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水滸》被禁時？

中國兩會年年有奇聞，今年的奇聞之一是政協委員李海濱的提議。李委員認為，《水滸》電視劇應該禁播，因為與暴力相關。

李委員的提議有時代特點，因為他沒要求禁讀《水滸傳》（以下簡稱為《水滸》）這部書，因為現在青少年主要看電視，請他們撥冗去看原著，也未必如願。但李委員對《水滸》的看法，卻源自《水滸》成書以來的「誨盜」之說，並無新意。

《水滸》自問世之後的命運

一部名著承載的內容是豐富的，不同閱歷、不同地位、不同年齡的人，從中讀出的意涵絕不會相同。但如《水滸》這樣被視為誨盜之書，屢屢被禁，在中國四大名著當中，倒也唯此一本。更奇的是，文革時期，《水滸》被毛太祖發現「投降主義」與「宋江駕空晁蓋」這兩大特點，御駕親征，發動全國人民狠狠批判過一回，這大概應該算是前無古人之舉。

《水滸傳》成書於明朝，是用白話文寫成的章回小說，被現代人歸為中國古典四大文學名著之一。其內容講述北宋山東梁山泊以宋江為首的綠林好漢，因各種原因落草為寇，不斷劫州掠府，發展壯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東征西討的歷程。其主題思想一是忠君報國；二是江湖義氣；三是劫富濟貧，替天行道。因此，該書初名《江湖豪客傳》，又名《忠義水滸傳》。

對於《水滸》的思想傾向的爭議，幾乎與書的誕生相伴而來。以特立獨行著稱於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贄認為，《水滸》表現的是忠義的思想。到了崇禎年間，農民起義蜂起，大臣左懋第向朝廷建議，《水滸》是本誨盜之書，教壞百姓，讓其造反。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令全國各地收繳《水滸》。有清一代，《水滸》一直列於官方禁書榜單，只是時松時緊。原因也不難理解，滿清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極度缺乏安全感，大興文字獄，禁書頗多。加上自乾隆中期之後，人口漸多，失業者遍地，遊民溢滿江湖，遊民文化的結晶——江湖會社如雨後春筍，白蓮教、天地會、漕幫等成為不可忽視的民間會社。會社勢力極盛之時，甚至有「朝廷小、江湖大」之說。此情之下，《水滸》因其「誨盜」功能，自然難逃當政者禁毀厄運。

《水滸》對中國民間價值觀的形塑

朝廷對《水滸》一書的禁毀政策，可以減弱《水滸傳》的傳播效應，但並不能完全阻絕。清代大興文字獄，江南士子受害頗多，但還是有大量人偷讀禁書。順治年間因哭太廟案被殺的大才子金聖嘆，就將讀禁書列為人生一大樂事，「雪夜閉門讀禁書，不亦快哉」，就是金才子的名言。

《水滸》涉及的人物甚多，故事極為豐富生動。林沖的遭遇寫盡了一個「逼」字，讓讀者深深體會了「逼上梁山」之痛；李逵的板斧砍落的人頭，以及他動不動就掛在嘴邊的名言「殺去東京奪了那鳥位」，讓一些記住「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人看到了造反的快意；武松的形象則是後來武俠小說中那些仗劍天涯、快意恩仇的江湖大俠的原型。在四大名著當中，《水滸》與《三國演義》被改編為各種戲劇、地方曲藝的故事最多，對中國民間思想的影響也最大。中國前現代化時期文盲多，民眾思想與價值觀的形成與傳統戲劇及說唱藝術關係甚大。《水滸》作者崇尚的輕生死重義氣，敢作敢為，劫富濟貧乃至「忠君反貪」等理念，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民間的善惡是非觀念。

《水滸》對成長過程中的青少年影響尤其大，以至於中國民間流行一句誡語：「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意謂年輕人不應讀《水滸》，否則會受影響，盲目崇尚武力與江湖義氣，養成反叛性格；而老年人不應讀《三國演義》，因為三國人物善於用計使詐，勾心鬥角。老人成天算計別人，有損身心。

毛澤東對《水滸》獨出心裁地解讀

到了20世紀，文學界開始對《水滸傳》所反映的價值觀產生興趣。1930年代初，魯迅在《三閑集•流氓的變遷》中如此評論《水滸》：「『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1950年代的中國，主流看法認為《水滸》是描寫歌頌農民起義的，教科書、文學史和小說史均持此說。文革時期，《水滸》先被當作封建文化的糟粕棄之毀之，后在毛澤東指導下又獲「重評」。

據研究者們考證，毛澤東對《水滸》情有獨鍾，終其一生都對其保持濃厚興趣，在其書房和卧室里放有12種不同版本的《水滸》。毛澤東曾回憶，在少年時代，對他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就是《水滸》，並說「《水滸》要當做一部政治書看」，還經常引用《水滸》故事教育後人，將其對《水滸》的理解與破譯廣泛應用於其著作和言論中。

自林彪九•一三事件發生后，毛的政治安全感大減，《水滸》亦被他解讀出一番新意。1975年，毛對《水滸》的價值觀作了如下評論：「《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又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又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的言論使中國掀起一場「評《水滸》運動」。大意是：《水滸傳》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書；宋江所執行的是一條投降主義的路線，否定了晁蓋的革命路線。晁蓋和宋江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宋江上山以後就排斥晁蓋，而且108人就沒有晁蓋的名字、沒有他的地位。

晁蓋者，梁山事業的真正創始人，毛澤東以其自比；宋江，以小恩小惠結納人心的篡位者，架空晁蓋，毛用宋江影射周恩來。毛的評《水滸》又為「右傾」、「投降」造了輿論，很快導致以批鄧小平為目標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復出的鄧小平再次被打倒。

《水滸》在毛澤東手裡已經舊曲新唱，起了一回政治作用。如今對內要「維穩」，需要馴服百姓，電視劇《水滸傳》又成了李委員心中的「誨盜」之物，於是他做了一回崇禎時期的左懋第，倡言禁播。

在其他國家，成為能夠進入歷史的文化名人，無論真假都是件幸事，比如英國既崇拜莎士比亞，也將小說人物福爾摩斯居住的貝克街221B做成了「文物」。但在中國，做文化名人可沒那麼幸運，永遠有後人盯著考究名人的「歷史局限性」，沒看到身後出現的新事物，斥之罵之貶之。名人遺骨的運氣也不太好，如果厚葬有盜墓賊惦記，窮則有造反者光顧。一部《水滸》有此命運實不足奇，就連曾獲「大成至聖文先王」稱號的孔子，其墳墓也曾在文革初期蒙受被掘之厄。

為《水滸》慶幸的是，李委員的提案可能只是兩會上吹過的一陣輕風，中南海現在的主子們大概忙著下大棋，著大子兒，還顧不得這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