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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與盲目跟隨

作者：瀑川於 2022-1-6 04:3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雜文|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獨立思考與盲目跟隨 (1-26-2012 作者文集《雁陣驚寒》）

20幾年前，美國有個熱播的電視喜劇，由約翰•垂珀和蘇三•掃莫斯主演的《三個小夥伴》。其中的一集里，約翰飾演的翟克去看心理醫生。進了醫生的診療室，醫生說：「坐下！」，翟克應聲坐了下來。接著，醫生說：「站起來！」，於是翟克又站立起來。醫生下結論說：「你有毛病，喜歡按別人說的去做。」翟克爭辯著說：「我沒有這種毛病。」醫生說：「那你就坐下吧。」於是，翟克又坐了下去，忽然想到醫生提及的那個毛病，又如坐針氈猛然地站了起來。我沒看過心理醫生，不知道這病是真，還是假。只記得作為電視觀眾，覺著挺逗的。翟克的舉止在心理學上應屬於受暗示性。如今想起來，這小笑話還真有點耐人尋味。

相對而言，西方的教育比較注重發揮個人的才智與創造精神，學生對老師和領導不是盲目地聽從，甚至無限地崇拜。班上也沒有干預他人自由的少先隊、共青團和班委會。這種方式提高了他們獨立思考的精神，使得各個領域人才輩出，成果累累。相比之下，我們中國的教育制度強調的是服從與跟隨，聽話與馴服。這種方式限制和挾持了學生的智慧和思考能力，使得各個領域缺乏生氣，很難有重大的發明與突破，只能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邊，在人家豐收之後，從田裡撿回幾綹漏掉的麥穗，然後，當作成就來宣揚一番。西方的教育賦予學生的是維數無限的希爾伯特空間，學生可以在大海里游泳，可以在天空中翱翔，可以在大地上奔跑；中國式的教育循規蹈矩，用條條框框把學生束縛於一維的線性空間，學生只能按照一定的僵死教條，像雜技團的演員一樣，踩著一根鋼絲，小心謹慎地挪動，生怕一不留神，掉了下去。

最好的說明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當時的口號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幾百萬、幾千萬的大、中、小學的學生不好好學習文化知識，舉國上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造資產階級的反，斗校長，批老師，破四舊、立四新。使青年學生喪失了理性思維，成為一群聯動的機器，毛澤東一按電鈕，他們就糊裡糊塗地轉動起來，讓他們往東，他們就不會往西。盲目地跟隨著偉大領袖，把青春年華葬送給虛幻暴虐的革命運動。後來，又上山下鄉，三個面向，可憐一代青年人淪為黨內鬥爭的工具和犧牲品。當他們知道上當受騙的時候，10 年的大好時光荏苒已過，這就是盲目聽從的後果。十年的文革讓大多數國人都處於心理病態，具有嚴重的消極被動和權威的受暗示性，要麼盲從，要麼恐懼，要麼壓抑，要麼自殘。這種病態心理對於改革開放后的道德滑坡不能說沒有關係。

中國的思想和經濟建設也充滿了服從和跟隨。借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造成向雷鋒同志學習，向焦裕祿學習的群眾性活動，嚴重影響了每個人的個性的發揮。毛主席還提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所有的工廠，不管各有什麼特點，都得去學大慶；所有的農村，不管是平原還是窪地，都要學習大寨；至於無槍無彈的平民百姓，卻非得去學習擔負著保衛國家任務的解放軍。用毛氏哲學的術語來說，這個「三學」的最高指示，過分強調了矛盾的普遍性，壓制了矛盾的特殊性。或者說，用共性取代了個性，對領袖的指示一味盲從。結果是限制了人們的獨立思考，限制了一個單位，一個地區的獨立發展。

50年代的理工分校，生搬硬套蘇聯的教學體系，把文法理工農健全的好端端的清華大卸八塊，只留下個「工」字，愣把教育和政治拴到一起。至於那些有頭腦、有見地的教育家們，有的成了右派，有的成了反革命。後來又提出又紅又專，鼓勵學生入團、入黨。安排了大量的輔導員來做學生的思想工作，使得他們有統一的固定的思考問題的方式，做黨的馴服工具，做國家的一顆螺絲釘。這些清華的輔導員們至今還在延用他們老一套的教唆經驗，牧放著13億國人，唯黨的馬首是瞻。無疑，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大悲劇。

此外，學校課程設施固定，專業劃分過早，學生不能按自己的意願和需求去圖謀發展，從而束縛了學生的手腳，斬斷了富於想象的羽翼。文革前，清華工物系有個輻射防護專業的畢業生要考取數學專業的研究生。學校借口此人不安心防護工作，堵塞了他在數學上深造的機會。學校還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這德就是在政治上跟著黨走。像英國出色的科學家斯蒂芬•霍金在中國就算不得好學生，因為他只有「智」，他竟然不能跑到天安門廣場去喊幾聲「毛主席萬歲」。所以，中國斷然也出不了斯蒂芬這樣完全靠獨立思考來認知世界的偉大的科學家。

由於缺乏獨立思考和創造性，中國人過於喜歡模仿。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走街串巷爆米花的小販很多。有一天，郭德剛先生下夜班回家睡覺，六台米花機同時起爆，讓這位草根藝術家不得歇息。1993年我回京過年，三四十米長的金魚池中街遍布著六七台切羊肉片的機器。大概改革開放改善了生活，大家都吃上了火鍋。大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感觸。無論是吃火鍋的或切肉片的都帶有一種神奇的模仿色彩。發展到後來，炒房，炒玉石，炒核桃，什麼賺錢，人們就不約而同一窩蜂似地撲向什麼。好象有一群人拿著大把鈔票，不知道怎麼個用法，在等待著頭羊的啟示。

電視劇火了，電影學院，戲劇學院又成了令人矚目的學府，像40年代的延安一樣吸引著無數的俏男俊女，爭作下一個章子怡和鞏俐。由於人手眾多，每年有數萬集競相問世。沒有劇本就抄外國，抄名著，還大言不慚地稱作中國的《蝴蝶夢》，中國的《基督山伯爵》；或者乾脆圖個省事把那些熱門劇重拍，翻拍，弄出一幫老劇情，新面孔。無異於把冰箱里的剩菜拿出來，換個廚子過回鍋兒，又重新端給觀眾，唯一的區別是紅燒肉塊的形狀和產地與前版不同，佐料上絲毫未變。照此下去，不出幾年，中國就可以湧現出自己的莎翁，自己的新、老托爾斯泰，自己的《靜靜的黃河》，和自己的《邦德張008》系列了。展望未來，影視界形勢大好，商機無限。何況還有看家的名著《紅樓夢》，受過毛主席的青睞，拍個十回八回也不算多。總之娛樂界缺乏的也是獨立思考和推陳出新的創造精神。

中國戲曲界的傳統過分強調門派，從而約束了年輕演員藝術事業的發展。四大名旦梅尚程荀里，梅派的門人最多，李勝素、史敏、李潔、鄧敏等。四小名旦之一張君秋也是弟子如雲，如王蓉蓉、張萍、趙秀君等。荀派中老人不少，如孫毓敏、趙榮琛、劉長瑜等；年輕人不多，只聽過耿巧雲唱過幾段。至於尚小雲一派，上過檯面的只有年紀一把的孫明珠。其實，荀派嫵媚嬌嫩，小巧清新；尚派柔中有剛，抑揚頓挫，深邃激越，如空谷傳音。藝術價值也不可低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低沉哀怨，不絕如縷的程硯秋一派卻香火旺盛，張火丁、劉慧娟、李海燕和池小秋等。這些年輕人資質天生，然而卻要壓低嗓門，10分力只用上2分，聽起來讓人有點壓抑難受。像是一輛嶄新的法拉利跑車，車手在公路上只把油門踩到到20多個MPH，可惜了那精心設計的流線型體。前人的成就對後人來說是個階梯，是個榜樣，是種激勵，但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頂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年輕人應以創新和後浪推前浪為努力的方向，不要過分強調是某派的傳人，等待著你的應是新的一派。至於黑頭，素有無凈不學裘之說，其實袁世海先生的唱腔豪放有加，粗曠灑脫。他塑造的曹操、李逵也都無人可及，可喜的是有位楊赤先生能文能武，繼承了袁派。

除了模仿，某些國人的受暗示性還體現在攀比上，幾個朋友有房子了，我東拆西借也一定要買套房子；幾個朋友有汽車了，我也一定要七拼八湊買輛車，哪怕小一點兒，便宜一點兒，有四個輪兒就行了。他不去認真想想，那麼多人買了那麼多車，到哪裡去兜風，到哪裡去停放。現在北京的汽車每天得按單雙號的順序使用，如果有7.5億國人都買了車，說不定車牌會標上個英文字母，每輛車26天才能輪上一次上街的機會。如果那天你發了高燒，眼睜睜地只好等上52天才得上街一次了。你說這種攀比值嗎? 為什麼不能在租屋裡先住上一段時間，逐漸積累儲備？為什麼不能乘坐公交地鐵，從而減少因路上堵塞而浪費的時間？地貴如金的中國應當學習阿姆斯特丹，發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車。

看到朋友的孩子出國深造，砸鍋賣鐵，典押房產也要把孩子送出去，否則就覺得抬不起頭，找不回面子。世上360行，行行都能出狀元，連大學都沒念完的趙本山和郭德剛的門徒都先後成了春節晚會的台柱，名利雙收。如果這些年輕演員被迫送到美國、日本深造，去學他們原本不愛的專業，豈不耽誤了大好前程。盲目地把孩子送到國外，無異於風險投資，弄不好，連老本也未必能夠收回。

總之美式的教育在中心處理機（CPU）上下功夫，使每一個學生建立一個完善的思維繫統，積極發揮」人工智慧」，鼓勵學生髮明創造；中國的教育使學生背著一個碩大的硬碟，裡邊按照領導人設計的模式（FORMAT）存放著不少知識，學生可以把這些知識調出，鋪放（MAP）到內存（MEMORY），列印輸出。但是，很難超越，很難創新。中國的教育應與政治、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脫離開來。拋掉一成不變的框架，取消類似團支部、班委會一類管人的機構。讓年輕人無拘無束，把他們的智慧和想象力充分調動激發出來，敢想，敢說，敢做，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有自己擬定的路數，有自己奮鬥的目標。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