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四）- 哪些是糟粕？

            三五千年的傳統文化，糟粕堆積是不可避免的，對今日社會的影響也還頑固地存在，以至於我們要努力清掃方得乾淨。在啟動掃帚之前，讓我們分清哪些是糟粕，必須加以批判和清除，至為重要。

            秦始皇縱鐵騎橫掃六合，以武力統一中國，建立起郡縣制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獨裁製度。秦雖二世而亡，這套政治制度卻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名義上終止於辛亥革命，實際流毒無盡，直至今天的中國，依然深蒙其害。這套制度在剛建立的時候，有其合理性，也曾經促進過中國社會的發展，漢唐盛世便是一個例證。但由於中國特殊的封閉性地理位置和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使得這套制度的腳步緩慢蹣跚地走了兩千多年，隨著橫向的歐美各國因工業革命突飛猛進，中國的君主獨裁製度便越發顯出其落後和野蠻來。

         清帝遜位，中國本已見到憲政的曙光。可惜適逢歐洲大陸批判早期資本主義的一支理論馬克思主義被俄羅斯的列寧、斯大林所利用，建立了更加殘暴野蠻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而且將魔爪伸向毗鄰的中國。共產國際一手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以奪取政權實行共產理論為目的，再加上出了一個雄才大略而又邪惡殘忍的梟雄毛澤東，從此中國便無寧日矣！抗日戰爭爆發，已經奄奄一息的共產黨抓到了救命稻草，消極抗日，積極擴張，以「民主自由」為幌子欺騙民眾，終於用槍杆子奪得江山。神州易色，一片慘紅，六十餘年於今，君還是君，民還是民，再怎麼巧言令色，掩蓋不住君主獨裁的本質。自家古代的糟粕，與人家近代的糟粕合流，沆瀣一氣蹂躪神州，將江山糟蹋得不成樣子，甚至當始作俑者的俄羅斯都已經拋棄了列、斯兩個暴君，我們卻每年依然將這兩個洋腦袋供在天安門廣場上，頂禮膜拜。已經被全世界唾棄的專制制度，在中國居然還大行其市。窮根究源，綿延兩千餘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不得辭其咎，以君主專制制度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今日的價值觀來衡量，毫無疑問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人詬病的糟粕。

            其次，便是附著在君主專制制度之上的思想文化。這部分比較複雜，我們需要作一點歷史的考察。戰國末期，七國合縱連橫，逐鹿中原，最後秦始皇以武力勝出。秦國的強大自商鞅變法始，到李斯輔政，推行的都是法家的所謂「富國強兵」的主張。這種從富國強兵的立場上發展出來的急功近利的觀念在今天仍然十分活躍，特別是在對外求擴張，對內求專政的極權國家內。以今例古，毛澤東自稱秦始皇，從兩個人思想的契合而言，其實是沒有錯。法家並不是一個有哲學思維的學派，它所強調的「法」，與今天的「法制」觀念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它只是技術性地強固君主的地位。我們稍稍翻一下著名法家韓非的著作《韓非子》中「有度」、「二柄」、「揚權」、「八奸」諸篇，便可以看到法家的狡詐陰毒和殘忍。春秋戰國時期的幾個主要學派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中，儒道墨三家理論中均有站在人民的立場立論的成分，唯有法家是明確地只為君王的統治出謀劃策。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將「法」、「術」、「勢」三者結合起來，教導君王如何憑藉王位的「勢」，運用陰險狡詐的「術」來統馭臣下和人民。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即把一切大權都集中在國君一人手中，全國各地都對國君負責。他還說：「能獨斷者，故可以王天下。」怪不得秦始皇讀了他的書，讚不絕口：「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中，毛澤東再三強調要學習法家，這不是他心血來潮，而是因為他的思路與法家一脈相承，對法家的統馭之術十分欣賞。秦始皇和毛澤東這兩個雄才大略而殘暴無比的君王，同時傾心於法家，絕非巧合，正是因為法家所言完全迎合了獨裁君主的統治需要。從秦始皇起，至毛澤東止，流風餘韻及於鄧、江、胡、習，兩千餘年的專制君主莫不在使用這一套馭下之術。我們今日所深惡痛絕的官本位文化和奴性思維，莫不是施行這套法術的必然結果。因此，要從思想文化上清除糟粕，我以為矛頭第一個要對準的就是法家。

            再其次， 讓我們來分析被認為是中國人等級制、奴性思想的總根子、儒家最為現代人詬病的「三綱五常」。「三綱五常」的正式提出在《禮緯-含文嘉》中，已是漢初的事。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直被批判者引為主張等級制度的證據。可是孔子的這句話翻譯成白話文「君要像個君，臣要像個臣，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並沒有主張等級制度的含義在內。孔子對君臣之間的關係是這樣主張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還是從雙方面立論，君臣關係是有條件的。所以皇侃《論語義疏》解釋道：「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孟子就講得更為明白：「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離婁下》）孟子甚至認為，如果君主不行仁政，臣民可以起來造反，把那個暴君殺了。著名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就是這種主張。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創始者對君臣關係的解釋都是有條件、有原則的，甚至到了漢代的董仲舒，他雖然提倡三綱五常，但是對君臣、父子、夫妻的關係還是從陰陽兩面立論，互為損益。真正把君、父、夫置於臣、子、妻之上的還是法家。《韓非子·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抹去了有條件的雙面立論，創導單方面對另一方面的絕對統治。韓非子這種想法早於三綱五常的提出，而完全貫徹在秦始皇的殘暴統治中。法家的思想雖然隨著暴虐的秦王朝二世而亡而不復其顯學的地位，但是其狡詐殘忍的權術卻一直受到君主們的親睞，所以歷史上有「外儒內法」的講法。儒家被漢武帝扶上「獨尊」的地位后，一方面為封建君主的合理地位建立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卻也提出以「道統」作為監督平衡「君統」的佐制，董仲舒因譏刺時政被漢武帝打入牢獄就是一個例子。兩千年來，道統雖然一直希望與君統抗衡，實際情況卻是很不理想。君統之強悍遠超過道統，加上難敵名利誘惑的儒生之「曲學阿世」，這種理想化的制衡系統基本不起作用。君主們並不滿足於僅僅擁有「勢」，他們進一步還想擁有「道」的發言權。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給毛澤東奉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四頂高帽子，毛澤東的反應是「領袖、統帥、舵手」都不必，保留「導師」一個稱號即可（大意）。他已經坐穩領袖、統帥的位子，不在乎虛名，但是他在擁有無限權力的同時，念茲在茲的還想當全民的導師，還想控制中國人的思想。他的這種心態，與中國歷代君王「作之君，作之師」的想法如出一轍。

       韓非子在《難言》中提出「質」、「鎮」、「固」的所謂「三節」：將大臣的妻子兒女挾為人質，使臣子恭恭敬敬服服帖帖；用高官厚祿收養大臣，使其不至於產生叛逆之心；讓大臣們相互猜忌，形成制約，使其爭相媚上，消磨謀反之心。他將人心中醜陋的一面剖析到極致，並以此作為君主的殷鑒，而採取相應的對策。我們從毛澤東對他那些戰友的所作所為，難道看不出韓非子的陰魂嗎？「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經過毛澤東思想無所不在的滲透，中國人性格中醜惡的一面難道今天發揚得還不夠徹底嗎？

       我們今天深惡痛絕的是毛澤東在蘇俄扶持下建立的獨裁暴政，毛澤東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馬克思理論的了解是非常粗糙的，他所繼承的是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意識」、「鬥爭」等提法，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壞的成分，其一是上層統治的權謀詐術，這是正史上找得到的，其另一方面的效果便造成了奴性與怯懦的民族性格；其二便是下層民眾的宗教狂熱，如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是野史小說之類中所記載的，其另一方面的效果便造成了理性思維的缺失。再加上君主專制制度今天在中國並沒有消失，而是換上「無產階級專政」的面具延續著，傳統文化中的壞的成分因為現實政治的需要也跟著延續下來，助紂為虐。若論糟粕，這些才是我們今天應該去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