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獄字說起

言論自由是當代人關注的一個大問題。言為心聲，一吐為快，這乃是人的本能和意願。說幾句話，寫幾個字，表達一下自己的想法，這是人類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就像冷了要穿衣，餓了要吃飯，坐久了要站會兒，純屬自然。可事實上自古以來，這是件很難的事情。

看看這獄字的寫法，不難猜出中國人大概從有文字記載的時候，就被剝奪了言論的權利。翻開新華字典，幾乎所有的犬字旁的字都和動物有關，唯獨這獄字卻同人有關。左右兩隻警犬夾著一個言字。獄字的精心設計告訴我們，應當關進牢里的是那些愛說話的人，或喜歡寫字的人。統治階級最恨的不是殺人越貨的流氓地痞，因為這些人雖然壞，還不至於直接危害到他們的統治地位。而那些擅長說話寫字的人卻著實可惡，因為他們會讓大眾明白一些事理，製造輿論，從而動搖他們的封建王朝。

普通老百姓畏懼言論，於是有禍從口出，箭射開口燕的警語；士大夫畏懼言論，有文死諫，武死戰的浩氣。因為說話這麼隨便簡單的事情招來牢獄之災，割舌之苦，殺身之禍，乃至滅門九族。何其哀哉！

回顧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在東周的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開了言論自由思想解放之先河。諸子百家，儒道墨冉，兵家法家，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如朵朵鮮花，爭妍鬥豔。為中華民族的的文化思想留下了一塊絢麗多彩的瑰寶。可惜好景不長，這次繁榮只延續幾代人的時間。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的時候，來了個急剎車，焚書坑儒，斷了言路。可以說，自秦以後，言論自由就成了中國人最昂貴的東西。為了它，往往要付出鮮血和生命。

為了限制言論自由，統治階級發明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文字獄。為了一首詩，一篇文章，一篇奏摺，不惜斷章取義，小題大做，把人鋃鐺入獄，甚至開刀問斬。即使在被影視編導極力粉飾的康乾盛世，文字獄也是有增無減，被懲處者成千上萬。於是文人墨客力所能及的只剩下低眉彎腰，歌功頌德。這個群體從此失去脊樑，衰變成皇帝老兒的蟋蟀和京巴。

唐初，貞觀天子李世民廣開言路。「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基本上沒有文字獄事件的發生。唐朝的興盛與壯大恐怕與言論自由不無關係。代表性的成就就是唐詩和古文的復興。數千位詩人吟詠出近五萬首風骨俊逸流派紛呈的詩篇，流芳百      代。 唐詩的輝煌可以同西方古典音樂、沙士比亞的戲劇競相比美，乃華夏文化之大成，應當申遺。此外由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文起八代之衰，「挽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一掃魏晉以來文壇的萎靡之氣，引領唐宋八大家，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如果唐朝的常委們別出心裁，成立一個什麼部門，成天價找文人的茬，動不動就把一首詩說成影射朝政，把一篇散文說成篡奪江山，恐怕唐人留下的也只有為民立極的萬壽無疆賦了。唐朝的先例證明了言論自由對社會發展的積極和推動作用。

1911年後，延續數千年的封建統治土崩瓦解，中國的文化思想界迎來了一個真空地帶。再加上各路軍閥忙於爭奪地盤，相互廝殺，沒功夫搭理那些騷人遷客。中國人竟然獲得了幾十年達到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

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裡，中國人從老美那兒引進了三民主義，又從蘇聯老大哥那兒引進了共產主義，成立了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各種民主黨派，探討著中國的未來。比起慈禧老佛爺的獨斷專行，禍國殃民，這無疑是一種進步。在文化界，砸了孔家店，開展了白話文、自由詩的運動，湧現出思想信仰各不相同的作家、詩人。如徐志摩、魯迅、郭沫若、巴金、張恨水、胡適之、茅盾等。戲曲界烘托出以四大名旦、四大鬚生為代表的一批優秀表演藝術家，把京劇藝術推向了一個頂峰。教育與科學界湧現出李四光、趙忠堯、楊杏佛、錢三強、翦伯贊、華羅庚、竺可楨、朱光潛、吳有訓等大師。這些奠基者的大部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中國學術界的帶頭人。

1949年後培養的人才數目雖多，可是沒有幾位能同這些前輩相提並論的。須知，這些前輩是民國時期的產物。那時候國弱民窮，山河欲碎，中國居然造就出這麼多偉大的詩人、作家、演員、教授、科學家，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就像一個窮困的山溝一下子湧現出了10幾位學部委員。其實，這中間言論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原因，儘管它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短暫出現的。它的社會效益已經碩果非凡，有目共睹。這倒有點像「有心栽花花不長，無心插柳柳自活。」野花有時長得更好，大概是因為沒人去管束它。看來，有些事情，管得太多，會適得其反。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也曾效仿諸子百家，來了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料這樣的好事卻演變成了一種引蛇出洞的陽謀。主席一氣之下，坑了幾十萬個右派，其氣勢之恢弘，令始皇嬴政黯然失色。還好，他老人家把書都留下來了。要不然，中華民族得倒退2000年。他坑的這些儒里，有不少人只是善意地給登門拜訪的領導提了一條意見。因為一句話毀了一輩子，毀了一家人，甚至子女的前途。可見在中國言論自由的代價何等金貴。

到了60年代，鄧拓、吳晗、廖沫沙成了文革序曲奏響后的第一批文字獄的冤魂。尤其是明史專家吳晗，為了一部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直落得個家破人亡，好不凄慘。到了文革時，因為一句話，一封被偷拆的信件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恐怕多如牛毛，不計其數。可惜，那時候的國人，還不知道什麼叫言論自由，還不知道捍衛自己的人權。其實毛主席早就號召過，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他也引用過清人龔自珍的一首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惜，有些事情說著容易做起來難。

在文革期間，人人惶恐終日，連開會時不愛說話的都得挨整。人們不僅失去了言論自由，還失去了不言論的自由。破天荒地開了先例。那時候，拍馬屁都得小心翼翼，您得拍到點上。有一位楊老將軍不知道抽動了哪根筋，寫了篇文章《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主席看了十分惱火，一下子撂倒了楊、余、傅三位將軍。

作為領導，要豁達大度，能容天下難容之事。三國時期的政治家曹孟德讀了一篇對他的惡毒攻擊的文章，祖宗三輩都被罵得狗血噴頭。他卻頓時病去疾除，對文章讚不絕口。後來還請作者陳琳為幕賓；則天女皇見了駱賓王寫的《討武氏檄文》，在第一時間裡想到的是，當朝宰相怎麼沒把這小子調到中宣部？駱賓王終未逃脫牢獄之災，那是因為他的確跟著徐敬業犯了顛覆國家的大罪。到了電氣化、網路化的今天，可以坐地日行八萬里，難道我們的度量還不如奸詐多疑的曹阿瞞，還比不上巾幗之輩的武則天？

對於居廟堂之高，吃慣了海參魚翅的那些人，幾句難聽的話語就像在飲食中加點雜糧、青菜、礦泉水。其實更有利於健康。古人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意思是堵住人嘴，不讓講話， 比堵住決堤的洪水還難。以古為鏡，解除言論禁錮會使一大批黨內優秀幹部騰出手來，去做些為民謀福的實在事情。

幾千年來，中國素有文人無行之說，像彌衡、嵇康那樣敢於嬉笑怒罵的為數不多。像比干、海瑞那樣剛直不阿的更如鳳毛麟角。歷史上大部分文人要麼阿諛逢迎，獻媚爭寵；要麼以筆代刀，助紂為孽。幾千年的沉重壓抑，已使這樣一個職業群體喪失了元氣，何苦再拿文字獄的大棒韃伐恫嚇。難道他們還存留有多大的抱負和作為。只有言論自由才能使這些文人放下包袱，拿起筆來，為弘揚中華民族的宏願偉業而出謀劃策，做出貢獻。

改革開放以後，慢慢地對西方社會有了了解，我們知道了敢情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里還囊括了我們自己。我們知道了什麼叫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的主旨又是人應當有說話的自由。人有表達自己看法的自由，人有發表文章評論社會的自由。前總書記江澤民曾試圖以歷史巨人的姿態要代表先進的文化。老爺子還沒來得及說明白先進文化是什麼東西，就讓位給一門心思要建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的胡主席了。

然而，從這些年的走勢來看，這先進的文化當在歐美。要不然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多領導幹部爭先恐後地把子女、家屬送到國外去讀書、辦綠卡，甚至把孫子生在美國。高瞻遠矚，留條後路。為了靠攏這先進的文化，我們請來了帕瓦羅蒂、多明各；為了靠攏這先進的文化，我們一擲重金舉辦了奧運；為了靠攏這先進的文化，我們又搞了個世博；為了靠攏這先進的文化，我們博士學位的年產量超過了美國。

可惜，這些都不過是西方現代文化的皮毛，只能用來裝璜門面，顯示一下東方古國財大氣粗的土豪風度。這西方文化的核心應當是自由民主，當然包括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我們就實現不了江老爺子的三個代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怎麼能有資格去代表先進的文化。小時候，讀過一個買櫝還珠的故事。有人在集市看上一個放著珍珠的盒子，出錢買下。然後把珠子退給賣主，只拿著著盒子走了。自由民主，言論自由是西方文化的珍珠，到現在，我們買回去的恐怕還都是空盒。

大革命時期，年輕的共產黨人殷夫曾經翻譯過一首詩，「生命尤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首詩廣為傳詠，成了共產黨人爭取自由的旗幟。他們為了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前赴後繼，在夏明翰被殺后，還有後來人，那是何等的豪邁的壯舉。 

然而革命一成功，共產黨則變成了獨裁專政的黨，言論自由的提法就從此偃旗息鼓，銷聲匿跡。老百姓只能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動輒則咎，誠惶誠恐，隨時會以反革命論處。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人是站起來了，可舌頭卻被卡住了，筆被封住了。好在中國人失去言論自由為時已久，也沒感到有多大憋屈，照常吃喝，照常工作。甚至自願鬥私批修，跟父母劃界，對領袖山呼萬歲。憑著30斤的糧食定量，還以為我們是世界最幸福的群體。還要放眼世界，解放全人類。

沒吃過豬肉，又沒見過豬跑，自然想不出紅燒肉的味道。沒享用過言論自由，又沒見過言論自由，自然也領悟不出言論自由的奧妙。改革開放的政策打開了東西方之間的窗口，加深了中國人對歐美社會的了解。無疑，這會對提高自由民主的理念有個良好的開端。

         其實，言論自由沒有那麼可怕。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自秦漢經唐宋元明清，有哪個朝代的更替是幾個秀才帶頭完成的。歷史上的那些秀才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附庸。就是有幾個敢口出不遜跟皇帝叫板的，也還是苦口婆心為了吾皇帝業的穩固。漢高祖劉邦亭長起家，只有大風歌一首流傳，算個基層幹部；唐高祖李淵乃世襲國公，相當於高幹子弟；宋太祖趙匡胤出身行伍，乃一介武夫；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更算不上文人AT ALL；明太祖朱元璋當過和尚要過飯，小學都沒畢業；清太祖努爾哈赤行軍射獵，書大概也不會讀得太多。要論文化水平，近代的領袖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倒堪稱文化人，但他們的政權也不是靠幾支毛筆和幾篇文章輕易得來的。文人沒那麼可怕，大不了也就是「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何況我們的國家上有公安部、安全部；中有人民警察、武警部隊；下有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到了該動真格兒的時候，還有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幾個酸秀才動動嘴皮，耍耍筆桿，小樣兒。鬧不出圈去。

改革開放以來國門大開，成千上萬的青年留學海外，成千上萬的外企到中國經商，經濟上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把社會主義的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經營有機地結合到一起。  如果不是為了一己之私，我們為什麼不能再往前挪一大步，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也學過來。自由民主不是洪水猛獸，它是西方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石。

言論自由的國家，民眾可以監督政府；言論不自由的國家，民眾被政府監督。前者政府清廉透明，國有生機；後者領導貪腐混濁，民怨不斷。如果中國引進了言論自由，就會更協調地與世界先進文化接軌，對杜絕腐敗，對清理貪官污吏都會有推動作用。一個中紀委的力量是有限的，言論自由將鼓勵起更多的民眾揭發出壞人壞事，讓中國的社會主義更有特色。

只有那些辦壞事，坑害國家的人才會懼怕自由言論。同文革時代相比，國內的言論自由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人們可以自由地對國事評頭論足，甚至在諸如強國論壇的網上破口大罵，教授可以在課堂上抒發己見譏諷時事。但總還有那麼一條底線不能逾越，多年前，劉曉波的諾獎風波就是再好不過的體現。弄得振寧楊老先生都十分被動。第一他那十年得獎的預言沒有說明具體項目，不料這麼快就來了個「正打歪著」；第二，我們一旦同諾委會把關係搞僵，那些小肚雞腸的委員們十年怕井繩，豈不斷了中國其它項目得獎的後路，辜負了楊先生的一片拳拳愛國之心。

        總之，全面言論自由還要有個過程，不可操之過急。對一個民主國家，言論自由是理所當然，人皆有之。在一個非民主的社會，言論自由也不是絕對不行。先秦的諸子百家，盛唐的廣開言路，古已有之。況且，共產黨內也有不少精英認識到爭取民主自由是人民應有的權利，提出了「權為民所賦」的進步理念。

說不定哪一天，中國能有一位紫薇真主轉世下凡，還人民以言論自由。倡導和等待，提高人民素質，或許是取得言論自由的唯一途徑。倘若一個國家總體素質偏低，不管更替幾茬政府，也還是換湯不換藥。出不了像華盛頓、傑佛森和林肯一樣傑出的政治家。

個體經濟禁錮的取銷造就出成千上萬的大款、大腕，銀子像水一樣嘩啦啦地流進這些人的腰包，名車、名表、名酒、名包成了他們炸醬麵的面馬，牛欄山二鍋頭的伴侶。這些事實充分體現了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取得的豐碩成果。同理可證，個體言論禁錮的解除，讓一部分人先說起來，將會造就出一大批比郭德剛、周立波和小瀋陽還要紅火的政治演說家、評論家；一大批比羅貫中、曹雪芹、魯迅、巴金還要偉大的作家。到那時候，有資格得獎的中國人會排著長隊，異口同聲地寒磣寒磣諾獎委員會的洋大人，「小赤佬，一邊兒呆著去。想拿150萬個耷拉忽悠誰呀？拉倒唄！我們東方諾貝爾獎的起價是1億美元。」

      這些年微信成了人們交流友情和信息的平台，與人為善，誠然可佳。但搞著搞著，弄出了一群網警。他們吃飽了撐的，沒正事可做，成天盯著百姓在微信發的貼子。還整出一套敏感詞。動輒揮舞大棒，屏蔽可疑信息，嚴重時還要封群封號。這無異於割掉發言著的舌頭。是的，你很了不起，可以剝奪百姓在微信發貼的權利，但你能讓他們停止思考嗎？你能讓他們以其他的方式在自己的各種朋友圈裡交談嗎。杯弓蛇影，掩耳盜鈴。對微信平台的權力濫用成為中國古代寓言的笑料，愚蠢！

我想，當中國人有了言論自由的時候，應當把獄字改寫。讓兩條狗之間夾著一個「歹」字，把那些作姦犯科，橫行鄉里，欺行霸市，貪污受賄的刑事罪犯，歹人，統通關進監獄。至於那些聽了槍響就尿褲的舞文弄墨階層，讓愛說話的說去，只要他們嘴裡吐不出刀子；讓愛寫文章的寫去，只要他們筆下的不是子彈。辦幾份報紙刊物，讓有牢騷的由著性兒可著勁兒地發去，只要他們不違法亂紀。百姓有自由，領導有度量，言者無罪，聞者足誡，皆大歡喜，豈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