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一,微信里到處是孩子的照片和媽媽們的祝福。而我,孫女們都已經是青年了,童年於我猶如凌晨濃霧裡的影像,唯有閉上眼睛打開記憶,才會清晰顯現。
1947年我四歲,好像還穿著棉襖;晨陽下我背靠樓下的牆根,望著不時有叮叮咣咣的摩電車(有軌車)搖搖晃晃的跑過,很是熱鬧。忽然,有兩個穿著破爛的小孩從我面前走過,比我大的那個用繩子牽著比我小的那個在地上爬行的小孩,繩子也是套在脖子上的。忽然,街對面的香煙攤被兩個傷兵掀翻了,還拿拐杖打破了那賣香煙的頭;忽然,我被媽媽拖起,拉進家門;邊說「快進來關門,傷兵又來要錢了。」
1948年秋,我在路邊玩,路上一輛敞篷卡車慢慢地開過,車上的軍人不時往下扔面袋子,下面奔跑的人有的忙著接面袋子,有的忙著向上遞錢,還有的大喊「我的金鎦子已經給你了,快給我面那!」後來那車加速地跑了,不甘心的人還在追,是槍聲中止了這一切。
後來的一天晚上,司機張叔在我家喝酒吹牛「他媽的,那天八路都從大院西門打進來了,東門的哨兵還在那傻站著呢,我沖他喊八路來了,他才跑。」忽然,警笛嘶叫,媽說「快趴下,飛機又扔炸彈了。」原來我家隔壁高牆內是剿總大樓,解放后成了市委辦公地,炸彈是奔它扔的,但是啞了。
1951年,我上學了,是老師在街上招生,問「誰想上學?」我就跟著別的孩子報了名,可是沒記住是哪個學校,到了9月1號開學時,從小西小學跑到一經路小學,花了兩個鐘頭才被姓關的老師收留,記得那是位很漂亮的班主任。
同年冬天,因為去接被騙擔保而入獄的父親出獄,我凍著了。由感冒到肺炎到感染肺結核,折騰半個多月老中醫何先生才說「這孩子肺子燒壞了,沒救了!」是父親的把兄弟李紹忠把我從哭昏的母親手裡接過來,一直抱到瀋陽醫大打了近一年的盤尼西林,我才活過來。於是認了他做「干老(爹)」。他是我第一個佩服的人:帥氣,大方,還總是自己創業。可惜,命運坎坷,女兒,妻子都死於癌症,自己也老年殘廢地消失了。
1953年,城裡搞三反五反,父親總是被鬥來鬥去,據父親說是「單腿在地上蹦,不準停,四周圍幾個人,靠近誰,誰就打,直到打趴下。」媽問他「為什麼呀?」爸說「因為單位知道了我爸爸是被槍斃的地主了,說我是反革命家屬。」
那時的過年,外面是鞭炮聲不斷。我卻只能躲在昏黃的煤油燈底下,和媽媽一起等待爸爸下班,期望他今天沒被挨打。為此我恨死了這個爺爺,「幹嘛要當地主?」媽媽卻說「是我們都搬出來自己過日子,把十幾口人的地都算在他們老兩口名下,所以就成了地主。」我又問「地主就都槍斃嗎?」媽說「鄉下說是你爺爺打死過八路軍的偵查員,其實是瞎說的,你閔姥爺說是他領過護村隊,打過土匪。至於你爺爺連槍都沒摸過。」我追問「那為什麼不講清楚呢?」媽說「跟誰講清楚呀?人都死了,就認命吧!」我總覺得,只要實事求是,一切都是可以講清楚的,後來才知道權利和勢力決定「真實」,最清楚的事就是做夢。
從那以後,我就一直是「二等公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