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抱著大哥回到家,中午宴席剛擺好。說起結婚宴席,有必要談談老家結婚的習俗。父親再婚那年,已是六十年代末,算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白沙村巴掌大地方,既沒有反動學術權威,也沒有走資派,即使抓四類分子,都是一家一道的,誰也沒壓迫過誰剝削過誰,要抓一個很難。沒有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專政教育還是要進行,父親有個哥哥四九年國民黨敗退去了台灣,算是投台家屬,這個教育名額就落到父親頭上,被派到公社參加思想改造學習班,給我父親做媒的那個媒婆,就是父親在學習班裡認識的。
當時這個學習班,並不是整人的,主要是宣傳毛主席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現在來說,就是洗腦了!另一個任務,就是宣傳破四舊立四新,樹立社會主義農村新風尚。農村各種過年過節婚喪嫁娶的風俗習慣,都成了先破再立的目標。
第一個打破的舊風俗,就是過年不允許燒香磕頭點蠟燭擺供品掛「竺子」。「竺子」是一張裱糊好的字畫,很大,掛起來能遮住半壁牆。「竺子」中間畫著祠堂樹木,兩旁用毛筆字寫著這個家庭的祖先家譜。排列順序嚴格講究,不能有絲毫差錯。男的居左,女的居右。左邊列的非常清楚,姓氏就不用說了,多少世什麼名字都一清二楚。右邊就不同了,每個人只有姓氏,周者周氏,王者王氏,李者李氏,體現出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左邊和右邊互相對應,但也有左邊一男,右邊二女或三女,那些都是有妻有妾的。
移風易俗運動開始以後,各家各戶的「竺子」燒了火做了飯,燭台香爐砸的砸扔得扔,除了放鞭炮吃餃子以外,請年磕頭都免了。現在這些舊傳統舊習俗都恢復了,有些沉渣重起味道。其實當年移風易俗有些做的也沒錯,錯的是破了舊的,沒立出新的,或者新的比舊的還野蠻落後,成了中國社會惡性循環的病根。
第二個改變的舊風俗,就是結婚了。以前結婚接新娘都用轎子抬,文革時期不知那個混蛋考察研究一番歷史,說轎子是封建餘孽,封建社會皇帝娘娘,老爺太太,出門都坐轎子,轎子分明是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於是一聲令下,結婚不許用轎子,誰家有轎子,也要劈爛砸破燒掉。新娘總不能自己走著到新郎家吧?於是那個時候便興起「帶媳婦」這個行當,嚴格來說,應該是「載媳婦」。那時誰家有輛自行車,就跟現在誰家有輛寶馬賓士一樣,屬於豪華交通工具。誰家結婚娶媳婦,這個人就負責把新媳婦用自行車載回來。
這個「帶媳婦」的人必須年輕力壯,要懂得結婚的禮節規矩,還要有很好的車技。載著新娘進村的時,村口會站著許多看媳婦的人,看到載新娘的自行車來了,人們會喊:帶媳婦的來了,帶媳婦的來了!於是老太太小孩子大姑娘小夥子都會從家裡涌到街上,圍著自行車。這時車子要騎得很慢,但不能停下,不能撞著人,還要能讓後座的新媳婦坐穩了。因為是新風俗,新媳婦也不帶蓋頭,人們前呼後擁左看右看,有些小孩子還故意使壞從新娘身後推拉自行車,新媳婦又不能抱著騎車人的腰,只能緊抓著車座,努力讓自己不從車座上摔下來,因為不知誰的兩片嘴說過這樣一種迷通道道:新媳婦若能從娘家坐著自行車到婆家,一路沒有從自行車上下來,以後的日子就會順順利利,紅紅火火。
我父親和母親都是再婚,沒那麼講究。母親那天跟著父親回到家裡,雖說沒什麼排場,但也按照習俗坐到西間炕上,由村裡的婦女主人和鄰居幾位大嬸大媽陪著。炕上擺一個長方形的木頭茶盤,撒著瓜子糖果,擺著茶碗茶壺,大媽大嬸們陪母親喝茶嗑瓜子嘮家常,趁機摸摸母親的人品性氣,以後來往心裡有數。東間炕上的酒席招待大隊的書記保管,生產隊的隊長,村裡的幾個老人,是真正喝酒划拳出洋相的酒席。
大姐抱著大哥走進天井,父親正在天井裡燒水,準備往暖瓶里灌。天井是老家對院子的稱呼,大概因為院子方方正正,四周都是高牆,像個露天的井口,所以這樣叫。看到大姐,父親說:「竹梅,到炕上跟你媽說句話!」
大姐便抱著大哥,穿過灶房,來到西間炕旮旯,看著母親叫一聲媽。母親看到大姐抱著大哥,便從炕上下來接過大哥,讓大哥站在地上,大聲訓斥道:「你自己不會走路,還要姐姐抱著,看把姐姐累的!」大哥大概習慣了母親的大嗓門,剛從睡夢中驚醒,兩手抹著眼睛,也不說話。母親便把大哥拉到灶間,從不知誰帶的竹籃里拿出一塊白面魚花(老家把用木頭榼子榼出來的魚狀饅頭叫魚花,如果是桃狀的就叫桃花),掰了一半遞給大哥,大姐見狀,忙對母親說:「媽,我給弟弟洗洗手,再讓他吃飯。」說著拿起地上的臉盆,拉著弟弟到院子里。
母親瞪了大姐一眼,沒說話,又回到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