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春秋》與海外華人的政治扯談

中國人在中國政治的地位當然是主流的，除了新加坡，海外華人在所在國的政治地位則都不怎麼樣，尤其在發達的西方國家，很是不好，說次流地位都屬恭維了，基本上都已經被邊緣化了。但就是這些在發達國家的海外華人，尤其是第一代的，偏偏還要說中國政治的種種不是，而不是想著如何儘快地融入所在國的政治生活中去，去真正體會，理解所在國政治的實際情況，再來對比兩者的不同。

孔子寫《春秋》，不僅讓亂臣賊子懼，自己也是怕怕的，所謂「罪我者，《春秋》也！」。為什麼？我的理解是：孔子是講一以貫之的，要行忠恕之道，是要言行一致，要想到，說到，做到，而不光只是說說而已。孔子曾經是積極地參與了幾場社會政治改革，甚至不惜要與亂臣賊子為伍，但最後還是無功而返到魯國，晚年才無奈地著《春秋》。著《春秋》，只是說說而已，批判也是容易的，動動筆而已，這不是在做政治的實事，做政治的實事要難得多，它有時會改變一個人的原則，甚至信仰。這違背了孔子自己的一以貫之，忠恕之道。孔子一再強調的君子應該要訥於言，而敏於行和成於事。著《春秋》使孔子不能保晚節，故謂：「罪我者，《春秋》也！」

為什麼我認為公羊《春秋》要高於左氏《春秋》，就因為公羊《春秋》是政治的行動綱領，並要求習者去認真貫徹執行，而左氏《春秋》不是，它強調的是史實（不是事實）。明顯地，公羊《春秋》就是為孔子洗地，為一以貫之，為忠恕之道盡心儘力。至於孟子，那就更不行了，開始走心了，周遊各國，鼓吹一番，至於建功立業呢？完全沒有！雖然，孟子比莊子好一點，沒有達到終日冥想，肆意妄想的地步，但比起商鞅等法家來，那還是離一以貫之和忠恕之道差遠了。

回過頭來，現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的海外華人，談政治的，不在做政治，也不知道怎樣做政治，卻整天只知道猜想，臆想，甚至是妄想，更有甚者，還喜歡造謠，熱衷傳謠，嘩眾取寵，可能還以為自己在縱橫於天下，對著祖國 - 中國指指點點，對著所在國卻一葉障目，這怎能不被中國人看不起？被接受？被認為是扯談？被別人看不起？在別國被邊緣化？

總之，要做，要行動，要從身邊立規矩開始，建功立業后，你才能談談你的看法，提提你的主張，政治家們才會把你當根蒜，而不會是從陰溝里不斷流出，咕嚕咕嚕翻滾著的泡泡：聽著煩人，聞著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