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新冷戰早已經開始

美中新冷戰早已經開始

美國近現代犯了兩次重大戰略錯誤：第一次是被毛澤東的假民主真獨裁給騙了，間接的幫了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還與美國在朝鮮、越南開戰；第二次是被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給騙了，以為讓中國人富裕起來就會更加民主與開放，得到的結果卻是給美國和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且處處與美國為敵。

凱文·珀雷諾(Kevin Peraino) 的著作《動如脫兔：毛澤東、杜魯門和1949年現代中國的誕生》(A FORCE SO SWIFT：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講述了1949轉折之年的故事。是年，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上台，發生劇烈變化的不只是中國國內的局勢，還有中美關係。美國曾在數十年間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保持密切的聯繫，其中包括組建戰時聯盟，此後一頭扎進與中國的冷戰，隨後是熱戰（在朝鮮半島），接下來的幾十年，兩國外交幾乎完全中斷。

透過一群聲名顯赫的人物的視角，《動如脫兔》詳細紀錄了這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變化，其中包括時任總統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美國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Gen. Douglas MacArthur)、「大元帥」蔣介石、蔣夫人、毛澤東、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領銜主演則是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他那浮誇的八字鬍被《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詹姆斯·雷斯頓(James Reston)稱為「政策規劃的重大成就」。

1949年，艾奇遜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做出軍事回應的壓力，但他堅定地予以拒絕。在歐洲，馬歇爾計劃和北約(NATO)讓美國顯出堅決反對蘇聯、站在民主陣營中的姿態。但在亞洲，艾奇遜表示，「現在顯然是共產黨佔據了優勢」。他拒絕按照在中國傳過教的明尼蘇達州共和黨議員周以德的要求行事。周以德堅稱，鑒於亞洲將發生「影響未來一千年的大事」，美國應該對抗毛澤東，就像此前在歐洲對抗斯大林一樣。「我永遠也無法理解，我們為何無法拿出一項能同時在兩大洋行得通的政策，」他抱怨道，尤其是在那些「信奉真正自由」的中國人面對「災難」之際。

隨著中國落入共產黨手中，艾奇遜擔心杜魯門的威爾遜理想主義或許會推動其更積極地反對共產主義的「虛假哲學」。事實上，即使凱南宣稱美國「尚未真正做好帶領世界走向救贖的準備」，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一黨制也有著與美國完全相悖的價值觀，因此華盛頓的一些機構已著手開展針對毛澤東的秘密行動了。美國很快就採取了一種對沖策略，聲稱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杜魯門往中國方向第一次擲出迴旋鏢。

蔣夫人是虔誠的基督徒和個人自由的信奉者。當艾奇遜發布被他稱作「大炮仗」的中美關係白皮書時，她非常震驚。白皮書稱，「國民黨軍隊本來不一定戰敗，他們是自行瓦解的」；「這一無可避免的悲哀事實，是不受美國政府掌控的中國內戰的險惡結果。」《紐約時報》的一篇關於白皮書的文章，標題這樣的：「美國把所有責任都推給蔣介石政權。」

蔣夫人認為，艾奇遜的態度意味著美國不僅背叛了一個忠實的盟友，還背叛了其自身關於自由和民主的崇高價值觀。她憤怒地離開位於里弗代爾區的寓所，返回台灣，並聲討在她看來出賣了「自由中國」的那些「道德弱者」。

1949年是很多斷層帶開始出現的一年。美國內部的一個斷層，存在於支持消極遏制中共的人和尋求積極回擊的人之間。這種分歧，為今天依然存在的結交派和對抗派之間的矛盾奠定了基礎。而珀雷諾這本書的結尾讀起來頗似一句墓志銘：「1949年的爭吵以它們自己的方式延續至今。」

此後美國總統們繼續擲出迴旋鏢。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經對北京進行了一次秘密訪問，而他本人已經受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杭州以及上海，會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簽署了《上海公報》。在公報中，兩國承諾會為外交關係的完全正常化努力。1978年，卡特總統在未徵詢國會或要求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由在台北市的美國大使安克志通知總統蔣經國。由於此舉並不符合傳統外交慣例，前外交部長錢復曾批評說這是無禮之舉。而同一時間美國國會也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訂立《台灣關係法》，規定假使台灣安全遭受威脅，美國有義務協助台灣自我防衛，卡特也在稍後簽署該法案。1979年1月1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結束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官方關係，美國與中華民國之外交工作轉由新設立的美國在台協會負責。

1979年1月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美，開啟了兩國之間一連串重要、高級別的交流。美國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

2001年12月1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15年的談判正式加入世貿組織。當時，歐盟和美國一樣希望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方面出於政治考慮，希望將中國的崛起納入世界經濟體制，以便多少掌控來自中國的變數。另一方面是經濟因素，西方當然不能拒絕增長速度長居世界之首市場的誘惑，能夠在那裡分得杯羹是眾心所向。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發展軌跡，打破了西方政治學界「富裕程度的提高會帶來民主發展的進步」這一定律。

自由民主制與威權專制的較量

瑞士《新蘇黎世報》以「疫情危機是否奠定了中國的地緣政治崛起？不，中國得益只是暫時的」為題，刊發評論指出，在這場自由民主制與威權專制的又一場較量中，中國只是在宣傳方面暫時佔了上風而已，短期的突發事件難以從根本上撼動長期的權力政治格局。即便是中國，通過展現自己援助者形象而獲得的地位上升也只是暫時的。誠然，義大利、西班牙現在正對歐盟各國的不團結感到萬分失望。但是，這幾乎不可能導致意、西兩國與威權中國之間的政治分歧就此消融、羅馬與馬德里從此走上疏歐親中路線。

現代中國一直是威權體制。但是，過去40年的成就，還是因歸功於鄧小平的謹慎開放、集體領導制、權力制衡機制。這恰恰和習近平現在所做的相反。讓中國強大的，是鄧小平的功勞，而非習近平一項又一項的決定。

德國經濟學家柯武剛(Wolfgang Kasper)、史漫飛(Manfred E. Streit)認為：「儘管目前的全球化正在與國際性制度競爭緊密相連，但國際制度競爭的概念並不新穎。」也就是說，制度競爭一直存在，只是有些國家看不到、認識不到，或者不願意認識、不敢承認而已。柯武剛和史漫飛說，「制度競爭概念突出了內在規則和外在規則體系對於一個國家的成本水平從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性。由於全球化——密集的貿易和更大的要素流動性——對高成本的制度系統會存在更加直接的反饋，由此會出現調整那些制度的必要性，不僅會出現被動的制度調整，而且還可能出現預先主動進行的調整。」經濟轉型和市場經濟建設，就是這種「主動進行的調整」。基於對制度競爭的認識，柯武剛和史漫飛提出制度資本的概念：「制度能增強生產要素，如勞動——在滿足人類需要上的效能。這種作用的方式類似於其他一些生產要素，如資本——資本使勞動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因此，我們可視共同體的制度為一種寶貴的生產性資產。我們可稱其為『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2019年9月在韓國首爾的辯論會上，中國著名經濟學者林毅夫教授與美國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討論結束時打賭。林毅夫認為20年後，中國將超過美國，而弗格森則不同意中國經濟會超過美國。

不過弗格森在討論中承認，中國經歷了史無前例的迅速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按照購買力評估，中國經濟已經超過了美國。但弗格森指出，中國取得經濟和科技成就的手段缺乏正當性，例如國家支持企業進行不公平競爭以及技術盜竊問題。

弗格森在《紐約時報》撰文，描述中國和美國經濟共生關係的新詞「中美共同體」(Chimerica)已經不反映現實，新冷戰已經開始。

目前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具有舊冷戰時期美國的主要對手蘇聯不具備的特點，其中主要是經濟挑戰。蘇聯從來沒有像中國這樣顯示出強大的經濟活力和科技競爭力。

美國前國家安全局局長羅傑斯（Mike Rogers）在廣播節目中說，在冷戰中蘇聯的挑戰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和軍事方面，但是今天的中國對美國的挑戰除了表現在上述方面以外，更主要的是經濟能力方面的挑戰。他說，歷史上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在經濟能力上如此接近的競爭者。

但尼爾·弗格森在《紐約時報》中撰文說，中國的挑戰比冷戰中蘇聯的挑戰更大，因此與中國的新冷戰會更冷，時間更長。他還說，在冷戰中西方有「北約」遏制蘇聯的擴張野心，但在新冷戰中還沒有建立類似組織遏制中國。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說，未來，中美朝向矛盾不斷、日益緊張的關係發展，妥協的餘地和迴旋的空間越來越小。中美兩國從全面競爭走向全面對抗，陷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這種趨勢如果繼續下去，首要的戰略考慮不是「新冷戰」，與當年的美蘇關係相比，中美如果全面對抗，將比美蘇對抗的代價更高昂。當年美蘇相互隔絕，沒有經濟關係，也沒有文化交流，更沒有科技合作，只是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的隔空競爭關係，只限于軍備競賽，即發展核武器。如今的中美雙方一旦走向全面對抗，雙方深度融合的經濟、文化、社會交往等不得不強行拆分，即所謂的「脫鉤」或「離婚」，關係更複雜，影響更深遠，更像是反目成仇。

原來美國對中國抱期望，期望中國越來越開放、越來越自由化，中國也總覺得中美關係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中國有大量留學生、訪問學者去美國，雙方有大量的技術交流、經貿合作，在政治上也提出努力建設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其實也意味著中國對中美關係也抱有期待。但現在這種期待已經基本上都消失，振蕩效應和心理上的「內傷」開始出現。

相比之下，美蘇關係是本來也就不抱期待，壓根兒就沒打算好。中美雙方則互有所求，期待挺高，如今各自失望。這種痛苦比美蘇冷戰的痛苦更為嚴重、持久，更讓人難受。

現在的美國，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開始顯性化，比如對亞裔人的歧視、恐懼。加上政治因素，對美籍華人和華僑，還有中國留學生的隔膜和歧視也變得現實。中國民眾中越來越普遍的文化優越感和民族自豪感也令美國人不服氣。

王緝思說，近期來看，中美關係不太可能突然翻車。首先，第一階段經貿協定暫時緩和了經貿衝突。其次，兩國各自的國內生態使雙方都會努力避免雙邊關係突發嚴重事態。中國正全力以赴爭取抗疫勝利，實現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現在復工、復產、複課已經提上日程。美國除了應對疫情，政界正忙於大選和兩黨相互攻擊。再次，新冠肺炎正在向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蔓延，疫情發展很難預料，挑動中美關係的勢力也很難得逞。所以，中美關係雖然在變差，但也不至於中美斷交或全面惡化的突變。當然，未來不能排除這種突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