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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話題討論-溫哥華老知青評論彭小明文章   曹小莉整理 ...

作者:shirleysaq  於 2012-12-30 12:29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關鍵詞:知青, , 中國, 文章

「上山下鄉」話題討論溫哥華老知青評論彭小明文章   曹小莉整理

上山下鄉:黃宗英和她的現代貞節牌坊

文/彭小明

  中國政壇即將接納一代知青中的政治人物成為主要領導人,於是「知青」道路的文學作品又應運而生,尤其是所謂的青春無悔之類的喧囂又再度紅熱起來。可是知青道路的「青春無悔說」立刻遭到了迎頭痛擊,至少在網路世界變得難以藏身。這裡介紹一下黃宗英的情況。她是1949年前的老影星之一,後來改行寫報告文學,晚年以黃昏戀(對象是卧底文人馮亦代)出名。老知青痛恨上海女作家黃宗英!她是萬惡的上山下鄉政策的吹鼓手,並籍此浪得名作家之名。德國人民不僅清算納粹希特勒、戈倍爾和東德昂納克、克倫茨的罪行,也要追究具體作惡的劊子手和吹鼓手。德國小說《朗讀者》告訴人們,希特勒建立了奴役人民的暴政,女獄卒漢娜則是押解和驅遣猶太婦女兒童走向焚毀的兇手。毛澤東發動了驅遣青年下鄉的運動,黃宗英也是強迫下鄉的幫凶。
  

知青下鄉是現代中國人繞不開的悲情話題。兩千萬男女青年在無外敵入侵的和平時期從城市到鄉村,從沿海到邊疆的大規模強制遷徙,牽動了中國主要大中城市的每一個家庭和單位。造成了億萬人民財產、生命、親情、婚戀、教育、就業一系列的嚴重困難,影響了中國社會幾代人的命運和精神面貌。這一場重大的變亂,牽涉其間的幾代知青及其後裔不能不認真地追問千百個為什麼。知青下鄉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抗戰時期(《青年運動的方向》)開始到文革鼎盛時期,乃至(1968年12·21指示)全面強制施行,皆是毛澤東封建小農思想最典型的集中表現,其實在馬列主義里也根本找不到根據。毛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本身就是一個理論上的笑話。按列寧的經典說法,(《怎麼辦》)工人階級中並不能自發產生先進思想,而需要從外部灌輸先進的革命思想,更何況農民群體?照此邏輯,中國的知青和農民其實都是應該接受思想灌輸的對象,知青們年齒尚幼,文化水平也偏低,除了極少數老三屆高中生外,因文革時期的政治干擾都只有高小或初中水平;農民由於經濟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更加缺乏對青年進行革命教育的能力。毛澤東在中國亟待普及教育的時期卻摧毀教育,把青年趕往農村。恰恰是錯誤的思想導致的錯誤決策,讓幾代青少年作出了無謂的犧牲。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總理李先念不得不承認:知青下鄉造成了知青、家長、農民、國家「四大不滿意」。從整體下鄉的結果來看,所有的知青農場全部虧損不賺,雲南知青農場所有的橡膠樹,百分之百死亡。插隊青年對集體經濟只是負擔鮮少貢獻。由於知青本身文化上的欠缺,對於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的作用微乎其微,跟國家、家庭和個人的損失相比,絕對不成比例。秦始皇築長城,人民備受流離顛沛,好歹還留下了一座著名的古老建築;上山下鄉讓數億個家庭飽受折騰,基本毫無建樹,絕大部分回城知青成了就業、成婚、下崗的老大難。極少數幸運者考上了大學,在文史哲領域嶄露頭角,國家依然遭遇了歷史罕見的現代科學和現代教育的嚴重斷層。知青下鄉從根本上違背了經濟發展必須的城市化、工業化的基本方向,是逆世界潮流的徹底反動的經濟戰略。
  

黃宗英靠「知青文學」發跡而成為作家
  每一個下鄉知青都記得,除了極少數幹部子弟為主的團隊以外,所謂的「自願」下鄉都是虛假的說法。實際上絕大部分都是對農村情況完全無知而懵懂出行,而小部分不肯下鄉的則是一律採取了轟、壓的辦法,強行逼迫下鄉的。如果不肯就範,便不斷敲鑼打鼓騷擾不停;你家有黨員,立刻到單位施壓;抵觸下鄉的家庭,宣傳隊列隊敲門誦讀主席語錄,晝夜疲勞轟炸,直到全家招架不住,到街道辦事處「自願」報名為止。這些都是文革下鄉高潮時的做法,在文革前夕不少家庭還能提出一些借口,比如咱家子女身體弱,咱家子女成績很好(能考大學)之類的說法,希望躲避下鄉的出路。當時就出現了一個著名的典型人物,北京市女高中畢業生侯雋,主動放棄高考,到(當時的河北省)天津市寶坻縣竇家橋插隊務農。

 1963年7月23日黃宗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特別的姑娘》,介紹了高中畢業生侯雋放棄高考下鄉的宣傳典型。在這之前,黃宗英已經發表了介紹邢燕子(回鄉女青年)的文章《小丫扛大旗》。黃宗英的報告從輿論上堵死了知識青年躲避下鄉的所有路口。此時三年特大飢荒剛剛過去。雖然黨政宣傳嚴密掩蓋災情和三千七百萬人(主要是農村人口)餓死的情況,但是知識階層和各級幹部(通過彭德懷的發難和申訴及其悲劇命運)對於當時農村的困苦並非全然不知,(與農村聯繫較少家庭的青少年了解不多)。人們知道農村戶口就意味著沒有工資,沒有商品糧,所以黨政宣傳鼓動下鄉的號召在城市人民當中反應寥寥。所有介紹黃宗英作品的文章都津津樂道地記敘說《特別的姑娘》等知青文章是在「周總理的關懷下」發表的。這種說法恰好證明了黃宗英的文學作品根本不是代表了當時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是迎合了黨政領導的政治需要。說得更加透底一點,撰寫這類文章也是黃宗英本人的一種需要。批武訓傳和反右等運動之後,她已經領教了毛對魯迅和其他知識分子的態度。1962年短暫的寬鬆剛剛過去,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又開始讓中國文化界感到黑雲翻滾,氣抑胸悶。林家鋪子、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謝瑤環等電影戲劇遭受批判,文化界人人自危,黃宗英趙丹夫婦決非沒有感覺。所不同者,他們不是困坐愁城徘徊迷惘,而是主動去迎合黨政宣傳的勢頭。趙丹參與了拍攝知青改造思想的電影《青山戀》。把苦澀寫成甘願。結果也未討得領導的歡心。直到文革后他臨終徹悟,發表了「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十字真言。而那時的黃宗英卻接過了周恩來的暗示,抓住下鄉插隊青年的題材,為自己找到了成名之路。記得1964年,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實驗小劇場筆者聽過黃宗英的報告,內容就是《特別的姑娘》。偌大的座池連三分之一都沒有坐滿(發出的票子沒多少人來聽)。黃宗英竟是由市委宣傳部的官員陪同上台的。她的文學化口吻,場下很少迴響。幾乎與此同時,主演《林家鋪子》和《早春二月》的藝術家孫道臨卻被指令到吳涇化工廠工地參加體力勞動,廠黨委宣傳幹部對我們這些也在該廠勞動的中學生們提到孫道臨時,輕蔑地直呼「這種人,哼,資產階級。沒什麼了不起!」那種敢於把市民們崇拜的電影明星一口罵倒的得意之色溢於言表。兩相對照,印象殊深。同是從舊上海文藝界出身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待遇截然不同,實因黃宗英能機靈迎合黨的需要而已。黨的號召已經發出,難道不夠嗎?不夠。需要加強社會輿論,說出黨政文件不便說出的內容。《特別的姑娘》就能完成這樣的任務。比如針對許多家庭關於子女體弱,成績優異這類的想法,黨政文件就不好正面批駁,樹立一個侯雋這類的典型,侯雋「因品學兼優獲得北京市教育局的獎狀」;侯雋的「身子又單薄」(《特別的姑娘》第5頁和第7頁),就可以堵住知青家長們的怨言。黃宗英決不會不知道,當數以萬計的女青年為了一張入學通知、一個招工指標、一個回城名額而不得不「自願」向那些社隊幹部、農場領導屈從逼婚或奉獻貞操的時候,這看不見的壓力中也有一份是來自她的報告文學?有人說知青下鄉的文藝作品,汗牛充棟,黃宗英只是其中之一罷了。不,絕大多數的知青下鄉作品都是領導安排,作為任務下達的創作命令。歷次運動文藝界人士都少不了這類尷尬。但是黃宗英的知青作品是她自己找上門去寫的,首開風氣之先。《特別的姑娘》開宗明義就說她「按計劃日程本該離開寶坻縣了」,她是「計劃外」采寫了這篇文字。她也知道鼓吹知青下鄉的文學作品假話連篇,遭人唾罵。黃宗英的思想左得出奇。《特別的姑娘》中的小機靈只是離開竇家橋嫁到鄰縣當了一名小學代課老師,文章就把小機靈說成是落後青年。黃宗英連這樣可憐的小姑娘也不肯放過,實在是太狠心了。除了1996年在《雁南飛·黃宗英傳》中她向「小機靈」表示道歉以外(第109頁),對於文章總體傷害過的全國知青沒有表示過任何道歉。不僅沒有道歉,而且時時處處還洋洋得意,反以為榮。2001年她對文藝報記者說:「我很喜歡《文藝報》,是《文藝報》把我捧紅的。那時候我寫的報告文學,是《文藝報》發了評論文章,我就一下子紅了」。但是翻遍文革以後出版的黃宗英作品選,卻沒有一本選入了《特別的姑娘》和《小丫扛大旗》這兩篇「成名作」。為什麼?因為這種文字僅是黨政需要的應時鮮果,塵埃落定的今天,早已枯朽腐臭見不得人。《特別的姑娘》和其他歌頌上山下鄉的文藝作品《朝陽溝》、《年青的一代》和《邊疆新苗》等作品一樣,不僅嚴重脫離現實,向壁虛構,而且在它們被創作、被宣傳的時候,恰恰正是大量知青和家庭因分離、貧困而痛苦甚至千方百計躲避逃亡的時候。
 

 黃宗英的報告文學自成系列,刻意形成一組表現中國女性知識群體的作品鏈。從邢燕子、候雋開始,到秦官屬、徐鳳翔……。其實黃宗英的投注是選擇性的。出國前筆者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擔任過編輯,理論上可以說是黃宗英的同事。但是她從來不來上班,只有領工資或有其他大事才會偶爾露面。有一次她來到單位,講了一個她經歷的真實故事。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社會上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消息頻頻傳來。黃宗英經常出入西藏和新疆。有一次她路過青海格爾木地區。不料有人走漏了上海女作家來訪格爾木的風聲。當她到達格爾木市招待所的時候,外面忽然聚集了一大批群眾,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強烈要求會見來自上海的女作家!來人越聚越多,估摸竟有好幾百人。他們手中拿著文字材料,口中念念有詞,我們要見上海作家!上海女作家,幫幫我們的忙吧,幫我們為親人平個反!……格爾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青海是全國著名的勞改大省。歷次運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壞分子者,判刑后多半押往這些省份,上海民間俗稱「紐西蘭」,實指新疆、西寧和蘭州,泛指大西北勞改農場。這些可憐的人們都是五六十年代被押往青海的勞改人員家屬子女。其中到底有多少冤假錯案,無人知曉。黃宗英面對這樣的場景驚懼萬分,她根本不願意跟這些婦女接觸對話(其中就沒有一些知識婦女?),終於在市委接待人員的協助下僥倖脫身,虛驚一場。或許人們嘆息,黃宗英錯失了一次可以獲得天津作家楊顯惠撰寫《夾邊溝紀事》那樣的機會。黃宗英是沒有那樣的膽識和眼光的。文學批評不宜揣度和臆測作者的主觀意圖。從效果來看,黃宗英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現行體制下獲得權力照顧和支持的對象,而絕不是無權無勢或備受爭議的冤魂。
  有人說,黃宗英晚年已經大徹大悟,不必對她緊追不捨。她的子女(周旋的兒子也應是她的養子)經歷了文革和下鄉的煉獄。她徹悟到什麼程度,知青們怎麼知道?她的悲愁並不足以抵消作品造成的災難。就像劉少奇王光美受到了文革最殘酷的蹂躪,但是歷史仍不會忘記他們夫婦四清中的桃園經驗、文革初的資反路線造成的恐怖和虐待。

 黃宗英的傳記《雁南飛》第125頁描寫女兒趙橘要去黑龍江插隊的情景充滿悲情。文中還提到周民去江西和周偉去內蒙插隊。此時此刻黃宗英竟沒有一句《特別的姑娘》里理想主義的口號,「去農村把苦吃個乾淨」(第六頁)。黃宗英為什麼不鼓勵他們去當《特別的姑娘》中所歌頌的「攥書本扛鋤頭的烏腳梗」(新農民)(第四頁)?為什麼不像對侯雋那樣鼓勵他們說:「黨支持你們」!(侯雋鳳凰網訪談)為什麼不督促自己的女兒爭當新的侯雋邢燕子?


  黃宗英的文學成就可以簡單的概括,就是「小機靈」文學。黃宗英筆下的小機靈只是一位可憐的小知青,其實黃宗英才是中國文壇的「小機靈」。她能機靈地發現黨政宣傳即將注重那些人物和事態,於是濃墨重彩地去加以描繪。同時機靈地迴避某些敏感主題,黨政領導不願意涉及的主題。她一生中最值得褒獎的恐怕只有一件事,那就是2007年證實了反右時期羅稷南與毛澤東關於「魯迅如果活到反右時將如何」的那一次驚心動魄的對話。但是考慮到黨政領導不會喜歡這類話題,在完全由她自己主導撰寫的傳記中竟然隻字未提這一軼聞。看黃宗英的一生,她在影壇僅僅創造了一個略見真情的悲情女(梅表姐),在文壇她卻充當了一個機靈應對政治需要的女「演員」。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界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意義。
  

現代貞節牌坊
  上山下鄉運動塑造了一系列宣傳名人邢燕子、候雋、邢燕子、董加耕、張韌、趙耘、魚珊玲、朱克家、張鐵生、白啟嫻、柴春澤等。青年總是單純青澀、懷抱理想的。黨政宣傳把他們推上下鄉模範的高端以後,他們就變成了政治符號,逐漸身不由己。他們成了上山下鄉運動的現代貞節牌坊。

  貞節牌坊本來是宋明以來朝廷為了推行封建禮教、旌表民間貞女節婦的牌坊型石砌建築,隨著時光的流逝,那些接受旌表的烈婦貞女本身也變成了「存天理滅人慾」吃人禮教的精神貞節「牌坊」。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人也是「存天理滅人慾」的現代版貞節牌坊。古代貞女節婦並不是好做的。未成年丈夫去世,將終身與木偶相伴;成年寡婦則不得再醮。牌坊是歷代婦女的血淚築成的。人類學家潘光旦教授翻譯的《性心理學》中添加了譯者精心摘編的註釋。第274頁的長注中介紹了清《諧鐸》中關於某節婦的身世及其臨終告白。她17歲出嫁半年守寡,產下遺腹子。80歲臨終時兒孫繞床。她竟勸說子孫媳婦,如果寡居,可守則守,難耐則可再醮。並自陳青年時代守寡,冷壁孤燈,晨風夜雨,凄涼難耐。甚至遇有英俊表親來訪,幾乎心動欲奔。因此臨終實言相告。


  然而現代貞節牌坊更不好做。封建節烈,只要心如古井面如死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默默忍受與性生活、性愛相聯繫的靈肉壓抑便可以功德圓滿。而現代貞節牌坊則更加複雜,不僅婚姻愛情受限,而且升學、求職、舉手投足全都身不由己,還要經受政治風浪的顛簸和驚駭。邢燕子的婚姻完全是由黨組織指定的。邢燕子說「我不後悔」。雖不後悔,難道就沒有遺憾嗎?更有那一位突破「傳統觀念,跟農民結婚的大學畢業生」白啟嫻,完全沒有任何愛情基礎而勉強成婚,原要離婚,卻陰差陽錯被捧為新風俗典型。可憐一個愛說愛笑能歌善舞的開朗女孩竟被意識形態的宣傳斷送了青春,到死也沒有掙脫悲劇厄運。由於文革權力鬥爭的動蕩反覆,這些人都經歷了大紅大紫和檢討挨斗的曲折坎坷。侯雋曾經跟文革的欽定黑幫周揚、四人幫的主犯江青都有過公開接觸,經歷文革的人都知道,這些經歷都會給侯雋帶來強勁的政治衝擊和沉重的批鬥壓力。朱克家被開除黨籍,下礦井挖煤。張鐵生判刑勞改15年。

下鄉青年失去了糧油定量,即使全勞力全勤也很難養活自己,必須靠家庭貼補。只要插隊幾個月或一年,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會有黃宗英筆下小機靈的想法,想找一個有國家工資(至少補貼)的活計,於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額就成為爭奪的目標。每個家庭都開始動用自己的裙帶關係,託人情,走後門的惡劣歪風正是從下鄉運動之後開始跨省市大規模地盛行起來的。《特別的姑娘》連這樣可憐的小人物和常人心態都要嘲諷和打擊,後來這種脫離人民的文章落到知青痛恨的下場是必然無疑的。


  根據鳳凰網與知青典型的訪談(200903),我們知道當年侯雋竟不得不唱歌以忘記飢餓的難耐。其他的知青還可以逃回父母親友的身邊,她作為典型是不能逃避的。邢燕子婚後也因飢餓奶水不足,嬰兒啼哭。侯雋勻出自己的口糧去接濟。也正是這些模範典型先進人物,在毛澤東的生日宴會上,近在咫尺也不向主席質詢為什麼農民連飯也吃不飽,為什麼主席的女兒不下鄉插隊?在他們擔任委員、常委、主任的人代會、黨代會、團代會上為什麼不向大會質疑農民連飯也吃不飽?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的人民擁戴的代表,而是黨政宣傳構築的肉身貞節牌坊。


  所有下鄉知青的典型都是吃過「苦中苦」的人物,(只要政治需要方面不栽倒,就可以做黨政需要的「人上人」:代表、常委、主任等等)。他們吃苦之餘又被羞辱的經歷更令人同情。但是他們幾乎都缺乏翻身躍起憤怒反叛上山下鄉運動的勇氣,卻接受了宿命的觀念:服從了黨的需要,自認是時代的產物,……但是他們不僅是時代的犧牲品,也是他們主動地充當了錯誤政策強有力的工具。


  正是在他們這些現代貞節牌坊的陰影下,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失去了選擇生活道路的自由,學習的自由,婚戀的自由,無數女青年被逼婚、被迫奉獻貞操,無數所謂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歧視、被踐踏。歷史當然不可能倒推而重新演繹,但是他們繼續用「青春無悔」來掩蓋這些「存天理滅人慾」的兇殘,就是對於知青一代的再傷害。這一筆青春的孽債必須從思想上徹底清算。


  應該指出的是,《特別的姑娘》這類報告文學和報道所記錄的並不是當時青年的真實生活。只是黨政宣傳的需要。侯雋近年在鳳凰網上也承認,她給家裡的信息只說好的(別人幫助),不說其他。當母親知道她的困苦時哭了三天三夜。在黃宗英發表她的成名作的時候,上海市民中已經廣泛流傳赴新疆上海青年的不幸和受騙(沒有探親權利,根本沒有宣傳中的種種生活條件),文革初期各地都發生下鄉青年要求回城和生活困難的示威活動。當侯雋董家耕們發出各種豪言壯語的時候,廣大知青正在經歷失學的痛苦和精神的壓抑,他們的青春被無知、無聊和政治迷信所荒廢,荒廢得毫無價值,對國家建設極少建樹。


  兩千萬知青,億萬個家庭,二十多年的苦難(1955-1980)。所謂的下鄉知青典型都缺乏真誠的感召力量,全憑權力的的支撐而浮沉。古代遺存的貞節牌坊總是給後人留下在虛矯的顯赫之下的卑微和陰沉的印象。下鄉知青典型除了朱克家徹底醒悟不願再跟黨政宣傳沾邊以外,侯雋、柴春澤患有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繼續不斷地粉飾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知青下鄉問題上的歷史。文革是全面的浩劫。知青下鄉則是發生在青年教育、人才選拔、人民就業等社會財富和權力再分配領域內的文革。下鄉運動根本上就是文革的有機組成部分。1980年停止下鄉就是切實具體的否定文革。侯雋、柴春澤等人反覆歌頌上山下鄉鼓吹青春無悔,實際上就是在頌揚文革,向人民的傷口上撒鹽。

2012溫哥華部分知青讀後感

吳民強:

很欣慰,看到這樣的文章。應該揭露批判這些昧著良心,撈取私利的投機人物。這種投機人物與專制制度相互依存,給社會帶來危害,給百姓帶來痛苦和災難。不僅是在文革,而且在文革前、文革后都有存在,只是程度隨著專制的力度而變化。揭露批判這類人,使之難以立足,社會才正常,百姓才有安生。

據說《知青》電視劇已經被停播,梁曉生的投機,看來「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已成定局。

關於知青的歷史事實也容不得投機者歪曲或者美化。

徐彬:

這篇文章對中國文革期間出現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所作的深刻批判,我完全贊同,但是我不贊同作者片面地以黃宗英1963年創作的報告文學來作為批判有特定歷史定義的「知青下鄉運動」主線的做法,並且認為作者對待黃宗英這樣一個近90歲的老人採取如此帶有人身攻擊的文章標題是有失厚道的。

說幾點理由吧:

1.黃宗英在1963年是作為演員下鄉體驗生活時偶然碰到了侯雋等幾個城裡來的知青,被那些因時代影響而表現得格外革命的年輕人在農村吃苦奮鬥的精神所感動,寫出《特別的姑娘》的報告文學,並被周恩來所賞識,成為她的成名作。也就是說黃宗英當時並不是作家,更不是一位御用文人作家,她是因被真實「感動」而寫出這篇文章,而不是受命而寫,刻意歪曲事實去充噹噹局吹鼓手。

2.文革前的上山下鄉大約發生在58年至65年,這期間的上山下鄉並非是國策,下鄉者多半是各年考不上大學、又找不到工作的城市社會青年,下鄉是這些人的一種選擇而不是唯一選擇,下鄉后再回城也並非絕對限制,這與我們這些文革期間被強迫、百分之百的上山下鄉運動有著極大的區別。事實上這些人在文革結束后落實上山下鄉政策時就是因為「非知青」而根本或長時期不能享受與我們這些「標準」知青的同等待遇。但是,作者在反思和批判上山下鄉運動時,卻為了批黃刻意將這兩者不加區別,更何況到了1963年,在劉少奇、鄧小平的治理下,因毛的大躍進而帶來的國民經濟崩潰已經有所好轉,城市對動員社會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已經不再作為重點提倡,所以也談不上黃文的發表對知青上山下鄉起到什麼大的推動作用。

3.黃宗英本人在文革中是運動的受害者,其丈夫趙丹文革中坐了5年的大牢。黃本人曾經在1974年重往當年侯雋下鄉舊地,當時侯雋早因為政治正確發跡而離開舊地,而黃宗英報告文學中的另一個小人物「小機靈」,因為在黃文中曾經提到她因當地環境艱苦而嫁到鄰縣去,而長期被帶著「落後青年的帽子,黃知道后「騎著車、推著車、扛著車」,奔了幾十里路,去向「小機靈」道歉。黃在事後的文章中反思道:[ 「小機靈」,可愛的「小機靈」,原諒我吧,那時我的筆和我的人一樣,都還不成熟……,如果我能拿起筆,重新寫寫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也許會比十幾年前寫得更深刻些,因為我和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共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暴風雨……可是,我現在不能寫,人是「解放」了,可我的筆還沒有「解放」,它還被關在「牛棚」里哪!]可見即使在「四人幫」被打倒前的1974年,黃已經對當年的文章做出了反思,而當時我們這批正宗的「知識青年」大多數還在農村「戰天鬥地」呢。

4.黃在文革后的表現足以表明她不是毛極左路線的鼓吹者。有兩件事可以證明:一是趙丹臨死前說出其一生經歷的反思,是經過黃宗英的力推方能公開發表,一時震動了整個文壇和政壇,趙說到:「哪個作家是黨叫他當作家就當了作家的?魯迅、茅盾難道真是聽了黨的話才寫?黨叫寫啥才寫啥?!」「並不是哪個黨、哪個派、哪級組織、哪個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麼具體,就是自找麻煩,吃力不討好,就是禍害文藝。」另一件事是黃宗英糾正了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描寫的毛澤東在1957年一次座談會上回答民主人士羅稷南的問題,「如果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周海嬰的回憶是,毛回答「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而同樣坐在毛旁邊的黃宗英卻公開了她的清楚回憶是另一種說法,即毛回答說:「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看得出來,周作為中國文壇被毛捧上「神「的地位的魯迅之子對毛的赤裸裸的表白是有意地改變了語氣,以減輕偉人對「形象」的傷害,而黃則是維護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良心。

5.黃宗英出生於1925年,至今已經是87歲的老人,我不知道作者的年齡,但相信絕屬於黃宗英這代人的後輩。對一位受盡歷史滄桑的老人、老知識分子、老演員、老作家、一位女性中的長者,作者卻用「黃宗英和她的現代貞節牌坊」這樣帶有侮辱性的題目來作文並大刀闊斧地加以鞭韃,這恐怕已經遠離中國敬老之道了。在這一點,我對其人格已經鄙視。

我這篇小評論和別的朋友批判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本意其實沒有根本區別,我只是對作者攻擊黃宗英的做法打「抱不平」,不當之處,盡請大家批評。

廖中堅:

我個人來看,還是區分善意的、無意的、惡意的、有意的、特意的、形形色色之不同為好。比如章怡和揭批黃苗子(非文革,現在事情),本來就是大水衝倒龍王廟。但說什麼要區分文革和文革時期,意思是說文革不對,但文革所做的具體事情是對的,如上山下鄉、合作醫療、工農兵學員等等,幾乎每一件文革事件都大力讚揚,其實是為文革翻案。因為那些當權者長期不準人民批判文革,自己對文革罪犯不處理,至使其殘餘捲土重來。不忘文革只是老百姓善良的願望。一些人是頗為欣賞文革,讚頌文革,還想「七八年再來一次啊」。

徐彬:

亞堅說得好!經查網路關鍵詞,黃宗英文革后出來沒有說過肯定知青上山下鄉的話,更沒有說什麼「青春無悔」的話,黃宗英不知什麼地方得罪了這位作者,要將她描寫成「萬惡的上山下鄉政策的吹鼓手,等同於希特勒時代女獄卒漢娜押解和驅遣猶太婦女兒童走向焚毀的兇手人物,毛澤東發動驅遣青年下鄉的運動的幫凶!當作者在猛烈地批判黃宗英的時候,他的文風和毛手下的「四人幫」已經沒什麼區別!

沈家莊:網路上就得警惕這類小人從陰溝里出來傷人!亞堅兄、徐彬兄出來主持公道!--真豪傑!贊一個!佩服!佩服!

韓宗京:

毛共時代知識分子搖尾乞憐大唱讚歌比比皆是,為一口飯吃,此時連古代文人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氣都沒有,不這樣能怎麼樣?將你打成異類,送你到夾邊溝去,文革中再踏上一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黃宗英正是這一代吃遍苦頭的人,向上爬的思想幾乎是那時知識分子的通病。但是把她形容成納粹又有些遷強,徐彬的分析還是有道理的,我們不應該和「四人幫」的梁效寫作組那樣評論歷史,因為我們是上山下鄉的受害者,而黃宗英是投機者。

廖中堅:

黃某人其實大多數人都見過她。據我並不肯定的記憶,電影《勿訓傳》開場時,一個很漂亮的女士優雅地講故事:「武訓他老人家……」熱烈鼓吹興學。此人就是黃宗英。她後來跟隨她和我們擁護的政權,和千千萬萬人民群眾一樣開始了自己悲慘的命運。我們為之悲哀惋惜。

現在能呼吸自由空氣的人,包括海內外,實是漏網之魚。我班(文革前全省七所重點學校之一)文革死三人,下鄉瘋兩人,工農兵學員和七七級各三名,余者大多數是下崗待業退休工人。就算人自由了,思想也是不自由的。吹捧文革,因為個人滄桑,我是堅決反對之。

吳民強:

無法認同徐彬兄的這種認為「作者對待黃宗英這樣一個近90歲的老人採取如此帶有人身攻擊的文章標題是有失厚道的。」這樣的說法,倒是對作者不厚道。因為,作者只針對黃的作品對極左社會推波助瀾的作用進行了鞭撻。可以理解,在當時社會主義教育環境下(現在回顧就是極左的基礎),黃宗英出於精神感動寫出了第一篇文章。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寫,就不是簡單的精神感動了,尤其是大部分同類人被打到,或者無言的環境下,她一枝獨秀,對社會的影響不能說不大。批判她的這些文章,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必須的。毛澤東一個人是無法造成文革十年浩劫的。更何況黃除了對「小機靈」有過道歉之外,沒有認真地對自己的過去的文章做反省。如果別人再不加以甄別批判,就等於默認。當然,黃比梁好一些,沒有繼續發聲投機,這裡是有區別的。

這文章與人身攻擊無關,與年齡也無關。 否則我們都不能討論毛澤東的功與過。不是「死者為大」么?

把侯雋等人說成現代貞潔牌坊,是作者筆鋒尖利,要將麻木的社會刺出點鮮血來,清醒一下。就像封建社會建立貞節牌坊壓迫了婦女一樣。侯雋等人也是壓迫城市青年的牌坊,推到和批判是必須的。否則,這個社會永遠會讓投機者得勢而不得安寧。

蔡良玉:

在那個年代,她寫的文章確實起了幫凶和吹鼓手的作用! 不能因為她在文革期間也受了難就不說事實。德國兩名士兵開槍打死兩個東德爬越柏林牆的人,最後也被判了。儘管他們在爭辯中說是執行命令,但法官說你們開槍打的是沒有保護能力的手無寸鐵的人。在文革后她沒有說肯定上山下鄉的話不等於文革前她沒說。雖然作者對黃宗英的批評過激一些,但陳述的各階段事實都非常有理有據! 63-65 下鄉的高中生有一些是高才生只因家庭問題被迫無奈地走上下鄉路!我們家就是受害者之一。

司馬策風:

黃宗英這個人,和中國眾多體制內的「文藝工作者」一樣,他們既是時代弄潮兒兼受害者,同時也是幫助那個體制迫害他人的幫凶。如果說,一般老百姓是被毛和共所愚弄不明真相,糊裡糊塗做了時代犧牲品,那麼,像黃宗英之流,明明自己也知道當時的運動和精神是非人道的,但是卻昧著良心為虎作倀,並以鮮血染紅頂子,那就是卑鄙下流和無恥了。

這樣的文人,踏著苦難百姓甚至是朋友屍體向上爬的人,還大有人在。這就是中國的悲劇如同高速運行的火車,難以停下來的原因。

借用韓寒的一句話說得好:「通往北韓的路,是由無數人用沉默鋪就的!」

曹小莉:

我的朋友也是知青,坐著輪椅游完世界回來就猛烈轉帖。這只是三篇之一("三個勢力的女人"),這篇文章引發大家熱烈討論,倒是始料不及的.

文革和極左社會把人變成鬼,許多搖筆杆子的起的作用比一般老百姓還要壞。為了記取血的教訓,就必須反思。就是這批投機者幫助燃旺了"革命"的烈火,燒毀了中國,最後在道義上也燒毀了自己.

黃宗英,一個優雅的女演員,由於梅表姐這一悲劇角色,成為中國大眾喜愛的電影明星,她的確是一個政治上跟風的投機者。雖然她收留了周璇的兩個兒子,但據周家後人說她也直接參与了對周璇的批判和一定程度的傷害,因為當時她是一個進步的革命演員,而周璇則是資產階級的落後演員。周璇自香港回來后就鬱鬱寡歡,不合當時格調。周璇死後由組織上決定讓黃宗英幫助撫養,實際上還是用周璇留下的錢(周璇的兒子夫妻是我認識的朋友,他家的事情我還是知道一些的,儘管八十年代的周偉、黃宗英為周璇遺產對簿公堂,一時傳得沸沸揚揚,誰是誰非外人無法評說,最終以賠償周璇兒子幾萬元人民幣了事,總能說明一些問題。清官難斷家務事,難以置評,周偉有他自己的問題,但黃宗英對繼子的刻薄,小時候對他感情的傷害,表現很左的行為,幾年前周偉還是憤恨難平,在我們朋友間訴說)。

為極左思潮唱讚歌的,何止一個黃宗英,想想富有音樂才能的劫夫,為毛澤東譜了多少語錄歌,只因最後為林彪譜了一首歌,就慘死獄中。

首先要批那個毫無人性的制度,再深究這批自覺不自覺當馬前卒的跟風者。為什麼在最瘋狂的年代,還是有正直的一批人,不為當權者當吹鼓手,當抬轎子的。

這篇文章寫的擲地有聲,深刻尖銳,尤其對知青的苦難蹉跎,毫無疑問會引起幾代人的強烈共鳴.

至於「女獄卒漢娜則是押解和驅遣猶太婦女兒童走向焚毀的兇手。」用這樣的比喻來形容黃宗英太過分,她充其量只是個偽善的作家。她講的不是良心話,鼓動別人兒女獻身,客觀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們不是剛讀過一篇中國最後一個老知青的報導嗎?他失去寶貴的一切,空對著一座無用的貞節牌坊。

吳民強的觀點很中肯到位,難怪有朋友馬上引用贊同,我也是這樣認為。「這文章與人身攻擊無關,與年齡也無關。否則我們都不能討論毛澤東的功與過。不是「死者為大」么?」

可能沈教授還沒有仔細閱讀全文,作者不可能是網路上或陰溝里跳出的小人,這篇文章功力非凡,論據充足,對知青問題的一針見血,令人叫好。

我認為他關於黃宗英的過分嚴苛與全文的精華相比,只是白壁微瑕。

真高興我們能各抒己見,從不同角度分析,這對提高自己大有助益.這是我的淺見.

徐彬:

以下所有黑體字皆引自於彭的原文,括弧里則是我的評論。

這裡介紹一下黃宗英的情況。她是1949年前的老影星之一(即使作者對黃宗英寫的文章再不滿,也沒有必要刻意淡化黃在四十年代就已經成為一位中國著名女演員的事實,她在那個特殊年代曾經拍過《追》《幸福狂想曲》《雞鳴早看天》《街頭巷尾》《麗人行》《烏鴉與麻雀》《家》等著名經典影片而被人們所熟知),後來改行寫報告文學(黃因為和趙丹一起在《武訓傳》擔任演員而失去當演員的權力,被迫改到電影文學部門),晚年以黃昏戀(對象是卧底文人馮亦代)出名(作者連黃宗英在八十歲時的黃昏戀都要加以諷刺,甚至對與本文毫無關係、已經過世的馮亦代老先生都要加個「卧底文人」來加以貶低一下,可見其對黃宗英本人的心態)。老知青痛恨上海女作家黃宗英!她是萬惡的上山下鄉政策的吹鼓手,並籍此浪得名作家之名……毛澤東發動了驅遣青年下鄉的運動,黃宗英也是強迫下鄉的幫凶。(「毛澤東發動了驅散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何年?是1968年!黃髮表報告文學是何年?是1963年!1961-1966年是劉鄧在「一線」主持工作,是毛自己所說的「受壓抑」的年代。在1968年全國掀起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之前,毛有關知青的「指示」能夠找到的只有1955年毛一個批示,即「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黃宗英靠「知青文學」發跡而成為作家(請諸位回憶一下,我們對黃的印象是因為她的「知青文學」嗎?黃當時的知名度有必要寫這篇文章來「發跡」嗎,在那個時代她「發跡」嗎?)。

1963 年7月23 日 黃宗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特別的姑娘》,介紹了高中畢業生侯雋放棄高考下鄉的宣傳典型。在這之前,黃宗英已經發表了介紹邢燕子(回鄉女青年)的文章《小丫扛大旗》。黃宗英的報告從輿論上堵死了知識青年躲避下鄉的所有路口(在1963年那個時代,黃的報告能超越政策的威力,將當時知青躲避下鄉的「所有路口」都堵死了嗎?我查了一些歷史文件,就以LISA老家所在的東北為例,黑龍江省1962年,即在黃文發表的前一年,下鄉知青人數為2.69萬人;而1963年,下鄉知青人數下降到為0.53萬人;1964年,下鄉知青人數恢復到2.24萬人;到1965年即黃文發表后的第三年,下鄉知青人數又下降到1.58萬人。事實勝於雄辯,黃文根本沒有起到像彭所描述的「堵住知青躲避下鄉的所有路口」。)

所有介紹黃宗英作品的文章都津津樂道地記述說《特別的姑娘》等知青文章是在「周總理的關懷下」發表的。這種說法恰好證明了黃宗英的文學作品根本不是代表了當時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是迎合了黨政領導的政治需要。(在那個時代又有哪一篇文章或文學作品不是被要求適應「黨的政治需要」呢?)……所不同者,他們不是困坐愁城徘徊迷惘,而是主動去迎合黨政宣傳的勢頭。趙丹參與了拍攝知青改造思想的電影《青山戀》。把苦澀寫成甘願。結果也未討得領導的歡心。(作者難道不知道在那個紅色恐怖年代,作為演員根本沒有選擇劇本和角色的自由!用這種口氣來諷刺受到人們尊重的趙丹,說明作者在對待趙丹夫婦問題上已經失去應有的公允。)直到文革后他臨終徹悟,發表了「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十字真言。而那時的黃宗英卻接過了周恩來的暗示,抓住下鄉插隊青年的題材,為自己找到了成名之路(還是老話,黃是靠寫那篇文章出名的嗎?)。

記得1964年,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實驗小劇場,筆者聽過黃宗英的報告,內容就是《特別的姑娘》。偌大的座席連三分之一都沒有坐滿(發出的票子沒多少人來聽)。黃宗英竟是由市委宣傳部的官員陪同上台的。她的文學化口吻,場下很少迴響。幾乎與此同時,主演《林家鋪子》和早春二月》的藝術家孫道臨卻被指令到吳涇化工廠工地參加體力勞動,廠黨委宣傳幹部對我們這些也在該廠勞動的中學生們提到孫道臨時,輕蔑地直呼「這種人,哼,資產階級。沒什麼了不起!」那種敢於把市民們崇拜的電影明星一口罵倒的得意之色溢於言表。兩者相對照,印象殊深(孫道臨和趙丹、黃宗英在那個年代的遭遇有本質區別嗎?有哪一個演員在那個年代不被要求「和工農兵相結合」?黃不是因為去了農村吃苦才寫出那篇文章嗎?黃在天津農村所體驗的生活和孫道臨在上海工廠勞動的生活相比難道不是更辛苦嗎)。同是從舊上海文藝界出身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待遇截然不同,實因黃宗英能機靈迎合黨的需要而已(如果黃能如此機靈地迎合黨的需要,她的家庭在文革中怎麼會面臨滅頂之災,發生她在文革后寫出那本書的書名《地獄之門》那樣的遭遇呢?孫道臨在文革中的經歷和趙丹夫婦相比不是更好一些嗎?可以由此得出孫道臨是因為「機靈迎合黨的需要」而有不同待遇嗎?)。黨的號召已經發出,難道不夠嗎?不夠。需要加強社會輿論,說出黨政文件不便說出的內容。《特別的姑娘》就能完成這樣的任務。比如針對許多家庭關於子女體弱,成績優異這類的想法,黨政文件就不好正面批駁,樹立一個侯雋這類的典型,侯雋「因品學兼優獲得北京市教育局的獎狀」;侯雋的「身子又單薄」(《特別的姑娘》第5頁和第7頁),就可以堵住知青家長們的怨言。(「四人幫」當年就是用這樣的「誅心」方式去審查任何一篇文學作品的。作者完全無視在那個年代特定的思維方式、政治語言及心理特徵來分析黃宗英在1963年寫作報告文學時的心態,究竟是因為無知還是刻意,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諸公自有公議。)

黃宗英決不會不知道,當數以萬計的女青年為了一張入學通知、一個招工指標、一個回城名額而不得不「自願」向那些社隊幹部、農場領導屈從逼婚或奉獻貞操的時候,這看不見的壓力中也有一份是來自她的報告文學?(以上現象難道在1963年就已經是知青的普遍遭遇?!混淆時間、地點,然後再給對方帶上一頂大帽子,不夠厚道吧?)有人說知青下鄉的文藝作品,汗牛充棟,黃宗英只是其中之一罷了。不,絕大多數的知青下鄉作品都是領導安排,作為任務下達的創作命令。歷次運動文藝界人士都少不了這類尷尬。但是黃宗英的知青作品是她自己找上門去寫的,首開風氣之先。《特別的姑娘》開宗明義就說她「按計劃日程本該離開寶坻縣了」,她是「計劃外」采寫了這篇文字。她也知道鼓吹知青下鄉的文學作品假話連篇,遭人唾罵。(難道1963年中國就已經有鼓吹知青下鄉的文學嗎?!)黃宗英的思想左得出奇。《特別的姑娘》中的小機靈只是離開竇家橋嫁到鄰縣當了一名小學代課老師,文章就把小機靈說成是落後青年。黃宗英連這樣可憐的小姑娘也不肯放過,實在是太狠心了。(在那個時代,所謂「進步」、「落後」的標準不就是這樣的嗎?)除了1996年在《雁南飛·黃宗英傳》中她向「小機靈」表示道歉以外(第109頁),對於文章總體傷害過的全國知青沒有表示過任何道歉。不僅沒有道歉,而且時時處處還洋洋得意,反以為榮。(作者又因需要而刻意將黃的道歉簡化淡化,事實上就在作者所引述的「雁南飛」這段話后,黃寫到「如果我能拿起筆,重新寫寫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也許會比十幾年前寫得更深刻些,因為我和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共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暴風雨。可是我現在不能寫,人是「解放」了,可我的筆還沒有「解放」,它還關在「牛棚」里---「請問,黃的這段反思有「洋洋得意」的口氣嗎?)

文學批評不宜揣度和臆測作者的主觀意圖。(作者在分析黃宗英作品時恰恰違背了他自己所說的這段文學批評的要旨。)從效果來看,黃宗英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現行體制下獲得權力照顧和支持的對象,而絕不是無權無勢或備受爭議的冤魂(黃作品中的人物在她寫作時根本不是「獲得權力照顧和支持的對象」)。有人說,黃宗英晚年已經大徹大悟,不必對她緊追不捨。她的子女(周旋的兒子也應是她的養子)經歷了文革和下鄉的煉獄。她徹悟到什麼程度,知青們怎麼知道?她的悲愁並不足以抵消作品造成的災難。就像劉少奇、王光美受到了文革最殘酷的蹂躪,但是歷史仍不會忘記他們夫婦四清中的桃園經驗、文革初的資反路線造成的恐怖和虐待。(將在政治上沒有權力的黃宗英和在政治上曾經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及王光美相比,公道嗎?)

黃宗英的傳記《雁南飛》第125頁描寫女兒趙橘要去黑龍江插隊的情景充滿悲情。文中還提到周民去江西和周偉去內蒙插隊。此時此刻黃宗英竟沒有一句《特別的姑娘》里理想主義的口號,「去農村把苦吃個乾淨」(第六頁)。黃宗英為什麼不鼓勵他們去當《特別的姑娘》中所歌頌的「攥書本扛鋤頭的烏腳梗」(新農民)(第四頁)?為什麼不像對侯雋那樣鼓勵他們說:「黨支持你們」!(侯雋鳳凰網訪談)為什麼不督促自己的女兒爭當新的侯雋邢燕子?(真是奇了怪了!這不是反映黃的覺醒嗎?黃寫文章是1963年,而她對自己子女上山下鄉的態度是發生在文革期間!如果黃在這時候仍然還在寫文章吹捧上山下鄉那才是罪惡的幫凶,才是偽君子的「口是心非」呢。)

她一生中最值得褒獎的恐怕只有一件事,那就是2007年證實了反右時期羅稷南與毛澤東關於「魯迅如果活到反右時將如何」的那一次驚心動魄的對話。但是考慮到黨政領導不會喜歡這類話題,在完全由她自己主導撰寫的傳記中竟然隻字未提這一軼聞。(作者在不得不承認,黃說出毛對魯迅若活到1957年將要面臨的命運的真話是件「值得褒獎」的事情的時候,卻仍然要用「一生」「只有一件事」來貶低,並批評黃在傳記中對此「竟然隻字不提」。難道這位已經成為海外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專家的彭先生不知道中國的出版是要通過審查的嗎?何況是如此刻畫毛的殘暴心態的評價!一位出國前長期在出版界待過的知識分子,在明知中國現狀的情況下,仍然對黃在傳記中不寫此事而誤導讀者、大加鞭撻,我不得不確認他對黃宗英評論的客觀性和公允是值得懷疑的。)看黃宗英的一生,她在影壇僅僅創造了一個略見真情的悲情女(梅表姐)(黃的表演生涯是如此不堪嗎?如果我是彭先生,即使黃宗英確實是一名二流演員,我也絕不會在評論這樣一個有關時代的大文章中刻意離開主題去貶低一位女演員),在文壇她卻充當了一個機靈應對政治需要的女「演員」。

曹小莉:

看來一涉及知青題材,身為知青的我們就會有滿腹的話要說,所以論壇一夕之間竟如此熱鬧,可喜、可賀、可贊。從不同角度來評論千古是非,向來是中國人的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還不算是單純書生議政,畢竟也在那個年代生活了多年,眼觀耳聞,心中本有一筆賬,隨便一倒就是萬千言.

我先放下評價黃宗英跟風偽善的這一議題,補充一點文革前的知青情況.也許能夠對黃宗英美化和鼓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那段歷史時期有所了解.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一口號在1962年好像就被提了出來(剛剛能吃飽飯不餓死人就開始窮折騰了)。緊接著就是上大學要講階級路線,許多品學兼優的中學畢業生被拒高等學府之外,海外關係(尤其去蔣匪台灣的),地主右派反革命的子弟想上大學難上加難。上大學必須通過政審,家庭清白,本人熱愛毛主席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是一個大前提。如果出身資本家、知識分子、舊職員,還湊合能過關。但學科也有嚴格審定,舉例如高幹子弟可以上「哈爾濱軍工大學」,學保密高科技、軍事工程,非工農革命子弟上師範大學,學文科理科醫科,凡此等等。62到六65年之間的高中畢業生,都很熟悉這種潛規則,出身不好的學生頭上壓著金箍咒。要是「和共產黨有殺父之仇」的學生(即家中有被鎮壓的,槍斃的,今天看來真不合邏輯,明明你殺了人家父母,再斷定人家有仇,那你還讓不讓人家活了),很少能通過這一道關口的。

文革前北京學生就流行這樣的說法「紅旗躍進白紙坊(三所取分很低的中學,高考率極低),實在不行北大荒。」可見上山下鄉在人心目中是一條被歧視之路。邢燕子、董家耕是自願去的,他們代表的是一種自願為邊疆農村獻身的一批人,雖得到讚揚和欽佩,但不是人們仿效的對象。中學生都希望成為科學家、醫生、教授、演員,希望考入名牌大學。我所在的北京育才學校,六四年秋一進中學校長就說:我們學校是培養紅色工程師、科學家、詩人、作家的搖籃。從沒有人鼓勵我們要去遙遠的新疆和北大荒。

那時的血統論已經萌芽,被大學拒之門外的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心中傷痛遠遠超過我們文革中的知青(我們是成群結隊,別無選擇,不分出身好壞,心理落差很小)。其中有很多落落寡歡被社會淘汰的一群,滅絕了心中的期望和夢想。當然也有許多人會很高興當工人,結婚生子,和他們的父輩一樣做工務農。遇羅克在六七年春寫出的《出身論》,就是基於他做這種"賤民"的感受,他僅僅提出了一些疑問和討伐,就以自己的生命祭了文革之壇.

寫文很累,心中有萬千言語要寫,為了不影響健康,只好擱下,一點感觸,拋磚引玉.本人用的是大字體,寫幾句就這麼累,徐兄的小楷洋洋洒洒,動輒數千數萬,認真與大家交流,我們也得跟上。

程天一:

根據我的親身經歷,也來簡單說幾句有關老知青的事實與對當時上山下鄉宣傳的吹鼓手的看法(對不起,徐彬,與你說的情況與看法有些不同):

(1)文革前下鄉的知青(我這裡稱為老知青)雖然沒有文革中下鄉的(約1700萬)多,但從60年前後到65年下鄉的總人數並不少,約130萬,也遍布全國的許多地方。由於許多回憶研究知青的文章和著述都很少提到這批知青,我在王力堅教授在溫哥華舉辦的《文革中的地下知青歌曲》講座后的討論中就指出過,在一本專門記敘這批知青的書中,他們被稱為一般知青中「被遺忘的角落」。

(2)這批老知青之中並不都是沒有考上大學,也有不少沒有考大學而「自願」下鄉的。即使在那些沒有考上大學而「自願」下鄉的知青中,有相當一些人的學習在同班同級中十分拔尖,但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或政治表現落後不是又紅又專而沒能考上大學,這在62-64年強調階級路線培養革命接班人後變得更加明顯。前兩年網上就有揭露當年在部分高中畢業生高考檔案袋中發現由學校組織寫的「此人不宜進入大學」一類的評語。

(3)那些「自願」下鄉的知青其實大多是在當時的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下,感到不聽從政府和學校領導的號召上山下鄉而留在城市,在政治上就沒有出路。這對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更是希望能由此闖出一條生路來。所以對多數知青來說「自願」並非出自真心情願,而是迫不得已。同時當時一個口徑鋪天蓋地的宣傳也使年輕單純的城市學生根本無法了解當權者的真實用意和下鄉以後會遇到的實際問題。其實那時的上山下鄉和後來文革中的下鄉運動一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安置城市多餘就業人口的權宜之計,但也是當時的國策之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有相應的「人口安置辦公室」。徐彬提到的63年以後「城市對動員社會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已經不再作為重點提倡」至少在我了解的許多城市中是不準確的。在這些老知青中當然也確有象候雋、董加耕這樣在當時政治氣候下願意到農村去干一番事業的知青,但那畢竟是少數。

(4)這批老知青後來雖然大都回了城(與文革中下鄉知青在落實政策時沒有不同,他們在我了解的農村的許多地方從沒有當成「非知青」而是被稱為「老插」即老插隊知青)但由於年齡偏大,不在77、78級招考範圍之內,沒有學歷和一技之長,多數只能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服務性工作,收入低,結婚又晚,在後來的下崗風潮中普遍首當其衝。這批老知青中的大多數人真是坎坷一生啊。象我這樣能上大學讀學位又出國的真是他們之中極少數的幸運兒了。所以這批老知青與文革中下鄉的知青都是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應在知青的歷史上佔有相同的地位而不是有「極大的區別」。

(5)我早就知道黃宗英,也讀過她寫過的幾篇報告文學。但對她本人的情況、寫文章的背景及為人基本上沒有了解,對介紹的批判文章也沒有仔細研究。但上述提到的紅色宣傳,在給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年輕人中製造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假象中肯定就有黃宗英這些吹鼓手的一份「功勞」。無論其影響的大小。當然,客觀地和歷史地看,在當時的「氣候」下寫一些歌功頌德符合主旋律的文章的人並不應都加以批判,他們的行為應由當時的當權者負主要責任。但如果是吃了「人血饅頭」踩在別人的頭上向上爬還彈冠相慶,並至今還在樹「貞潔牌坊」,毫無自我批判的自知之明,那就不同了(黃宗英是否在此列需要據實分析),必要的清理是非和還原真相是完全應該的,不然下一代年青人中以後肯定還會有人在津津樂道「青春無悔」!

等我有時間以後一定會把我的親身經歷和那一段永遠難忘的歷史寫出來與大家分享.

曹小莉:程天一寫的很有分量,這批文革前知青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較少提及,但他們的下鄉是前奏,是我們一千七百萬知青弟妹的先驅,而且更不公正更帶有三六九等區別的歧視,上海南京去的是新疆,北京及其他城市去的是北大荒,他們的處境如何,今天的想法,也是值得國人關注的.他們就是我們的哥哥姐姐們,親戚鄰居們,和我們的命運是相連的,這是一段不可分割的知青歷史.

徐彬:

原諒我寡聞,今天才知道彭文中對黃宗英的「黃昏戀」對象馮亦岱稱之為「卧底文人」的來龍去脈,並覺得有必要將其寫出,從中進一步看出彭小明先生在寫作此文中對黃宗英根深蒂固的不良心態。

馮亦岱是一位中國知名的大翻譯家,民盟成員。1957年馮和章伯釗等民盟上層人員一起打成右派。「卧底」一說是來自章伯釗子女章怡和的文章,但是「卧底」的事實卻是來自馮本人在文革后以《悔余日錄》所發表的日記,該日記詳細地記載了他在被打成右派以後,受中共統戰部官員之委託,利用與章伯釗等著名「右派」大人物有來往的條件,將章等人的思想言論源源不斷地向「組織」彙報的真實思想及經過。

顯然,馮亦代當年的行為是他人生中的極大污點,但是晚年時他能夠主動將記錄自己卧底劣跡的日記全部公開是需要極大勇氣的,特別是馮老晚年已經擁有人生、事業的各種美麗桂冠,屬於蓋棺論定、功成名就之時,但他仍然能夠「自毀清譽」,將自己歷史曾經的不堪人目的污點和人性在特定時期的的迷失墮落,赤裸裸地曝光在世人萬目之下,其勇氣絕非一般知識分子可為。就像馮告密的受害者子女章怡和所寫的:「洪荒之後,馮亦代於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對冤魂遍野、落英凋謝,他悚然而驚,開始正視自己以密告為能事的歷史,悔疚不已。他無力探究一生,只有公開那段日記。他沒有勇氣直面我,選擇公佈於社會,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馮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會形勢也起了巨大變化。但成功的光環無法銷蝕有恥有痛的記憶。一個人不論你做過什麼,能夠反躬自問,就好。」

彭先生對以上歷史全然是知情者,否則他寫不出「卧底文人」二字。但是為了文章的需要,他仍然在講到黃宗英的黃昏戀時毫不吝嗇地將馮的「卧底」歷史一併帶出,只為了突顯黃馮二人是「一丘之貉」,其刻意貶低之心力穿紙背。

順便說一下黃馮的黃昏戀。黃馮二人是故交,但彼此接近是90年代初之事。那時兩人都已痛失伴侶,就像他們說的,已「成了夫妻樹上的最後一片葉子」。兩人的這段黃昏戀,在熱烈程度上,絲毫不亞於年輕人。結婚前的一年中,黃宗英住在上海,馮亦代則居在北京,兩人依靠鴻信傳書傾訴彼此情感,文字極具激情和浪漫。有時黃宗英一天內會寫3封信。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兩人居然寫下50萬字的情書!1993年底他們在北京結為伉儷,此時馮亦代已是80歲高齡,而黃宗英也已經68歲,兩人的結合造就了中國文壇一段佳話。1999年7月12日,馮亦代在病榻上用了足足一整天功夫寫出對黃宗英之愛的最後絕響。他寫道:「現在我這個人,說穿了,是為你而生存,因你而生存,再沒有別的了……。」 這就是被彭輕蔑地稱之為「老年時以黃昏戀出名」的真實經歷。

韓宗京

徐兄,你講的馮亦代與黃宗英黃昏戀一事,章怡和親自對我說過,還提到黃苗子等一些民盟中的老人,這些人在57年那?人妖顛倒的運動中倒行逆施,磨掌擦拳,落井下石,唯恐自己不左,釀成當年全國60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的歷史悲劇。

記得你曾經對我說過,你在研究民盟的歷史,我一聽而過,在咱們這個圈子裡,沒有比我更了解民盟的了,你若真有興趣,打算寫下來,改天聽我細細道來。略露一二:民盟發起人張瀾、沈鈞儒與先父是舊交,民盟成立之初已有共產黨員潛入,中共稱交叉黨員,其實就是卧底,先父即是其中之一,時歸中共統戰部領導。

章伯鈞(兄筆誤為釗)中共建政后當了交通部長,其夫人李健生是第一任北京市衛生局長,80年代還保留全國政協委員,此時她的保健由我全權負責,直到送入八寶山為止。章伯鈞的大兒子章師明是我的頂頭上司,兩個女兒章怡學、章怡和自是與我無話不談的老大姐。

依我在民主黨派工作的6年經驗,江山不可交與民主黨派,因為他們與黃宗英是一路人,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本是題外話,到此為止。

我只想說一句:否定文革,洗新革面才是中國的唯一生路,還不知我們這個同齡、同經歷、同時代的新君能不能做到?!

徐彬:

宗京兄所說我曾經研究過民盟之史,是指我在八十年代的研究生論文,題目就是「論民盟的中間道路對美國對國民黨政府援助政策的制約」。我的論文主要是分析馬歇爾1946年來華調解國共衝突時,因無法在國共之間找到妥協之道,一度重視以民盟為主的第三勢力,而蔣介石因為民盟與中共的盟友關係對民盟採取的打壓措施又激怒了馬歇爾,以致於馬歇爾回到美國擔任國務卿後代表美國政府減少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和財政援助,最後使得國民黨在大陸完全失敗的那段歷史。章伯鈞和羅隆基是我在論文中多次涉及到的人物。我為此還專門去北京民盟總部,希望能夠閱讀盟史文件,結果吃了閉門羹。

因為有這樣的經歷,所以我對宗京所說的中共與民盟的複雜關係包括交叉黨員的原委,以及毛澤東在反右時對民盟所謂章羅同盟的嚴厲批判(事實上不存在)非常熟悉。

沈家莊:

為何要抓住一個文人、一個弱老婦人大加撻伐?中國多少官僚昧著良心幹了那麼多壞事、惡事、喪盡天良的事,為何不去寫文章批判?今天還有多少弱者在爭取自己基本權利而不可得,又有多少文人在寫著喪盡天良的文字辱沒祖宗!現在,有些人就是靠罵名人標榜自己!我憎惡這種人!你有精力,為什麼不認真分析一下,那個年代為什麼會出現知青下放的現象?現在怎樣在全人類生存層面上思考諸如此類的社會亂象?你有本事,寫書以理服人。不要抓個毫無反抗能力的、過去的弱者來撻伐!我不認識彭,也不認識黃--我是就事論事!如此而已!

吳民強:本來不想多說,因為這篇文章主題非常明確:鞭撻了一個人黃宗英,刺了中國社會的兩個膿包------政治投機者,青年貞節牌坊, 很有見地。 中國社會需要這樣的警醒文章,以斷政治投機者的門路,以防止新的貞節牌坊出現。如果我們對文革期間,那種瘋狂的愚忠給中國社會帶了十年浩劫要痛定思痛的話,痛擊政治投機者必不可少,打碎人造的榜樣也不可缺。讓社會回歸真實平和,讓人民安居樂業。不過,看了後來的一些評論,覺得很有些節外生枝的感覺,而且有枝節大於主幹,只好再說幾句有關枝節的話。

黃宗英確實不是中國社會第一號政治投機者,甚至可以說排不上名。但卻是她做了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以求得自身安寧的事,也因此誤導了別人,加重了其他人的負擔。她是應該為此承擔責任,她沒有做好這點, 想一想近二千萬知青的悲慘遭遇,更累及近億人民正常生活。因此,被人鞭撻了, 不僅是應該,而且是必須。不鞭撻政治投機者,不摧貞節毀牌坊,中國社會就沒救!同樣,不能因為有人做的比黃宗英更壞,就不能說黃宗英的錯。正確的做法是有這樣認為的人,應該同時鞭撻那些比黃宗英更錯的人,來共同形成讓政治投機分子懼怕的社會氛圍,而不是僅僅用來指責鞭撻黃宗英的人。

講情感。90多歲,老人,弱女子, 值得同情,但是無關乎當年的是和非。瘋狂的文革中多少老弱病殘以及女子因為被動員知青上山下鄉而慘遭迫害,甚至毀滅。當年壯年的黃沒有同情,卻做了一個吹鼓手,對上山下鄉運動推波助瀾,或多或少加重了受害人們的痛苦。當然不贊同以暴制暴, 以牙還牙,不過是非曲直還是可以論的。 其實,這篇文章還是比較理性的,基本上都是用事實來說明的,語氣上並不極端。

講時間。黃的文章在63年,介於老知青和新知青之間,或者回鄉支邊支農青年和知青之間,或者又可以說介於毛澤東的「農村是大有作為的。。。。」和「。。。。接受再教育」之間, 也可以說是介於知青志願半志願上山下鄉和被迫上山下鄉之間。這樣一排序,就可以看出來了黃的文章與政治的關係以及是否起到推波助瀾上山下鄉運動的作用。

講形勢所迫。6億人民同在一個形勢底下,出風頭, 轉嫁與禍的只是極少一部分,黃宗英是其中一個。大部分人不是沉默,就是承受。如果一定要強調為形勢所迫所做合理,那麼漢奸就是英雄就是俊傑,「識時務者為俊傑」嚒。是這個理嗎?大環境下,每個人的選擇都得自己承擔,是不可以推給大環境就可以了事,否則對絕大多數沉默承受的人不公平,讓社會變的畸形!同樣,就是今天的評論也好,文章也好,也是文責自負,自我擔當社會和歷史的責任。

至於作者與黃個人之間有什麼恩怨,我不知情,不敢枉加猜測和評論。這些都只是枝節,應該回歸到枝節,別影響主題。謝謝!


藍漪:

對於彭文,大部份觀點都贊同,只是對待黃宗英的鞭撻我認為過份了。因為那是個沒有是非、或為是非錯亂的年代,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順應那個時代思潮的行為和思想(比如自覺或不自覺地下農村,表決心等)。不能單純地追究個人責任,而是應追究時代、以及造成這種時代的政治空氣的政治勢力的責任。個人在客觀上充當了吹鼓手而實質上只是個被洗了腦的犧牲品。

徐彬:

一篇由歐洲德國華人、沒有經歷過中國當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彭小明先生在今年年中所寫的有關這段歷史的評論文章,居然在四個月後在一批居住在北美溫哥華的「知青」華人中間引起爭鳴並各持己見,更為奇的是他們爭論的重點並不是主要圍繞作者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本身的評價,而是針對作者文中對華人普遍熟悉的中國文藝界名人黃宗英的批判。由於這些評論涉及到歷史、社會、政治、文學及文學批評的方方面面,涉及到評論者各自不同的生活體驗和人生思考,其中頗多彼此精彩的對話,本刊在得到溫哥華這些評論者的同意后將他們的文字奉獻給大家,以讓讀者更深入地了解這些經歷過那個瘋狂年代的溫哥華「知青」群體的內心世界。

曹小莉:網上資料,補充的是彭小明先生是在六六年高中畢業前夕適逢文革,後來因嚴重肺結核病不能下鄉,在街道工廠打雜作工,後來是七八年考上復旦大學,報社編輯詩人,八七年出國,這也算知青經歷中的一種,此人應算知青一代.他對知青的歷史和體驗一定和我們在座的人一樣深刻,甚至有過之而不及.供徐兄參考.

我本來不知他為何人,現在在網上查到,更能有助我們了解他的文章.

他的文章觀點鮮明尖銳,不是四平八穩,而是咄咄逼人,極富有感染力,對那個年代的跟風偽善行為大加鞭撻,入木三分,毫不留情,拿黃宗英的知青題材成名作開刀,指出一部分文化人的投機心理,所以贊者喜歡他的風格勇氣,對貽害幾代人的上山下鄉錯誤路線,非如此下重葯無法肅清其社會流毒,非如此振耳發聵之聲不能打碎其虛偽的貞節碑坊,非如此直刺深處方能杜絕今後的政治投機者,為此理由,我也是贊者之一.

對他文章的嚴苛詞句,對著名電影演員黃宗英,人們熟知的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的嚴厲指責,甚至用了屠夫幫凶的字眼,有些人看不下去,憤而指責他對老年黃宗英的炮打和苛求,並認為黃也是受害者,只作了那個年代許多人都作過的事.

很少有一篇文章,能引發讀者的強烈情感如斯,贊者和批者各從不同角度來解讀,產生精彩的紙上辯論.在互相擺出的理由中,找到論點的平衡和公正.

溫哥華,你平靜的報紙,此刻被彼岸四五十年前發生的往事所侵擾,因為它雖然遙遠,在我們這一代心中,仍在眼前.

沈家莊: 編輯先生若將此文編輯掛網,請只署我的姓名,不要再加「教授」後綴。實在是因為在群里發言,大家平等,而與職稱無關!

曹小莉:沈教授所言有道理.我也提出不要在文章前面加上頭銜,記得前天就大膽上書,提到不要寫"虛銜",因為這與觀點無關.

以後也請張總和編輯們留意,除非特定情況,比如請來作政治評論,文學演講,醫學講座,財經指導,當然要讓人知道此人的身份,另當別論.一般情況下別加上這麼多名號,太大了讓人們有溫哥華"山中無虎"的感覺

張社長速度很快,前晚傳來時整個筆談已經由報社編輯全部編好,加上了評註,並給各位加了頭銜和電郵,廖兄提出要統一名字,去掉地址,我當晚閑來無事,就把文字放大,統一格式,按前後發言順序,理了一遍,為的是省大家眼力,我本人就不能看太多小字體,簡直是謀殺我們"明媚的雙眸",長此以往,我們將來是"青光眼,白內障,老眼昏化,眼球渾濁,眯成一道小縫,走路是看不清,走不穩,開車撞樹,走路撞人",完全是出於菩薩心腸,害我熬燈費火,放大整理一遍,不敢以外行充內行妄當編輯,嘿嘿,現在照鏡子,眼睛已經小了千分之一公分.

我們是業餘即興發言,報紙錯愛,竟然已經登載掛網,下次務請要先給點時間,還請編輯們以後務必刪去前後綴,得到發言者同意再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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