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評傳 第九章 畢汝諧（作家 紐約）

   2007年按:

   1988年, 畢汝諧利用暑期完成了<<周恩來評傳>>(筆名方里,台灣水牛出版社,精裝本,列文史叢書第76 種),這是世上已知的第一部從雙重人格角度剖析周恩來生平的著作,比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早了十幾年!

   第九章、中共立國初期

   毛澤東率領殘部來到陝北,鳩佔鵲巢,割據一方.為了籠絡陝北紅軍的力量,便對高崗不斷提拔,委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參議會的副議長,而中共立國后,則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等要職.

   高崗在東北以「東北王」自居,行政上令出多門,且直接與蘇俄聯絡,逐漸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而這是毛澤東斷難容忍的.
   於是,毛澤東決定削藩.他先是採用明升暗降之計,將高崗調至京城,委以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職.然而,這畢竟是個專司經濟的位置,較之往昔獨霸一方的威風,不可同日而語.因而高崗不免有些怨言.
   饒漱石原為毛澤東得力幹將之一,官至華東行政委員會主席,在陳毅之上.但是他在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中表現右傾,隨被免職,調北京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實際上等於貶官,內心憂憤.
   高崗、饒漱石二人在京相遇,因心境相同而互表同情.高崗輕視劉少奇等來自國統區的中共大員,經常出口不遜.這些情況被密報到毛澤東處,他決心借劉少奇之手除去高崗.
   一九五四年一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召開.毛澤東避而不出席,卻提出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並指定由劉少奇主持會議.這便是毛澤東慣用的借刀殺人之計.
   高崗、饒漱石二人被指為「反黨聯盟」,若干似是而非的事情,則被羅織成政治罪名,發至地師級以上中共幹部批判.
   高崗曾被毛澤東捧為「一貫正確的領導者」;曾幾何時,過河拆橋的毛澤東又傳出聖旨: 「東郊民巷八號(高崗住宅)是另一個司令部.」
   高崗不堪受辱,自殺身亡.
   在整肅高饒的過程中,周恩來為虎作倀,堅定地站在毛澤東劉少奇一邊.他是絕頂聰明的人,清楚地知道高饒二人談不上反黨,更非聯盟,這只是一次權力鬥爭而已.
   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共頒布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所謂過渡時期,是指中共立國至社會主義社會建立的這段時間,按照毛澤東想入非非的預斷,大約需要十八年.
   這是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的一次冒進.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其政治報告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顯然較毛澤東的「總路線」更為高明.
   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鬥爭對象已經不是官僚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因為這兩個階級已不復存在,曾在數年前被毛澤東劃歸「人民」範疇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業已成其革命的對象,因為他們都是私有財產的擁有者.
   按照唯物史觀的說法,經濟是決定一切上層建築的基礎.毛澤東既然決定將原有的經濟機構進行巨大的改變,就不能不將建立在原有經濟基礎上的政治與法律,也作一次巨大的改變,使其符合「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
   因此,毛澤東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會.此會於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舉行,選舉毛澤東為國家主席,朱德副之;劉少奇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這樣,毛澤東將政協會議所具有的政治職能交給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終於完成了一黨專政所必行的政治魔術.
   天下已定.毛澤東躊躇滿志地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說: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該次大會先後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等法律.
   這部憲法有幾個特點:
   首先關於國家性質方面,明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原在「共同綱領」里並列的四大階級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已被一筆勾銷.
   另外,代表元首地位的國家主席,既不屬於曆法系統,亦不屬於行政系統,而是處於一種超然的地位.不過,國家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卻擁有軍權.國家主席因而有可能成為中共主席之外的又一個權力中心.
   -----十幾年之後,劉少奇這位國家主席被毛澤東指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引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
   此後,原在各級政權中擁有一定比例的非共人士被逐漸清除出來,送入政協和人代會佔據無權的交椅.在中國大陸,從幼兒園到火葬場皆有中共黨員掌握實權,實現了不折不扣的「黨天下」.
   中共政權是一個專制的政權,然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卻是形形色色的.周恩來的出色表演深得人心.他為自己樹立了清官形象,享有良相聲譽.
   一九五四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北京圖書館前的公共汽車站,等著幾個乘客.一輛公共汽車開來,大家上了車.
   周恩來便是這幾個乘客中的一位.他在汽車上被乘客認出來了,一人說: 「總理工作那麼忙,還和我們一起乘公共汽車啊!」
   周恩來說: 「我也來體驗一下你們的生活嘛!」
   一路上,周恩來親切地同乘客們交談,問上下班要多少時間.
   原來,周恩來聽說北京市交通擁擠,廣大職工上下班很不方便,就特地乘坐公共汽車,親自了解交通情況.
   事後,周恩來立即指示各有關部門,研究解決交通擁擠問題.
   中國百姓是善良的.僅此一件小事,便可以盛傳十載.
   周恩來在中共黨內深負重望,屢建殊勛,但其名次卻排在劉少奇之後,位居第三.劉少奇為毛澤東的繼承人,已成定局.周恩來對此並無怨尤,而是兢兢業業地專司其職.
   鑒於蘇俄於十月革命后的軍事共產時期,對私有財產採用暴力沒收手段,曾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滿與騷亂,逼使列寧不得不改行新經濟政策,以為緩衝;毛澤東為免重蹈覆轍,便以公私合營的手段打破私有制度,而在農村,則以「生產合作」為名,將分到農民手中的土地收回來.
   周恩來身為政府總理和政協主席,是毛澤東推行這兩項措施的主要幫手.
   國共大內戰的勝利以及韓戰的體面結局,使得毛澤東頭腦昏熱.他要率領全體黨徒和全國人民一日千里地奔向其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短短數年,他將中國大陸舊貌換新顏,猶未盡意.
   當中共社會上的一切反抗力量均被粉碎之後,毛澤東的注意力轉到了中共黨內.
   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澤東召開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任命鄧小平為秘書長,總攬一切.殊不知,鄧小平因之前未獲元帥軍銜而心有芥蒂,竟與劉少奇暗中勾結.
   「八大」開始,首先由鄧小平作修改黨章的報告,這個報告是毛澤東親自審閱過的,充滿對毛澤東的阿諛之詞.不料,鄧小平節外生枝地提出黨中央十一年未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致使黨內民主未得發揚.
   全場為之騷動.其時,蘇俄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剛開過不久,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故對「黨內民主」這一提法格外敏感.
   大會選舉的中央委員會親劉少奇、鄧小平者,與親毛澤東者不相上下.因而,選出的中央政治局也令毛澤東失望.毛澤東的重要智囊康生降為候補政治局委員.
   同時,中央書記處職權也有了變更,七屆書記處地位與政治局相等,而實際權力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幾個書記是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而八大以後,書記處變為一個執行機構,書記也都是二級人物,由鄧小平擔任總書記.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則當選為副主席.毛澤東自行增設的秘書處也被取消了.
   周恩來在八大上一如既往,對各派別持騎牆態度,靜觀其斗.他在政治上並無野心,隨波逐流,沒有真正地與任何一派結盟.只是一味地盲從毛澤東,而各派亦深知其為人,對周恩來恭而敬之.
   中共八大以劉少奇、鄧小平佔上風而告結束.毛澤東自然不甘失敗,他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進行反撲.中共八大前後,大陸社會氛圍曾稍呈緩和.這是與周恩來的務實努力分不開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以謀人才缺乏的補救之道.出席這次會議的人員共有一千二百七十九人之多,其中包括黨政軍各部門的各級負責人以及所有文化部門、群眾團體的負責人.
   在會議上,周恩來作了一次冗長的報告.他指出:中國大陸共有高級知識分子十萬人,新近從高等院校畢業的學生二十一萬七千九百人,一般知識分子三百八十四萬人.總計不過四百餘萬人.據分析,真正擁護中共政權者為百分之四十,中立者亦佔百分之四十,留戀舊社會者為百分之二十.
   周恩來表示,為了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應立即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給知識分子應有的信任和支持,並於六年之內吸收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加入中共,反對排斥、歧視知識分子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
   周恩來的這些主張,由於切合實際需要,毛澤東曾一度表示贊同.於是乎,許多高級知識分子被請入中共黨內,而在一般幹部那裡,卻引出了「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等怨言.
   為了穩定人心,將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的影響降至最小,毛澤東於五月二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鼓勵文藝和科學上的自由創作和自由研究,用以籠絡全體知識分子.同時,對各民主黨派開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支票,藉以安撫那些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一夕數驚的統戰對象,,並利用他們一方面代為聯繫、教育、改造大陸知識分子,一方面造成正面的國際影響,期能有助於解決台灣問題.
    所有這些政治口號,都是毛澤東根據歷代開國帝王的「讓步政策」而提出來的,顯然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無關.毛澤東多次談及「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道理,對於這一套帝王統治術,毛澤東是深知其中三味的.
   中國大陸出現了暖春景象.敏感而輕信的知識分子為之歡欣鼓舞,謹慎而多疑的知識分子對此三緘其口.新中國成立七年了,知識分子與新政權之間已經存在某種隔閡,然而沒有一定的條件,矛盾不會以直觀形式顯現出來.
   現在,筆者願將注意力自中國大陸內部事務移至外交事務領域,看一看周恩來作為外交家的出類拔萃的表現.
   中共立國初期,由於毛澤東變更國名,又採取對蘇俄「一面倒」的僵硬姿態,對於遺留在中國大陸的外國使領館,除共產國家外,均不承認其外交地位.而後的建交工作,都要通過談判進行,需對方表明與台灣斷絕一切外交關係,中共新政府才予承認.
   至此,國共兩黨為爭取作為「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承認,展開了長期、複雜、尖銳的鬥爭.
   周恩來經常說外交工作是政治藝術,外交人員要做政治藝術家.在這方面,他本人為中共外交人員樹立了一個楷模.在每一場外交鬥爭中,周恩來都把毛澤東的原則性的指示靈活地發揮出來,顯出了傑出的外交才能.
   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關於朝鮮問題和印度子支那問題的會議在日內瓦召開.周恩來率領新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簽訂了印度支那停戰協定.
   這次日內瓦會議共有十幾個國家的代表團參加.這是周恩來代表新中國參加的第一次國際會議,也是新中國與美國在韓戰以後第一次在國際會議上坐在一起,因而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當時,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的是杜勒斯國務卿.他出於反共立場,不準其代表團成員同新中國代表團有任何接觸.平時兩方人員迎面走過,也是冷眼相向,不打招呼.
   會議開始后不久,杜勒斯離開日內瓦回國了,由史密斯擔任代理團長.有記者問史密斯,在會議期間他與周恩來有無個人接觸. 史密斯開玩笑地回答: 「我和周恩來先生共用同一條擦手的長毛巾,這是我們的唯一接觸.

此時,蘇俄大獨裁者斯大林已死,毛澤東已產生背叛蘇俄的離心傾向.周恩來秉其旨意向美方示好.
   有一次,周恩來在休息室里看見史密斯正在倒咖啡,便走了進去,向他伸出手, 史密斯當時左手夾著雪茄煙,一見周恩來過來,慌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杯,兩手都占上,表示無法握手了.但他與周恩來進行了友好的交談.
   由於杜勒斯回國前嚴禁美國人與中國人握手,所以史密斯只得如此.
   周恩來軟硬兼施.在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時,周恩來提出一個方案.史密斯在會上表示,這個提案對解決問題有幫助,是可以考慮的.但會後美國代表團內發生了爭執.有一位羅伯遜(此人在抗戰時期曾擔任過北平軍調處的美方代表),反對史密斯的表態.第二次會上就由羅伯遜當了首席代表,他肆意攻擊周恩來的提案.周恩來當即厲聲責問羅伯遜: 「美國代表團說話算不算數?!上次你們的代表團長表示中國提案是有益的,今天你羅伯遜先生卻又出來大唱反調,叫人們相信誰的話好呢?羅伯遜先生,我們過去同你是打過交道的,我們是老相識了!」羅伯遜無言以對.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運用隨機應變的外交手腕,終於衝破了杜勒斯原先規定的同新中國代表團不接觸的政策.
   會議結束前,美國通過英國代表團團長戈登要求同中國人就有關遣返兩國人員問題進行討論.對這一建議,周恩來經請示毛澤東后表示同意.從而兩國代表團正式進行了會談,雙方達成協議,日內瓦會議結束后,兩國領事館保持經常性接觸.一年後,領事館接觸升級為大使級談判.新中國和美國的大使級會議就是這樣開始的.
   一九五五年四月,有二十九個亞洲和非洲國家參加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市召開.這次會議標誌著亞非地區的政治面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周恩來親率新中國代表團前往萬隆赴會.
   四月十一日,新中國代表團包用的印度航空公司飛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從香港去印度尼西亞途中,被預先放置的定時炸彈炸毀,機上的新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和中外記者共十一人死亡.有證據表明,此事與國府情治人員有關,其矛頭是針對周恩來的.由於周恩來應約先去仰光同緬甸印度等國總理會晤,改變了旅行計劃,方倖免於難.
   四月十七日,周恩來抵達萬隆.他成為亞非會議內外最引人矚目的政治明星.
   「周恩來」這個名字,像春雷般地響遍了大地.在華裔居民眾多的印度尼西亞,周恩來出現在那裡,那裡就有歡呼和掌聲.
   四月十八日,亞非會議隆重開幕.各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意見分歧.有人提出「共產主義威脅」、 「顛覆活動」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鋒芒暗指新中國代表團,會議氣氛一度相當緊張.
   四月十九日下午,輪到新中國代表團發言.當天上午,周恩來根據會議發展的情況,臨時決定將原來的發言改用書面散發,另外作一個補充發言.
   周恩來利用休息的短暫時間,在會場里親自起草補充發言稿,寫一頁就送一頁去譯成外文.
   下午四時三刻,周恩來走上講台,會場上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無數架照相機一起閃爍,記者席上翻紙的聲音沙沙作響.
   周恩來聲音洪亮,氣勢奪人地說: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各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
   會場上非常安靜,人們屏息傾聽著他的發言.
   周恩來接著指出: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年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尋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最後,周恩來熱忱地呼籲: 「讓我們亞非國家國家團結起來,為亞非會議的成功努力吧!」
   在這裡,周恩來巧妙地利用了窮國與富國之間的歷史糾葛和現實矛盾,用以掩蓋同是窮國之間的紛爭.他獲得了成功.
   周恩來的講話贏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當周恩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時,許多代表跑過來同他握手祝賀.
   緬甸總理說: 「周恩來的演說,是對抨擊中國的人一個很好的答覆.」
   曾在會上發表攻擊新中國言論的菲律賓代表也承認:這個演說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主精神.
   萬隆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討論和確定亞非國家之間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的共同原則.為了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協議,周恩來本著求同存異的方針,耐心遊說各國代表.
   會議期間,周恩來日夜操勞,很少休息,每天只有兩三個小時睡眠,開了七天的會議,總共才睡了十幾個小時.實在累了,就和衣躺一會兒,然後繼續工作.有時忙得連飯也顧不上吃.
   最後,周恩來廣泛吸收各國提案中的積極因素,與各國代表反覆磋商,終於通過了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
   周恩來廣泛接觸各國代表,竭力擴大新中國的影響.其中,他曾與日本代表、經濟審議廳長官高琦達之助會晤兩次.當時,日本與新中國之間尚處於對立狀態,但是高琦代表卻想設法突破日中關係的僵局.
   周恩來與高琦代表的會見促進了廖承志---高琦達之助日中民間貿易備忘錄的簽訂,對新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會議期間,周恩來曾以新中國代表團的名義發表聲明: 「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
   雖然中美大使級會談沒有什麼實質性進展,但畢竟給新中國帶來了實惠的益處:美國政府同意放錢學森回到中國大陸.
   錢學森是火箭專家、美加利福尼亞州理工學院教授,曾參與製造了美國第一枚導彈.他是文職人員,在研製導彈時得到了美軍陸軍上校軍銜.
   美國政府由於不願意於這位洲際導彈專家回到中國大陸,限制他的行動自由,達五年之久.後來,新中國通過大使級談判,說服美國允許錢學森離開美國.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錢學森偕同在德國學習過音樂的妻子蔣英和兩個孩子,乘「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離開美國回國.
   ---錢學森是中國大陸高級知識分子中的特例.由於他對製造中國大陸的原子彈有卓越貢獻,被授予解放軍中將軍銜.文革動亂期間,平安無恙(其時,許多留美學人家破人亡),且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多年以後,周恩來曾說,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無實質性成果,但是我們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建設性接觸,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
   萬隆會議之後,周恩來的下一個重大外交活動是一九五六年底至一九五七年初訪亞歐十一國.這一次出訪,不僅擴大了新中國的外交視野,亦使各國民眾有機會了解新中國的情況.在國際社會, 「周恩來」已成為新中國的同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