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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革命大串聯

作者：瀑川於 2022-2-22 01:3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紀實|通用分類:原創文學|已有6評論

別了，革命大串聯（選自《依稀夢清華》）

1966年11月初，我從南昌回家去取棉衣，乘38 次列車到上海，再轉車經南京到北京。那時，南京還沒有跨江大橋，火車要由輪船擺渡才能到對岸的浦口。在船上，我同一位鐵路技術人員聊天，他說火車在三寸厚的鋼板上也可行駛。我想，採用鐵軌大概是因為能節約鋼材，還容易控制方向。到了清華，聽說在10.18 前後，氣氛緊張，革命造反派要誓以鮮血和生命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那天，主席乘坐敞篷汽車又一次檢閱了紅衛兵。清華造反派里有個10.18戰鬥組，名字由此而來。

在北京停留不幾日，我就拿著棉衣和飯錢回到南昌。這時兵團里一個來自北外的調干生，徐春清，和北京地質學院的李海魁把兩個院校的學生拉了出去，離開炮打司令部兵團，成立「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贛聯絡站。雙方談判沒有結果，我們清華的這些人只好另挑大旗，成立了清華井岡山駐贛聯絡站。當時清華井岡山的名字比」三司」還要響亮。我們把駐地換到江西省金融學校，在那裡過了新年。我喜歡食堂的炒青菜和米粉肉。

20年後，在紐約州羅切斯特的銀幕上，我看見了徐春清。他在哥倫比亞製片公司攝製的《末代皇帝》中，扮演了衛隊長角色。大概因為他身材高，英語流利。新年後，我又回到北京，聯絡站交給物03班的同學杜建昌打理。在北京，我訪問過「三司」的姜德旺，述說了江西的形勢，以及「三司」的紅衛兵在南昌的分裂舉動。隨後參加了「三司」在民族宮召開的在外聯絡站的會議，組織得頗為鬆散。本來，會後要接受中央文革戚本禹的接見，我沒等到那個時候就回家了。戚本禹主張大學畢業有26元的工資就夠了，我心裡不大舒服。

1967年2月，黨中央發出通知，停止大串聯，回家鬧革命。我們立即響應，聯絡站的所有人員全部撤離南昌。回清華后，與江西繼續保持不間斷的聯繫。那年的春天，我一直留在清華，有個較長時間的安靜環境。每天獨自到主樓的一個教室讀毛澤東選集。用了一個月，把四卷全部讀完，時間總算沒有虛度。

這期間，中央發生了以譚震林等老同志為首的二月逆流。隨著二月逆流，全國各地保守勢力有所抬頭。3月下旬聽說江西省造反派感到十分壓抑，聯絡站計劃派人重回南昌助陣。4月初，我和物03 班的孫傳耀及上海中學生李明健乘火車前往南昌。我身上攜帶著800元的活動經費，手上帶著明健借給我的羅馬手錶，身上穿著電力學院才大成借給我的風衣，經過上海來到南昌。

到南昌時已經半夜，我們三人步行到南昌站附近的中國音樂學院的程明榕家。像當年的八路軍一樣，蹲在門外，怕影響伯父伯母一家人的休息。老人家發現我們后，把我們叫到屋裡，準備吃喝。

第二天，我們住到了團校，從原來有過聯繫的當地造反派中作深入調查。據江西歌舞團的獨唱演員博堅說，省軍區參謀長周子濤在市體育館做過一個報告，對造反派反攻倒算，十分猖獗。歌舞團有人背著錄音機，把周的講話錄了下來。博堅把錄音帶帶交給我們，託人帶回北京，作為老保翻天的證據。博堅為人爽快，從海政文工團調到南昌。唱歌時他喜歡用右手捂著一個耳朵，好像北京的小販在吆喝「賣蘿蔔嘍。」

四月底，南昌天氣已經回暖，我和孫傳耀到贛江游泳。水不太涼。靠近江邊，有一片由毛竹並聯成的竹排，大概是用作碼頭裝卸貨物，游水的人也可以坐在上邊休息。我兩個在竹排邊坐著聊天時，我不慎落下水去，而且被卷到了竹排的下邊。我在暗中感到江水的波濤在竹排下拍來拍去。順著亮光，兩隻手輪換著抓著一根根毛竹，我總算爬回到竹排的邊緣。上了竹排后，孫傳耀出了一身冷汗。他對我說：「太危險了，你撿了一條命。竹排有十幾米寬，如果你找錯了方向，竹排和水之間有負壓，可能永遠也爬不出來了。」聽他這麼一說，我也有點后怕。總算是老天護佑，命不該絕。我那時身體很好，飯量也大。有一回和傳耀、明健在南昌的一個飯館叫了100個羊肉餃子，我一人吃了70個。那天，正好他倆不餓。

五月份，清華駐贛聯絡站增加了一大批人，有水00的塗兆林、汽7的金國棟、物0的王毓中、還有幾個6字班（1966年畢業）同學，如歐陽忠謀、張琴心、汪大敏等。這期間，我們做過主管財貿的省委副書記劉瑞森的工作。劉書記是東北人，身材高大，內蒙古騎兵團起家。他對造反派比較友好，我們希望他能提前解放，出來工作。劉也積極配合。把材料交上去后，聽說康生同志斷定他是叛徒，而且不止一次，只好罷休。

出於對省長方誌純的老婆朱旦華的懷疑，我們做過調查，但沒有結果。朱原來是毛澤民的妻子，被關進新疆的監獄。毛犧牲了，她卻活著。汪東興原來在江西省農墾廳工作過，我們也想先從那裡著手。傳耀和我訪問過農墾廳歌舞團的邢韻生。她曾經和歌舞團一起在廬山為毛主席表演過文藝節目，主席在那次演出中認識了她，並認作乾女兒。在她的住所，我們見到了主席寫給她的親筆書信。她對汪東興不滿，因為她想到中南海看望主席的時候，得不到汪的批准。可這又夠不上政治問題。

我們還找了在農墾廳工作過的鄒理智。鄒40開外，長的有點像演小品演員魏積安，精力充沛，說起話來，口若懸河。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著飛馬牌香煙，講了一些烏七八糟的事情，包括一個副廳長和一個女幹部的同性戀，自然對調查汪東興也沒有幫助。鄒本人在延安時當過周恩來的衛隊長。他有個大毛病，就是搞女人，而且改不掉。為此官降三級，在家休養。周恩來說他：「你這鄒理智啊就是無理智。」

一天下午，我和孫傳耀、塗兆林三人騎著一輛自行車到南昌郊區的獨立師，訪問師長陳昌奉。他做過毛主席的警衛員，寫過一本書《跟隨毛主席長征》。與鄒理智相比，陳顯得謙遜樸實。在做過毛主席警衛工作的人里，他是職位較高的一個了，軍銜為大校。

5月初，我們找了兩輛車和司機，去了趟景德鎮。一輛車是副省長黃先的座騎，賓士，李明健和本地中學生趙華東坐在裡面，由公共汽車公司的老司機徐風駕駛。一輛是運輸公司的蘇式嘎斯69，我和孫傳耀坐在裡面，由萬公偉師傅駕駛。在每小時90公里的高速行馳中，萬師傅雙手忽然離開方向盤，脫去筒式毛衣。我坐在邊上，捏了一把冷汗。現在開了20多年的汽車，我都不敢耍這樣的高危動作。夜裡某段公路出現問題，需要搶修施工。萬師傅打開車邊上的一個大燈，協助照明。到了景德后，我們參觀了瓷器廠，買了幾件薄壁細瓷的小碗，和幾個半身的毛主席的瓷像，以及用瓷器燒制的毛主席紀念章。在南昌那麼久，這還是第一次游山逛水。

中學生李明健結識了一個本市的中學生，麻小星。小星父母都是南昌局級幹部。小星母親的單位出車帶著我、傳耀、小星和明健到上高縣去玩。當天下午，到錦江橫渡。我平時在游泳池一次只能游25米。錦江江面寬闊，大概有五六十米。我雖然沒有把握，但仗著年輕勇敢，還是下水了。由於水在流動，我們游成一條斜線，大概有90米遠。我比別人慢了一些，但堅持游完全程。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橫渡大河。在上高縣招待所過了一夜，第二天返回南昌。

在團校的聯絡站里，有人趁我們不在，抄了家。雖然相機等重要物品沒有損失，但被翻個亂七八糟。當時我們懷疑是某個幹部子弟所為，他的父親在宜春地委任職，我還專門乘火車去了趟宜春，記得當時是江西的梅雨季節。無功而返。

當時，「清華井岡山」在外省名氣很大。特別是在1967年4月，清華揪鬥了劉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名聲遠揚。為了宣傳文化革命的偉大意義，為了滿足南昌市人民的需要，聯絡站把《清華井岡山報》的航空版在當地翻印銷售。5分錢一份，一兩個月的時間裡，收入2000多元，作為聯絡站的活動經費。這期間與我們有固定聯繫的有江西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江西省公安廳、新華社分社、江西省軍區、「北航紅旗駐贛聯絡站」、中國音樂學院、紅都機械廠、南昌航校等。

五月，有一支來自上饒海校（海字414部隊）的造反派小分隊，約10幾個人，與我們共同工作。領隊的老師姓陳，內中有個幹部叫屠良義。戰士里有個叫陳子安，還有孫妙龍。陳喜歡出風頭，孫比較老誠。妙龍是上海人，後來改名為孫迅。他性情隨和，好交朋友，畢業後到浙江溫嶺海軍服役。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紅光中學的初中生李明健，個兒高，白凈，66年冬就加入了我們的聯絡站。好多北京、上海的中學生都走了，只有他一直留在我們身邊。他自稱父親叫李炳法，說是總參三部的中將，我們也從未有過懷疑，我對他也很相信。好多人勸過我，對他要多留意，我也不大在乎。2000多元的電匯都經過他手，沒有什麼閃失。他給過我一枚解放軍帽徽和一件黃色軍上衣，在當時都是時髦物件。

他很機靈，不管什麼東西，一學就會。有一次，在回北京的火車上，他抓到一個小偷並且識破了小偷偽造的學生證，發現照片上鋼印的邊緣是用5分錢硬幣滾壓而成。在北京他去過我家，不嫌窮，不嫌破，我母親也很喜歡他，叫他「大活寶」。明健和北京中學生孟李景、孟李菱兄妹較好，在北京時住在軍人大院里的孟家。6月，在南昌體育館附近，他撿到一輛美國軍用吉普，鼓搗鼓搗，還真打起火來，他能把車開動。那些日子，他成了我的司機，不管到哪兒，他都開著車送我去。有一次，我到南昌的另一所學做摩托車的長江航校去討論形勢，吉普車出了點毛病，但修好后還是把我送了回來。

後來，不料明健惹了一場大禍。大概是6月初的一個下午，某個工廠的保守派動武打壓造反派。省體訓班的造反派聞訊要去支援，但苦於沒有交通工具。明健自告奮勇要開吉普車去送他們。小小的吉普，連坐帶站，擁擠了10幾個膀大腰圓的小夥子，小星也在車上。由於人太多，我和傳耀未能同行。車子開出沒有多遠，在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大道上，失控翻了出去。多人受傷，體訓班的謝晉臣不幸身亡。司機明健擦破了點皮，無大礙。小星毀容，腿部也被燙傷。對於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這確實是個不幸。小星住院時，我們去看過幾次。

體訓班為謝晉臣開了追悼會，我們也參加了，由海軍戰士陳子安代表讀了悼詞。那時候，不懂汽車安全事項，不知道超重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我和明健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70年夏天，我正在平安里等車去200號上班，他剛好路過。他一身新軍裝，提著修理雷達用的工具包，和我在一起聊了10幾分鐘。再後來就是1972年，有兩個外調人員到工物系館找我調查明健的往事。他們告訴我，明健的父親是叫李炳法，但不是中將，而是一個教授。

6月底，我和音樂學院的程明榕、倪子龍、南宮華玲等一起，經上海回北京。在上海停留時，一起擠在一個大房子里過了一夜。

回到清華后，井岡山已經分成了兩派，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井岡山-團派」（簡稱井岡山或老團），和以沈如槐為首的「井崗山414兵團」（簡稱414或老四）。主要分歧在於對文革前17年的評價。團派認為，主導過去17年的是一條黑線，應當全面否定。414觀點與此相反，把團派叫成大翻個兒派。兩派有各自的兵團總部、廣播台、團歌，甚至集合號。「井剛山」的集合號是55555331------1355531353------5（低8 度）135-315（低8 度）1---。「414」的集合號是5（低8 度）131------35—5（低8 度）1-----。駐贛聯絡站的人員，除了蔣南峰、周克誠等少數幾個，大部分都加入了團派。團派團歌的前兩句是「井岡山是革命的山」。414團歌用的則是林副主席語錄，「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完蛋就完蛋。」旋律也比較氣勢洶洶，猶如拚命。

團派在每個系都成立了分部，並且有個番號，工物系的番號是井岡山10部隊。我回來后，在系裡被選作分部委員和10部隊委員。除了參加兩派思想觀點的論戰外，我們在新水利館找了個教室作駐贛聯絡站的辦公室，由汪大敏、張琴心、金國棟等負責日常工作，保持同南昌造反派的聯繫接待等。海字414部隊、南昌航校的胡學錦、江西紅衛兵司令部的倪根菊、江拖的王雨霓等都來訪問過。有一次，我們知道周總理要會見江西省文革代表，由軍報記者劉寶林安排。由於人數有限，我們未能參加。我們在人大會堂南門外等了一夜，直到凌晨四點多鐘，才見周總理走出來，上了汽車。我們在台階下遠遠地向總理問好致意，總算是在近處又見到一次當時認為敬愛的周總理。

不久，武漢發生了對抗中央文革的7-20 反革命事件，北京造反派提出了「打倒劉鄧陶，槍斃陳再道」的口號。幾天後，紅衛兵們到天安門遊行集會，聲援武漢革命造反派，堅決支持中央文革。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都站到天安門城樓上。那次集會清華井岡山的隊伍離金水橋很近，我清楚地看到中央首長們揮起手臂喊口號。在喊「打倒賀龍」的時候，周總理也舉手了。

7-20 事件觸發出一個新的提法，那就是「揪軍內一小撮」。各地出現了軍隊伸手支持「老保」鎮壓造反派的局面。如江西、湖南出現武鬥，形勢險峻。這時中央已決定派解放軍幹部程世清和楊棟樑去主持江西省的工作。此刻清華駐贛聯絡站的人員又蠢蠢欲動，躍躍欲試，準備再赴南昌。我還到井岡山兵團派總部的第三動態組要了一份印發給各聯絡站的軍事調查提綱，主要是搜集各地的軍事裝備、兵力分佈等。我也沒動腦筋，又用油印機把提綱複印，發給聯絡站每人手裡。後來有人把這張提綱保留到1971年，在清查五一六時交了出來，並說明來自我手，成為我在運動中的主要反革命罪行。

我和物03班的孫傳耀、佟允憲（已故）、水00的塗兆林乘火車先行。因為沒有去南昌的火車，只好在上海逗留5天，住在上海鐵路局機務段。那時，一來手頭沒錢，二來等著去南昌，沒心思遊玩。除了黃浦江邊，哪兒都沒去。在江邊，我們從擴音器里聽到了長征組歌，於是知道作者肖華將軍又被解放了。其間我們拜訪了南昌的一個造反派劉錦生，他當時正在滬探親。我們帶了一瓶七寶大麴，在他家喝得挺痛快。

5天後到達南昌。隨後，王毓中、歐陽忠謀、金國棟等搭乘程士清和楊棟樑的專機到達，我們到位於洪都機械廠附近的機場去歡迎。這時，聯絡站的基地已經搬到江西省軍區大院。這時物9 的左公隨同學李春波來到南昌，左活動能力很強，主持聯絡站工作，負責與省軍區的聯絡，長途電話等。和他一起的還有物9 的張比、浦儉振、查長其。物0的崔福齋、王志忠、物00的吳國發（當地進賢人）、動農系的倪斌、羅方國、梁穎庄（小黑管）等也到過聯絡站。另一股聯絡站的主力來自清華附中的10來個中學生，如聯絡站秘書蘇虹和鄭京生、孫念鸞等。另一個特點是不少人都有了手槍，如五四手槍、鏡面盒子。我來遲了，沒能搞到一把。只好在射擊場用北航徐從和的手槍過了把癮。事情不多，趕上有人送給左公幾包牡丹牌香煙，我也跟著染上煙癮。從1967到1987年，吸了整整20年的煙，當然不全是牡丹。

九月初，我和孫傳耀、塗兆林、佟允憲、陳群秀等10幾個人到南昌附近的梁家渡參加了一場遠距離的陣地戰。快到大壩時，只聽一陣槍響，一顆顆子彈朝我們這邊飛來，我讓大家卧倒，滾過一個平坦的小坡，來到大壩。大壩不到一人高，站在地面，可以把槍平放在壩上，朝對面射擊。由於距離較遠，隔著水面，只能盲目地讓子彈飛向對岸。我們幾個赤手空拳，沒有傢伙，只好觀察戰況。我跟一個造反派戰鬥員借了把三八大蓋，裝上子彈，胡亂放了兩槍，也算沒有虛此一行。射擊后，把槍還了回去。

大約一小時后，有人喊救人。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頭部不幸中彈。我和佟允憲找了半扇門板，把小姑娘平放，一前一後，抬著她向公路走去。途中，要經過幾百米長的稻田。剛剛踏進水中，田裡的泥淖就把我的兩隻塑料涼鞋呱唧呱唧地先後吸掉。救人要緊，也來不及彎腰撿回。我光著雙腳好不容易把傷員送上了救護車，陪同那個小姑娘到了南昌市醫院。很不幸，已經來不及搶救，小姑娘失去了年少的生命。她叫張玉清，我們把她丟下的一支鋼筆留給了她的母親。完事以後，天色已晚，我們未能回到戰場。晚上，孫傳耀、塗兆林等同學也回來了。在那次戰鬥中遇難的還有汽車公司的一個司機。

王安石和湯顯祖的老家撫州（臨川）地區保守派武裝暴動，軍管會負責人親自率兵征討。我們聯絡站的人也去跟著去湊熱鬧，開始徒步出發。路上，我見到一位南昌二中的高中學生，他借給我一把狗牌擼子，不帶子彈。我從別人手裡找來幾發子彈，裝進彈夾，總算有了件防身武器。

傍晚，我們搭上了解放軍的卡車，同去撫州。夜間休息的時候，看到軍長楊棟樑穿著圓領背心和大褲衩，指揮軍事行動。戰士提著水桶從路旁的池塘里打了一桶水，再撒上一包藥粉，大概是明礬，沉澱后就可以喝了。楊軍長命令軍車上裝備的四筒高射機槍，向遠方的山裡試射，在空中留下四條色彩絢麗的彈痕。比三八大蓋和五四手槍要神氣多了。在行車途中，我站在一輛解放牌卡車的門口的踏板上，扶著旁邊的把手，體驗著星夜奔襲的激奮。重現了「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的壯觀場景。

不想這輛卡車在超越前面一輛軍車時，距離太近，兩車相擦。我感到肚子一陣疼痛，也沒來得及察看。到了撫州我才發現，肚皮被劃了兩道血印。第二天早晨，隊伍經過一片稻田時，遠處傳來一陣機槍掃射。我們下車，匍匐在稻田附近，槍聲消失後繼續前進。中午，經過一個小縣城，大概是剛剛發生一次武裝衝突不久，街上店裡都是死屍，有的肚子被捅破，有的腦袋被炸開，慘不忍睹。下午才到撫州。戰事已過，局面開始平息。在大街旁的一個衚衕口裡，10幾個造反派迫使幾個老保面對牆壁，站到牆根。然後，一陣亂槍，把這些俘虜全部擊斃。我心裡怦怦直跳，不敢正眼去瞧。這場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武化大革命。

快到住地時，過來一輛卡車忽然停了下來，隨後是啪啪地一陣槍響。我們警覺地卧倒，槍聲很快停止。原來是車內的造反之間起了糾紛。有個造反派身上帶了一把鏡面盒子，被另一個造反派看上，由此發生衝突。前者開槍打死後者，而後者的夥伴們又開槍打傷了那個帶鏡面盒子的人。只見受傷的人倒在路邊流著血，軀體不住地抽搐，他被送到醫院。聽說那幾個造反派窮追不捨，又趕到醫院補了一槍，把他打死在病床。我們聯絡站有人還幫死者的妻子打過官司，但沒聽說有什麼結果。住處附近有個冰棍廠，有人送來一箱冰棍，我不記得吃了多少個根，只知道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見了冰棍就噁心。打仗，沒趕上，倒是聽見了槍響，見到了死人，見到了戰爭的殘忍。也算是在清華大學看不到的歷險經歷吧。

回到省軍區大院后，走訪過軍區參謀長許鵬、軍區副司令羅元炘。羅副司令個兒不高，平易近人，還請我們到他家去吃過餃子。後來，他來北京開會的時候，我們還去北京飯店看望過他。我那把小擼子手槍在去撫州的路上，一直沒機會試射，也擔心子彈和槍膛口徑不匹配，弄不好炸在手裡。一天下午，我和佟允憲等出去辦事。在軍區大院里，我琢磨著有槍沒放，不是滋味，就從口袋裡掏出擼子，朝空中放了一槍。子彈和槍口尺寸對路，沒炸。佟允憲罵我「土匪」，我說我只想試試。那時街上經常聽到槍響。晚上，有位江西老俵在房頂上睡覺，不幸被流彈擊斃。

由於事情不多，我和崔福齋，清華附中的學生，人大三紅的幾個人隨一個車隊去了井岡山。我們那輛車是徐風師傅開的。路上休息時，我們到田裡吃打瓜。樣子像西瓜，但個兒只有拳頭大。用手把瓜拍破，吃完以後，留下瓜子。車的旁邊有好幾頭水牛，不怕人，但一按卡車的氣喇叭，它們就會跑開。到了文天祥的老家吉安時，已近傍晚。我們還是挽起褲管到贛江邊上，蹚了蹚水。第二天，我們乘車上了井岡山，參觀了茨坪，黃洋界等革命聖地。

從井岡山下來后，大部分人都趕回南昌。我和福齋、人大的查學東、附中的孫念鸞一起南下贛州，住在交際處。安頓好后，我在交際處的陽台上朝著樹上的一隻小鳥又放了一槍，也不知道打著沒有。我這把小擼子總共打過兩回，都是試槍。在街上走了走，福齋用軍用水壺買了一斤米酒，大部分都讓我喝了。查學東也買過葡萄酒，我們一起喝過。

聽說贛南營前有個福字613 部隊，是個獨立營，跟造反派關係有些緊張。我們想去看看，是否能做些工作。我們乘公共汽車到了上猶縣城，然後到附近的陡水水庫。參觀了那裡的水電站。裡面有幾台發電機。有四五個技術人員。一打聽，還都是咱清華的校友，有電機系的，有水利系的。這些校友在這窮山溝里，默默無聞地為祖國為人民奉獻著它們的青春，尤其是在停課停產的動亂時期，令我們尊敬。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清華的精神，清華的作風。

圖 SEQ 圖 \* ARABIC 25井岡山留影，前排中是司機徐風師傅。我在後排左一。

在等機駁船的時候，低頭看著清澈碧透的湖水，裡邊遊動著成群的魚苗，不覺心裡一動，跳了下去。頭頂藍天，身潛碧水，和魚苗們一起，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幾乎忘了還在人間。

機船開動后，一個多小時，到了陸路不大通暢的營前。向營長作了自我介紹，說明來意，促進部隊和造反派之間的了解。營長很高興，讓我們和戰士們一起交談，晚飯的伙食也很好。營部為我們準備蚊帳，安排住處。第二天，我們離開獨立營，回到贛州。與當地造反派商量，在交際處禮堂開了個會，我向他們介紹了獨立營的情況，建議他們組織一個烏蘭牧騎小分隊，到那兒慰問演出，擁軍愛民。千里迢迢，涉足贛南，總算做了件好事。

回到南昌，事情還是不多，不少人已經離去。我和徐從和、王毓中等乘火車去廣州。我們住在二沙頭體校。觀望了珠江大橋，參觀了毛主席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吃了幾根價格便宜的香蕉，兩三日便回南昌。

沒過幾天，10月初，我就結束了從1966年8月18日開始的大串聯，一個人離開了為之捨命奔走的英雄城市南昌。上午到達上海，按約定到新閘路去拜訪海字414部隊的孫妙龍。他的父母都在北京，是計委的幹部，這裡是他奶奶家。他們一大家人，坐滿一張圓桌，請我一起吃了午飯。然後，妙龍把我送回上海車站。為了讓我先上車有座位，他給我一張軍人通行證。

別了，上海。別了，南昌。別了，妙龍。別了，革命大串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