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能跳出七十年興亡周期圈嗎？(ZT)

第一，當前黨內政治生活的真實情況，和而不同是主流還是同而不和是主流?

　　和與同的關係，是我國歷史上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凡是做到和而不同的，大家心情舒暢，暢所欲言，人際關係比較和諧，經濟發展、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反之，一人或一個小集團說了算，不允許有不同意見，人人自危，人際關係緊張，社會生活死氣沉沉，實際上是山雨欲來的寂靜，是一個悶局，接踵而來的往往是大動亂、大變革。這方面的經驗實在太多了。孔子有感於當時的形勢，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標出君子小人之別，用心可謂良苦。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曾希望我國出現一個新政治局面，特點是：「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他認為這種局面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毛選五卷456—457）應該說毛主席這種見解與歷史上和而不同的論點，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是非常好的設想。可惜在毛主席的晚年，他領導了反右派、反右傾等運動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卻又背離上述想法，弄得人人噤若寒蟬，全社會萬馬齊喑，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政治上冤獄遍中國，他老人家原先的希望完全破滅，教訓實在太沉重。
　　粉碎「四人幫」后，我黨領導中國，進行了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黨和國家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大進步，人們的心情變化大，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化更大，這是誰都感覺到的、認可的、擁護的。北京的計程車司機可以與乘客隨意談論朝野大事而毫無顧忌，「謗議於市朝」這一喜人局面竟在今日中國出現了，雖然黨對它還沒有獎勵辦法。網上議論更是內容豐富生動活潑。
　　但是，目前黨內在和與同的問題上，究竟進步到什麼程度，我以為還是一個應該進一步弄清楚的大問題。形勢愈好，我黨作為執政黨，愈需要清醒。我的看法是，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是提不同意見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還是唯唯諾諾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是實幹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還是弄虛作假、耍嘴皮子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我以為這才是最真實的考核幹部的尺度。群眾中廣為流傳的「數字出官、官出數字」議論，就是不少幹部群眾給我們的鑒定。現在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是：人們不講真話。許多領導幹部慨嘆：「很難聽到真話和不同意見，迎合型幹部太多」。下面則慨嘆：「講真話吃虧，不說為佳」。有人反映：現在講成績，層層加碼，到中央一級成了無限大，完全失真。講問題和缺點則層層減碼，到中央一級僅存空殼，也完全失真。這兩個金字塔現象所反映的幹部心態不一定十分準確，但也實在太可怕了，其原因更值得我黨認真思考。
　　兩種慨嘆，一個是想聽聽不到，一個是想講不敢講。本來人們是願意講真話的，弄得不敢講了，根本原因是怕招禍。誰能給他禍呢，當然是各級有權力的人。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各級領導人，能不能聽不同意見並擇其善者而從之，有不同見解的人能不能受到尊重並受到公平對待。如果社會上因言得禍的事不斷發生，當然就沒有人講真話了。粉碎「四人幫」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慘痛教訓，粉碎「四人幫」后，我們有改進，但不能說已經解決。
　　一個聽不到真話的社會，表明這個社會還是同而沒有和。領導聽不到真話就是最大的政治問題，說明脫離群眾，人們不信任他。我黨應該接受教訓，並擺脫一切現實的虛假現象，研究群眾目前不講真話和領導聽不到真話的現象，找到根本原因，認真解決聽真話與講真話的問題。我希望各級領導幹部從自己做起，講真話，講到做到，身教重於言教。群眾是最有能力區別真話與假話的。「知政失者在草野」，東漢的思想家王充早就認識到這一點。只有上面講真話辦實事，才能換來群眾講真話辦真事。

第二，不少幹部中的幾股歪風冷了許多群眾的心

　　當前，幹部隊伍中幾股歪風盛行。
　　一是豪華擺闊風。許多政府的「衙門」和官員宅第，愈來愈豪華氣派，也愈來愈脫離群眾，引起民怨與民怒。群眾稱「衙門」集中的街道為腐敗一條街，稱官員豪宅為貪官營。按照政府規定的標準和幹部固定收入，他們不可能建設這樣的「衙門」與豪宅，但修成了而且一些貧困地區也這樣做了，資金從何而來呢？上級是不管還是管不住呢？這股風看來愈演愈烈，群眾的心則愈來愈冷，黨政領導的威信愈來愈低。有的群眾說，再也看不到「老八路作風」了。這一聲嘆息包含著無限懷念與無奈，也含著一線希望。
　　二是迷信風。關於這個問題有不少報道，有的是調查資料，有的是理論上的批評，說得最清楚的是風水師們。一個調查資料說，有近三成的「縣處級」幹部迷信相面。《求是》雜誌論文，則批評少數幹部不信馬列主義信鬼神。風水師們講的就具體多了，「縣處級以上幹部中，相當一部分有風水方面的顧問，有不少人還聘請專職風水師為他規劃」，「風水師和官員們的交易是悄然進行的」。「相較於商人，官員們更想念一些『玄』的東西」。為了掩人耳目，風水師們不穿唐裝，不留鬍子，而是西裝革履，打扮成一個推銷員模樣，出入官府和豪宅。官員不直接出面，有商人代辦並買單，當然他們得到的更多。外電報道：「迷信風水現象在中國抬頭」，或說：「鬼神迷信在中國抬頭」。有報道說，有名的大寨大隊，現在有人投資3000萬元蓋一座廟宇搞旅遊。一些幹部的迷信風與社會上的迷信風，究竟誰影響了誰，它們反映的是何種內心世界？
　　三是豪賭風。中國的豪賭已「享譽」世界，他們成了許多國家、地區賭城的常客，我國周邊國家、地區都建設專門賭場迎接他們。澳門特區的賭場更是內地豪賭者的佳處，有材料指出，澳門賭場內地賭徒佔到93%。官方統計，中國每年流失到國外的賭金達6000億元，官員輸的錢往往都是公款。商人蔘賭的也大都是官商，真正的民營企業家以創業為主，很少這樣乾的。這股賭風使中國人在全世界丟盡了臉，群眾的憤怒是十分自然的也是應該的。對這股惡風黨和政府似乎束手無策。
　　四是「跑部錢進」風。這已成為潛規則了，下面振振有詞。「不跑部就拿不到項目，不用錢就進不了門。跑部錢進是下面的不得已之舉，是逼出來的，含著眼淚乾的。」送錢已成了一門大學問，神龍見首不見尾，不露痕迹，其妙無窮。比較公開的則是「項目車」是小幹部乾的，給小單位和個人一個小項目，不用說話就有一輛轎車送上供他使用，油和司機的開支也不用管。在這種潛規則支配下，下面的花樣就更多了，風氣也就愈來愈壞，上面的管理限制辦法，永遠跟不上形勢。
　　還有一些風，如公款吃喝風、包二奶風、外逃風等等，就不細說了。
　　上述種種歪風的總的結果是：我們不少黨政機關的辦事能力愈來愈低下，出現了所謂的「體制性遲鈍症」，處理事件拖拉，往往把一件民意小事情，釀成民怨甚至民怒，成為群體事件，社會安定大受影響。最近發生的兩件事就充分說明這一點。一是山西黑磚窯事件。人販子在河南鄭州市等地方抓勞力，通過他們的交通線送到山西各地的黑磚窯，強迫勞動，過著非人生活。此事長期存在，兩省的有關部門毫無作為，任其胡行，有的基層單位甚至與他們勾結共同作惡。這裡的黨政機關的無能已到了何等地步，豈僅是「遲鈍症」而已。二是太湖蘭藻事件，這是自然現象，完全可以預測到，南京市就有中科院的一個湖泊研究所，對太湖當然十分了解，為什麼他們的信息就不能進入省市決策領域？太湖水質關係廣大群眾生活，當地領導卻毫不了解即將發生的嚴重事故。特別嚴重的是三江三湖治理已實行多年，為什麼還發生這樣的事。這兩件事太令人震驚並陷入沉思。國家環保部門已明確指出，我國已進入污染高發期。每一個污染源都與當地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息息相關。高發期的特點及其對周圍群眾的影響，應早作研究並制定對策，再不能臨時被動應付了。

第三，能請群眾來監督幹部嗎？

　　上述種種歪風在我黨我國還不能說處處如此，日日如此，但是若不能及時堅決剎住，不僅會破壞當前的大好形勢，如果久拖不決，那就會徹底冷了群眾的心，他們必然由怨而怒，勢將釀成大禍。群眾的耐心不是無限的，我們黨的威信也不是天生，更不是一勞永逸的。
　　現在的問題是，單靠領導機關的力量能否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回答是否定的，無數實踐已證明這一點。下面對付上級的監督和檢查規律，已弄得清清楚楚，對付辦法更是天衣無縫，現在這套監督和檢查辦法可以說收效甚微。我們處分幾個幹部可以做到，但改變不了風氣，一陣風過後，一切照舊。群眾早就總結出一條檢查規律：「河水突然清了，表明領導要來檢查，河水又污濁了，表明領導走了。」領導得到的是假象，但誤以為真，十分高興。群眾卻認為下級玩弄領導又成功了。受苦受害的是當地群眾，淮河沿岸現在出現不少癌症村，就是最明顯的證據。他們既看笑話，對官僚主義的無能，心中怨氣和憤怒也隨之而來。這種情況是相當普遍的，許多報道都反映了這個情況，下面傳說的笑話就更多了。
　　中國的官場是一個大染缸，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傳統，積澱太深厚，是一股強大的傳統力量，嚴重影響著我們黨。對幹部個人來說，這種壞傳統壞作風很舒服自在，是很難抗拒的。我們如果沒有強大的監督力量制度力量，很難解決大染缸這個大問題。
　　要徹底解決幹部中存在的上述種種歪風，唯一辦法就是請群眾來批評、監督。他們的監督是全天候的，無時無處不在，誰也無法躲藏。幹部幹壞事總要傷害一些群眾，受傷害的人當然願意揭發，只要領導支持加以保護和獎勵，舉報和揭發就可以形成風氣和制度，一切歪風就無處隱匿，久之就自然剎住了。如果監督還包括各級領導的決策和工作上的失誤，以及一切形式主義的做法，其作用就更大。我以為必須包括這些內容。

　　請不請群眾來監督幹部、監督黨和政府的決策和工作，是考驗我黨領導層是否決心依靠群眾改變作風和改進工作、發展大好形勢的試金石。
　　請群眾來監督幹部和我們的工作，要有一套辦法和具體制度，要明確規定群眾享有的權力，有一定的運行方式，還應有對幹部打擊報復的處分辦法，所有這些都得認真執行。實行起來當然有困難，但不實行這一套，我們遇到的不僅是困難而是災難。
　　群眾路線，是我們的傳家寶，請群眾來監督幹部和各方面的工作，必將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這個力量是巨大的，一定會成功，效果一定會很好。
　　
第四、怎樣跳出歷史周期律

　　毛澤東和黃炎培關於這個問題的著名對話，是大家熟知的。黃提出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脫「其興也?焉，其亡也忽焉」這一歷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律。毛澤東回答說已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深表贊同，這是1945年7月發生的事情。據說，1949年我軍接管北平時，傅作義也提出類似的問題。他說，國民黨執政20年就腐化了，結果被人民打倒，共產黨執政后，30年、40年後會不會也腐化？（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冊P157）可見，這個歷史周期律問題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任何執政黨都要遇到和解決的問題。
　　我以為可以從國內經驗和國際經驗來探索和思考，尋找跳出這個周期圈的辦法，特別是怎樣實行毛澤東提出的辦法。
　　從國內經驗講，人們關心歷史上三個黃金時代及其以後的變化。第一個黃金時代，史稱文景之治包括漢武帝的開拓疆域。從文帝開始到武帝末年共94年，之後逐漸衰敗，最後是王莽專權和稱帝。第二個黃金時代，史稱貞觀之治直到開元之治共114年，如果算到安史之亂則129年。之後唐朝進入衰敗期直到滅亡。第三個黃金時代是清初的康、雍、乾三朝共133年。之後就是內憂外患頻繁，雖然消滅了太平天國運動，也未中興起來，末期的「戊戌變法」更遭到鎮壓實行不了，最後被辛亥革命推翻。為什麼黃金時代之後就是衰敗或大亂（如唐朝）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問題。我國現在的形勢可說也處於黃金時代，但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還能維持多久，未來前景怎樣，也已是今日人們思考和議論的話題，各種觀點都有。從整個中國歷史看，黃金時代少而且較為短暫，動亂時代則較多而長，這個問題也值得深思。
　　從國際經驗看，有人提出70年現象問題。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被世人譽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執政71年後失去政權。蘇聯共產黨執政72年後解散，蘇聯也隨之解體。似乎70年是一個坎。另外，中國國民黨在連續執政70年後也失去政權。上述三黨失去政權各有自己的具體原因，但脫離群眾、不顧群眾疾苦，不能妥善處理各種社會問題，內部腐化墮落等等，似乎又是共同的。還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宮賦》一文中提出的論點：「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就是說統治階級自己打倒了自己。所謂七十年坎是現象，是長期執政的黨放棄自我管束和改造，許多社會問題、環境問題不能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不能解決，統治集團和廣大官員生活優裕和腐敗盛行。群眾無法忍受只能另找他人來幫助自己保護自己，也就是我們常講的官逼民反。責任在官而不在民。不是民棄官，首先是官棄民。
　　想通了，解決辦法其實十分簡單，因為真理總是簡單明了的。執政黨要做到，一方面實行黨內民主，定期改選領導集體，讓有作為而清廉的人來領導，解決黨內老化、腐化問題。另一方面真正實行政治民主，請人民來監督執政黨和政府的幹部。兩者結合，上述種種問題就能徹底解決。也就是毛澤東對黃炎培所說的實行民主的辦法。現在要弄清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說的好，但執政后不但沒有實行民主，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我們黨執政快60年了，直到今日，這黨內黨外民主，也還實行的不好，沒有完全執行。難點究竟在哪裡？唐太宗與魏徵的故事最能說明問題。接受批評能防止錯誤發生，但唐太宗有時也很難受，甚至想殺這個田舍翁。只願自己說了算的統治者，當然不願意有人監督他。這就是英明的君主與昏聵君主的區別所在，結局也不大相同。現在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我們自稱是人民公僕，為人民服務，對群眾監督總應該有新的認識、新的態度。要為人民服務，又不願聽人民的意見和接受人民的監督，豈不是自相矛盾。結論應是：長期執政的政黨要想繼續執政打破70年這道坎，必須解決自身腐化和脫離群眾問題，除自身不斷改革外，唯一有效辦法就是嚴格的強有力的群眾監督，這個婆婆非要不可。官員們的不舒服、不自在是很自然的，換來的是群眾擁護和社會穩定、和諧，國運昌盛，全國人民大自在、大滿意、大舒服。值得，完全值得。
　　（作者石山，我國著名生態經濟學者，曾任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原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