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洋務運動的歸宿

兩次洋務運動的歸宿   

在近代百多年的長河中，制度頑強的中國經歷了兩次洋務運動，並兩次宣布了中學為體的告終。

第一次洋務運動發生在1861年—1895年，持續35年。第二次洋務運動發生在1978年—2020年，持續42年。雖然相距127年，但異曲同工，都沒逃出失敗的命運。

第一次洋務運動發生在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滿清政府滿目蒼夷，岌岌可危。於是有人獻策「師夷長技以自強」和「師夷長技以求富」。洋務運動主張中國接受並學習西方在自然科學和商務、教育、外貿、萬國公法等社會科學上的優勢。而中學為體的主張則是繼續清王朝封建統治。中國企圖借用西方造船炮、修鐵路、開礦山、架電線等工業，以及文化教育的辦法挽救政權存亡之危機。洋務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為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奠定了初級的基礎。

第一次洋務運動失敗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慢性（chronic）原因，這就是清政府的腐朽沒落。從皇家到官宦，貪污腐化，奢侈享受。這些因素限制了工業的發展和軍事的壯大。另一個是急性（acute）原因，這就是發生於1894年的甲午海戰。北洋水師的炮彈非不利矣，軍艦非不堅矣。但是在自家的海面被勞師遠征的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全軍覆沒。清政府不得不接受馬關條約，割地賠款。本來要以夷制夷，夷本指西方列強。沒想到敗在不屑一顧的倭人手裡。洋務運動畫上遺恨失吞吳的句號。

孫中山先生和他創立的中華民國總結了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不光要西學為用，還要西學為體。於是他幾經失敗，流血犧牲，建立了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其目標是實現憲政。可惜中華民族命途多舛，內有軍閥混戰、共匪作亂；外有日本鐵蹄，虎視眈眈。這個脆弱的新興政府終於敗給被所謂的主張共產的專制有加政權。只好飲恨偏隅，到一個小島上去經營三民主義的試驗田。

毛澤東在長達28年的奪權歷程中，用打土豪分田地騙得農民的信任與支持。他們趁國難之危，發展壯大。於抗戰勝利后，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便勢如破竹，「鐘山風雨起倉皇，百萬雄師過大江。」就打江山而論，他運籌帷幄，縱橫捭闔，其能力心計遠在劉邦和朱元璋之上。

可是，以他為首的一群農民將領和知識鷹犬在打江山時雖然捷報頻傳，但他們在坐江山的舞台上，卻呈現出拙劣的表演。他們大興文字獄，灌輸全民一統的思想觀念。其獨裁專制的程度超過歷代。在馬列教條的意識形態指導下，他們企圖靠運動和口號治理國家。從1949到1976，他們頭昏腦脹，變本加厲。運動此落彼起，接連不斷。鎮反、抗美援朝、土改、合營、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大飢荒、學雷鋒、學大慶、學大寨、四清，直至史無前例的火燒全國的文化大革命。

在二次大戰之後，不管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一個個都在老老實實發展經濟，為民謀福。而中國卻在在這27年時間裡七斗八斗，天天折騰，雞犬不寧。老百姓的口糧強制在30斤的水平，副食憑證供應。農民的工分所得還不夠一年的口糧。幸虧被監管的是數億良民、順民，在餓死幾千萬的煎熬中，他們居然還把那個餓死他們的「救星」像佛龕一樣，掛在殘垣斷壁之上。

經過十年文革，學校停課，工廠停工，人手一本的小紅書居然要把精神變成物質。毛澤東和他的四人幫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最後，只落得人才青黃不接，經濟停滯不前，百姓怨聲載道，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在一片蕭條破敗的嗩吶吹奏的尾聲中，不知道怎麼坐江山的四個偉大，孤獨憔悴地走了，死而後已。

面對此情此景，紅朝元老鄧小平三下五除二，搞掉了他辦事毛放心的華國鋒，以軍委主席的身份，登上太上皇的寶座。說來他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曾經三下三上，不得不發假誓永不翻案。可以說，這些倖存的功臣對文革也深惡痛絕。如何剎住極左風，走出死胡，同成了他出山後的棘手難題。

在這樣的形勢下，鄧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摸著石頭過河，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耗子的就是好貓。他先從解決經濟問題入手，恢復了私有和農村的包產到戶。在對外關係上，他憑經驗領悟到「跟美國好的國家都富起來了」。於是他在對內改革的同時，也開啟了對外的開放。

然而不管是對內改革，還是對外開放，他都留了一手。那就是改革只限於解開經濟的枷鎖，融入市場經濟的成分。但是在政治體制上，他還要恪守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堅持馬列主義。其實說白了，就是一個堅持，那就是堅持一黨專制。大體上，鄧小平的改革與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別無二致。所以，鄧小平的改革毫無新意，充其量不過是第二次洋務運動。

鄧小平對美國伸出的友誼之手是有保留的，這就是他的韜晦之計。韜晦或曰韜光養晦，意思是指隱藏才能，不使外露。畫外音就是等待時機，居心叵測。A對B韜晦表明A不會做B推心置腹的朋友。而是為了困於現狀，不得不裝孫子。然後伺機而動，最終取勝後者。他要學勾踐或劉備，在強敵面前牽馬墜鞍，聞雷失箸。一旦時機成熟，則翻臉不認人，引兵征討。因此，韜晦就是暗藏玄機，韜晦的目標就是亮劍。不管鄧大人居心如何，美國憑藉商賈的敏感嗅覺，接受了中方暗送的秋波。在江朱的配合下開始為時不長的蜜月。

於是美國的大亨們紛紛到中國投資建廠，並且為中美合資的產品開闢市場。中國則徵用了大量廉價的勞力，農民工。中國還貢獻了環境和資源，兼天時、地利與人和為一體，改革開放速見成效。大樓平地而起，高速路迅速加長。一部分人也成了暴發戶，開上豪車，住上別墅，睡上三奶，集體到歐洲的奢侈品店炫富掃貨。銀子嘩啦啦地流進國庫和貪官的私囊，GDP總值躍然提升到全球第二。

然而崛起還不能說是第二次洋務運動的成功。因為崛起后的財富沖昏了上層的頭腦，對下則蒙蔽了百姓，他們誤以為在專制的體制下，中國也可以繁榮。不少人居然相信取代美國地位的時刻已經來臨。

崛起帶來了新的問題，官場貪腐成風，商界投機取巧，百姓則吃喝玩樂，世風日下。房價、醫療費用和學費漫天暴漲，錢多了並沒有讓百姓脫離困窘。加之環境污染，資源枯竭，一帶一路，成了好大喜功好高騖遠的高昂代價，為後來的發展杜塞了進路。顯然，這些崛起的副作用與中學為體密切相關。因為專制和人治限制不了官府的監守自盜，法不健全也成為財富積累的漏洞。

2020年初，一場武漢肺炎驚動世界，病毒傳向了所有有人的角落場所，在負能量的意義上，提前實現了一尊鼓吹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世界經濟拉起警鐘，陷於蕭條停滯。中國在病原問題的轉嫁和對病毒蔓延的隱瞞，以及後續的掩飾，丟掉了留下本來不多的信譽。當然病毒的雙刃也葬送了崛起國的活力。一根支撐一國經濟的電線杆子，頹然倒下。

觀今鑒古，這兩次洋務有點有什麼異同呢？

共同點在於社會起因，即他們都是在國家遇到挫折甚至失敗的局勢下產生的。第一次因為清末的內憂外患奄奄一息；第二次則因為文革后經濟的萎縮和迷茫。

此外，這兩次洋務運動採用的方針都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抱守殘缺的上層沒有一位像日本伊藤博文那樣的開明之士，在政體上開刀，甩掉幕府系統。

此外，兩次洋務運動的出發點也大同小異，這就是力挽統治集團日暮途窮的走勢，並且把矛頭指向外敵。這就是「以夷制夷」和韜晦亮劍。兩次洋務運動並沒有把改善民生放到首位。最多也就讓統治者的子孫和有門路的投機客先富起來。他們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也是失敗的一個原因。

那麼兩次洋務運動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第一次洋務運動的啟動靠的的是前朝留下的銀子，用這些錢修鐵路，建工廠，修鐵路。第二次洋務運動的激活靠的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新形勢。具體地說，就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技術支援和留學生的培養，還有消費商品的廣闊市場。

第二，第一次洋務運動的間接原因是腐朽的制度，直接原因是日本人的侵略。第二次洋務引動的間接原因是死灰復燃的毛澤東意識形態，直接原因是冠狀病毒。

第三，第一次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但留下了技術開發的成果，如新學、鐵路、礦山，及機械製造等工業雛形。第二次洋務運動留下污染的環境、失業的農民工，以及維護高樓大廈、高速公路和高鐵的的費用。

第四，第一次洋務運動后，激發了仁人志士和以孫先生為首的三民主義創舉。第二次洋務運動的繁榮假象和官方的宣傳麻痹了一批義和團式的「愛國者」，小粉紅，在他們身上埋下了盲目仇外「認祖歸宗」的民粹稻種。

第二次洋務運動的失敗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制度的保障，沒有一個健全的法律，經濟上即使有一時的飛躍，甚至盛世，但不會持久。人治的本質就是一個人登上大位，就可以用他的意志去改變國家，去主宰萬民。如果這個人弱智輕狂，如果這個人重新撿起已經被拋到垃圾箱的腐朽觀念，如果這個人把幫助國家振興的友邦當成仇敵，頻頻亮劍，那麼經濟就會重新退回到崩潰的邊緣，人民就會重新回到水深火熱的過去。

第一次洋務運動靠的是庫銀，總有花盡的時候；第二次洋務運動靠的是外援，又被自己的亮劍斬斷。那麼還會有第三次洋務運動等待我們嗎？100多年裡的兩次試驗已經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

如果還能再來一次洋務運動，那將是雙腿健全的「西學為體，西學為用」，徹底擯棄老祖宗留下的專制和人治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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