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是個不孝之子嗎？

楊繼繩的《墓碑》一開篇就描寫他父親於1959年4月餓死。當人在造假時，他往往不能夠設計的面面俱到，總是會留下點破綻，做到完美無缺是非常困難的。比如同為新華社高級記者的李錦在編造「吃食堂」時說城鎮食堂吃飯不要錢，但油米柴鹽等都需要買，所需資金從何而來？這就是漏洞！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楊繼繩留下了什麼破綻。

楊繼繩的父親生於1889年。1959年4月楊父69歲，大概還有4個月滿70歲。根據國家統計局，1957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57歲而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還應該稍微低點，1959年的平均壽命與此相差也應該不大，也就是說楊父此時已經超出中國人的平均壽命至少10歲。經常被人們引用的杜甫詩句「人生七十古來稀」可以說是對那個年代的寫照，能夠年滿70確實不易，滿69歲的人也不多，可以說楊父是年近古稀了。楊繼繩還在文中提到1951年養母去世以後他就與父親（養父）相依為命，也就是說家裡再沒有別的人了。

1959年4月楊繼繩在溪水縣第一中學上高中（他是1960年上清華大學的），也就是說楊父一人在家。生產隊是怎麼對待楊父這個年近古稀的孤獨老人呢？讓他放牛！沒有農村經歷的人可能不了解什麼是放牛，放牛就是每天把牛牽出去吃草，喝水，有時牛可能會去池塘里洗個澡，等牛吃飽喝足以後再把牛牽回來。這應該是農村裡最輕的農活了，一般都是小孩子乾的，許多還是學齡前的兒童，所以我們經常看到聽到「放牛娃」這個名詞。生產隊安排楊父去放牛是非常照顧楊父了，看他是一個年近古稀的孤獨老人，所以安排了最輕的活，這樣他也能掙點工分。這時候楊父應該許多農活都不能幹了，不然還可以打打雜。那麼在生活上生產隊或楊繼繩有什麼安排嗎？在農活上生產隊是這麼照顧，在生活上生產隊或楊繼繩反而沒有任何安排？讓楊父一人獨自生活，做飯、挑水、洗衣這些事都不管了？楊父此時還能幹這些活嗎？如果能，也不至於在生產隊放牛干這種學齡前兒童的活了。如果沒有安排，楊繼繩能夠心安理得地出去上學嗎？還能是「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嗎？如果沒有安排，楊繼繩就是一個不孝之子！楊繼繩願意帶這頂帽子嗎？這矛盾就證明當時楊父是有人照顧的，餓死是不可能的，是楊繼繩編造出來的。

楊繼繩在文里還寫到榆樹沒有皮，連根都被刨光了，狗不叫，也沒有雞跑了。飢荒夠嚴重了吧？楊繼繩在這段文字里只描寫了兩個人，一個是兒時的朋友張志柏，沒有描寫他的容貌，應該沒有什麼異常，至少沒有引起楊繼繩的注意。張志柏能夠匆匆趕到第一中學，這不像是極度飢餓的人。另外一個就是楊父了，「瘦得皮包骨」。我們已經知道楊父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老人不但飯量小了，消化吸收能力也退化下降了。所以老人往往得不到足夠的熱量，這時他們就需要把體內的脂肪等物質轉化成熱量來維持生命，其結果就是老人往往是消瘦的，許多還瘦成了皮包骨，這是一種自然現象。我們日常所見的老人大多都是這種情況，有疑問者可以隨時去養老院查看核實。所以楊父這時瘦成皮包骨是正常的，並不是飢餓的原因。當然現在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已經超過了70歲，70再也不是古來稀了，所以只能與現在90歲以上年近古稀的老人比才合適。

另外村裡的人都已經在吃樹皮了，連樹根都刨光，花生芽也刨得差不多了。問題是村民們知道花生芽可以吃，為什麼不刨光？給楊繼繩留點，等他回來刨嗎？村民們知道楊繼繩要來刨花生芽嗎？楊繼繩又是如何先知先覺知道那裡還會有花生芽可以刨呢？不合理嘛！楊繼繩不是從學校帶回三斤救命的米嗎？更為嚴重的是父親已經餓成這樣了，時間就是生命，為什麼不立即用帶回來的米煮（稀）飯？為什麼還要耽誤時間去刨花生芽？這不是編的不合理反而弄巧成拙了嗎？！

根據楊繼繩，上高中時他有助學金，我們都知道中學里很少有獎/助學金，有也金額不多。楊繼繩能夠出去上中學，在外面完成中學學業就說明他的家業還是不錯的，他在外面上學也說明他是沒有後顧之憂的。由於楊繼繩此時只是一個高二的高中生，楊父就是這家的頂樑柱，是家裡的唯一經濟來源。在一般情況下楊父的去世就是這個家庭天塌下來的大事，這時楊繼繩就得把生活的擔子自己挑起來，也就是說將不得不停止學業了。但楊父去世以後楊繼繩還能夠在中學里不間斷地繼續學習了一年多，於1960年8月進入清華大學。這說明在楊父的生前身後，生產隊對他們一家都是非常照顧的，怎麼能讓楊父一個年近古稀的孤獨老人獨自生活並餓死呢？說不通嘛！

楊繼繩描寫的這段發生在1959年4月，他聲稱的「大飢荒」至少要持續到1961年底甚至1962年（楊繼繩在書里計算餓死人數時還包括了1962年和1958年）。1959年4月他家鄉的人就已經在吃樹皮，連樹根都刨出來了，還有至少兩年多的時間，他家鄉得餓死多少人？可惜他沒有寫，可能也沒有，至少沒有大規模餓死人，所以什麼吃樹皮等也都是編出來的。

在文中楊繼繩還活靈活現地寫道，「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楊繼繩還寫到他上初中時楊父在開茶鋪，也就是說不在放牛（那時還沒有人民公社），放牛應該是在他上高中以後，這時候楊繼繩至少17歲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小伙，這頭小水牛能夠馱得起他嗎？更別說在山坡上溜了！楊繼繩這裡把自己當成「放牛娃」了，但又忘記說的是頭小水牛，真要騎上去，這小水牛是會被壓得起不來的。是不是沒有編好，露餡了？

分析到此已經很明顯了，楊繼繩這段的描寫就是編造的，他父親並不是餓死的而應該是自然死亡。由此看來楊繼繩不僅僅是個謠言的傳聲筒，並且還是一個謠言的製造者！在《墓碑》的一開始楊繼繩就在撒謊，這本書從頭到尾充滿了謊言，到底有多少謊言可真是數也數不清了！這樣的人能當記者嗎？

為公平起見，楊繼繩《墓碑》描寫其父親餓死的前幾段列在這裡，大家可以自己閱讀，自己判斷。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桿秤，自己來衡量一下楊繼繩到底是一個記者還是一個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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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里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里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併到食堂科停伙3 天，取出了3 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里，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里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里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里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託人叫我回家。生產隊里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 年（光緒15 年）農曆6 月6 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颳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后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癒。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里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里浮現。

1950 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后，都有人湧上台對被斗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14 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后，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后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1951 年去世后，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干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穀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穀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 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1954 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２０華里。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10 里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１０里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７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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