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記事：在被搶劫中，要學會「感恩」。

我的父親是資本家嗎？他是1956年第一批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公私合營職工，一台破汽車作價人民幣13800元，交給了瀋陽市汽車運輸公司二隊使用，換來了四級汽車修理工的待遇：月薪52元8毛7分錢。可是這個「地主兼資本家」的帽子是屬於「組織內部監控的檔案材料」，對我和我家都屬於「絕密材料」，是不允許打聽和分辯的。於是，我只好認命，到那位曾經宣判我「沒救了」的中醫大夫何先生處當學徒，一周后，王老師忽然打發同學告訴我，「你被39中學補充招生錄取了，快去報到吧。」我喜極而泣。開學后我的學號是50號，俄語老師鐵玉庸說：50號以後的學生都是，白撿來的。

1959年是政治和經濟同時「大躍進」的一年，為了完成鋼產量翻一番（535萬噸到1070萬噸）的指標，家家戶戶捐獻鍋碗瓢盆去大鍊鋼鐵；我家因為原來養過汽車，所以破零件被街道幹部拉走了一大車，也就因為被捐獻得多，又成了懷疑我家「開地下工廠」的理由，於是我父親又被「滅資興無」學習班抓去關了20天，家裡也被部分查封了，就是除了睡覺可以進屋，其餘東西一律貼封條。20天後，瀋陽市公安局四處把我父親放回來了，卻拿走了所有值錢的東西，留下的是一紙清單記錄，沒有任何理由。58年啦，東西被沒收，理由卻從來沒有。父親活著的時候每每去公安局打聽都是「沒押你就是好事，還想翻案那？」我不敢去替父親說話，因為怕被說成「立場有問題」，為此父親沒少罵過我，我被逼急了會冒一句「誰讓你那麼傻，老被抓典型。」回憶起來，我要對父親的在天之靈道歉「爸爸，對不起，面對強權不只是你傻，我們都不得不傻呀。」

1960年開始了大飢荒，瀋陽市有幾個月每天每人只給二兩糧食。理由是「大水封城，糧食運不進來。」我只好到野外扒草根，撿稻粒，野菜也賣到了三塊五一斤。這時母親浮腫，弟弟感染了肝炎，全家都在掙扎著活，為此父親賣掉了自行車。夜裡媽媽求爸爸「把車贖回來吧，你騎車上班還得40分鐘，走著去怎麼行啊。」凌晨，母親陪父親去贖車了，我在被窩裡流淚發誓「今後無論如何，我都要對得起爹媽和這個家。」

1961年有個口號叫「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是逼那些成分不好的家庭婦女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我爸媽的意思是「無論任何也不分開」，於是街道幹部就借「大辦工廠」的名義，徵用了我家49平方米房子的「白天使用權」，本來隔成的三間小屋，一間被徵用做「小賣部」，另兩間做「託兒所」；我媽為了白天有個歇腳的地方，只好當起了義務的阿姨。終於太多的折磨，使母親得了間歇式的歇斯底里精神病。於是小賣部撤走了，搬進來了街道主任邸桂蘭一家三口人，託兒所也撤了，還給了我家兩間小屋的使用權。我爸媽忙三疊四地「感謝政府，感謝黨。」但是，母親的病卻在加重，我不得不放棄學習時間陪她。因為只要她孤身一人的時候，就會懷疑有人害她，於是跑出去找我，引來一群孩子圍著打鬧。為此，我和媽媽在她精神好的時候，做了一番掏心掏肺地聊天，那是在瀋陽中山公園的水池旁，我問「媽，你還害怕嗎？」媽說「有你在跟前，我不害怕。」我問「如果我是個窩囊廢，怎麼保護你？」媽說「你孝順，有志氣，不會是窩囊廢。」我說「如果我考不上大學，我們家依然會被人家看不起，我想不窩囊廢也不行。所以，媽，你要支持我考上大學，盡量忍著不犯病，讓我全身心學習。」媽長出了一口氣說「好，我忍著，不犯病，你安心學習。」

1962年八月，我終於以平均80分的成績考上了第一志願的學校「北京礦業學院」，可惜又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沒有分配我到機電系，而是到了採煤系，開始了後來「反動學生」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