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文革是什麼？

謝盛友：文革是什麼？

作者： 謝盛友
 
有一天，我聽大人宣讀《中共中央通知》：「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赫魯曉夫是誰？「中國的赫魯曉夫」又是誰？甚至張春橋、戚本禹這樣的大紅政客都不曉得毛澤東心目中的「赫魯曉夫」是黨內何人，更何況我這毛毛小孩。

我們是「老三屆」大紅衛兵的弟弟妹妹，有些文學家把我們稱為「紅衛兵次生代」，更有一些社會上的牛皮子把我們定性為第「六代半」，使我們成為「無代可循」的人。我們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降臨到這個世界的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畢業就下鄉，回城就待業，在那些文學家的眼裡，竟然是「無代之人」。把我們劃歸為「六代半」者認為，紅衛兵、知青列為第六代，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是第七代，而我們這批人只能當三明治夾在中間，就連享受「四捨五入」的優惠也沒有。

歷史也的確忽略過我們這「半代人」。文化大革命，當我們的哥哥姐姐在社會上衝殺時，我們還是一群不大懂事的小孩。街上若有遊行隊伍，那裡看熱鬧的肯定是我們。在「派」性上，我們也總站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那邊，覺得他們肯定是「左」派。他們個個伶牙俐齒，能辯善駁，常常把大人搞得啞口無言，這確實令我敬佩不已。

我至今仍然清楚，文革是一個用票證的年代。那時候，除了水和空氣以外，什麼都憑票憑證。記憶中，我們的爺爺或奶奶出門購物時，攜帶一堆票，油票、肉票、魚票、布票，竟然有鹽票和醬油票。儘管有票，但購物還得排隊，有時購物者的隊伍比起古時中國的龍還要長。

上課時，不知怎的，看到老師的粉筆字一天比一天粗，經醫院一檢查，才知道我們缺少「維他命ABCD」。那年代，我們不但沒有肉吃，也沒有菜吃。真正的「窮過度」。

我們的哥哥姐姐們是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到廣闊的天地去。而輪到我們的時候，儘管再三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但「變相勞動」的風涼話常響耳邊，揮之不去。
令我記憶深刻的毛主席語錄，當屬《「五•七」指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上學很輕鬆，因為沒有正規的課堂教育，而且學制也從「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讀九年書，就可以高中畢業。
學工最好玩。到工具廠去學習，儘管要接受工人 「老大哥」的訓話，但可以趁機，逢師傅不在時偷一些鐵片回家做玩具。學農最慘。在田地里插秧，這腰一彎下去，從太陽當頂到太陽西斜曬屁股沒直起來過。種菜、割稻、撒農藥，樣樣都干過。學軍最沒勁，整天聽連長講革命故事，還得挺直腰板站在太陽底下操練。「一二三四」，走路都得聽人指揮。

誰說書店裡沒賣書？書店裡賣的儘是「紅寶書」。那是一個文化貧瘠的年代。樣板戲的唱腔和《紅太陽》的主曲，是我們唯一聽到的旋律。我們在《地道戰》中爬滾，在阿爾巴尼亞的電影中長大，那時沒有《紅與黑》，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我們嚮往北京，同時也嚮往地拉那。我們的人生簡直是一部黑白故事片。我們生長在一個無知和盲從的年代，也難怪這「六代半」中不能出什麼偉大的政治家，儘管有七十年代的黃帥、八十年代崔建、九十年代的葛優，但他們的確只能瀟灑一回，畢竟與「書本」和「知識」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從我們開始記事起，學校就被一片「萬歲」和「打倒」的聲音籠罩著，我們喊了太多的「萬歲」和 「打倒」，以至於自己有時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麼。也因此常常會出現一些「反革命標語」的冤案。那時，我們經常停課鬧革命。不懂得階級鬥爭是什麼，反正，大人講了，我們也跟著「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越是窮的地方，階級鬥爭越波瀾壯闊。反正中央說了，窮是壞分子搞成的，窮日子過多了，揪些壞分子來鬥鬥，也許會富裕起來。

文革後期的「池恆」和「梁效」，儘管筆桿有力，「點石成金」，但我笨， 沒真正弄懂幾個詞。
 
到後來，國家撥亂反正，由於哥哥姐姐們「苦大仇深」，倍受注目，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在書店裡受人青睞。總之，一切的一切，都屬於大哥大姐的，他們太偉大了，把我們這「六代半」人的身影全部遮住。

不過，歷史也給我們留下了叱吒風雲的機會。承蒙鄧大人的恩准，我們可以加入「世界大串聯」的隊伍。相當數量的「六代半」人，嫌棄國內的氣氛太糟蹋讀書人，有知識的都跑到海外來個大會師。據不完全統計(其實根本無法統計)，在「洋插隊」中，「六代半」人獲博士、碩士頭銜的最多。我們成為中國的海歸人才庫。

啊，文化大革命， 我不喜歡你，我甚至恨你，但是，你深深地印記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


（寫於 1996年5月，本文曾發表於港台歐美不同報刊，修改 於2010年5月16日， 德國）



延伸閱讀

王力：回憶《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革產生內幕

參加起草《五• 一六通知》

　　中國「階級鬥爭」的風聲日緊一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雄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敲響了「文革」 的開場鑼鼓。

　　彭真力圖把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關於《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1966年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王力也出席了會議。

　　王力回憶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細節：「五人小組是在1964年就成立的，由彭真和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組成。這個小組一直叫『五人小組』。可是，在《二月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時，覺得『五人小組』這個名字不明確，是姚溱臨時加上了『文化革命』四字，變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現在有些文章把『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說成在1964年就那麼叫，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毛澤東不滿於《二月提綱》，1966年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於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當時，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個通知，以便發給全黨。王力記得，他擬的《通知》只一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經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討論同意。

　　《通知》急送毛澤東，他不滿意，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

　　於是，毛澤東指定陳伯達另行起草《通知》。

　　據陳伯達告訴筆者，他領會毛澤東所說《通知》「應是理論性的」，也就是從理論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綱》，「那是要我寫一篇文章呀！」陳伯達當過多年的毛澤東政治秘書，頗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陳伯達找王力一起來寫這篇「大文章」，寫出了初稿，據王力回憶，後來《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錯誤觀點」，在初稿中沒有。說《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文件」，那是康生加的。

　　康生認為光有《通知》還不夠，應該搞一個附件，即《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這麼一來，「文章」越做越大，決定成立一個起草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組長為陳伯達。

　　王力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據王力回憶，「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簽發的」。

　　《通知》起草的具體過程是這樣的：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與此同時，起草小組聚集在上海錦江飯店后樓，說是為政治局會議準備材料，實際上是在那裡討論、修改《通知》及其附件。起草小組名義上是陳伯達、康生、江青主持，實際上因為陳伯達、康生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而江青在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當然留在上海，實際的領導權便落在江青手中。

　　這時，當年只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春橋，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共文件中顯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組寫完一稿，即由張春橋派人急送杭州，毛澤東看后加了一些話，派人即送張春橋，由他轉起草小組。起草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又進行討論、修改，再由張春橋派人送毛澤東，毛澤東又加了一些話退張春橋……王力笑稱張春橋為「秘書長」。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見毛澤東對《通知》的重視。王力記得，當《通知》即將定稿，毛澤東還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上海，說是要再加一段話，電話是王力接的，王力聽不清楚，讓吳冷西接，一邊接，一邊記下毛澤東的話，補入《通知》。

　　緊鑼密鼓，中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長、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每逢「五一」、「國慶」，原本是必定上天安門城樓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王力列席了會議。這個會議一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其實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論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王力說，《五•一六通知》中不少措詞尖銳的話，是毛澤東加上去的。最初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的《五•一六通知》是用同一種字體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話是毛澤東加的，後來，《五•一六通知》在報上公開發表，毛澤東加上去的話用黑體字標出來了——那就是毛澤東當時在杭州一次次添加的話，其中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這樣一段話：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裡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是「一批」（後來毛澤東在「文革」中意識到打擊面太大才改為「一小撮」）。這樣的「綱領性文件」，是毛澤東晚年 「左」傾錯誤的集中體現。王力參與起草這樣的「綱領性文件」，作為「秀才」，筆不由己，不能不聽命於最高領袖、況且他的思想也相當「左」，與最高領袖的思想是合拍的……誠如他對筆者所言：「當然『左』的時候，我也『左』。」

　　一年之後——1967年5月16日，毛澤東突然打電話給王力和陳伯達，說是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這是毛澤東臨時想到的主意。

　　毛澤東的一句話，把王力和陳伯達忙得團團轉，一面斟酌《五•一六通知》公開發表要不要作文字上的改動，一面考慮配發一篇社論。

　　一切均由毛澤東拍板：《五•一六通知》照原文公開發表，只把原文中「彭真同志」的「同志」兩字刪去；至於社論，毛澤東也意識到臨時已趕不上，說「社論是來不及了，可以晚一天發表」。

　　江青建議附件不要公開發表，毛澤東同意了。

　　就這樣，1967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公開發表於《人民日報》。1967年5月18日，《紅旗》、《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發表。此文由四個「秀才」——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連夜趕寫，經毛澤東修改、審定見報。

　　「中央文革」的成立經過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出世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

　　作為「中央文革」成員，王力是這樣談的：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通知》，在通知中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一天，《通知》剛通過，尚未印發，大會還沒開完，文革小組名單還沒確定。

　　「到了5月26日左右，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才決定了文革小組成員名單。這有檔案可查，這個名單還是不完全的，因為要每個大區有一個人參加，有的大區還沒有提出人選。」

　　王力說，名單是陳伯達提名，經過常委批准后，報毛澤東主席的。江青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副組長只有三個，即江青、王任重、劉志堅。是江青提名張春橋為副組長。

　　據關鋒告訴筆者，「中央文革」成員名單上，最初沒有姚文元。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飯店開成立會。因為當時毛澤東、江青都在上海，陳伯達、康生、關鋒、戚本禹、尹達、謝鏜忠、劉志堅等都從北京去上海開會。王力沒有接到開會的通知，留在北京。據關鋒回憶，剛開始時，姚文元沒有參加會議。江青在會上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陳伯達當即表示反對，說道：「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江青不悅道：「我請示一下主席。」翌日，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於是，姚文元增加為中央文革成員。

　　王力說，上海會議結束之後，在6月20日，他接到通知，得悉他是中央文革成員。

　　在組員之中，唯王力長期在釣魚台工作，參加中央一系列文件的起草，是個「老人」。

　　據說，在老的釣魚台「秀才班子」吳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之中，曾考慮過在吳冷西、王力兩人里選一個，最後選定了王力，排除了吳冷西。

　　「中央文革」進入「全盛時期」時，共18人：
　　組長——陳伯達。
　　顧問——陶鑄、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他們四人因不在北京，不經常參加 「中央文革」的工作。據王力回憶，郭影秋後來換成了吳德。最初的名單上曾有陳亞丁，後來換成謝鏜忠。王任重、張春橋分別代表中共中央華南局和華東局。

　　「中央文革」設立了辦公室，第一任辦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為戚本禹、穆欣、曹軼歐。曹軼歐即康生之妻。王力當辦公室主任沒多久，到1966年11 月，改由《解放軍報》的宋瓊當主任。又過兩個月，宋瓊被打倒，辦公室改為辦事組，由王光宇負責。後來，改由肖力（即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李納）負責。

　　「中央文革」在釣魚台「安營紮寨」：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釣魚台八號樓，這時仍住那裡。康生也是「老釣魚台」，一直住8號樓。

　　陳伯達、尹達、關鋒在十四號樓，那裡成為「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後來，改在十六號樓開碰頭會，「中央文革」的會議室、辦公室設在那裡。

　　江青住在十一號樓，由此得了個代號叫「十一樓」，那時一說「十一樓」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在一片打倒聲中，陶鑄倒了，王任重倒了，劉志堅倒了……「中央文革」的成員不斷減少，權力也越來越集中：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後來，當王力、關鋒、戚本禹倒台，組員只剩姚文元一人，全組只剩五人。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進入政治局，曾經被江青稱為「過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結束了「歷史使命」。「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

　　摘自：葉永烈著《文革名人風雲錄》，青海人民出版社

來源:摘自《文革名人風雲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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