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政治運作前的細微前兆

不僅在中國，世界各地也類同，大凡在大規模的政治運作前，都會有細微的政治前兆，只是是否能夠察覺得到，那是因人而異的了。「中國文革前夕，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也有種種發生變化的跡象」，中國香港的即將在四天後的9月24日出版的《亞洲周刊》第31卷38期中，有篇署名文章就以圖片文字解析了中國文革前夕的映象，重現了大規模政治運作前的細微前兆。

「文革前夕，上海青年群眾在火車站歡迎日本青年訪問團，背後是反美標語布條（橫幅）」--(圖：齋藤康一)。

文章說，日本攝影界「中國通」齋藤康一在1965年文革前夕赴中國大陸，訪問48天，用了8、90卷底片，從社會景象中已聞到文革的火藥味。他用鏡頭捕捉大時代的瞬間，成了珍貴的歷史影像紀錄。上面的那枚照片，就讓攝影者感覺到了什麼政治感情的傾向。
齋藤康一是當代日本攝影界的有名職業攝影師，齋藤1935年出生於東京，畢業於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攝影學科，學生時代就擔任過攝影名家的助理。畢業后即成為職業攝影師，早期在日本的畫報和各大雜誌上，幾乎每周都有作品發表，其中，尤其是他拍攝的人物照普受好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作家、松下幸之助、黑澤明、池田大作等社會名流都在他的快門下留下過生動的表情。
齋藤也是日本攝影界早期屈指可數的"中國通"。他跟中國的第一次接觸是1965年，即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那年，包括齋藤在內的日本青年藝術家代表團本來是要參加在北非阿爾及利亞舉行的世界青年平和友好祭（節），突然舉辦國發生政變，赴阿爾及利亞的世界青年平和友好祭緊急喊卡。此時，他們剛好得知中國大陸舉辦中日青年大聯歡活動，於是調整計劃，所有團員決定前往大陸參加兩國青年大聯歡活動。
齋藤所屬的那個世界青年平和友好祭的團，是以日本傳統舞蹈家、畫家、攝影師等藝術家為主的民間群體。當時東京和北京的邦交尚未正常化，兩國之間沒有直飛班機，日本人去中國大陸必須經過第三地--香港。齋藤在內的一行人先搭機抵達香港后，手提著攝影機、戲服和傳統樂器等，然後由陸地經過羅湖關口，進入當年外界普遍認為神秘的中國大陸。
1965年9月初，齋藤一團16人先從廣州飛往武漢，後來又回到廣州，再坐火車沿途北上。火車停在哪兒，就在哪兒下車，並跟當地青年交流，住一兩個晚上，如此這般，經過了上海等城市，最後抵達北京。直到10月，來自日本的其他團體先後結束兩到三個星期的訪華行程，各自啟程回國，但齋藤的藝術團卻仍然在大陸各地訪問，整整待了48天之久。延長了訪問的日期，齋藤原本帶來的5、60卷照相膠捲根本不夠用，到了北京好不容易才買到柯達膠捲。走訪大陸各城市期間，齋藤用掉的膠捲多達8、90卷之多。
齋藤回憶，在大陸的48天中，當時在攝影上並沒有限制，除了機場、橋樑、鐵路等軍事設施和重要公共場所以外，基本上什麼都可以拍攝。當時，中國大陸擁有私人相機的個人很少，外國人從飯店走到街頭一定會被人群圍觀。在上海，他住在外灘的和平飯店，從樓上俯瞰下面時，看到飯店前面總有一群群的人，他們都是來看外國人的上海市民，齋藤笑道："他們好像是來看稀有動物一般，對外國人充滿好奇，彷彿戰敗後日本小孩圍觀著美國大兵那樣"。

出生於日本投降前十年的齋藤，親眼看到過戰敗前身邊的大人說"是"的事，戰敗后整個都翻了個轉，成了"否"的事了。他說，戰前人們口口聲聲說"神州不滅"、"鬼畜英米（美）"的大人們，戰後便毫無猶豫地立即改口為"自由萬歲"、"民主萬歲"。因為那個年代親身經驗到的戲劇性變化，所以造成他對任何事物都持懷疑和保留態度。齋藤對毛澤東的新中國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回憶說，中國建國第16年的1965年，無論走到哪都能夠感受到一種熱烈的氣氛。不論是參加任何活動，還是打開收音機，時時處處都可以聽到高呼"毛主席萬歲"的聲音，連不會說中國話的齋藤，因為反覆地聽，也自然地上口。從幼稚園的兒童到養老院的老人，開始講話時一定先說："我們敬愛的毛主席…"，然後開口閉口就說："我們親身參與建設新中國！"、"我們要奉獻祖國！"之類的話。表面上看，物資生活並不富裕，老百姓對外面世界的理解也很有限，而且某些言論帶著對外宣傳的目的。但整體看來，齋藤感受到中國社會有一股朝氣和興奮，表達了不少人對國家恩情的感激，對未來似乎充滿了希望，他感受很深。

但是同時，齋藤似乎也察覺到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有可能發生變化的跡象，他回顧1965年的大陸確實有"以口號領導百姓"的政治氛圍，而且這樣的政治文化幾乎已走到了頂點，畢竟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物資慾望。這些自然的慾望遭到政治的強力壓抑，終究不是常態。有一天這些政治口號和後面的意識形態淡化以後，一定會發生根本的變化。果然，第二年爆發了文革，齋藤認為對中共高層來說，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但大陸百姓也許期待換個領導階層后，生活會更好。無論如何，自然慾望遭政治壓抑，這場政治風暴的不可避免和結局是慘不忍睹的。
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1965年國慶的部分日本青年(圖:齋藤康一)

齋藤所屬的團受中國全國青年聯合會的邀請參加了1965年的國慶大會。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廣場，他看到了毛澤東。他記得毛旁邊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劉少奇等人士，戴黑色帽子的林彪站在離毛澤東有八或九個人的距離，感覺與毛並不親近，重要性也不明顯。毛出現天安門樓上的那一剎那，齋藤記憶猶新，說："群眾好像發狂似地拍手，不斷地高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群眾魅力真了不得。"他對國慶大會的遊行也留下很深的印象，整個遊行隊伍一絲不亂、井然有序，表現出革命社會的高昂情緒。
齋藤在國慶晚宴上有機會見到周恩來、宋慶齡等高層人士。當晚人民大會堂里擺設了許許多多的圓桌，周恩來他們坐在正中央前方的位子。同時齋藤注意到樓上有個樂團席的包廂位子，他於是趁上廁所悄悄地走上樓梯進了樂團席，從上面往下拍了幾張晚宴的全景圖。這些照片不僅有很好的構圖，也忠實呈現了盛大晚宴的全景與氛圍。
周恩來在國慶晚宴上(圖:齋藤康一)

齋藤康一拍攝的北京人民大會堂盛大晚宴的全景

另外，1965年訪華之際，齋藤他們在大陸各大城市被中國青年聯合會的成員幾次詢問﹕"日本的創價學會是怎麼樣的團體？"

創價學會在日本屬新興宗教的佛教團體之一，信奉的是妙法蓮華經，以日蓮大聖人佛法為中心思想；日本的政黨公明黨（的母體）即源自於創價學會。日本國內對這個宗教團體的評價毀譽參半，有些團員當場批判了該團體，齋藤則不予置評地說："那是佛教團體。"

齋藤當時覺得奇怪，北京政府為何那麼關心創價學會？後來才想到，當時日中兩國共產黨的實際關係並不穩定，同時中共跟日本保守勢力也還沒有建立上有效的溝通機制，因此不排除尋找其他任何的對日聯絡管道。果然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前，周恩來就是通過公明黨訪華團將備忘錄遞交給了時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可見中共很重視創價學會的管道。

由於在街頭上能優哉悠哉地拍照的機會並不多，齋藤往往一大早溜出飯店，坐三輪車去拍照，有時只好在移動的交通工具上拍。齋藤拍的不只是中日青年大聯歡的活動照，更多的是北京衚衕里的庶民生活、上海街頭的模樣、建築、市容等。他拍下來的這些發現中國庶民生活的照片，如今已成了珍貴的時代影像紀錄。
中日青年聯歡獻唱(圖:齋藤康一，下同)

上海女民兵列隊操練，英姿颯爽

透過1965年的訪問，齋藤跟中國結下良緣。

上海老百姓在街道練功

上海街道

齋藤的第二次訪華是1976年，也就是文革的最後一年。這年5月，以向旭為團長的上海京劇團一行130人計劃赴日訪問演出。齋藤為了報道此團事前獲准赴滬採訪。後來陸續又有機會到中國大陸訪問，走遍北京、上海、蘇州、哈爾濱、拉薩等地，拍攝了不少照片。1985年他在日本佳能（Canon）公司出版了畫冊《蘇州にて（在蘇州）》，1997年又出版了《北京一九九五至九六》等畫冊，均獲日本國內的高度評價。

斎藤康一《相機里的戰後日本》畫冊中的一圖片

斎藤康一的《北京』95~』96》畫冊。作品反映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被平息后的平穏的北京街頭

在此之前，斎藤 康一還出版了《SHANGHAI '92-'93 Koichi Saito Photographs--上海署名本 signed》，這本畫冊今天在Amazon市場上還以遠高出原價的8400日元出售

齋藤康一的這些作品離出版已經很久了，知道的人也鮮少。不過，齋藤的作品得以再度問世，是一場奇遇所造成的。有兩岸老照片收藏第一人之稱的秦風（徐宗懋）在日本尋找蘇州老照片的過程中，偶然買到齋藤1985年出版的蘇州寫真集，秦風立刻發現齋藤的中國攝影作品具有藝術和文獻價值。透過佳能公司的協助，不久通過日本作家、記者的本田善彥聯繫上了齋藤，雙方經過通訊后，相約在東京會面。由於齋藤和秦風都有的攝影專業愛好的背景，談話格外投緣，很快就建立了互信。當秦風得知齋藤在文革前一年曾前往中國大陸訪問，拍攝了大量的照片，他覺得這批照片更具有極高的出版價值，實際上是近代中國影像史重要的紀錄，齋藤也慷慨地提供了大量底片，作為秦風修片、整理和編輯之用。因此，稱這本珍貴畫冊作為日本和兩國攝影作者及愛好者的合作之最是不為過的。
齋藤有關中國的許多攝影作品曾靜悄悄地藏在箱子底下幾十年，如今重現於世，予人無比的驚艷。看似偶然，其實是許多有心人長年努力的必然成果，也代表了日本和中國大陸文化交流史最新的一頁。更揭示了一個時代大規模政治運作前的細微前兆，現在看來還有其魅力，與借鑒作用。
標籤　日本，攝影，政治運動，前兆

閱讀對齋藤的這些回顧，重新翻閱他的種種攝影之作，即感受到超越時空的張力和魅力，也能夠感悟齋藤用相機記錄的個人和大時代的歷史，以致於他的作品也成了歷史的一個部分。

樣板戲《紅色娘子軍》(圖:齋藤康一，下同)

兒童剪紙祝願中日友好

兒童在街邊翻閱漫畫

上海 齋藤康一 寫真集 SHANGHAI '92-'93 Koichi Saito Photographs 部分照片

齋藤康一（Saito-kouichi）像

追記，本文所根據的原文字所載的刊物《亞洲周刊》是上世紀80年代在香港創刊的雜誌，一度在中國大陸允許以團體訂閱，不久便取消了。雜誌的作者多數均為與大陸有諸多聯繫的作家、記者，下圖為《亞洲周刊》總編、社長王璞與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合影。本文所根據的原文字與部分圖片的提示者為本田善彥，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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