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16

二哥李國忠  

父親弟兄們的繼母——我的奶奶，是貧農的女兒，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村婦女。眼看鬥地主的場景，兩個兒

子都被抓走，她非常害怕，就悄悄回了娘家。不料回家不久就被工作組派人抓回安仁鎮，當晚便開會鬥爭

她，深夜才放回家。那是1951年冬天的一個夜晚，七十多歲的奶奶被罰跪，並用涼水沒頭沒腦地從頭頂澆

遍全身，老人緊咬著咯咯打顫的牙齒，強咽著哽得硬硬的喉嚨，冷得顫抖不已。奶奶膽子很小，經受這樣

的刑罰，對未來已看不到任何希望，第二天早上弔死在豬圈后的屋樑上。幺嬸也經歷了這次鬥爭會，深夜

回家后一直守著奶奶，可就在幺嬸疲憊打盹的一小會功夫，奶奶就走上了絕路。孩子們循著幺嬸的哭聲來

到豬圈房，看到人們正把奶奶放下來，奶奶的身子還是軟軟的。奶奶是建政后二爸家屈死的第一個人。她

帶著對兒孫們的不舍、帶著對生命的眷戀，懷著對階級鬥爭極大的恐懼毫不猶豫地投入死神冰冷的的懷抱。

二嬸從牢房裡放出來后，面黃肌瘦，身單力薄。一家四口，政府只分給二嬸、六妹和四姐三個人土地，

能種稻穀的好地不多，其他的地在兩裡外，且難於耕種。

    二嬸身材高大，卻是一雙小腳，走起路來上重下輕，照樣得帶著三個十來歲的孩子下地幹活（1952

年秋，五哥李國孝已從我們家回到安仁鎮），秋收后交了公糧和統購糧，已所剩無幾，每天只吃兩餐，

節約著過日子，勉強能維持到春節，春節后就沒有糧食吃了。飢餓的人是不會挑食的，只要能吃的東

西二嬸和孩子們都吃：米糠、苕菜、牛皮菜、紅薯葉、野菜這些餵豬的東西都成了她們的主食,不能講

什麼營養, 只要能填飽肚子就行。要說營養, 這裡面最好的就算米糠了。可誰會把自家的米糠白白給你

呢? 二嬸只能常去打掃碾房地上和牆壁上的米糠, 當然還伴有無法除去的壁灰和塵土。那牆壁上的米糠

是最好的, 特別細，不論和哪種菜拌在一起都比較好下咽。因為沒有油, 甚至連鹽巴都買不起,其餘的

糠難下咽不說, 還不容易拉出來。

建政后，李育滋公館和老屋, 都住有解放軍部隊, 他們的幾條豬就養在二爸家的豬圈裡, 飼養員每天

挑著泔桶來餵豬。二嬸瞅准機會, 偷偷從桶里撈些飯菜麵條之類, 淘洗后煮開給孩子們食用, 算是改

善一次生活。特別是麵條, 那可是好東西, 雖然經過淘洗, 姐妹們還能吃出它的美味和能量。

    冬天來了，樹葉枯黃，野菜全無，只好靠挖芋荷桿充饑。芋荷桿煮不爛，嚼不碎，吃在嘴裡有一股

麻麻的帶苦澀的味道，但哪怕再難吃, 一家人餓極了, 沒有別的選擇, 就只有象數顆粒那樣, 一點一

點把它哽下去,用以哄哄肚子。這種東西吃下去是什麼樣，拉出來還是什麼樣，三個孩子瘦得皮包骨,他們

只能這樣苦熬著。生活的重壓讓二嬸喘不過氣來, 加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壓力與挨不完的批鬥, 使她求生

不得；但看看身邊幾個失去父親的幼小瘦弱的孩子, 她又求死不能。她以最大的努力勉強支撐著, 可身體

卻日漸衰弱, 最後她還是不能為孩子們撐起一片天! 殘酷的現實讓她顧不上食物的衛生, 那些生的、冷的、

髒的、半生不熟的東西都是不可多得的食物。不久,她就開始拉肚子，在無錢醫治的情況下，病情一天天惡

化, 終於連下床的力氣都沒有了。幾個孩子太小，幾年來家裡遭受的種種災難，在他們幼小的心靈里留下

了深深的恐懼，他們見誰都害怕，不敢向任何人求助，只是在稻草和床板上挖一個洞，床下放一個瓦盆。

二嬸那帶血的膿便一滴滴往下流著，孩子們趴在床邊小聲地哭著，眼睜睜看著母親的生命一點一點地流逝。

最後，二嬸軟弱無力地抓住三個孩子的手，說不出話來，撒手人寰時，眼睛一動不動地睜得大大的，她是

放心不下她的孩子們, 特別是她那最小的女兒, 她是死不瞑目啊! 從此，幾個孩子成了孤兒，小小年紀就

得去面對殘酷的人生。

      一個好心的鄰居，看到孩子們太可憐，偷偷給了他們一些米票，三個孩子迫不及待地去領米回家，路上餓

極了，抓著生米就往嘴裡扔。

      一次，全家已兩天沒有吃飯，四姐李玉華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突然看見路邊有顆花生米，她撿起來端詳一

番，真捨不得吃它呵，先感受一下它的香氣，再細細地嚼。空空的胃裡竟然有了食物的感覺，花生米在胃裡

移動的情況都能感覺到，那滋味真太好了。這顆花生米吃進肚裡，走路也有力了，這顆小小的花生米的力量，

那是不到極端飢餓時絕對體會不出來的。提起此事，四姐說，她至今仍清清楚楚記得這顆花生米的顏色、形

狀及撿到它的地方，更忘不了它帶來的巨大的能量。

      長女李國榮，原在成都會計學校學習，不幸染上肺結核，被迫停學回鄉治病，家裡連飯都吃不起，哪

里有錢治病？想到父母慘死，幼小的弟妹無人照顧，她更痛苦不堪。1959年元月4日不治身亡, 時年26歲,

短暫的人生就在如花的季節凄苦地結束了。

   長子李國忠，高高的個子, 長得十分帥氣, 在重慶南岸彈子石針織廠當會計, 他知道自己家庭情況

不好，從來是謹言慎行。1957年「大鳴大放」，他一句話也不敢說，硬是由於家庭的原因被打成「右派」,

理由是說他對「右派」的大字報看得津津有味。於是, 取消工資，僅給一點生活費，並強令勞動改造。

為了孩子們的前途, 妻子離他而去, 他每月還必須把為數不多的生活費的一半交出來養育孩子。政治

上的壓力和妻離子散的生活使他終日鬱鬱寡歡，只能靠劣質的煙、酒來麻痹那痛苦的神經, 尋求暫時

的解脫。60年代末，他患上食道癌。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派正忙著爭奪革委會的領導權，誰

會來過問一個「右派分子」的死活？他還必須繼續勞動改造，直至卧床不起。1971年正月初一，在這家家

團聚的中華民族傳統節日里，噼里啪啦的鞭炮聲此起彼伏，在大家興高采烈祈求來年大吉大利的時候，

他卻孤零零地在中午十二時悄然離開人世。

    至此，一家八口，只剩三個孤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