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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緣何會在中國這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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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9 09:42
來源:共識網作者:方默魚
加拿大記者道格•桑德斯在《落腳城市》中探討過移民群體生態,而何偉的妻子張彤禾也在2013年出過一本暢銷書《打工女孩》,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三人有共通之處,即都屬於轉型期中國社會的觀察者,都對中國底層民眾向上發展的路徑有過實地採訪和切身體驗。
2014年9月,美國記者、作家何偉(本名Peter Hessler)逗留中國數日,日均接受一家以上大大小小的媒體採訪,儼然成為文化類媒體的寵兒。何偉此次中國之行是受大陸數家媒體聯合邀請,除宣傳新書
《奇石》之外,還與不少媒體人、作家、讀者交流對談,開講非虛構寫作、與學者對談中國話題……他引起的這股媒體追逐熱也印證了自己在讀者粉絲群體中的認可
度和號召力。何偉為什麼在中國媒體和讀者圈中這麼火?他又是怎麼火起來的?
[美]彼得·海勒斯著,李雪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
很多人最開始知道何偉這個名字緣於一本書——《江城》,之後,他的「中國紀實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尋路中國》)陸續出版,雖然晚
於台灣譯本的推出,但在大陸年輕讀者中仍然贏得不少擁躉,「何偉熱」到了什麼程度呢?舉個栗子:三部曲中的《甲骨文》一書先有了台灣繁體中文版,但在大陸 卻至今未推出簡體中文版,熱心的讀者粉絲當然看不過去了,於是自發翻譯出此版併流傳於網路間,用他們的話說,一切都源於看過《江城》之後被何偉的文字所打
動。
能夠用心觀察並用富於細節性的文字描述出中國人都不曾關注到的中國現實,這是何偉讓不少讀者心生敬佩之處,如果追問一句:何偉走近中國普通小人
物的生活,並寫出如此紀實性的文字,最初的動機是什麼?是什麼在促使他融入中國人的生活,難道僅僅是想成為一個作家的志向使然?對此,何偉在自己的書中有 過「接地氣」的回答——「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長江邊這個叫人嘖嘖稱奇的地方(指涪陵),為什麼還要去寫有關密蘇里的虛構故事?於是,我一下子就意識到,我 未來寫作的很大一部分應該就在中國。」
善於捕捉細節的「外國人視角」
何偉最早是於1996年來到中國,那時是以「和平隊」志願者的身份在涪陵支教,1998年來北京后成為外媒駐北京記者,一直在中國待到2007 年才離開。在涪陵近兩年的生活催生出《江城》這本書,而尋訪河南安陽古遺址、南京明朝石碑和中山陵園的經歷則被寫入《甲骨文》的開篇。與今天受媒體熱捧相比,90年代剛來北京時的何偉卻還不是一名真正的駐中國記者,而是《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站「最後一個剪報員」, 當時,在北京大部分外媒記者站里,剪報員已經銷聲匿跡,所有的東西都在電腦化,這樣一份早已過時的工作算是讓何偉邁進了新聞業的門檻,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
也顯得枯燥、無前途,但小小的記者站卻讓何偉感到愉悅——「報紙新鮮的油墨香,舊的瓦磚房裡回蕩著我一知半解的語言。記者和秘書說英語也說中文;司機是個 高大魁梧的男人,說話有很重的北京口音。我一邊整理那些剪下來的新聞故事,把它們分類放入檔案櫃;一邊看著它們的標題欄,想象這就是我日後要學會的那門語 言。」
有國內媒體曾評價,「何偉的筆下是真中國,是連一些生活在中國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絕認識的中國。」觀察視角上的獨特加上逐漸流利的中文能力,讓他更有機會來直接表達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觀感,那麼,他的「外國人視角」都觀察到哪些我們習焉不察的東西呢?
當何偉從北京搭乘火車去往河南安陽時,他寫道:「北京,現代化的首都;安陽,古老的中華文明的搖籃。從北京到安陽這座城市,需要坐6個小時火 車。我坐在窗戶邊上,有時不禁發起呆來,窗外的景色就像牆紙一般富有規律:一個農民,一片田野,一條路,一個村莊;一個農民,一片田野,一條路,一個村 庄。這種千篇一律的景象也並非什麼新鮮事。」然而接下來,單是外國人關於中國河南的文章或著述,何偉就引用了四個出處:1981年同樣搭乘火車前往安陽的 美國歷史學家戴維·凱特利,1930年曾住在此地的外國人理查德·道森,1880年造訪此地的美國人詹姆斯·哈利森·維克遜,以及19世紀時寫出一本中國 遊記的西方人尼古拉斯·克利福德。很明顯,他的文字透出的這股懷舊文藝范兒在一般中國人身上是很難看到的,普通人的生活中,有誰會去花時間耐心地考察自己居住地的久遠歷史乃至祖父輩的人生經歷?答案恐怕並不樂觀。
再比如關於中國人習以為常的遞煙這件事,他就有過一段記述——
2001年,何偉駕車來到浙江麗水市,在那裡他的採訪對象有一位土地被政府低價徵收的農民。何偉不知如何開始對話,他遞上一根煙,對方羞澀地拒絕。
「真的真的,不要客氣。」何偉用蹩腳的中文說。
農民接受了。他們聊了十分鐘。
「再抽一根吧,真的真的。」何偉遞上第二根煙,他們又聊了十分鐘。
當第三根煙遞到眼前的時候,農民告訴何偉,他十年前就已經戒煙了。
何偉回顧,正是在這家工廠採訪時,他發現遞煙是一種拉近彼此距離的方式,「剛開始別人給我煙的時候我感到非常奇怪,並立刻拒絕,後來我發現這似乎不太禮貌。於是我也試著學他們的方式遞煙給別人,就是因為這樣我們之間的關係似乎改變了,產生了一種更舒服的相處模式。」
轉型期中國社會的觀察者
何偉說,他喜歡中國的小城市甚於大城市,與接觸專家學者相比,他也更願意跟中國的普通百姓聊天。他解釋,「名人們通常很忙而且他們已經習慣於記 者的問題,所以從他們那兒無法得到很多內容。但是如果去採訪一個從未接觸過記者的人,內容會有趣的多而且通常讓人意想不到。因為普通人那裡的信息更接近真
實。」
在何偉筆下,描寫過的小人物中包括一批從中國內陸地區流向北上廣及東部沿海城市的農民、流動人口和小創業者,這讓筆者想起加拿大記者道格·桑德 斯在《落腳城市》一書中探討過的移民群體生態,而何偉的妻子張彤禾也曾在2013年出過一本關注沿海城市打工者的暢銷書《打工女孩》,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三人有共通之處,即都屬於轉型期中國社會的觀察者,都對中國底層民眾向上發展的路徑有過實地採訪和切身體驗。比如,在參觀南京時,他特意尋訪了明朝永樂皇帝為朱元璋雕刻的巨型石碑,他寫道:
一個叫楊君的年輕女人在售票處工作。她今年20歲,是從農村出
來打工的。在這個國家,像她這樣的年輕人正潮水般地湧進城市:有超過1億的中國人離開家鄉,大部分是到東南面新興的工廠城市去。社會學家形容這是人類歷史
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和平遷移。這就是中國的工業革命:這一代人畫出了中國未來的輪廓。
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楊君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塊空白石板上找到了
工作。當我問起她關於石碑的事情時,她看起來很不耐煩,只是飛快地念出一堆數據:石碑寬55英尺、厚15英尺,要完成雕刻和遷徙的工作估計需要10萬人; 它重達兩萬六千噸。我問她這兒遊客多不多,而她瞪著我,好像覺得我是個白痴。「遊客都到中山陵去了。」她的回答聽起來像是對我的控訴:你怎麼會在這兒?
我試著換一個角度。「有沒有人從石碑上面掉下來?」
那女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前年死了兩個兩個人,」她說:「有一個人是自己跳下去的,另外一個是不小心掉下去的。跳下去的那個是剛剛被女朋友甩掉,後來他還活下來了,而那個掉下去的人死了。」
記錄中國社會及其變遷,這本不在何偉的計劃之中,他從小的志向是成為一個作家,他讀過20世紀90年代晚期國外媒體刊載的中國報道和故事,但大都不太喜歡,他覺得「它們對這個國家的理解很膚淺,對中國人的描寫也非常乾癟。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顯得灰暗而憂傷,而涪陵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機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在 他居住在涪陵的90年代,「外國人一般對中國的內陸地區視而不見,而(中國)記者對來自鄉下的人們也總是視若無睹——老以為這些人頭腦簡單,兜里沒錢」, 但在何偉看來,這些人的生活複雜多樣,豐富多彩,只是他們長期被外界忽視。事實上,像涪陵這樣的小地方正與全國上下一樣經歷著變化,在涪陵生活了18個月之後,何偉終於有網際網路可以使用,與美國大學寫作老師的通信讓他有了寫書的打算,之後開始做大量的調研和翔實的筆記。
他周遊四方,在江邊跑步,在涪陵的茶館喝茶看書,游三峽大壩,站在江邊看白鶴梁水文石刻,跟四川人喝白酒較勁,遠走甘肅、新疆體驗域外風情……但不管走到 哪兒,他都習慣在口袋裡裝著筆和筆記本,以便隨時收集和記錄各種東西,包括談話的片段、博物館的門票、隨意的觀察記錄。
何偉的幾本書中涉及了中國的許多核心議題,包括文革、國企改革、三峽工程,但他很少選擇著名的政治事件或文化人物來解讀,而是選擇敘述普通人在大事件中的命運沉浮,這種既親歷中國人生活同時又保持適當距離的觀察者身份,無疑讓他的文字變得獨特,
比如,他在《江城》中寫道:「電視台經常會播放在萬里長城上拍攝的一個MV,歌曲名叫『愛我中華』,講述的是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在中華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 快樂。歌曲的結尾部分描述了身穿傳統服裝的少數民族代表們站在長城之上,歌唱著他們如何熱愛中華。每次看到這裡,我都在想:你們的中華修築這道城牆,就是
想把你們擋在外面啊。」對這段文字,有人贊其觀察敏銳,有人則批他慣於獵奇,但筆者看來,何偉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的一句話或許能很好地予以解釋——「當時 寫書的時候是為了給美國人看的,我想中國人並不會喜歡。但出版之後中國讀者的反應令我很驚訝。我想中國人的思想正在變化,他們變得更加自信,希望從不同的
角度審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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