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經驗，看德國和台灣

防疫經驗，看德國和台灣

德國16個聯邦州均發現確診病例。聯邦內政部長同新冠病毒疑似感染者曾有接觸，雖然病毒檢測結果為陰性，但仍需實施隔離。羅伯特·科赫研究所建議德國醫院設置特殊門診專門收治新冠病毒疑似病例。

3月9日由聯邦衛生部牽頭的新聞會上，人們獲知，來自美國醫學科研小組的一項詳細模型得出結論，氣溫升高可能對此次疫情不會產生很大影響。這意味著德國將沒有之前設想的天氣轉緩后可歇口氣的可能。現在，看來病毒衝擊波將持續向人們襲來。

因此，"這是一個絕對嚴重的局面"。這是德國公共衛生以及醫學專家新聞會上得出的共識。由此看來，德國沒有很多進行準備的時間。目前，德國確診的新冠病人人數已超過1200人，死亡2人。

雖然醫學工作者大聲疾呼疫情來勢兇猛、人們不可以掉以輕心，但目前很多德國人自己不覺得事情有那麼嚴重。的確，同鄰國義大利、法國比起來，德國感染人數雖然不低，但目前死亡病例仍較少。截至到3月9日上午，義大利確診的人數已超過9200，460多人死亡。為控制疫情，該國將封城戰略從北部擴展至全國。法國的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上升至1400多，30人不治身亡。

德國分散式實驗室制度水平和效率都很高

早在今年1月，德國各地的實驗室就得到了進行此項病毒檢測的信息和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時間，德國也將自己的病毒檢測方法提供給了其他國家。他說，因為這項科研成就，德國在新冠病毒檢測方面一開始就取得了領先的水平。

此外，德國的實驗室均勻地遍布各地，整體具有很高水平，工作有效率。在檢測病毒的過程中，德國有著一套分散式實驗室制度，有執照的實驗室都有進行病毒檢測的資質，所有實驗室地位平等。而其他集中管理衛生事業的國家，在病毒測試方面速度就慢多了。柏林夏里特醫學院的病毒專家德羅思騰（Christian Drosten）判斷說，集中管理實驗室的國家可能因此損失了一個多月的寶貴時間。德國的實驗室體系，首當其衝是大學的實驗室，從一開始就積極行動起來，同時幫助附近的執業實驗室推進病毒檢測。

還有，德國醫療系統很早就將實驗室的此項病毒檢測納入付費制度，今年1月末時，執業醫生聯邦協會為這項病毒檢測專門立項，規定了專門的序號，進行此項檢查的實驗室都可以為檢測化驗工作直接向保險公司報賬收費。

德羅思騰總結說，以上幾點綜合起來，讓德國在判斷和確診新冠病疫方面佔據了十分主動的地位。這也是德國目前確診的約1000個病例中，死亡病例很小的原因之一。

在其他一些國家，不是先由檢測診斷出感染病例，而是在病人死亡之後，在發覺有病情散播后，才開始實驗室測試。由此可以看出制度間的區別。

台灣防疫經驗受矚目

國際社會在忙著找出方法對抗疫情的同時，也將焦點轉移到台灣的抗疫經驗。台灣能成功防止疫情大規模擴展的關鍵在於疫情爆發前的充分準備，與及早判斷疫情的嚴重性。

3月3日在美國醫學會雜誌 (JAMA) 撰文向全球介紹台灣防疫手法的史丹佛大學醫學院副教授王智弘 (Jason Wang) 說，台灣防疫成功的關鍵在於充分的準備與及早判定疫情的嚴重性。這兩個條件讓台灣能在疫情真正爆發前，便建立一套完整的防疫機制。他說：「台灣在挺過2002年的SARS疫情后，便在來年建立國家衛生指揮中心。這次新冠疫情爆發初期，台灣政府也立即啟動國家衛生指揮中心，透過彙整全國各地信息與聚集各界專家來整合一套防疫機制。 」

此外，王智弘也指出，台灣的《傳染病防治法》讓台灣在面臨緊急疫情時，能賦予政府更多權力來動用國家資源抗疫。 他說其中一個關鍵是政府將高科技結合防疫工作，在疫情浮現初期，將國民健康保險數據與移民署的資料庫做串連並推動大數據分析，讓前線醫護人員能依照病患的旅遊史與臨床癥狀判斷警訊，讓他們能實時識別病例。

王智弘表示：「台灣政府除了有效運用高科技來推動防疫工作外，他們也讓正在接受隔離的人感受到政府是關心他們的安危的。這種做法也讓出現疑似癥狀的民眾，更願意主動提報。這是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在處理類似情形時最大的不同。 我認為民主國家應該更善加利用信息與科技，因為這麼做才能將民眾引導至適當的地方就診，並適時追蹤個案。 」

台灣人民願意遵從政府所制定的各項隔離措施與防疫政策，也是台灣能夠徹底執行防疫程序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