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態中的日本文化

    序言

做為長年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無論你的語言有多麼標準，即使你一句話也不說，日本人，甚至是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從你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中可以判斷出你不是日本人，這些細小的差異，是來自於一個人的生長環境，文化背景的不同。

多田道太郎的《姿態中的日本文化》正是通過日本人各式各樣的姿態，探討日本文化的本質。

這本書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到今天可以說在日本文化論的領域，無出其右者，被選為明治以來日本的名著。

多田道太郎：1924——2007 生於京都，1949年京都大學法文系畢業，歷經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助教，副教授，教授。

下面的文章是我讀這本書的一點心得，陸續登出，主要以介紹這本書的內容為主。

                         模仿    

「電視台有一個電視節目叫《一模一樣》，很有人氣。它召集了一群和某些著名歌手或演員外表相像的普通人，讓他們模仿這些歌手/演員的姿態，評選其中最相像的（應該說學的最像的）給予獎金。看過這個節目的觀眾一定很多。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台最有日本特色的節目，不是因為日本人最喜歡也最擅長模仿，就說這節目具有民族性，而是因為這個節目將我們的價值觀清清楚楚地體現了出來[有意思的是這才是我們獨特的]。

簡單地來說，在我們的心底並沒有把模仿當成壞事，不僅不是壞事，在模仿中我們甚至感到了許多令人懷念的東西，如果不是這樣，《一模一樣》這台以模仿為主旨的獨特的節目，就不會被大眾所接受。」

我還記得第一次看這個節目時的震驚，特別是其中一次，在日華人歌手陳美齡模仿鄧麗君唱日本歌時，故意模仿鄧麗君的日語口音，招徠了觀眾的鬨笑，讓本來對陳美齡有好感的我陡生了對她的反感。在中國人的價值里，模仿一個人，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是對那個人的褻瀆，更不用說你模仿的是對方的缺點。最近在網上傳播著一位美國人模仿中國人說英語，儘管我們承認那是我們的口音，卻忍受不了別人的再現，網上謾罵聲一片，上升到國格的高度。另一方面，為了利益，我們是不反對模仿的，在世界上找不出一樣中國人不能模仿的，連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曲都是照搬不誤，這個時候，並沒有多少人感到義憤，沒有覺得失了國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的判斷標準出現什麼問題嗎？還是讓我們還是去看日本人為什麼喜歡模仿。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們會突然感到同一類的價值觀。作為新人我加入某個團體的時候，常聽到團體的人說，我和他們熟知的某某的某些方面相像。（有一次，我和一位女編輯去酒吧喝酒，那裡的侍者誇女編輯是美人，說她長得像當時有名的女演員京麻知。又轉過頭來，左右端詳了我半天，說我象杉狂兒，對我來說這不是什麼令人感到榮耀的話，我比杉狂兒實際上年輕得多，但是，我並不認為他有什麼惡意，他們只是在不自覺中遵循了人和人相像是好事的價值觀）。

一個團體中突然來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一般來說，人們都會有一種戒心，這恐怕不管東西方都是一樣的。但在我們社會，有通過把陌生人和熟人相似化，得到安心的習慣。相像是有它的力量和價值的。

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反對輕率地下結論，但這裡，我們認為在[獨創]和[模仿]中蘊含著深厚的思想和感情。

和別人相像，本身是好事。第二，努力去使自己和他人相像，這本身也是好事。

這不是單純地喜歡模仿和具有模仿才能的事。在一個大集團中，彼此相似，會使人們對集團有安心感，感到一種紐帶的關係。

勞傑思在他的《遊戲和人類》中指出了[計算的社會]和[混沌的社會]區別。計算的社會，用我的話來說，是個人的面貌完全區別與他人，這些帶有個性的人組成的社會。在此，競爭和賭博的原理驅動著社會，個人最大限度地發揮著不同的能力，能力達不到的地方，聽天由命，社會有最高的效率。與次相反，在混沌的社會，自己放棄了個人的權力，自己就象是木偶劇中的木偶；舞台上的演員，變成了他人，或是在滑雪場和吸食了大麻后，沉浸在自我解體的歡樂中。模擬和眩暈的原理在起作用。

之所以有自我解體的歡樂，是因為在心靈深處有莫大的安心感。在我們的社會裡，相似的同士，被作為一個牢固的一體，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即使放棄了自我，還會有被心靈深處的一體性支持的安心感。還不如說，正是自己不再是自己，上演著他人時，這種巨大的安心感才涌了出來。」

我們中國人的模仿決不是因為要安心感。我們模仿的目的，是要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這種急功近利的思想，造成了我們的模仿，在中國是盜版猖狂。

「帕司是西方宗教戰慄的體驗和表現者，有趣的是他同時是專利制度的最初主張者。人對上帝意志的模仿，引導出近代的個人意識，大致說來這本質上是走向了否定上帝，在這種情況，已經彼此沒有模擬的基準可言{上帝被否定，再去模仿上帝意識時，個人意識各不相同。譯者按}，轉變成各自在獨創和創意上的競爭。著眼於自己的特異性，面向社會，強烈地主張它，這成為人生應走的道路，而且作為專利產生了經濟效果。近代西方人的獨創哲學（這是一種神話）就是這樣產生的。

不管是什麼，與別人不同就是好的，無論是美術，音樂，不同於先人，僅是不同就被讚譽。這產生出一個異樣的世界，即使是技術，不問它有什麼作用，對人類共同體有什麼意義，只要是獨創就崇拜，更正確的說法是，在十九世紀的獨創，放在二十世紀來看，那是獵奇和偏異。

發祥於西方的這種文明潮流激烈地衝擊到在東方的日本列島岸邊，不，不是岸邊，不如說，近代的日本受到了最強烈的洗禮，這是任何人都沒有異議的。

然而在岸邊土壤的深處，模擬，模仿是好事，這種哲學思想的根仍在茁壯地成長和蔓延著，我們在這裡也必須看到它的兩重結構。」

這兩重結構指的是，日本人內心深處認為模仿是好事，但在表面上還要附和近代文明的潮流讚揚獨創是好事。

「稍微上點歲數的人，許多人都有過驚異的發現，自己的舉動在想不到的許多地方與父親的姿態驚人地相似，有的是經別人提醒發現的，有的是自己感到的不可思議。

年輕的時候盡量要與他人不同，說父親是他人有點不妥，但作為個體，做與父親不同的事，表明不同的態度，進而要發揮自己獨創性的人確實很多。然而，當這些人到了父親的年齡，驀地發現自己和父親相像。不是說在工作和業績，這樣大的方面，而是比方說一轉身、一點頭，這些細小的部分，常常會發現這類相似。

這是怎麼回事呢？

人的性格是由遺傳決定的？還是心理學家說的由初期學習〈幼小時的家庭環境等等〉決定的？日本有一句諺語「教育勝過姓氏」，[意思是：比起出身後天的環境對人的成長影響更大。譯者按]看來遺傳和初期學習似乎都參與了人的性格形成。

臉的形狀，體格等，是性格邊沿的表現，這些基礎的地方大體是由遺傳而來的。而在表層的一招一勢，表情態度，大多是來自於初期學習時的家庭影響。我們每天耳染目睹父母無意識的動作，說話的樣子，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了性格和表現性格時的動作和態度。這些都是在我們無意識中形成的，在年輕時，有意控制自己的意識時，它被抑制；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潛意識的東西活泛起來，我們就有了上述的驚訝和對自己的再認識。

一個人脫離不了成長的環境，同樣，一國的文化也有無意識的部分，跳出它也很難。把文化的這一部分比為身體動作或是姿態，這一部分和個人的成長相同，是通過模仿形成的。

就象孩子模仿母親的姿態成長一樣，文化可以說，是通過人這個載體的互相模仿而形成的。模仿他人的生存方式、個性、語言是相當容易的，這大多是有意識的部分。

與次相反，姿態的模仿並不容易，這大部分是無意識中潛移默化而產生的。正因此、可以說它更不容易改變、更具恆久性。」

我們中國人雖然承認日本人東西做的好，但我們從來看不上他們，因為我們認為模仿是不具有智慧的，那隻不過是猴子學樣。事實上，模仿是文化的形成和繼續。

以我們中國文化為例，在新文化之前是以反覆模仿先人為主傳播的文化。中國文明，是一代代的中國人在完全承繼了先人文化的前提下，在細微部的改動。當進入到二十世紀后，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是對這種承繼也就是模仿的徹底否定，這一百年的中國文化，處在一個可悲的境地，既沒有學來西方的獨創精神又失去了我們模仿的價值，我們猶如斷線的風箏，漂浮在半空中。腳，夠不著中國文化的大地；手，探不著西方文化的高空。我們徹底地迷失了。

日本的中國學者吉川幸次郎是這樣認為在中國產生尊重先人的兩個積極理由，他避開了用模仿的字眼：一是，「對於國家的文明的態度，是普遍的、常識性的」或者說「是日常生活中的尊重」，與其對另一個世界的神佛尊重，不如尊重自己身邊存在的的態度。另一個理由是「中國人具有的『藝術是人類的高貴事業，不是哪幾個專家的工作，必須由眾人來參與』的精神在起作用。」

日常性的、非專業的，假如我們每天如此仿效先人，猶如磨練「個性」般，在藝術的世界必然使『仿效』具有了重要性。所要持的態度，不是要超越別人，而是仿效別人，就是說在模仿的基礎上有一點兒自己的味。

也許那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沒有預料到，在他們摒棄舊文化的糟粕時，也一股腦地否定了模仿的價值，帶來了這百年的文化斷層，這個斷層還在持續。

讓我們先把中國的事放在一邊，看看[猴子學樣]的日本的情況是怎樣的，那是與百年前尊重傳承的中國有著明顯差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