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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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的神話：能源說客們如何蒙蔽了我們（九）（完）（ZT）

作者：何岸泉於 2012-8-30 08:3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反核系列|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關鍵詞：能源, 的, 如何, 說客

（九）

面臨決擇：

能源供應的未來

鑒於氣候、資源和金融危機等因素，關於核能源的討論在一些主要國家開始重新展開了。由反應堆建設商和他們的政治及媒體代言人所引發的所有關於「核能復興」的火熱討論背後，都會最終導致一個根本性的、意義深遠的決定。從第一次提出，到截止目前的最近一次核能發展熱潮，在此期間，全世界範圍內建造的絕大多數核電站都已經接近他們技術壽命的上限。在接下來的十年時間裡，根據各反應堆的壽命時間表，核電站的發電能力將不得不被取代，而且被取代的數目在未來還會增加。面對未來，可供選擇的能源使用方式包括：快速增長的可再生能源（風力、太陽能、水能、生物能源和生物熱能），一個總體上更有效率、化石燃料能源使用比例不斷下降的能量系統，或者擴大核能的發電量。目前一些主要的核能國家正在關注這樣一個問題：他們是否想繼續使用那些已經超出了最初設計壽命，並且還正在不斷老化的現役核反應堆。這個選擇對於電力公司來說是很誘人的，因為這樣能夠省掉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新建核電廠的投資，並且還可以從那些已經報廢的老化核電站生產的低成本電力中獲利。那些不可避免的意外風險對於每個獨立的經理人來說都是可以控制的，尤其是不在自己公司的核電站以及不在自己的有限任期內發生的事故，他們也不需考慮核事故所引發的嚴重後果。這是他們的關注點不同於一般公眾的地方，因此延長核反應堆的壽命帶來的收益與由此增加的核事故引發災難的風險之間是根本無法比較的。如果所有或者大多數核電站運行更長的一段時間，一個災難性事故發生的風險將會極大的增加。

現在世界正處於氣候變化、人口增長、貧困加劇以及有限資源不斷減少的狀態下，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實現能源的持續供應，這個問題遠比怎麼處理核能問題更重要。所有發達工業國家和那些新興國家（這些國家有些從不使用核能，有些即使用了，量也非常少）都應承擔能源供應的相關責任。新能源系統將不再只是單一建立在化石燃料或核能基礎上的，這一點非常明確。而更加確定的是：我們的未來不能依賴於由傳統能源產業支撐的高風險技術創造效益之上，而上世紀中葉開始的復興恰恰經歷了這樣的發展歷程。

到目前為止核能還沒有復興。有的只是核能復興的口號。而且核能復興也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完成的。「逐步淘汰老核反應堆的計劃正在修訂之中，建造新核反應堆的計劃已經提上日程，並且只有在德國，還存在著最後的與核能反對者之間的較量」，德國《經濟周刊》在1990 年9 月21 日的報道中以「核能復興」為題進行了積極的報道。由於德國核工業及由基督教- 民主黨派與自由派聯盟5 構成的「夢之聯盟」提出放棄「逐步淘汰核計劃」的政策，這又導致了一系列關於核能的爭論——這種爭論在德國尤其激烈，因為對於某些人來說，這也許意味著一次核能復興的希望。在一些核能有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國家，未來能否利用核能的討論更是一種社會- 政治的大爭論。未來能源該怎樣選擇，結論依然懸而未決。迄今為止，那些已經被授權進行建設的新核能項目還不足以維持目前核電在全球電力生產的比例——如果不是在絕對數字上，至少在相對比例上來說肯定是成立的。到目前為止，核電站項目只存在於以下兩種情況：把發展核能電力上升為一種國家意志；或者，政府準備數十億美元用於防範核能項目所引起的安全和金融風險。任何想要建立新的核電站的國家或是在政治上被鼓勵這樣做的國家（如在美國或者英國的例子）都需要政府為核能源的發展預先鋪平道路，就像20 世紀60 年代時所做的那樣。

這聽起來很矛盾，但當時核能的商業運作之所以可行，是由於電力市場還不是完全競爭的狀態，也就不能證明這種核能的商業運作模式效率低下。這一方面是因為電網的壟斷經營，使得電力供應也被視為是一種「天然壟斷」，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公共服務，電力供應是由國有或類似的公司提供的——至少算是准壟斷的形式。因此，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最初都是由政府主導開始對核能進行民用或者秘密的軍事研究和開發，後來又利用核能進行工業政治的交易。政府投入巨大的成本在這項新技術研究、開發和商業運作上，通過影響供電商的電價結構從而確保直接或間接的把這些負擔轉移到消費者身上。

在解除管制的電力市場，建設新核電站的誘惑並不足以吸引核電建設公司參與。並且，不僅僅只在美國，在其他國家也是一樣，有更多的在融資方面更具吸引力而且經濟風險更低的項目。因此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儘管用電需求和電站的電力輸出在整體上都有所提高，卻仍然沒有新核電站在建——除非公眾的腰包再一次向核電建設的資金風險敞開。就像在芬蘭已經進行的核電建設項目一樣，美國也是這樣。除非這一政策有所變動，就如許多專家期望的那樣，奧巴馬取消那些期待已久的建造新反應堆的規劃許可。在正常的電站建設市場中，（政府進行）慷慨的資助方式也不會再出現；來自其它部門——也就是越來越重要的可再生能源部門——的競爭者也不會永遠坐視不理，任由政府部門一邊倒地去資助一種50 年前就已經出現的技術。美國已經出現了這種批評的聲音，例如2009 年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的代表就在美國參議院要求：美國不應該再對已經在國外進行嘗試和試驗的反應堆系列的建設提供財力支持，並且表示：這種財政補貼的核能發展政策不僅影響了市場的正常發展，對其它技術的發展也造成了傷害，而且還導致了在向低碳能源工業轉變中出現的經濟效率低下問題（Cochran/Paine 2009）。

在21 世紀初，再次對核能進行全面公正的評價，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這個結論同30 年前一樣：

發生災難的風險：30 年前核能成為最具爭議的發電形式，今天這個風險仍然沒有解決方案；

恐怖襲擊的新危險：不能徹底排除了該技術向世界不安全地區擴展的可能性。

全球核能發電的擴張會更快地導致鈾燃料短缺——又或者使核能發展完全轉向快中子增殖反應堆技術。這個新的技術方向相當於將核能技術永遠地引向了所謂的鈈路徑。它會使發生災難事故、恐怖襲擊和核武器擴散等的風險增加到一個全新的、更加糟糕的程度。

不論是否使用核反應堆增殖技術，永久廢料處理問題都得不到解決。我們必須要尋找一個解決方案，因為廢棄料已經存在。但這似乎只是一種解決方案而已。從核廢料本身來說，在核廢料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這已經成為一個充分的理由就是不能再加重核廢料處理這個日益困擾人類的問題了。

核能不能解決氣候變暖的問題。即使將所有手段融合到核能技術中（從總體而言，這對核能的發展將會是災難性的），如果核能技術對氣候保護有貢獻的話，也只是遲來的、少量的貢獻。因為缺乏任何工業擴展的能力，伴隨著巨大的成本和成倍增加的風險，核能由於其不負責任的發展特點決定了將它用於解決氣候變暖問題是不切實際的。相反，可預測的是，根據現存核發電站的年齡結構，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全球核反應堆的電力生產能力很可能會大幅降低。同時有可靠的預測表明，全球能源戰略首先注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同時注重提高能源、工業和運輸行業以及供暖系統的效率，這樣就能夠達到所必須的二氧化碳排放減排量——即便是沒有使用核能技術也能達到這樣的效果。這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但同時也包含著巨大的機遇。克服這些挑戰，需要一種世界性的能源政策。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上負有責任的世界各國遲早要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團結一致起來。在所謂的發展目標上的爭論——「氣候保護或核能」，這是只是核能產業集團基於自身的利益而產生的妄想。

很顯然，如果沒有政府大量的財政介入，在可預見的將來，是看不到核能技術復甦的。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核能的復甦完全沒有可能性。如果某一災難性的事故並未停止核能技術在中國的發展進程——若當地居民倖免遇難——數十個反應堆將會在中國落成。並且，除非是資金耗盡，或者是中國的大型核電站抑制了相對廉價的可再生能源的擴張，這種進程就不會停息。在世界各地，與其說核能是一個使用已有投資的電力行業，不如說是一種政治，正是由於不斷減少的化石燃料資源、不斷提高的能源價格以及必須履行的氣候保護義務，才將核能引入以平衡這些矛盾。在美國，從核能的狂熱支持者喬治·W·布希政府換屆到持適度懷疑態度的巴拉克·奧巴馬政府，關於以上三個問題所引發的爭論都在持續進行下去。也正是這些爭論促使芬蘭開始建設新的反應堆，推動德國取消逐步關閉老核電站的政策的討論，並引發其它各國圍繞是否建設新反應堆展開討論。

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往往傾向於，在現有的體制內與他們熟悉的經濟主體之間開展相關的策劃和活動。在核能發電站開始商業化運作的半個世紀后，他們中的一些人會毫不猶豫的再次為將核能「推向市場」給予財政上的支持，彷彿這是世上最自然的一件事情一樣。在德國，新反應堆的建設尚未提上日程，原因很簡單，沒有潛在的反應堆投資者願意承擔這種不可估量的經濟風險，因為所見之處，大多數公眾都不支持核技術的發展。相反的是，萊茵集團，意昂，巴登- 符騰堡電力和瓦騰福公司打算依靠這幾十年的儲備——以犧牲安全的代價繼續發展核能。基督教- 民主黨和自由黨聯合政府正在為此服務，他們準備延長老化反應堆的壽命——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他們也在幫助那些為延長核反應堆壽命鼓吹多時的公司爭取多達幾十億的剩餘利潤。

在任何情況下，在圍繞核能未來的根本衝突中，邏輯法則很少能起到任何真正的作用。早在2007 年10 月，最著名的科學雜誌《自然》對核能的發展就發表如此的評論：「是核能工業需要氣候變化，而不是氣候變化需要核能工業。如果我們想要避免災難性的全球變暖悲劇發生，為什麼要選擇最慢的、最昂貴的、最無效、最不靈活和最冒險的方法呢？在1957 年嘗試使用核能改變全球變暖的做法是正確的。但是，在今天核能僅僅是向可持續電力供應過渡的一個障礙。」

到這裡，要說的已經都說完了。

作者介紹：

戈爾德· 羅森克朗茨（Gerd Rosenkranz），材料學博士和冶金工程師，碩士期間研讀傳播學，並在德國各大日報和周報從業二十餘年；他在德國《明鏡周刊》做了五年編輯，專長是環境和能源政策。2004 年10 月起就職於德國環境援助（Deutsche Umwelthilfe e.V.），任政策與公關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