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我的父親

 多少年過去，時光如梭、日月江河，父親的音容笑貌依舊在記憶的深處鮮活如昔，想起來的時候，在眼前略過的父親的容顏依舊是那麼熟悉難忘。 多少年來，從來沒有忘記過父親的一切，只是從來沒有提筆寫過他，因為不知道怎樣地寫，如何寫，那個我曾經深深敬佩、愛戴的人，那個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文字記錄，才可以不辜負他的形象的人。

想到父親，就想到他逝去時候，我心的哀傷，那些暗淡的心痛欲碎的日子，那些多少個清晨醒來就開始以淚洗面的時刻。多少年，不敢寫父親，彷彿他是一個一觸即碎的夢，隨著歲月的流逝，在心底的雕刻就越深，但記憶的光影卻越淡。

今天不知為什麼，再次想到父親，決定無論如何也應該用最淺顯的文字來記錄他的一個側面，讓他不再成為永遠徘徊在我關於往昔記憶中的身影，若隱若現。我希望這篇文章能夠成為照亮往昔時光的一線光束，照亮父親的面容，哪怕瞬間，也再次溫暖我的記憶，溫暖一下永遠懷念他的心。

我的父親胡思旅只在人世上生活了五十九年，但卻是時代風雲變換，歷史改朝換代像走馬燈一樣不停息的五十九年。

關於父親胡思旅的記錄在『文化蘇州』網站上面只有這麼一小段：

胡思旅：小名儉和，筆名胡謝。崑山蓬朗人。胡叔異長子。民國36年（1947年）考入上海滬江大學。1949年上修解放后，赴北京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結業后，先後任職於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通俗出版社，中國人民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等。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年隨以金仲華為團長的中國人民藝術家代表團訪問西歐六國。思旅一生主要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文化大革命"後任中國電影家協會外國文學研究部主任，主編雙月刊《世界電影動態》。曾任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中國外國電影協會常務理事。1986年1月因患突發性腦溢血逝於北京，骨灰安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與人合作譯著《尼克松傳》、《阿明》、《根》等。

我父親生於上海，但是他的父親，即我的祖父出生於崑山蓬朗，所以根據家譜，他們都算是崑山蓬朗人。我的祖父胡叔異也算是一個文化名人，教育學家， 曾著有《東瀛考察記》及《論英美德日兒童教育》兩本書，並曾作為國民政府時期的教育部公派留學生赴美留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系碩士學位，後來曾任上海新陸師範學校校長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出生在這樣一個所謂書香門第家中， 我父親從小就接受美式教育，在美國學校讀書，自己的夢想也是成為一個外交官。中學畢業后，父親考入上海著名的美國教會學校上海滬江大學政治系，為自己的外交官夢想鋪路。

就在這個時期， 我父親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在他的叔叔，也就是我祖父的弟弟胡昌治的啟蒙下，開始為上海地下黨進行一些散發傳單的學生工作。 我祖父胡叔異雖然為國民黨的教育部任職， 但他的弟弟胡昌治私下卻是中共中央社會部上海辦事處的地下黨，為地下黨的領導潘漢年工作。兩兄弟一白一紅在上海這個黨派縱橫，暗影重重的大都市裡面各自為自己的信仰的政府工作，明暗相助，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

1949年父親滬江大學還沒有畢業，就追隨著我母親北上參加革命，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即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前身）。畢業之後，作為第一批外語人才，到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擔任外文幹部。

我小的時候，父母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一去就是七年。七年之中，父親偶爾回北京看病時都會到姥姥家抽空看我，每次都給我帶我最喜歡的兒童連環畫冊。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父母經濟拮据，根本沒有多餘的錢來買東西，但父親就是省下幾個錢，也給我買本連環畫，等到見到我的時候，把積攢起來的幾本畫冊給嗜書如命的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小朋友要借我的連環畫冊，我就是不借他，因為怕他丟了或是不還給我。 父親對我說，不要因為一本書而丟了一個朋友。他說，書可以再買，但朋友失去了就不可能再得到。這件事，我一直記得，成為我生活中受到的第一個德育教育。

父親就是這樣一個珍惜朋友的人，上級要他揭發朋友，他就是不肯，心裡面蹉跎的很。做思想工作的人對他說，如今誰都自身難保，只要你揭發幾個同事，就可以過關，否則，別人揭發你，你就倒霉了。父親說，我實在做不出來，那不是把別人往火坑裡推嘛！於是，父親只好自己挨斗。經歷了文革這一個歷史磨難， 很多人因為派系鬥爭而相互誤解而產生憎恨，也有朋友誤解父親，認為他揭發了他們，所以不予來往。但父親從來不多做解釋，他總是認為清者自清。

父親從很多方面講更多的是一個書獃子，他不會做飯，做家務，只喜歡把大量的時間用來研究他的工作或者他感興趣的事情。因為常年翻譯工作的需要，他居然可以把牛津英語字典倒背如流，成為了業界同行的活字典。 有一次他看到一個同行編輯英漢詞典的時候裡面錯誤百出，他居然花時間引經據典把所有的錯誤以及修正的出處給人家一行行標明出來。

想起父親，眼前常常會浮現出他瘦高的經常穿著藍色幹部服的身影，提著他裝滿稿件的黑色人造革拎包，在馬路上晃蕩。父親下班的時候，喜歡在街上駐足觀看來往的各種車輛，並準確地說出每一個車輛的型號和歷史。 這似乎作為他唯一的嗜好，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有時候下學，遠遠地就會看到父親藍色的身影佇立在在街邊的某個角落，認真地凝視著來往車輛，彷彿在想什麼問題似的。我想，這與他早年在上海的生活有關，那個時候，他肯定在上海瀏覽很多關於汽車的雜誌，在上海的街頭觀望過來往的車流，在美國的老電影中享受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父親屬於外表少言寡語但內心及其敏感的那類人。他從來不跟他的我們多談過去，但內心卻常常因為懷念過去的某些事情和人而感慨，而這種感慨是多少年後，再次回想起來的關於他的點滴中突然靈光一現時而恍然大悟的。 我常常想，參加革命對他這個從小生活在上海的美式教育家庭中人來說一定不容易，如果他不是在他那個做地下黨的叔叔胡昌治的影響參加革命，他恐怕就會沿著他既定的道路，滬江畢業后像他父親一樣去美國留學，接受洋派教育。沒想到革命思想的建立使得他放棄了去美國的想法，反而投身革命，北上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接受長達兩年的思想改造。 兩年近乎吃糠咽菜的生活改造與不斷交代思想的精神改造把上海的一切都從他的生活習慣和記憶中統統過濾掉， 從此，沒有聽他說過關於上海生活的任何點滴。這麼一個從小吃江南的米長大，住在上海的花園洋房，在美國的教會學校念書的年輕人，在二十歲的時候因為一個信仰而完全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北京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到死都沒有吃慣北方的粗糧和麵食。 我不知道，他心裡是否還記得上海的十里洋場，上海的童年和青年歲月，上海成長的一切痕迹。

我知道，父親一生最想來而沒有能夠來的地方就是紐約，那個他的父親早年就拿到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的城市，那個與當年上海的十里洋場非常相似的城市，那個他夢想生活過的地方。 如果父親還活著，看到他的妻女最終生活在紐約這個他夢寐以求的地方，他一定非常欣慰。

1949年在滬江大學念書時代，我的父母離開上海前的合影

1952年參加工作后，我的父母新婚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