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放過了我們,學院的造反派並沒放過我們。XSF被一次一次的批鬥,我也被勒令到會。她被造反派定性為反革命學生,我雖沒被定性,但屬立場問題,與反革命分子劃不清界線,需要被幫助。我班的同學恨我不革命,給我沿上鋪邊貼了一圈大字報,我睡下鋪,那些彩色的大字報就成了簾子。我每次睡覺都會小心翼翼地掀起簾子,鉆進自己的小天地,不用與人廢話,不用看人臉色。那時有理無處訴,自覺矮人半頭,真是過了一段沒有尊嚴、沒有人格的日子。
XSF時不時被造反派打罵,實在受不了了,跑來要我幫她。一個半夜,我和一位可靠的男同學,一個載人一個馱行李,幫她逃出了學校。我用兩個月的飯錢,買了兩張學生票,一起回上海了。
終於盼到畢業分配的日子了,我趕回了北京。一了解,分配方案都內定了,造反派的兩派都有代表參加分配小組,極左勢力掌大權,有一些人分到了中央各部。而我是老保與逍遙派,外加與反革命分子劃不清界線,屬黑五類,須改造及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和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學一起被分到了甘肅勞改農場,XSF被分到另一農場。臨報到前,我又回了上海向父母告別。媽媽的一位在上海展覽館工作的朋友得知我的情況后,特來告知,他們要找一個能講普通話的講解員,我正合適,勸我留下。我猶豫了,考慮再三,怕檔案里留下不服從分配的記錄,還是決定去農場報到。
我調回北京若干年後,文革已結束,我工作單位的領導通知我:經組織審查,你文革中表現很好,很早就對極左路線有認識、有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