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說過「（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的話嗎？

倘若魯迅沒死，被黨關進牢里，他還會寫嗎？

如果會寫，他會寫什麼？他是寫風月，還是寫反詩？還是寫檢討？

魯迅是誰

魯迅，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字豫才。原名樟壽，字豫山、豫亭。以筆名魯迅聞名於世。浙江紹興人，近代重要作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左翼文化運動的支持者。中國大陸稱其為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如果魯迅沒有死，活到了1960年，他會成為如宋慶齡老舍等一樣的民主人士，還是被黨關進牢里？

 假如魯迅關在黨牢里

魯迅死得早，可惜了。但倘若魯迅活到1960年，他是會活著黨的牢外還是牢里？

誰會提出這種假設？誰又會對這種假設說出他的回答？

歷史上，傳說中，的確有人提出過這種假設。

那個人是誰呢？

歷史上，傳說中，的確有人對這種假設說出了他的答案。

那個人又是誰呢？

（魯迅、許廣平和兒子周海嬰。周海嬰：1929年9月27日－2011年4月7日）

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周海嬰，魯迅的唯一兒子，在他是《魯迅與我七十年》末篇的《再說幾句》中寫道：「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 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 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尋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與上海文藝界人士座。毛澤東身後左一為黃宗英，左二為趙丹，左四為應雲衛，照片右下角一為羅稷南）

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

2002年7月4日，著名作家和影星黃宗英，在病中，寫下了一篇《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文中有那麼一段：「我又見主席興緻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我的心猛地一激靈， 啊，若閃電馳過，空氣頓時也彷彿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悄悄嘀咕過，「反胡風」時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個人敢公開提出？還敢當著毛 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尖起耳朵傾聽：「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 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彷彿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 我卻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雖然有兩位寫出了這」真實「故事，而且這兩位一位是魯迅的兒子，一位是聲稱親耳聽見的當事人。但是。。。

（正面左一是趙丹，左二是本文作者黃宗英）

毛澤東真的說過這個話嗎？

假如我是一個歷史愛好者，我不會有疑問。假如我是一位歷史學家，我也不會有疑問。為何？

周海嬰和黃宗英兩位文章里的描述，已經很有說服力了。特別是黃宗英的文章，不僅是描述，而是記實，是當事人親眼所見親耳所聽的歷史資料。

所謂口述歷史，就是根據當事人的記憶，通過文字筆錄、有聲錄音、影像 錄影等之後，作為日後學術分析，在這些原始記錄中，抽取有關的史料，再與其他歷史文獻比對，讓歷史更加全面補充、更加接近具體的歷史事件真實。

那麼，黃宗英的《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作為第一手的歷史資料，是確定無疑的。但有了第一手資料，就可以斷定歷史的真實，就如那第一手資料所敘述的這樣？

在這關鍵時刻，我要請出一人，大家可以聽聽他的判斷和看法，聽聽他講的有沒有道理。

（未完待續）

（老年黃宗英，192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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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

天地幽紛，忽明忽暗，疾電炸雷，交錯撼震。我猛地驚醒，不知是夢是真。我又見到銀髮蕭蕭、偉岸不群的大翻譯家羅稷南先生1），昂首健步向我走來……

　　莫不是剛看過草嬰發表在《文匯報》上的那篇《鐵骨錚錚羅稷南》攪動了我潛意識中積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於肺癌的羅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輝煌的永生。我又見他在馬路對面笑著和我打招呼——我恍惚記得前幾天他才和趙丹2）一起散步，他倆依舊經五原路，過淮海中路，到茂名南路老文化俱樂部打彈子、吃西餐。

　　羅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處，兩顆容不得些微渣滓的靈魂盡可像生前那樣傾吐積鬱，您為什麼還來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為那樁事——那樁既非「軍事秘密」，也非「黨內絕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裡四十五年，從來沒有說過，從來沒寫過，不久前卻由當年的後輩，現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嬰給捅了出來的事。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寫到，一九五七年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3）。

　　這段「毛羅對話」，我是現場見證人，但我想不起還有哪位活著的人也聽到這段對話。我打電話給我熟悉的律師：「如果我寫出自己聽到的這段對話，將與海嬰 所說的分量不同，因為我在現場；但是，如果沒有第二個人說他也當場聽到，那我豈非成了孤證？若有人提出異議，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證，那麼在法律上……」那位 律師說：「正因為當時在場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責任寫出來，留下來。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聽到的事實寫出來再說。」於是我就 到處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資料校正我的記憶，以期儘可能準確地表述這場短暫又撼人心魄的「對話」。

　　我永遠忘不了「對話」在當時給我的震顫。

　　作為經歷過舊社會的演員，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並一廂情願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產黨，哪怕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 總結、年終鑒定，第一條就是「聽黨的話」，哪怕是在某個早晨，我們突然發現報紙頭版頭條大標題是《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4）時， 也是如此（在全國開展的對這部影片的批判，把我嚇懵了）。記得那時趙丹踏上二十六路車往徐家匯去電影廠時，售票員也會悄悄問他：「儂嘸沒進去啊？！」［上 海話，意為：你怎麼沒進（監牢）去呀？］可是，我們本來還以為深受觀眾歡迎的影片《武訓傳》能榮獲「毛澤東獎章」哩。

　　好在當時有於伶同志5）上門來開導，而黃源同志6）更 常與阿丹對坐，一根接一根抽煙，黃源制服前襟落滿了煙灰，顯然，領導人的思想負擔比我們還沉重呢。《武訓傳》的事情過了也就過了，我們和黨不隔心，還是一 門心思想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時，黨內傳達大鳴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陽謀不是陰謀，我才頭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結凌掛霜了。那以後……那以 后我才開始對政治有了神經兮兮的一面，雖然至今依然糊里馬虎。

　　言歸正傳。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接見我們。反右已風起雲湧，我忐忑不安想請假不出席，怕的是會被點名發言。阿丹說：「宗英你怎麼啦， 虛汗淋淋的。」當時我預產期將到，我答：「孕婦可能特別敏感，我害怕……」及至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太大的會場，只見一張張小圓桌散散落落，一派隨意祥和氣 氛。我們電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門方向的兩三張小圓桌邊。五十年代領袖接見並沒有嚴格的規定安排，我回憶不起毛主席是怎樣坐到電影界桌邊的。在去年（二 ＯＯ一年）中國電影資料館為慶祝黨的誕辰八十周年攝影圖片展覽上，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夏天，趙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邊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動筆前查找到《光明日 報》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和《解放日報》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刊載新華社通稿及會場全景照片，趙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後，照片右角背影是羅稷南，他坐在毛主 席的斜對面，據此我依稀記起，在「毛羅對話」后，趙丹和我曾經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們還見到一些經常在重大聚會時見面的各 界朋友（根據當時報紙記載共三十六人），上海市領導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等也來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興緻勃勃地談起王人美7）的父親是自己的老師，並問起演《漁光曲》的電影演員王人美來了沒有？有人答：演員王人美今天沒來，女作家王元美8）來 了。元美忙站起來說：「毛主席，我是不是來錯了？」毛主席大笑說：「沒錯沒錯，歡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們有跟著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摺扇查看手 中的一份與會者名單，點點頭說：「噢，你的先生是話劇《清宮外史》的大導演楊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謝謝，謝謝。」毛主席對照名單掃視會 場，欣喜地發現了羅稷南，羅稷南迎上一步與主席握手，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倆一個湘音一個滇腔，我聽出有「蘇區一別」的意思。

　　還是此番為寫此稿查資料時我方得知，羅稷南（原名陳小航）曾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的秘書，在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籌建「革命政府」時，他曾被派赴瑞 金，與紅軍將領張雲逸簽訂共同反蔣抗日協定，並向被封鎖的蘇區供應急需的布匹、食鹽、醫療設備和藥品，當年毛澤東曾設宴款待過陳小航。羅稷南有這番軍旅經 歷，怪不得我以前總感覺到這位勤於筆耕的翻譯家身上有一股軍人的英武陽剛之氣。

　　我又見主席興緻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我的心猛地一激 靈，啊，若閃電馳過，空氣頓時也彷彿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悄悄嘀咕過，「反胡風」時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個人敢公開提出？還敢當 著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尖起耳朵傾聽：「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 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彷彿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 了，我卻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記不清遠一點兒的圓桌旁的哪一位站起來又說些什麼，也記不清座談會是怎麼繼續的，我只偷空兒悄悄問坐在身邊不遠處的應雲衛：「應家伯伯，儂阿聽清爽要 關勒監牢里？」（上海話，意為：你是否聽清楚要關進監牢里？）應雲衛對我滑頭滑腦笑：「清爽勿清爽，當伊嘸介事。」［意為：（聽）清楚沒聽清楚，（你就） 當它沒這事。］他嘻嘻哈哈跟別桌的老朋友搭訕去了，滿堂賓客他彷彿沒有不認得的。（應雲衛，老導演，老製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時猝死於街頭大卡車 上，頸上還掛著「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為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重要人物，直到一九七九年徹底平反時，電影圈內人才知道他竟是一九三五年單 線發展的中共秘密黨員。「天地一舞台，人生一齣戲」，我認為沒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員有他這等超凡的演技，實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絕。應家伯伯啊，我們大家好想 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憊得幾乎暈厥，只覺得腹中胎兒在伸胳膊踢腿，我擔心已驚動了胎氣。作為母親，我怕自己的精神負擔影響到即將出世的寶寶。我請假休息了三四天，劇團里還等著我們（所有黨員和積極分子）「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哩。

　　那兩天，報上大標題的反右社論、通訊一篇比一篇「結棍」（上海話，意為：厲害），繼《人民日報》社論《鬥爭正在開始深入》之後，《光明日報》也在頭版 發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動面目》，而頭版報紙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見我們、大家笑逐顏開簇擁著有說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體照片。

　　我不敢再想七月七日晚上的「毛羅對話」，更不敢想「魯迅關在牢里」的事情。不該想的偏又想：怎麼過後沒見什麼文件、簡報記載此事？

　　我知道，孕婦此時應該看最美的圖畫，聽最美的音樂，可又禁不住怯怯地問阿丹：「沒聽到批判羅老的提問嗎？」阿丹神色嚴厲地瞪了我一眼：「儂笨伐？！格事體攤出來啥影響？」（上海話，意為：你笨不笨呀，這種事發表出來會有什麼影響？）

　　阿丹那些日子特煩躁，他正為老友鍾惦棐9）《電影的鑼鼓》和他自己的《爐邊夜話》在掛鉤上綱寫檢查。同時還要為參加中宣部一次「擴大會議」、聆聽了毛主席講話后與石揮10）他們合寫的一篇文章寫檢查。於是我謹遵「非禮勿言」的古訓，幾十年來，幾乎沒跟人談起過一九五七年之夏震撼心靈的一瞬間——發生於短短一分鐘內的「毛羅對話」。

　　此刻，已是「毛羅對話」的四十五年之後，是二ＯＯ二年七月四日的丑時。窗外雨聲暴雷接連向我奔來，光的閃裂，雷的撞擊，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天與地汲存了此時此象，「對話」被刻入宇宙文化之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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