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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 革命有害,造反無理

作者:light12  於 2020-2-2 23:55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革命有害,造反無理
送交者: 蘆笛 2003年08月01日22:49:08 於 [***]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主席的光輝教導常講常新,至今仍在指導海內外許多華人的思維。不久前,一位著名網路作家在網上發表了《暴力壓迫是暴力革命的催產士》的文章,鼓吹暴力革命的正義性與合理性,在本質上重複了毛澤東的著名論述,在網上引起了極大反響。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造反有理」的「理」倒底在哪兒。

         一、「有壓迫就有反抗」?

拜革命教的第一個教義,就是「有壓迫就有反抗」。教徒們把牛頓第三定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運用於人類社會現象中,便得出了這個貌似有理、其實大謬的完全歸納。那位作家說:

「沒有統治者的腐敗、殘暴與頑固,就不會有革命的慘禍,暴力壓迫是暴力革命的催產士。」

熟悉歷史的人都能看出這話根本不符合歷史的真實。要論「統治者的腐敗、殘暴與頑固」,古往今來莫過於斯大林政權、毛政權和波爾布特政權。世界史上從來沒有過哪個統治集團曾經像他們那樣,毫無原因地殘殺或害死了數量如此巨大的無辜公民,殘酷壓榨勞動人民,徹底剝奪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與人權,使全國人民變成了凍結在原地的「植物人」(至今11億中國農民仍然是被迫依附於土地的農奴)。在那種暗無天日的社會中,人民連古書上說的「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的權利都喪失了。按理說,這種高壓社會應該激起人民的強烈反抗。「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壓迫越劇,反抗越烈才對。

然而如所周知,在斯、毛、波治下,從來就沒有過大規模人民起義,有的只是震耳欲聾的歌功頌德聲。反倒是在壓力開始消除、人民驟然重獲許多失去了的自由的后毛時代,幾乎所有的人才開始不滿起來,最後釀成了八九學運。

再往遠些看也是這樣。當年我大清奉行「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那一套,什麼事都沒有。等到西太後下詔明定國是,立意逐步還政於民,建成類似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制,麻煩就來了。1908年,太后頒發欽定憲法大綱。翌年,各省按計劃成立了省諮議局。這些都是減壓的重要舉措。然而老佛爺前腳死,後腳辛亥醜劇就發生,斷送了本來前途無量的改革事業。

國民黨掌權時基本上是開明專制。惟其如此,便天天鬧學潮。愛國學生不是去「逼蔣抗日」,便是「反飢餓,反內戰」,要民主,爭自由。等到我黨上台,特別是發明了以坦克裝甲車伺候上街學生之後,便從此鴉雀無聲。這些事實,似乎恰好證明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沒有反抗」的反命題。

外國的歷史又何嘗不如此?當年沙皇以警察伺候革命亂黨,把他們抓住了就往西伯利亞送(注一)。彼時布黨不是在西伯利亞打獵,就是在瑞士開會,根本就唱不了革命戲。1905年首都騷亂,人民到皇宮前請願,沙皇下令哥薩克騎兵「平暴」,開槍射殺幾十人,從此天下太平,迎來了經濟高速增長。

等到後來臨時政府上台,搞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那一套,既不腐敗,也不頑固,更不殘暴,不但讓西伯利亞釣魚的和瑞士開會的統統到首都來參加民主競選,「咸與維新」,而且連叛國罪和顛覆政府罪都不追究(注二)。不壓迫的結果,是引出了沒有作用力的反作用力。除了克倫斯基避入美國使館僅以身免外,大多數部長和議員們都身首異處。

儘管歷史事實說明:「有壓迫就有反抗」這個命題,不說是錯誤的,起碼是對無比複雜的社會現象的超簡化,然而有的網人仍然同意這一說法,只是認為「反抗」和「壓迫」之間有個時間上的滯後效應。因此,后毛時代人民起來反抗,應該看成是毛時代的壓迫造成的結果。

此話當然有點道理,但其實也經不住推敲。按常理說,「饑寒起盜心」乃人之常情。壓迫的效應再怎麼滯后,到人快餓死的地步總該顯示出來吧?可惜,大飢荒餓死了上千萬中國人民,可就沒見誰起來反抗。北韓的大飢荒歷時多年,半國人都成了餓殍,至今也不曾見有誰揭竿而起。

因此,上述「社會機械力學第三大定律」根本就不成立。當然,這不是說「有壓迫就有反抗」在所有的條件下都不成立。如拙文《揮不去的歷史陰影》中提到的,布黨的血腥統治曾引起了俄國人民廣泛的武裝反抗,但那一般只發生在政權交替的動亂時代,並不發生在一個殘暴政權穩定統治了多年的國家,不能作為普適範例。這在外敵入侵時特別明顯,三十年代的熱血青年在日寇入侵前「奮起抗暴」,但那隻發生在國府治下的大城市,敵偽統治下的城市中從未聽說過有人敢上街去示威。

           二、暴力革命出現的原因

那位作家說:

「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富裕,政治清廉,社會安泰,這樣的國家是不會發生革命的。現在美國就是這樣的國家,所以美國不會發生革命。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貧窮,政治腐敗,社會混亂,發生革命的危險性就很大。國家為什麼會出現貧窮、腐敗、混亂?這都是統治者的責任,不是因為統治者的昏庸,就是因為統治者的殘暴。如果這些昏庸、殘暴的統治者肯自動退出歷史的舞台,倒也還能避免革命;但是遇到那些死心塌地不肯退出歷史舞台的,人民只好舉起革命的掃帚,把他們清掃出去。」

聽上去多麼耳熟啊!尤其後面那個「掃帚」的比喻,讓我想去了一去不復返的青春時代,可惜這只是大字報式的抒發革命激情。

在我看來,暴力革命要發生,通常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1、 深重的全面社會政治經濟危機,例如外戰、飢荒、經濟危機等因素引起的民生凋敝甚至民不聊生,社會財富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貧富懸殊引起的普遍民眾不滿等等。

2、 深刻的意識形態危機導致維持社會安定的傳統道德崩解,例如中國辛亥革命和伊朗革命前夕,本土文明與外來文明的衝突引起國民思想上的嚴重混亂脫序;傳統權威驟然喪失引起的意識形態真空,諸如沙皇(俄國人民的「小父親」)和清帝(中國人民的「太陽」)遜位后,在俄國和中國引起的國民思想上的無所適從。

3、 一個弱勢的統治集團和伴生的統治危機。這種弱勢可能是客觀因素造成的,如失去對軍隊、警察等鎮壓工具的控制(例如沙皇);也可能是主觀上的懦弱無能,使得統治者不敢痛下殺手,槍打出頭鳥,殺一儆百(例如俄國臨時政府和晚清攝政王)。

一般來說,必須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時,暴力革命才會發生。當然,和一切規律一樣,它也有例外,例如辛亥醜劇就是在只滿足后兩個條件時就發生了。當時中國的社會危機遠沒有今日嚴重,總的經濟情況良好,然而由於兩宮猝崩,袁大頭趁機弄權,利用毫無人民參與的兵變實行逼宮。因此,它只能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而已。

根據以上論述,暴力革命一般不可能在一個斯、毛式的極權國家出現,這是因為:

1、 從客觀上看,統治者是歷史上見所未見的強勢集團,壟斷了全部國家資源(造反是要錢的,許多人忘了這個常識,真奇怪),絕對控制了軍、警、特等鎮壓工具,控制了國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人民根本沒有可能組織起來,異議人士也沒有可能宣傳自己的主張。此外,精英既得利益集團也起到了維護社會現狀的「鋼筋水泥」作用。後面這個發明的藍圖,斯大林早在他的中學作文里就勾畫出來了。

從主觀上看,統治者是歷史上最心黑手辣的匪徒,堅信「如何鞏固政權──殺人」(張春橋語)。不幸的是,這種根本國策行之而有奇效。這是因為人的本性貪生怕死,在極權統治下只有生物保存自己的本能。真正不怕死的志士如遇羅克、張志新之輩大概十萬人里也找不到一個,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有規模的挑戰力量。

2、 社會不會陷入意識形態危機。這是因為統治者控制了人民的一切信息來源,對人民進行卓有成效的洗腦活動。人類的幸福感,說穿了不過是一種因比較而產生的主觀感覺。鐵幕不僅隔斷了本國和外國人民之間的交流了解,而且遮蓋了統治者荒淫無恥的腐化生活。這樣,人民便失去了一切比較參考系,不能不相信統治者的謊言而以為自己生活在天堂里,而別國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之中。在這種社會裡根本不會產生普遍的民眾不滿。

3、 由於第二個原因。再深重的經濟危機也不會轉化為全面的社會危機。這裡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餓死上千萬人的大飢荒毫未動搖我黨統治。換任何一個別種制度下的國家,那種空前絕後的大災難一定會使政權立刻崩解。

由此可以看出,這樣的極權社會(totalitarian)開始向威權社會(authoritarian )轉化時,是社會最不穩定、最容易出現騷亂的時期。此時封閉在罐頭裡的人民第一次接觸到了外界新鮮空氣,不但獲得了比較參照物,打破了那個原來虛幻的幸福感,而且外來先進文明開始取代原來陳腐的黨教條,便造成傳統權威的喪失和意識形態上的混亂,以上諸因素再加上改革造成社會財富分配不均,便容易觸發普遍的心理失衡而導致社會騷亂。這就是八九學運的根本原因。

然而,因為民眾的鬆綁主要只在經濟上和思想上進行,上述第一條仍然成立,統治者仍然保有強大的鎮壓力量。如果煽動人民起來去抗爭,就是教羊入虎口,白白去犧牲。正因為此,我們才應該譴責以兒戲民命國事來嘩眾取寵的方大教授、柴大小姐、李大教主之輩。

         三、暴力革命是獨裁製度的助產婆

以暴力革命求民主自由,這大概是拜革命教的第二條教義。它其實本身就是一種自相否定的悖論。

要說清這個問題,首先得戳穿「人民革命」這個神話。在一般人心目中,世上據說有某種自發的、由人民群眾自己起來爭取解放的活動。這在近代以前確實如此。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俄國二月革命都是這種自發的、未經專業人士組織、發動、操縱的革命活動。可惜的是,時代進步到今天,早已時移勢易,這種自發的人民革命早已進了博物館,而我們的同志們還在欣賞那裡面的恐龍標本,以為那副化石骨架還在今日的世界上張牙舞爪。

我在《揮不去的歷史陰影》中說過,早在1905年,列寧就看出,由於現代物質力量和科技手段的發達,專制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極大地加強了,因而得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按:此為偉大領袖的再表述),革命決不可能通過人民自發鬥爭而贏得勝利,必須由一個組織無比嚴密的黑社會專業人士去製造的結論。必須承認,列寧的發現至今仍然成立。可以說,俄國十月革命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確有自發的人民革命取得勝利的例子,在此之後,一切成功了的暴力革命,都不過是一小撮意志如鋼、紀律如鐵的黑社會專業人士利用、操縱人民人為製造出來的。哪怕是為民運人士津津樂道的東歐和平革命,其實也有專業人士幕後運作的背景。記得西方媒體在羅馬尼亞的「人民革命」勝利后曾披露,那其實是克格勃搞出來的。

即使是法國大革命那樣自發的人民暴力革命,也絲毫沒有實現動聽的革命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一般人只知道歌頌法國大革命是怎樣偉大的英雄史詩,卻不知道它曾帶來過何等的血腥恐怖。在雅各賓瘋子派以斷頭台治國期間,草菅人命竟然到了這種程度,以致肉食店居然堂而皇之地供應人肉!

這種恐怖的出現是必然的。暴力革命實質上是大規模的強暴他人的自由意志、謀殺他人性命、搶劫他人財產,勢必引起反革命的瘋狂反撲。此時倒真用得上「有壓迫就有反抗」的公式,但該公式之所以成立,是因為革命者還未建立穩固統治,反革命也不像極權社會中的愚民,人人有倖免心理,而是困獸猶鬥,存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決死之心。不幸的是,人民的力量卻顯得脆弱,因為驅使人民甘冒生命危險投身革命的主要動機是追求自身解放,而人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必然結果就是否定一切權威,導致無政府狀態的出現。這種脆弱的革命事業顯然無法與訓練有素的反革命勢力較量。

為了保住革命果實以及革命者們自己的腦袋,當反革命反撲過來之時,革命事業就需要一個絕對的革命權威,將自發的革命者組織成一個令行禁止的高效率戰鬥隊伍,去粉碎反革命進攻。而建立這樣一個絕對的革命權威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大規模實施恐怖,以革命和人民的名義去處死一切膽敢反對革命的人,甚至將半心半意者和中途動搖者也送上革命的祭壇。在這過程中,革命者們就變成了獨裁者。等到反革命被鎮壓下去了,革命權威便成了新獨裁製度的守護神,民眾一切分享權力的要求都將被它的鐵拳無情粉碎。因此,想在這種「新」社會裡實現民主,無異於緣木求魚。

更重要的是,「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是人類普遍的天性。當最初的革命激情消退後,人民便不可避免地要厭煩無休止的戰亂,渴望和平和秩序,因而衷心歡迎能給他們帶來安定團結的獨裁者。文革中我曾旁觀了人民當初那種革命熱情耗竭的情景。儘管武鬥期間是建「國」以來人民自由度最大的黃金時代,但幾乎每個人都熱烈歡迎帶來秩序的革命委員會。前段巴基斯坦軍事政變推翻了民主政府,人民反而持同情態度也是這個原因。因此,暴力革命到後期,必然會出現能給人民帶來和平與秩序的大獨裁者,這不但是大勢所趨,而且是人心所向。

如果說歷史上的自發人民暴力革命是這樣,那麼現代的由黑社會專業人士製造出來的「人民」暴力革命就更是如此了。這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那樣的經典人民革命的最大區別,是前者是由人民自發進行的,不是某個革命黨設計製造出來的產品,而後者是由一個高度軍事化的核心獨裁組織(稱為革命黨)醞釀、策劃、發動起來的。在前者,獨裁者和他代表的革命權威是在革命高潮中從暴民中自然湧現出來和形成的;而在後者,獨裁者早在革命的設計階段就由某個野心勃勃的陰謀家黨魁擔任。革命黨的特點是絕對隱秘和絕對獨裁,下級除了絕對服從上級之外(所謂「組織高於一切」),不能有任何自由意志。在最後一點上,它很像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軍隊組織,非此不但不能取得革命成功,而且就連革命者的性命都保不住。很明顯,它的整個設計原則和運作方式與民主精神完全背道而馳。如果這種黑社會組織成功地奪取了政權,必然就要把他們搞慣了的那一手推向全社會,徹底扼殺一切自由思維活動和個人意願,使整個社會組織變成一個龐大的軍隊。而這就正是在蘇聯、中國和其他共黨國家發生過的事。

今天,中國社會組織之嚴密遠遠超過古今中外一切君主國家,政府獲得了空前的控制人民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製造暴力革命就更是一種黑社會的專業活。這種製造出來的革命即使成功了,無非是世上又多了一個列寧或毛澤東而已。

因此,無論是哪種暴力革命都必然是獨裁製度的助產婆,這是它的本質特點決定的。證之以世界史上的一切暴力革命,除了北美獨立戰爭之外(那嚴格說來是國際戰爭而非革命,國內根本沒有反革命暴動),這可以說是個普遍規律。英國革命砍了查理一世的腦袋,扶上了克倫威爾那個「護國公」;法國大革命砍了路易16的腦袋,先迎來馬拉、丹東、羅伯斯庇爾那些瘋子遍立於國中的斷頭台,后又把拿破崙大帝送上寶座;俄國二月革命為十月革命鋪路搭橋,寫下了俄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辛亥醜劇先把袁大頭送上帝位,后又引出軍閥混戰;中共革命迎來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最血腥、最殘暴之的「新」紀元,使中華文明幾乎被徹底摧毀。這些慘痛的教訓,應該使任何一個有理智的現代人都唾棄暴力革命才是。

有的網友以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在台灣的成功來質疑這一點。這其實並不說明問題。首先,如果沒有辛亥醜劇,如果中國人民再成熟一些,知道用和平理性的手段漸進地改良社會,民主制度恐怕早就在全國實現了。其次,它在台灣的成功有著許多歷史的偶然。最後,這個三部曲的最大問題,還是那個悖論,即用一種獨裁者強暴大多數公民的方式去實現民主。要蕩平各路煙塵,混一海內,軍政時期便不能不是獨裁時代,而且它的獨裁程度要超過被推翻的舊政權。這是由兩者的性質決定的。一般來說,維護一個既存政權的難度遠沒有新創一個政權的大,因此,新生的革命政權一定要比舊政權的專製程度高,才能取得勝利。「兩軍相逢勇者勝」,在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中,誰的集權程度更高,誰更心狠手辣,誰就能贏得勝利。因此,革命政權的組成決不可能是民主的。這就是為什麼從晚清而北洋,由北洋而國府,從國府到中共,獨裁程度一個比一個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等軍政時代結束,獨裁製度也便穩若泰山。此時除非獨裁者是聖人,才會恩賜給人民民主。新的統治者一般都是經過革命負篩選出來的鐵血強人,其意志之堅強,手段之毒辣,比起通常是懦弱的被推翻的舊統治者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指望這樣的人物來恩賜給人民民主,其希望要比在舊社會裡實行和平改革要渺茫得多。這個道理其實非常淺顯,大家只要假想一下在毛、蔣、清帝治下實現民主的可能性,將難度排出個座次來,便立刻能洞見這一點。台灣的民主革命發生在老蔣死後,這決不是偶然的。

          四、革命有害,造反無理

那位作家說:

「革命是被統治者逼出來的,我們更應該譴責的是造成革命的統治者,而不是革 命者。」

又問我:

「辛亥革命前,梁啟超的保皇維新派和孫中山的暴力革命派,就為該不該搞革命進行過激烈的辯論。梁啟超舉出法國大革命的例子,說暴力革命搞不得,那會死很多很多人,可是革命派反駁說:人是要人權的,我們不想再作為奴隸苟且偷生了。我們要用我們的鮮血,為我們的孩子爭取一個不再作奴隸的機會。

現在阿拉伯人的心情,就類似於中國辛亥革命時的心情,如果老蘆生為是一個阿拉伯人,你是選擇作偷生的奴隸,還是選擇為自由而戰?」

這是典型的拜革命教徒的煽情,可算是這些人的第三個教義,也就是用簡單的道德是非判斷來肯定革命這種「慘禍」(這是那位作家自己的話)。哪怕革命只能讓千百萬人頭落地,毀壞無數財產,讓人民墮入更加深不可拔的深淵,讓歷史大幅度地倒退,但因為它是反抗壓迫者,是剝奪剝奪者,因此便是神聖的,不可否定的。如果有誰不同意他們這種「思維」方式,便是喪失道德立場,便是統治者的狗腿子,便是助紂為虐,便是落井下石打落水狗。按他們的邏輯,文革也該肯定了,因為它在本質上決不僅僅是毛髮動的權力鬥爭,更是人民長期積壓下來的對黨官僚階級不滿和怨恨的總爆發。總之,這世上只要是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便一無例外地是神聖的、偉大的、不容反對、批評甚至懷疑的。這才是典型的黨文化的黑白兩分法!

因為講「正義」而不顧利害,拜革命教徒便不能不用刺激性的字眼包裝理智的缺乏,去打動聽眾的淺薄正義感、是非善惡感而不是訴諸他們的理性。那位作家這裡就給出了最好不過的例子,又是「不為作奴隸苟且偷生」,又是「用我們的鮮血,為我們的孩子爭取一個不再作奴隸的機會」。這些話或許能使人熱血沸騰,但絲毫無助於頭腦清醒。

請問那位先生:革命黨人有幾個人灑了「我們的鮮血」?就算有個把秋瑾、徐錫麟掉了腦袋,和他們製造出來的那個無邊血海比起來,他們那一腔熱血連滄海一滴都比不上!誰給他們那個權利去痛灑人民的鮮血,使國家陷於戰亂達半世紀之久,至今還無法從毛主義的黑洞中完全掙扎出來?歷史上又有哪個賣國賊,禍國如此之慘烈?

再問那位先生:那場醜劇,到底是讓中國人民的人權狀況進步了,還是退步了?中國人民在大清的治下是什麼樣的奴隸?在後來的民國和中共治下又是什麼樣的主人?「我們的孩子」的命運是強爺勝祖,還是王小二過年?當年汪精衛謀刺國家元首還沒給處死,後來遇羅克、張志新不過動了動嘴皮就掉了腦袋。推原禍始,這難道不是辛亥亂黨的責任?歷史雄辯地證明了梁任公的正確和革命亂黨的昏悖,那位作家明明十分熟悉這一切,卻會寫出這種違背歷史真實的抒情散文來!

拿阿拉伯人來比辛亥前的中國人就更是神來之筆。請問兩者有什麼共同之處?辛亥前革命黨徒一律西化,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西方發明的民國。「打倒列強」的口號是後來俄國人教孫大炮喊出來的。而今天的阿拉伯人民的訴求根本就不是什麼民主,更不是西化,而是恰好相反,是要驅逐西方文明影響,恢復古老宗教的純潔。誰聽說過哪個回教國家的人民在為民主而鬥爭?

和那位作家充滿激情的革命號召相反,我堅定地認為,革命有害,造反無理。這裡的意思是說,暴力革命一無例外地是毀滅性的,除了大規模毀滅財產和人命外,只能造成社會的大幅度倒退,而造反是反理性的行為,更不足為現代人取法。

在一般人心目中,「革命」和「造反」好像是一回事,其實不然。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前者有社會改造的內容,而後者只是用暴力進行的社會財富和地位的再分配。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只有造反,從無革命。從陳勝吳廣開始一直到髮匪捻匪搞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乾的都是去把別人腦袋砍了,去人家鍋里撈肉的勾當。這就是造反,目的是「打江山、坐江山」,去和皇帝老兒爭天下,毫無社會改造內容。這種「農民起義」的反理性是顯而易見的,發生得再多也只會改朝換代,決不會讓社會進步一納米,但它除了大規模破壞生產力、使社會經濟全面後退以外,卻也不會使社會在政治上全面後退。真正可怕的,是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那種用暴力改造社會的嘗試。正如歷史向我們展示的,中國社會的全面倒退,是由辛亥催生,由中共革命最終完成的,結果是建立了一個中國歷史上見所未見的最反動、最黑暗、最殘暴的政權,使絕大多數人民徹底淪為政府的奴隸。

為什麼暴力革命比造反可怕?這是它的兩個內在特點決定的:第一個特點上面已經說過,它必然導致社會專製程度加深,使政治制度越發偏離民主與法治的原則,變得更加反動。第二個特點是它以暴烈急劇的方式徹底打亂社會秩序,造成民眾思想上的巨大混亂,從而加深原有的社會意識形態危機。

革命者們一般都是「一元論」教徒,相信「制度決定論」,以為只要建立了一個完美的制度,一切社會問題便迎刃而解。他們不知道,一種制度是從民族的傳統里自然生長出來的,只有在被證明是該民族的最適生活方式后,該制度才會確立下來。因此,要引入一個外來的制度,首先得要有那個移植物賴以生長的土壤。如果沒有這土壤,要作的第一件事去製造那土壤,而不是貿然去把舊制度砸碎了,再去強行移植一個養不活的外來制度。這樣做必然導致原有文明因驟然脫節而徹底破產,舊的給砸了,新引進來的又活不起來,社會便陷入文明真空,而這就是辛亥以來中國一直在發生的事。

這個問題是如此顯而易見,我真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的革命先烈就會看不出來。中國式的專制,本是中國那個特殊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決定了的最適生活方式,如果不是地球變小了,西方資產階級堅持要按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便再過一萬年咱們也還是傳統的男耕女織,決不會自發產生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這種國家,百姓連起碼的權利意識都沒有,就貿然去偷「民國」,簡直是愚人節偷話。這種醜劇鬧劇居然會發生,只說明了許多中國人越等躁進、揠苗助長、急於求成的躁狂心態,以及毫不思索、只知像猴子似單純模仿的愚昧。

時代到了今天,暴力革命已不再可行。上面已經說過,現今的中國,政府控制人民之緊密,在客觀上已經杜絕了人民自發武力反抗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搞革命,就只能靠列寧、毛澤東式的黑社會專業人士。而且,中共的勝利其實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以農村包圍城市」只適用於舊中國無比落後的國情,已成昨日黃花,決不會再出現了。如今除了西藏,全國每個縣都通公路,就算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可以使用空降部隊。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有的是快速反應能力,實在不行放個中子彈也就完事大吉。在這種國情下還要講「有壓迫就該反抗」,完全是以萬民為芻狗。

更何況今日中國已是核大國,暴力革命很可能導致核內戰,這絕非危言聳聽。中共是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心狠手辣的流氓集團,他們不但篤信「殺人治國」論凡半個世紀,而且竟然把心狠手辣發展成了革命理論和選拔幹部標準。從黨魁到普通黨員都從無妥協、「雙贏」、「雙活」等文明觀念,都陷於《農夫和蛇》、《東郭先生和狼》那些教誨中不能自拔,深信「喪失政權就喪失了一切」、「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這些黨文化教條甚至連在海外自由知識分子都能看出遺毒,可見它們的牢不可破。過去中共已經反覆證明了他們一旦相信自己的政權受到嚴峻挑戰時能作出什麼樣的事來。如果說連對一群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中共都有本事不顧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在全世界電視屏幕上出動坦克裝甲車瘋狂屠殺百姓,那麼,當這個流氓政權真的面對人民的武裝反抗時,它能作出這麼樣的事來是難以想像的。

綜上所述,「革命無罪」,只是將道德觀念抽象化、泛化、絕對化,脫離了歷史事件的實際社會效果後作出的廉價煽情,而「造反有理」,有的其實只是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之上的歪理,與理性毫不相干。干蠢事的人當然可能是好人,但只要坑害了國家民族,甚至比壞人還讓人難以原諒。上千萬平民死在偉大領袖好心製造出來的大飢荒里,莫非那就死得重於泰山?

最後回答那位作家的問題:我如果生為阿拉伯人,我一定不但譴責拉登那種令人髮指的犯罪行為,而且畢生將與原教旨主義周旋到底,因為那是開歷史倒車、剝奪人民的自由甚至妻子的邪惡宗教;如果我生於辛亥前而又有今日的覺悟,我一定追隨梁任公,耗盡禿筆去告訴人民:與其選擇為作第十九等的奴隸而流血送命,不如選擇作半自由人而苟且偷生!但因為我都不是這兩種人,所以窮我有生之年,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不遺餘力地奔走呼號,為後世子孫最終把「造反」和「暴力革命」這兩個醜惡、血腥、骯髒的字眼從民族的字典里永遠刪去,將那個坑害了民族幾千年的噩夢永遠打上休止符!

200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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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這聽起來很可怕,其實根本不像共黨宣傳的那樣。首先,那些革命亂黨中有些人是刑事犯,例如斯大林的「職業革命活動」就是在巴庫等地組織武裝搶劫(特別是搶銀行),鬧到連他的同志們都看不起他。其次,除了不能離開流放地之外,政治犯享有充份人身自由。他們並不從事強迫勞動,愛看書就看書,愛釣魚就釣魚,比知青下鄉舒服多了。

注二:這是臨時政府犯的不可饒恕的錯誤。在獲得布黨間諜活動的證據后,他們應該立即取締布黨,輯拿所有的黨魁而不光是列寧一人。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泄露暴動密謀后就該先發制人,名正言順地將季、加之外的布黨黨魁全抓起來,同時請季、加帶著剩下的人繼續走「議會道路」。倘如此,則十月革命決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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