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胡榕 「老榕樹」 (她的筆名)在紐約楊花四月的一個春天的午後與世長辭。她雖然死於腦溢血, 但是在去世的前幾年都深受焦慮症以及憂鬱症的煩擾。 如果不是焦慮憂鬱症纏身, 我想她的高血壓會因為中醫調養和吃西醫降壓藥而受到控制,不會被情緒左右而導致高血壓高居不下時還拒絕吃西藥,最終以腦溢血的方式輕易撒手人寰。
關於我的姐姐, 我有太多的話要說,雖然我對她的了解甚微。 在我的記憶里, 胡榕是一個非常生性頑固、自我封閉的人, 從來不願談起自己的任何經歷, 尤其她在內蒙兵團六年的往事, 因此,我對她在內蒙兵團的遭遇所知甚少。 當我們最後整理她的遺物時, 發現了一包零散的照片, 裡面都是她在內蒙兵團的青春歲月, 看了不禁讓人淚盈於睫, 不得不說點她的故事。
我姐姐胡榕去內蒙兵團的時候只有16歲, 她是在隱瞞我媽媽的情況下偷偷跑到內蒙兵團去的 。
當時我在對外文委工作的父母都已經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 原本他們把剛上小學的我與已上初中的姐姐留在北京的姥姥家, 自己去了幹校下放。 後來,我姥姥寫信給我媽, 跟她說我當紅衛兵的姐姐經常夜不歸家, 實在管不了她,怕她出事,叫我媽趕快想辦法把孩子接走。 我父母沒有辦法只好託人將我們帶去了五七幹校。 五七幹校當時由軍宣隊管理, 專門監督這幫來自北京各大部委的知識分子的勞動改造, 知識分子們隨時都受到監控批判, 所有來往信件也受到檢查, 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
跟隨父母去幹校的孩子沒有學上, 每天都趁著父母外出勞動的時候聚在一起四處遊盪, 偷老鄉種的糧食吃,因此如何監管這批孩子也成了軍宣隊頭痛的事情。 196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內蒙生產建設兵團, 急需軍墾兵開荒種地, 因此除了在各大城市號召初中以上的畢業生報名去內蒙兵團之外, 也動員各地幹校知識分子的孩子們報名。當時, 內蒙生產建設兵團的「招兵」對象以北方城市的知識青年為主,要求是66屆至69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年齡在15歲至22歲之間。自1969年至1971年,兵團共組織了三次大規模「招兵」活動,共計招收了98999名城市知識青年為兵團戰士。
胡榕當時屬於70屆的,不在招兵範圍內,本可以留在北京分配工作。但是, 軍宣隊的軍人們給這些孩子描述了一下內蒙兵團的前景, 讓他們以為自己是去正式當兵穿軍服, 為保衛祖國而戰鬥。 參軍當兵一直是胡榕的一個夢想, 因此, 內蒙兵團的所謂「招兵」 讓她心動了。
在五七幹校, 知識分子們都是男女分住集體宿舍,胡榕跟著母親住在女生集體宿舍里, 完全沒與私人空間,講話非常不方便, 有什麼私下要講的事情都要到宿舍外面的野地里去說。 母親聽說軍宣隊在鼓動孩子們前往內蒙古參加建設兵團, 便多次拉著胡榕在野地里談悄悄話,力勸她不要去, 說她剛滿16 歲, 初中還沒有畢業,至少 應該念完初中再離家, 而且她又是北京戶口, 遷出容易遷進難, 一旦去兵團,她就很難回來了。 還有, 兵團生活艱苦, 她一個16歲的孩子正在長身體, 需要營養, 根本不適宜承受沙漠中成年人才從事的艱苦勞動和生活 。 但是對母親的規勸, 生性倔強的胡榕非常反感。 母親說一句, 她就頂一句, 對她所有的擔憂焦慮都以三個充滿抗拒的字眼「我願意!」來回復, 連想都不願意想母親所說的任何話。
過了幾天, 我媽媽正在田裡幹活, 她的一個同事跑來跟她說, 「不得了,你女兒已經報名去內蒙兵團了, 過幾天就要去北京集合了。」
我媽聽了大吃一驚, 趕緊請了假就往宿舍里跑, 想要阻攔我姐姐。 她心急如焚,一路緊趕慢趕地奔跑在歸家的田間野地里, 一不小心摔在溝壑里, 崴了腳, 痛的走不動路, 但是她爬起來,仍然一瘸一拐地掙扎著回去。 等到我媽找到胡榕, 她的腳已經腫得好大。母親堅持勸阻我姐姐說, 她希望胡榕回北京念完初中再說, 如果她初中畢業了還想出去闖天下的話, 母親就不攔阻她了。胡榕撇了一眼一臉焦慮的母親, 冷冷地說:「念書有什麼用? 你和爸爸都是大學畢業, 不也是在這裡種地嘛?!」 一句話頓時噎得我母親無話可講。
過了幾天, 一直都因為此事與母親處於冷戰之中的胡榕給母親看了一封她北京老師的來信, 信上說, 我姐姐的這屆畢業生分配到北京的工廠, 讓她趕緊回京去接受工作分配。
我母親看了,便同意買火車票讓我姐姐返京。 她哪裡知道, 一切都是我姐姐與她的老師串通出來的計謀, 為的就是讓她可以順利脫身回京, 再前往內蒙兵團。就這樣, 我姐姐16 歲的花漾年華踏上了北上的列車去內蒙兵團報到。
離開北京的那天, 是1970年的八月份的夏天。 當時, 由於五七幹校政治環境的惡劣, 我母親已經託人將我從幹校送回北京與姥姥住在一起。 姥姥帶我去照相館與我姐姐拍了一張合影后, 就送我姐姐到北京站登上了北上的火車。 我記得火車的車廂里光線非常暗淡, 梳著短髮的姐姐與我母親同事的孩子, 一個只有14 歲的女孩一起在車廂里竄來竄去, 異常興奮。 站台上敲鑼打鼓的人們以及震耳欲聾的口號聲為我姐姐的離開做了最好的背景音, 讓只有8歲的我感到內心發緊, 我不明白, 姐姐為什麼要離開, 也絲毫不能理解她當時的興奮心情以及我自己內心隱藏的悲傷。
胡榕去了內蒙古兵團之後, 才發現她所有當兵穿軍裝的夢想都是她自己的異想天開, 兵團戰士的每天工作就是辛苦勞動的同時, 還要早請示,晚彙報, 沒有任何個人自由行動的權利。 內蒙兵團3師23團駐紮在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巴拉亥, 緊鄰庫布齊沙漠和黃河。 兵團的工作就是在沙漠上開墾荒地, 種水稻和向日葵等糧油作物。庫布齊沙漠位於內蒙南側鄂爾多斯高原處,風沙大, 離內地近,原本自然生長著大量抗旱能力強的固沙植被,抑制了沙漠化的成形。兵團開荒種水稻后挖黃河渠道引水, 工作異常辛苦不說, 還是無益勞動,因為幾年勞作后水稻收成非常低,根本都不夠兵團人的食用,而挖渠引來的黃河水卻淹沒了大片沙棗林, 更加加劇了大地的沙漠化。
到了兵團一年後, 胡榕給我母親去了一封信, 裡面只有幾個字: 媽媽,我錯了! 我母親看后, 眼淚撲簌而下。 當時兵團來往的信件都要檢查, 因此, 胡榕只寫了這幾個字, 我母親一看就明白她說的是什麼了, 知道她在兵團日子過得就像她曾經預言過的那樣。
1971年,我姥姥帶我去內蒙兵團看了我姐姐一次。 走之前,我姥姥指揮我用所有的面票買了白面, 並用積攢了多年的豬油炒麵。 我記得我揮汗如雨地在夏天的熱爐子前一鍋鍋不斷炒油炒麵,炒的都煩死了,也饞死了,但姥姥就是不讓我吃炒好的油炒麵, 說是要帶去內蒙古給沒有什麼好吃的姐姐吃。
我們從北京坐火車半夜到達呼和浩特, 然後再坐上兵團到呼和浩特運煤的軍用卡車, 似乎顛簸了一夜,才來到了杭錦旗巴拉亥。 我記得我和姥姥半坐在軍車裡, 像搖煤球似地被搖了大半夜, 天蒙蒙亮的時候, 我看到深遠的藍天下面金黃色的沙漠, 一個個流線形的沙丘矗立在沙漠上, 非常漂亮, 讓第一次看到沙漠和沙丘的我眼睛都看呆了。
「知道嗎?」 有個搭車的穿軍裝的男人看我痴痴地呆望著遠處連綿的山丘, 便嚇唬我說, 「你別看它們很好看, 但如果你走到沙漠上, 起風的時候, 這些沙丘都會移動, 一旦把你埋起來, 找都找不到你。 」我聽了, 心裡害怕, 馬上想像著綿延的沙丘忽然移動起來把我埋住的感覺和樣子, 頓時, 對眼前這些金黃色的連綿沙丘產生了恐懼感。
到了兵團, 姐姐興沖沖地和她的戰友們把我和姥姥接到她們的駐地, 就是一排土坯房子, 其中一間是姐姐與其他四個女孩共同居住。 屋裡只有一張炕, 上面整整齊齊地擺著五個人的鋪蓋, 疊得如同方塊。 炕前面就是一個燒煤的火爐, 用來取暖。
姐姐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 還是她離開北京時候穿的一身衣服。 我已經記不清她的樣子, 但是她的興奮程度讓我感到她非常開心有家人來看她。
我媽後來告訴我說, 姥姥帶我去看姐姐, 就是跟她賭氣。 因為姥姥一直不能原諒我媽居然讓我姐一個16歲的女孩子單獨去內蒙兵團當軍墾兵。 她認為我母親把我送回北京姥姥家, 然後又把大女兒送到內蒙兵團吃苦受罪,就是為了夫妻兩個想過逍遙的清靜日子。 姥姥哪裡知道,我父母當時正在幹校受批判,我母親怕我看到這種情景留下心理創傷,才趕緊託人把我送回北京。我父母在幹校沒有人身自由, 來往的信函又受到審查,因此, 她無法,也不敢將全部的真相告訴姥姥。
不明真相的姥姥覺得我母親不愛兩個女兒,不僅不回北京來看小女兒,甚至都不去內蒙兵團探望大女兒, 因此出於賭氣, 加上也想念我姐姐, 便帶著我一起去看望在兵團勞作的姐姐。
我記得那次去內蒙兵團,我跟著其他的戰士一起去野地里放豬, 到食堂跟他們一起做飯, 還在勞動之後, 與姐姐的戰友們圍爐取暖。 她們告訴我, 內蒙的天氣就是」早穿棉, 午穿紗, 抱著火爐吃西瓜」, 雖然她們從來沒有吃過西瓜。 在一個8歲的愛玩的女孩子眼裡,兵團的生活雖然單調艱苦, 但是一望無際的曠野依舊讓我心旗搖蕩。
後來, 我聽姐姐的戰友們說, 不少知青都在兵團苦役般的生活中失去對未來的信心, 有的發了神經病被送回家, 也有的自殺跳了黃河。杭錦旗巴拉亥離黃河並不遠, 每年冬天, 在黃河封凍之前, 兵團戰士都要將過冬的物資用人力拉回來,有的人途中不小心就掉進黃河, 失去蹤跡。還有的人在沙漠中勞動回來時在大風沙中迷路被埋在沙漠中,永遠沒有回來。
現在回看這些照片, 望著姐姐青春年少的稚氣臉龐, 以及周邊簡陋的環境, 才知道當時她的心裡面一定充滿了想家, 想北京,想念所有曾經好吃的食品的苦澀。
幸好, 我姐姐在兵團勞動了兩年之後被調到團部做報務員,一直在23團的團部裡面工作。 查閱23團的資料, 還可以看到胡榕的名字, 她的編號是008, 於1972年9月25日遷入團部機關做報務員, 這就是關於胡榕在兵團6年的唯一官方記錄。
1975年, 鄧小平重新上台執掌工作, 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 其中允許在北京工作的家長以父母有病、家庭困難、無人照顧等理由將在邊疆兵團工作的子女調回。 於是我已經從五七幹校回到北京的父母開始了漫長的將我姐姐回調北京的坎坷歷程, 直到1976年,我姐姐終於從內蒙兵團重新回到了北京。
在胡榕不是很長的人生旅途中的最後幾年, 她完全是在身體與頭腦的病痛中,在焦慮症與憂鬱症交加的狀態中渡過的。 我常常想, 如果她當時沒有去兵團, 而是在北京讀完初中后工作, 她最終是否還會患上憂鬱症? 畢竟, 一個16歲的孩子, 心態頭腦到身體都沒有完全成熟, 卻要遠離家與城市, 在遙遠的內蒙古沙漠上服苦役般地勞作, 她的心理心智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潛在損傷。 畢竟,人生只有一個16歲, 當美國的16歲少女們盛裝召開慶祝Sweet 16 的派對,慶祝自己終於長大成人之時, 我姐的的16歲, 以及她最好的青春歲月都是在內蒙古兵團的艱苦勞動中渡過的。 想想六年艱苦卓絕的孤獨的歲月, 都不知道她是如何熬過來的。
如今, 斯人已去, 唯有她在內蒙古兵團渡過青蔥歲月的一些照片記錄著她所生長的那個所謂「可歌可泣」的時代。所有的往昔都在她少年純真的眼神中留下了那個時代的痕迹, 在她的苗條的身影上打下了時代的烙印。我翻看著照片, 彷彿翻看著胡榕曾經走過的歲月, 那時候,她也曾年輕美麗, 也曾充滿了對生命的熱忱。回想著最後一次在醫院急診的病床上見到她形容枯槁的模樣, 她冰冷蒼白的手臂,以及最後幾年一直刻印在她臉龐上的痛苦與哀傷, 我難以想象, 她16歲到22歲的生命曾經也燦爛地在內蒙兵團開放過。
5/14日母親節, 我將在緣味 Carma Asian Tapas 舉辦母親節簽售活動, 屆時會談談糾纏了我們家族幾十年的特殊母女關係及其情緣。 歡迎朋友們前來提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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