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2年到北京念大學的,之所以強調北京,是因為那裡一直是中國的震中;當時劉少奇已經當了三年的國家主席其聲譽如日中天,所以一開學政治輔導員就要求我們要學好他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努力做好「黨的馴服工具」;我曾卑微的請示:我連團員都不是,有資格學習黨員的文件嗎?輔導員鼓勵我說:所以你更要努力地改造自己,成為黨的奮發有為的馴服工具。這個要求,我銘記了三十多年,直到來美國后,我寫的博客被網友罵做「黨奴」,我才忽地覺得把人培養成「奮發有為的馴服工具」是比奴才更下賤的東西了,因為連「人」都不是。此後我開始查尋「祖國」培養奴才的歷史,才知道五千年的歷史中「三綱五常」的教導就佔了大半時間。只不過那時培養的是「君奴」,現在狡猾地稱謂「黨性」了。
我輩及後輩的愚蠢在於把邪教的虛妄當成了真理,且又懷有私心地追逐。如今或有醒悟,或在迷惑,或更頑冥;國人的愚鈍正是邪教不衰的根本。而奴才的醒悟才是主子塌台的前奏。
誰養活誰的問題,本來是C教喚醒教眾擁載的第一章,可到了掌權的時候卻變成了主子養活了奴才的教義。
國家本來是政權的代稱,卻糊塗成祖國,人民,父母的大雜燴。政黨本來是不同意識形態的人群的組織,卻演成了魔鬼統治並霸佔人民一切思想和財富的屠場。
我曾經認為:民族主義是一切民族為保護自身利益的共同情緒,卻忽地發現也是最容易被魔鬼利用和驅使的法器。
其實維護公民利益的最有用的武器是法治社會的法典。
所以,中國的前途不止是C教的覆滅,更在於中國人對於奴性的認識和拋棄。一個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的民族將永遠是魔鬼胯下的奴僕和殉葬品。
我醒了,希望我的族人們也不再裝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