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幹部制度的弊端 (12-7-2011,《雁陣驚寒》)
中國共產黨接管了中國大陸才60幾年。在前30 年裡,政治運動不斷,高層領導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在後30年裡,二次躍進見了成效,製造了經濟崛起,但是貪污腐化的領導像蒼蠅蚊子一樣,攪得天昏地暗。除了獨裁的封建體制, 中共的幹部制度也是導致投機和腐敗的根源。簡單說來,中國的幹部制度可概括為黨閥制、門閥制、終身制、伯樂制和派系制。這些制度使得中國的幹部系統如死水一潭。他們爭權奪利,把官場變成一個黑色的染缸。即使清白的人跳了進去,也免不了沾上污泥濁水。
黨閥制度開始於1927年9月的三灣改編中。毛澤東開創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成為黨指揮槍的理論的基礎和前身。後來在連隊有指導員,營有教導員,團以上設政委。這些人實際上是黨在部隊的監督人,保證黨的方針路線在部隊的順利推行,用所謂的思想建設把部隊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中。中共的政權是用槍杆子打出來的,所以在建國后, 政府的結構因襲了軍隊的色彩,把支部設在班級、車間、街道、科室,人多到一定程度還要設黨委。如果是少年,則設少先隊。如果是青年,則設共青團。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有黨的機構,實行所謂一元化的領導。黨組織成了注入人體血液的示蹤原子,身體的各部位發生了什麼事情,黨都會一清二楚。毛澤東總結了歷代統治階級和蘇共的經驗,把中國人上上下下都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有風吹草動,就發動個運動,把反對他的不同意見扼殺於襁褓之中。
黨閥執政的直接結果就是一黨專政。不是我這個黨的人,不要說執政,就連個弼馬溫也當不成。由於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共產黨採取秘密組織,地下工作,黨員必須宣誓對黨效忠。這個黨帶有封建幫會的特色,經營方式與黑幫相似。掌握了政權后,黨對普通百姓還保持了神秘的傳統,從組織生活到黨代會,都是黑箱作業。這個黨不相信人民,不相信群眾,切斷百姓和外界和外國的思想交流,讓百姓只能聽他們的一種聲音。這樣一個組織出了什麼問題,老百姓也不會知道,由於他們嚴密地控制著警察和軍隊,沒人敢正面揭發鬥爭。由於黨閥觀念,把一些有思想有作為的有見識之士排除於領導決策部門之外。從而使得黨在一個獨門獨戶不健康的封閉環境里發展,結果是越走越黑,最後走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黨閥的另一個結果就是龐大的幹部編製。本來一個省、市有省長、市長, 再加一兩個副手就可以運轉了。本來這些省長、市長以及廳局各級幹部都是從黨內選拔的,可是,黨的中央機構還是不放心,還得另外選派一批省委、市委、地委書記和副書記們,他們的地位相當於常駐欽差大臣,監視、執行各項工作,包括發展黨員,培養幹部。再加上省人大,省政協,團省委等機構,中國出現了一大批人浮於事的官僚階層,正事干不來,壞事倒出了不少。這些機構花費的都是從老百姓兜兒里掏出的錢,成為老百姓的一個沉重負擔。
門閥制是中國封建社會遺留的傳統。 歷代的皇族就是最大的門閥。中國人在用人的時候對家世十分重視,比如將門虎子,三世公卿,連唱戲和說相聲的都要講究世家。劉備窮得都賣草鞋了,還得炫耀他是中山靖王之後。靠這塊敲門磚,他終於被漢朝的末代皇帝尊稱為皇叔,的確行之有效。金刀令公經楊延昭、楊宗保到楊文廣傳了4代,到了水滸傳時,其後代楊志只能靠賣祖傳的寶刀來過日子了。門閥觀念有一定的道理,一是生物基因,二是耳濡目染。子繼父業,理所當然。我有個中學同學,是位少將的兒子,他立志長大了要當將軍,後來聽說獲得了大校的軍銜;我的大學同學說,他在讀小學時,同學間就攀比誰家的汽車高級。他們從小就是將來坐轎車的材料。
共產黨的門閥觀念開始時不大明顯,只在廖承志等人的身上有所體現。到了文化革命,在譚力夫先生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影響下,門閥開始泛濫。先是毛澤東的妻子進了中央文革,侄女王海容進了外交部,女兒肖力進了解放軍報,侄兒遠新當了聯絡員。林彪副主席緊跟了一步,讓兒子當了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文革后,這種風氣瀰漫開來,竟然形成了黨內重要的一派,太子黨。仗著先天的優越,這些人官居要職,或進中央,或為封疆大吏,權勢顯赫,雄心勃勃。 就連當個普通士兵都未必合格的毛新宇閣下都當了將軍。
門閥觀念有兩個缺陷。第一,在挑選幹部時,注重官宦之後,把出身貧寒的有為之士拒之門外,使幹部系統失去了獲得新鮮血液的機會。第二,幹部子弟從小生活特殊,其野心和私慾比一般百姓子弟要重,容易走進爭權奪利的怪圈。這些人從小高高在上,不了解也不關心人民的疾苦,從而使上層領導機構和人民群眾脫節。何況有些人論資歷,能力和人品,都不會成為幹練有為的官吏,只能庸庸碌碌,苟且度日。門閥觀念的另一個短處是,上層機構把封官許願當成禮物送來送去,用來平衡各種政治力量間的競爭,獲得各派對最高領導人的認同與支持,把治理國家的大事當成不負責任的私下交易的本錢。
終身制使得幹部系統像一潭死水,聚集了大量的蚊蠅。儘管改革開放后,幹部中規定了退休年齡, 但是退休后許多人並沒有停止干政。江澤民已經成為普通黨員,但是他的政治與生活待遇與退休前沒有改變,在公開場合, 儼然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出現, 他的兒子繼續在紅白兩道當官發財,他的家族勢力並沒有因退休而有絲毫的減弱。李鵬的兒子原來是公司的總管,搖身一變, 又當了副省長。江、李的行為告訴百姓,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權利還是終身的。
終身制還體現在幹部的培養過程中。共產黨的幹部選拔過程和行軍作戰時的軍隊差別不大,從班長、排長、連長,一級一級直到將軍和司令。在和平環境里,學校從中、小學就開始塑造典型,培養一批對黨聽話效忠的奴才,這些人有的在大學,有的在中學就加入了共產黨,逐漸培養成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這些人從小到老都是幹部,一旦升到司局一級,一輩子都會享受國家俸祿,一朝為官,終生為官。這種制度培養出來的是一批職業官僚,除了管人,整人,沒有任何別的專長,離開官場,就失去了飯碗,因此,只能終生當官。
除了從小培養的階梯式幹部,伯樂式也是一種重要途徑。共產黨的領導人自以為比別人高明,生來一雙慧眼,可以洞察秋毫。 在幹部和接班人的選擇上往往取決於各人的好惡,看上眼的,則大膽提拔,委以重任。毛澤東曾經看上過劉少奇,林彪,最後又親手一個個把他們除掉。文革中他又看上了一批勞模和造反派,陳永貴、吳桂賢都進了國務院,王洪文還當了副主席, 把國家搞得地覆天翻,民不聊生。臨死前他匆忙地看上華國鋒,沒過幾年,就讓人民的兒子的鄧小平一腳踹了下去。鄧小平這個伯樂也不打好使,先後撤換了胡耀邦,趙紫陽。64槍聲后又看上了三個代表的江澤民, 然而,鄧不放心,又隔代指定了唯唯諾諾、四平八穩的胡錦濤成為江的接班人。他不但想活著的時候控制國家,死了以後也不想讓國家偏離他的路線。堅持伯樂制的人自以為是,唯我獨尊,把一個泱泱大國的命運牢牢掌控在一個行將入土的老人手中,這是對國家、對百姓不負責任的態度。一個富有經驗的古董鑒賞家都會有走眼的時候,因此靠伯樂挑選的幹部也未必都那麼精幹可靠。
幹部的另一個來源就是派系制。江澤民上台,就提拔了一大批一機部系統和上海系統的幹部。 到了胡錦濤, 又對共青團系統的幹部獨具青睞。道理很簡單,每個人都要招一批靠得住、有淵源的幹部來輔佐他們穩居帝位, 不生二心,這就是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這種選拔制有幾個危害。第一, 因為上來的是知根知底的過去的下屬,因而過於信任,即使出了問題,也會縱容包庇。第二,第一把手沒有足夠的力量全部換上自己人,領導機關中會同時存在不同的派別或出身。這些勢力之間會為了權利的多寡而產生的爭鬥,不會把全部力量用於正常的工作。
總之,中國幹部的選拔制度決定了所有的幹部都來自黨系,這些人對黨效忠,對上級效忠,對伯樂效忠。在關鍵時候,他們不會站在人民一邊。這些人自身沒有思想, 沒有判別是非的能力,一切以黨制定的原則為基準。黨讓他們往東,他們就往東。黨讓他們往西,他們就往西,成為一群沒頭沒腦的蒼蠅。由於有世襲的背景,有門閥的影響,有派系的勢力,這種幹部系統盤根錯節,人脈複雜,往往牽一髮而動一片。這些職業官僚以騎在人民頭上,榮享特權為目標,視百姓為奴僕。
職業化、終身化的政客使得官場形成一潭死水,成為蚊蠅匯聚的地方。他們之間的利益與共,他們之間的關係緊密,因而相互放縱、包庇。出了問題,能捂就捂,能拖就拖,以至於貪官泛濫,勢如洪水,不能堵塞。官場成了一口黑色的染缸,即使進來時是清白的,出去時也要被遣規則染上一層油污。反貪反腐成了口號,成了過場,結果是越反越貪,越貪越大,越貪越黑。官場的腐敗和這種僵硬死板的幹部制度有直接的關係。人民群眾沒有監督領導幹部的權力,政法機構沒有告發和拘捕官員的權力,中紀委實際上是犯罪官員的庇護所,即使遭到懲處,也會保外就醫,待遇優厚。這些包容使得貪官更加有恃無恐,無惡不作。從生物學的角度,中國的幹部制度屬於近親繁殖,遺傳因子會逐步衰退,一代不如一代。
靠共產黨自身來懲罰官員、大義滅親已經沒有可能。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實行民主,讓百姓享有選舉、揭發的權力,擯棄舊制,採用更富有生氣的自下而上的官員選拔制度,把對黨負責改為對國家負責, 對人民負責。 選舉那些有思想,有能力, 有抱負的精英擔當起領導國家的責任。把那些貪圖私利,庸庸碌碌的奸佞之徒及時撤換, 保持政府血液的乾淨和健康。健全法制,不管領導的地位多高,都應當在法律監督之下,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革開放的直接結果是導致了中國的經濟崛起,間接的結果就是中國到了改變政治體制的時候了。實行自由民主,建立多黨輪流執政的國家體制,才能使經濟建設的成果繼續保持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