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選擇真的比奮鬥更重要：《上海生死劫》讀後感

幾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拿到一本英文回憶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由於工作忙只匆匆瀏覽看了一遍。作者是鄭念女士，主要講述的是在1949年之後選擇回到大陸，在文革期間遭受的迫害。最近在網上搜索看到了中譯本《上海生死劫》，又從頭讀了一遍， 那些描述的經歷真令人不勝唏噓。

鄭念女士原名姚念媛，1915年1月生於北京，父親曾留學日本，並任北洋政府官員。她中學就讀天津南開中學，然後考入燕京大學，后又到英國的「英國政治經濟學院」留學，並在英國遇到了在那裡讀研究生的鄭康棋先生，兩人相愛成婚，從此改從夫姓。鄭先生回國后在外交部供職，后被派到澳大利亞做外交官7年，夫婦倆在澳洲有了唯一的女兒。他們在1948年10月回到上海。在49年5月中共佔領上海后，他們選擇留下。鄭先生被英國殼牌石油公司聘任為中國分公司經理助理。因先生在57年病世后，鄭念女士受聘接任助理。

文革爆發后，她被稱作「洋買辦」「帝國主義的走狗」，她家被炒，多年收藏的古董被搗毀， 人也被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她在書中主要講述了在獄中被關押六年半受到的各種人格的侮辱和身體的摧殘。因為在受審時不承認自己有間諜行為，也沒有揭發別人，她多次被打罵，有一次連續11天被銬上帶齒的手銬，吃飯睡覺都戴著， 以至於腕部皮開肉綻，13年後都未能全部恢復知覺。而她沒有自殺的原因一是相信自己的無辜，要與關押他的人鬥爭到底，二是惦念著女兒鄭梅平。可在她出獄后才得知，女兒已在自己入獄后不久就被迫害致死了，僅活了26歲。

文革之後很久她才出獄，之後也一直受到監視，還被要求參加學習。直到大陸與美國建交后，她才以到美國看望妹妹為名，逃了出來。鄭夫人晚年居住在美國，至2019年94歲時去世。她用寫這本回憶錄的稿酬設立了以女兒名字命名的基金會，資助大陸留美學生。

讀這本回憶錄， 是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文革中所暴露的人性的醜惡。讀後在為鄭女士的不幸遭遇感到痛心的同時，也想到她還算是不幸中的萬幸者。因為從反右到文革，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他們有的自殺，有的在夾邊溝等勞改農場被活生生餓死。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列舉了數位在49年後留在大陸或從海外回國科學家，本來想報效祖國，但卻在政治運動中被報銷的悲劇。蔣介石在敗走台灣時，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有81名院士，其中59人選擇留在大陸，後來有14人死於政治運動。而從海外回國的科學家也沒有幾人能倖免於難。如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計算機之父」董鐵寶、南開大學物理系創始人饒毓泰，都在文革中自殺；華羅庚的導師數學泰斗熊慶來、教育學博士董時光，都被活活打死。地質學家謝家榮更是攜全家一起自殺。也有一些知識分子歷盡磨難，勉強活了下來，如物理學家徐璋本，坐牢22年。鄭念女士在回憶錄的結尾也提到， 她的親弟弟50年從英國畢業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幾年後就在反右時被打成右派，雖然患有胃潰瘍仍被下放到郊區農村養雞，37歲就已頭髮花白。文革中又被送到五七幹校監督勞動。

所有這些都讓我們真切地看到了共產專制體制的殘酷，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話「人生在有機會選擇時能作出正確選擇比奮鬥更重要」。確實，人生有些事是無法選擇的，如出生在哪裡。但在有選擇時一定不能受人鼓動，頭腦發熱。最近爭論很大的電影《長津湖》令我想起那些放棄去台灣的機會，選擇回大陸的志願軍戰俘，再聯想到不久前復旦大學那位從美國回去將書記斬首的博士，他們都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念之差」而終生受難，不知有多少人會為自己的選擇悔恨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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