖人物一生的階級鬥爭,意圖「反修防修」,防止演變。
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
1963年5月,杭州會議召開,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
9月,中共中央制定《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后十條》。
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以 「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為主。
城市的社教運動為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
後期不管農村還是城市,全部都發展成為 「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四個方面,通稱為「四清」。
經毛主席委派,劉少奇擔任四清運動的總指揮。
1963年11月末劉少奇指派夫人王光美帶工作隊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試點,總結出桃園經驗經毛澤東同意全國推廣。
工作組總結的經驗概括起來是:
"先搞訪貧問苦,紮根串聯,從小到大逐步組織階級隊伍;然後開展背靠背的揭發鬥爭,搞「四清」;再集中地、系統地進行階級教育,開展對敵鬥爭;最後進行組織建設。"
有人說,桃園經驗開創了很多先例,夫人參政,政治迫害,逼、供、信,這些後來被文革照搬。
體罰,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這些經驗也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原封不動用在劉少奇和王光美身上,是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伴隨著階級鬥爭的是經濟改革,1964年,劉少奇和鄧小平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
毛澤東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
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公開化。
分歧主要在兩方面:運動性質和運動方法。
毛澤東提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敵我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把矛頭指向基層;
劉少奇則表示,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反對把一切矛盾都上升為敵我性質。
在運動方法上,劉少奇認為主要矛盾在基層富裕農民與群眾,而毛澤東提出,先不管下層,而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整當權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
毛澤東將劉少奇與「中央出修正主義」聯繫起來,中共中央內部以劉少奇和毛澤東為代表的關於階級鬥爭的兩種方針,終於不能再相容。
1965年1月,毛澤東嚴厲批評了王光美參與的河北新城縣四清工作。
同月,中共中央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俗稱《二十三條》,《二十三條》的許多新精神, 與桃園經驗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園經驗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連等神秘化做法。
1965年下半年,毛澤東基本放棄了「四清運動」,認為這場運動連同文化戰線的批判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轉而籌劃和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化革命是毛劉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他的本質是上層的權力鬥爭,劉少奇是直接目標,人民群眾是槍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