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落入了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手裡。他把它交給了也在社會部工作的江青。沒有資料顯示毛澤東是否看過這份報告，但對江青來說，這無疑是一件刻骨銘心的往事。忘了誰，她也不會忘了楊帆！
1954年匿名信的內容，和1939年項英報告的內容相同。信又發自上海，在楊帆的管轄之下。
王芳繼續寫道：匿名信被定為「18號案件」，「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方面由黃赤波負責，浙江方面由我負責。會議並對案件進行了具體分析，把重點對象放在３０年代曾在上海文藝界工作過的人員身上。
「偵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親自抓案件的偵破工作，每隔幾天就要聽取一次彙報。
「當時，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進行了筆跡鑒定。他們將那些與匿名信筆跡相似而又對江青不滿的人都列為偵查對象，進行重點偵查。僅案件的卷宗 就有五六包之多。這些偵查對象，包括江青過去房東家的女佣人秦桂貞，她了解江青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的歷史；東海艦隊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嵐，她曾說過對江青不滿 的話，也被列為懷疑作案對象。然而，時間拖得很長，案子還沒有結果。
「當時受偵查時間最長、懷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長賴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賴少其引起的。賴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屆黨代會上提過一個議案，要求組織上對賀子珍的生活給予照顧。
「江青極其忌恨賀子珍。公安部門注意賴少其後又發現，賴少其的妻子曾菲與賀子珍一家關係密切，並且對賀子珍的處境深表同情，而且對毛澤東1952年在上海沒有與賀子珍女兒李敏見面一事頗有微詞。另外，賴少其又恰好是在華東文委工作！」（11）
經過一年的折騰，「18號案件」始終沒有偵破，成了死案。毫無疑問，江青相信楊帆與此案有關，而楊帆領導正是潘漢年。有理由相信，「潘楊案件」 此時已進入醞釀階段，缺的只是一個突破點。
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也相信江青的判斷。但他後來對「潘楊案件」的處理，的確給人一種借題發揮的感覺。比較靠譜的推斷是：毛即使不信，至少也疑。畢竟，對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往事，潘楊都是知情人。
1961年，林伯渠夫人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林伯渠死後的一些遺留問題。經查對，兩封信的筆跡一模一樣。朱明承認匿名信是她寫的，並立即自殺。（12）
毛澤東、江青這時才知道，抓錯人了。中央設立「18號案件」，要抓的是朱明，卻誤抓了潘楊。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潘楊成了朱明的替罪羊。江青與潘漢年素無恩怨，整潘純粹是誤以為「匿名信事件」與楊有關，而潘又是楊的後台；毛澤東與潘雖有過節，若無「匿名信事件」的影響，很難想象對潘的處置會如此嚴厲。
寫匿名信相互攻擊，是中共高官夫人之間「階級鬥爭」的特殊表現。男人在政壇上斗，女人在醋罈上斗。毛澤東說：「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於是，我們看見朱明斗江青，江青斗王光美，嚴慰冰斗葉群···。
對毛澤東來說，見汪精衛不是罪，寫信攻擊江青是罪！否則，周恩來「四·一二」大屠殺后秘密會見蔣介石，為何無罪？陳賡被抓后無故獲釋，又為何不疑？
3.毛澤東與潘漢年的歷史恩怨
潘漢年案的另一背景，是潘與「國際派」的關係。1931年10月王明赴蘇聯前，潘就被確定為王明與博古之間的秘密聯絡員。（13）這一重身份，只有王明與博古知道。1933年1月，博古一到瑞金，便將毛澤東在政治上邊緣化，奪了毛澤東的權。6月，潘漢年也到了瑞金，和國際派博古、張聞天和王稼祥等人打得火熱。「遵義會議」后，「國際派」的第三號人物張聞天（洛甫）取代博古，同時毛澤東回到了最高決策層。為對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產國際有個交待，事先確定的秘密聯絡員潘漢年便派上了用場。遵義會議后不久，潘漢年和陳雲先後赴蘇聯彙報遵義會議情形。臨行前，「博古和潘漢年，兩人推心置腹地談了近四個小時，談著談著，兩人都流淚了。」（14）
1936年8月上旬，潘漢年攜密碼到達陝北，向張聞天單獨彙報。毛澤東的心情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潘 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舉。據秦福銓披露：潘告訴張聞天，「他對張浩的『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感到懷疑。毛得知后，對潘的『直率』很不滿，對潘的遲到，尤其是對潘漢年途經香港時，沒有明顯的理由滯留二個月，更是不以為然。」（15）正如學者王彬彬所說：「嚴格說來，張浩與潘漢年一樣，只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張浩是共產國際的信使，潘漢年是王明的信使。當張浩在毛澤東的慫恿下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致電張國燾時，當然是一種『僭越』。潘漢年對此質疑，張浩會感到難堪，而毛澤東則一定很惱怒。」（16）（關於張浩冒充共產國際代表向張國燾假傳聖旨一事，是中共黨史上另一樁公案，筆者將專門撰文探討。）
在決定派誰先期與國民黨代表陳立夫接觸一事上，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也有爭議。「國際派」張聞天、周恩來、博古都主張派潘漢年，毛則表示反對。秦福銓寫道：
「 當天休會後，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麼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裡九個月，不積極返回陝北中央根據地，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后再去辦別的事，卻先去辦『國共和談』，讓我們在這裡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
「 毛還說：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漢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17）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對潘漢年下『不可信用』的斷語。1955年4月在北京，不過是重複十九年前在保安說過的話而已。當然，1936年的毛澤東還沒有能力下達『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命令，否則，正如王彬彬所說，延安整風也就沒有必要了。
4. 毛澤東式的道歉——假釋
不審，不判，關死為止，似乎是毛澤東最初對潘案的政策。由於朱明的自殺，事情發生了轉機。1962年，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的主持下，一個袋鼠法庭成立，三名審判員——彭樹華、曾漢周和丁汾——被選了出來。根據彭樹華的回憶：
「公安部預審認定潘漢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條。一是1936年投降國民黨；二是抗戰期間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和秘密會見汪精衛；三是上海解放后掩護大批特務反革命分 子，並向台灣供給情報，引發上海『二六大轟炸』。對於指控，他只承認和汪精衛見面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當時來不及寫信彙報，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認。但是在 看案卷時，我也發現了一個微妙之處：對於投向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領導提審時潘漢年才認罪。當時我們聽說上面給潘漢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訴他只要認了罪、判了刑就放人。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庭審時潘漢年都認了罪的原因。」（18）
此時的毛澤東似乎已不想再關潘漢年了。審判是毛給自己下台階，找理由放潘，從最初的「十殺令」——談到潘漢年，毛先後用了十個殺字——到後來的15年徒刑，再到立即假釋並恢復待遇，毛對潘的怨恨好像突然消失了。箇中原因與「18號案」偵破、朱明自殺不無關係。當然，潘案的審理不能與「匿名信事件」掛鉤：抓的時候沒有用那封信為理由，放的時候自然更不能涉及朱明。這是一樁不能提的往事，涉及江青，與偉大領袖的形象有關。
深知袋鼠法庭的功能，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謝覺哉對審判員說：「你們辛苦了。 你們對潘漢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細，提出了你們的看法，這很好。不過你們提出的問題，我們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們說過了吧，潘漢年案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19）
「謝老一席話，再次讓我們知道了自己的角色。」 彭樹華繼續寫道：
「謝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緒，轉頭問我：『你讀過王勃寫的《滕王閣序》嗎？』然後說王勃的這篇文章里，有這樣兩句：『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說完王勃的詩，謝老又看似很隨意地說起另一位歷史名人：『王勃的這兩句詩說的是漢、唐的事，還有宋代的岳飛，他主張抗金，卻被誣陷要謀反。難道當時沒有人知道岳飛是被冤枉的嗎？當然有人知道。但在當時，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議和，所以誰能救得了岳飛？』」（20）
看來，謝覺哉深知潘漢年案的個中曲折，只是不能說穿而已。
1963年1月，最高法院開庭。潘漢年的審訊進行得很順利，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對於起訴書指控的罪行，潘供認不諱。按中央指示，法庭判潘漢年15年徒刑，隨即保釋。幾乎與此同時，楊帆獲刑16年，亦保釋。
審了，判了，放了。此時毛澤東與潘漢年恩怨已了。真相大白，匿名信的「真兇」朱明已經死了。
1967年，文革進入高潮，潘漢年再次入獄。1970年，在沒有任何新問題的情況下，潘被改判無期徒刑。
1977年4月，潘漢年以「蕭叔安」的名義在長沙病亡，享年71歲。
五年之後，1982年，中共中央正式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黨籍。
註釋
1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239頁。
2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
3 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4 彭樹華、 李菁：《1962年最高法院院長談潘漢年案：誰救得了岳飛？》，三聯生活周刊，2011年5月11日。
5 尹騏：同上書，118-121頁。
6 同上書，170頁。
7 同上書，235頁。
8 尹騏：《胡均鶴在諜報漩渦中浮沉》，光明網，2005年1月26日。
9 《潘漢年楊帆生死戀：冤獄一坐24年》，東方網，歷史頻道，2013年12月31日。
10 王芳：《王芳回憶錄》，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轉引自，《人民網》，《讀書》。
11 同上。
12 張寶昌：《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議的自殺》，《文史參考》，2010年第8期。
13 秦福銓：《博古與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3月版，139頁。
14 同上書，141頁。
15 同上書，146頁。
16 王彬彬：《潘漢年的百喙莫辯與在劫難逃》，《共識網》，2013-12-10。
17 秦福銓：同上書，147頁。
18 彭樹華、 李菁：同上。
19 謝覺哉：引自彭樹華、李菁：同上。
20 謝覺哉：同上。
（2014年2月12日於普林斯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