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ZT) 秦暉 美國的病因,中國的良藥:破除兩種尺蠖效應互動(下)

作者:light12  於 2009-5-1 07:37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全球經濟危機的緣由及根本解決之道
作者: 秦暉

如果「左派」主張的社會保障,「右派」主張的經濟自由,左右派共同主張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發展,這不恰恰能夠消除導致我們「自由福利雙不足」的尺蠖效應嗎?有保障的人敢花錢,有自由的人會花錢,我們的「內需」還會是個問題?很多人恨美國,但要說「反美」,這才是反到點子上了。這也叫「師夷長技以制夷」吧!
形成「透支危機」的充分條件
其實,「次貸」問題只是美國人過度消費、借債消費的一個典型表現。美國的巨額財政赤字、貿易逆差和天量的公私債務,都是形成這次全球「海嘯」的根源。「次貸危機」只是透支性消費之弊的導火索,它在美國巨額債務中是信用鏈條最脆弱的一環,但並不是鏈條的全部。即使「次貸」不出事,這樣的透支規模也遲早要在其他地方引爆。
上期文章中提到(見本報4月23日31版),這樣的「消費狂」現象與民主政治下「反向尺蠖效應」有關。民主國家有窮有富,經濟增長有快有慢,但在可比條件下,民主國家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都較高,而且似乎越民主越高。
這是為什麼?首先,民主制下很難要求人民勒緊褲帶搞「原始積累」。當然對殖民地或者黑奴是另一回事,但在本民族中這麼搞,沒有鐵腕強制就很難。
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如果形成了自由、福利雙重膨脹的「反向尺蠖效應」,還會使消費率不正常地變得畸高。高福利與高自由都會對消費起推動作用,福利保障發達,人們就敢於花錢。而高度自由的結果,人們花錢的花樣也更多。反之,如果形成了本來意義的尺蠖效應,自由、福利都「雙低」,也會反常地壓低消費率。沒有社會保障,人們就不敢花錢,而自由缺乏,人們花錢的方式也就受到約束,尤其是信用槓桿在管制狀態下明顯地會抑制消費潛力的釋放。
在正常情況下,「福利國家」的經濟不那麼自由,而「自由放任」的經濟不可能是高福利的。所以儘管自由競爭與福利國家這兩種制度都各有毛病,但它們仍然可持續,也不會形成這樣的透支消費狂潮。但反向尺蠖效應導致的「福利自由雙膨脹」就不同了。它的第一個後果是會造成國家高負債:民主國家裡,賦稅不能想征就征,而公共福利開支的剛性增長也不能想降就降。這就會造成「民主國家特有的財政赤字問題」,這當然不是說專制國家就不會出現財政赤字,因為形成財政赤字的原因很多。但在其他條件類似的情況下,「高自由(往往意味著相對的低稅收)高福利」導致的赤字會比高稅收高福利的體制和低稅收低福利的體制導致的赤字都更大,更不用說與那些一方面橫徵暴斂一方面又很少提供公共服務的體制相比了。
對巨額財政赤字怎麼辦?無非兩招:要麼大印鈔票彌補虧空,這就要引起通貨膨脹。要麼就大發國債(見圖一)。誰來買呢?那些具有相反特點的尺蠖效應國家即低自由低福利導致低消費率的國家就是現成的大買主。
(圖一)美國國債增長
Source:USGovernment,HistoricalTables,pp.127-8,
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pdf/hist.pdf
然而與國家負債相比,福利與自由雙重膨脹導致的更重要結果是國民消費債務的膨脹(見圖二)。高福利的人們敢花錢,高自由的人們會花錢,於是超前消費愈演愈烈,寅吃卯糧,向全球透支,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外貿逆差激增 (見圖三),而同時國民的儲蓄率也就越來越低(見圖四)。
(圖二) Source:USFederalReserve,StatisticalRelease,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9/hist/cc_hist_sahtml
(圖四)美國儲蓄率,1960-2008
Source:Creditwritdowns,
http://www.creditwritedowns.com/2008/05/chart-of-day-savings-rate.html
由此形成的窟窿誰來填補?自然又是那些「相反特徵的國家」,他們的低消費率、高投資率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而他們的「低人權優勢」又使其產品有強大的「競爭力」,美國人只管印錢就可以大量進口。
為什麼民主仍然可欲?
但是,如果民主政治會導致這樣的後果,它還可欲嗎?為什麼仍然欣賞這種制度呢?這是因為造成美國這種情況,民主政治只是原因之一,或者說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而造成「透支危機」還需要其他條件,一般的國家都沒有這些條件。
人是有理性的,「福利自由雙膨脹」通常持續不了多久就會出現「小危機」,人們在現實面前會調整心理,回到憲政民主下通常的「天平」機制,在「限制自由推進福利」與「限制福利推進自由」這兩種可持續狀態中作出選擇,而不至於使「惡習」長期發展而得不到矯正。
問題積累得如此嚴重,需要其他兩個條件。
第一,「透支性消費」要能長期持續,必須要有透支手段,借錢消費要有「借錢資格」,這就是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外貿順差表現為美元,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投資也是投美元,而歐洲和日本就做不到這一點,無法像美國人那樣只管印錢消費。
第二,借錢畢竟不是搶錢,還要有人願意大量、長期地借錢給你。美元就算全球都認,能夠大量拿商品換這「綠紙」而長期不要乾貨的,就要靠另一種大國。這種大國存在著「一左起來就壓縮自由,一右起來就壓縮福利」的尺蠖效應,正需要大量的「外需」來防止1929年式的「過剩危機」爆發。而且由於它是大國,經濟總量大,也經得起美國那種規模的透支需求。
「Chimerica」現象
於是就出現了美國學者弗格森說的「Chimerica」(China和America並成的新造詞,又譯「中美組合」)現象。
如果沒有中國這樣的國家給美國借錢,美國這種超前消費是玩不下去的。但是如果沒有美國人借中國的錢,中國的過剩也會帶來問題。這種互補,在太平年月都覺得不錯。一旦出現了問題,雙方都有理由罵對方,美國說中國「傾銷」,中國說美國「剝削」。
歷史上看,中國經濟由於前述與美國相反的體制性原因,消費率相對於投資 (含儲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投資產出效率低,而投資需求又比消費需求高。「低消費,高投資,低產出」的結果是消費雖低,產出卻並不「過剩」,甚至還長期短缺。但轉入市場經濟後效率提高,便逐漸轉為「低消費,高投資,高產出」,出現了通常所講的「資本主義過剩危機」的形成機制(見圖五)。
(圖五) Source:National Bureauof Statistics
泡沫時期,美國人從中得到「高消費」,中國從中得到「高增長」,但這果然是「利益共同體」嗎?
美國剝削了中國,貧窮的中國生產者省吃儉用補貼著富裕的美國消費者,而他們還埋怨我們慣壞了他們!
平時雙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時也已經有了牢騷:「超廉價的勞力、土地、資源付出,形不成有效進口需求,只換來巨額的『綠紙』(賬面美元)。中國人埋怨美國開動印鈔機捲走了咱們的血汗,美國人埋怨中國廉價貨砸了他們的飯碗,而一旦美元狂貶,美國完了,我們的血汗也白搭」。
危機一旦爆發,雙方的抱怨立即升級。然而奇怪的是:雙方的互相依賴似乎也明顯升級:美國的消費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國增持美債,給他們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國的過剩危機越嚴重,越希望擴大外需。於是一方面加強出口退稅使產品更廉價,以適應美國因危機降低了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凍結勞動合同法,以降低生產成本維持「競爭力」,但消費不足卻因此更難改變。
長此以往,真是伊於胡底!
「價值鏈與利潤率」悖論:「內需」何以難於「拉動」?
為什麼十多年來「拉動內需」的努力成效甚微?去年歲末在東莞經歷的一場爭論很說明問題。
吳敬璉先生等多次提出「價值鏈」問題:我國出口企業為外國品牌代工,一雙鞋我國出口價10美元,在美國終端市場卻賣90多美元。我國代工企業只得到價值鏈的12%,太虧了。因此應該促進產業升級,按照「微笑曲線」拉長我們佔有的價值鏈份額,不能老給人打廉價工。
然而這個說法卻受到一些代工製鞋企業負責人的質疑。他們根據切身體會說:你以為國外品牌商比我們好賺錢?合作的品牌開發商利潤率只有1%,活得不易,代工企業利潤率卻有20%,不是我們羨慕他們,而是他們羨慕我們——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顯然,這裡講的是兩回事,一個談的是價值鏈,一個講的是利潤率。耐人尋味的是:美國人享有88%的價值鏈,其品牌開發商利潤率卻只有1%。而我們在價值鏈中只有那麼點份額,代工企業的利潤卻可以那麼高。進一步探討會發現,沒錯,美國人拿到價值鏈上的88%的增值,可是這個增值在美國是分散在非常多的環節,物流、幾級批發、零售、廣告、策劃、市場調查、商品檢驗,等等,充分競爭的第三產業各個環節、大量的從業者都分享了這個利潤,從而形成了他們的消費能力。而中國在這個價值鏈中只佔12%,但是這12%高度集中。老闆賺錢很多,國家拿走的更是一個大頭,當然不只是稅收。
我們的經濟增長很快,堪稱「奇迹」,但這種增長的分享性很差。這有深刻的體制性根源。顯然,中國有中國的弊病,美國也有美國的弊病。如果沒有全球化,兩種弊病各自單獨起作用。然而市場經濟全球化使中美經濟的優勢得以互補的同時,這兩種弊病也發生了互動,甚至互相反饋放大。這就是Chimerica遊戲的實質。這種遊戲把中美兩國都套到了一個怪圈裡,對於美國是債務越來越高,對於中國是消費率越來越低。這實際上變成了一個連環套。發展到今天,這遊戲好像很難玩下去了。
重建國際金融體系任重道遠
總之,目前全球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實質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應」導致的高消費,與相反特徵的國家在尺蠖效應下的低消費,在經濟全球化中,通過美元這一全球透支工具形成互動,使本來不可持續的現象得以長期持續,同時積弊也越來越重,終於釀成兩種性質相反但卻互為促因的危機。
顯然,如果兩種尺蠖效應都不變,美元的透支作用就是關鍵。因此危機爆發后各國都強烈要求改變以美元為主要價值尺度和儲備手段的國際金融體系,甚至結束「美元霸權」。美國利用「世界印鈔機」不僅獲得了鑄幣稅,而且為維持自己的高消費給全球投資者下套,在反危機動作中加大印鈔力度更有不惜美元貶值美債縮水、先透支后賴賬之嫌。美國作為世界貨幣發行者的信用無疑已經嚴重下降。
但是放棄美元確實「知易行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的地位一直維持至今,並非因為美國的信用就多麼好,而是因為缺少替代。今天幾種硬通貨中,日元因日本經濟塊頭不如美歐,這些年又一直不振,可以不考慮,歐元也不比美元強,而且主權信用貨幣國際化都會面臨「特里芬難題」。歐洲民主國家也有反向尺蠖效應,歐洲的福利向來比美國更高,信用領域,一旦歐洲人有了「世界印鈔機」特權,他們就不會把它當成寶葫蘆來玩?更何況歐盟畢竟沒有完全消除加盟各國主權,各國財政金融政策的協同比美國一國要難,這次在反危機對策上已經顯出這個弱點,規定的各國財政赤字上限缺乏約束力,顯示出各成員國對聯盟的責任心就不是很強,更何況歐盟對全球承擔責任?
跨國貨幣的設想更難實現。不靠主權信用不靠真金白銀,確立一種共同貨幣的成功例子,迄今未有。幾種強勢貨幣的「協定籃子」很難比每種貨幣單獨的信用更強。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早有建立這類貨幣的設想與實踐,SDR這樣的跨國結算工具也已有很長歷史,但是成熟的跨國貨幣一直沒有出現。歐元比較成功,但這與歐盟本身的主權化進程高度相關,恐非主權信用貨幣成功的例證。當前,各國對「美元霸權」的批評都很強烈,但打算各不相同。中國主要關心手中美元資產的安全,而歐洲更希望打破美元壟斷以分享透支權的好處。在這樣的背景下建設取代美元的世界貨幣,雖非毫無希望,至少短期難見成效。
即便跨國貨幣實現並且足夠穩定,我們也成功地把手中的美元變成了這種新貨幣,也無非是解決了巨額美債與其他美元資產的保值問題,但只要「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局面不改變,這筆越滾越大的「白條」,仍然只是個越來越大的畫餅。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外需」本來就是靠美國人不守規矩亂透支來實現的。假如「新的國際貨幣」真能消除美國的透支能力,把美國人管得規規矩矩,這外需怎麼維持?自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人已被迫開始收斂「過度消費」,儲蓄率開始明顯回升。這就是美國人的「惡習」在扭轉,可我們已經有學者對此表示擔憂,認為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會使外需雪上加霜!這其實也就是「特里芬悖論」在兩種尺蠖效應互動中的表現。
可見,美元特權當然是個弊病,但它只是「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的中介,互動模式不變,這種互動所產生的問題也會繼續積累,難保不會在某一天以某種形式更嚴重地爆發出來。而如果美元特權真能消失,這種互動難以為繼,替代模式又何在呢?
在繼續推進全球化的前提下,如何改變這種「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局面,才是十字路口的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
如果美國學中國?
對於未來,現在還不好預測。現在的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打擊最終會有1929年那樣厲害嗎?這個遊戲能否延續不下去還很難說,眼前還不像滅頂之災。美國現在不是出了窟窿嗎?中國,當然還有其他各方一起來幫忙填。他們動用政府權力人為增加流動性,中國人進一步買更多的美國國債,爭取把輸美產品賣得更便宜。這樣或許可以渡過這一波衝擊。可這隻能使前面講的互動結構進一步惡化,在不遠的將來,會不會以更為激烈的方式再次爆發?
也還有另一種選擇。存在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這是事實判斷。至於誰佔了誰的便宜,這個價值判斷恐怕只能因各自立場而異。而且這立場在雙方內部也有區別。價廉物美的中國貨進入美國,美國消費者樂意,但同類產品的美國生產者抱怨,誰能說哪個的立場代表了「美國」?中國也是如此。誰該怨誰?周瑜打黃蓋嘛。但如今明擺著,不管誰怨誰,這個遊戲都玩出了大毛病,不能不思改變了。而要改變,除非周瑜不願打,或者黃蓋不願挨。因此問題的出路就在於誰來改變?雙方既然是兩個極端,所謂改變也可以理解為學對方。問題是誰學誰呢?
美國學習中國怎麼樣?
如此,美國人的「消費狂」症將立馬消失。
美國人能願意嗎?就算他們願意,美國恢復血汗工廠來與我們競爭,對我們究竟有什麼好處?
如果中國學美國?
假如中國學美國,不也就「高消費」了?那麼美國人還能如此向我們透支嗎?透支不了,沒人給他們補窟窿,他們的「惡習」也難以為繼了吧?
問題是如今的「金融危機」出自美國,大家罵他還來不及呢,你反而要學他?!
但這有什麼不好理解?中美的「病」既然是兩個極端,則他們的「病因」就是我們的「良藥」,這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攝入熱量太多,乾瘦病人學習他們多攝點熱量,不恰恰是對症下藥嗎?改變一下只當苦力不消費的現狀,不應該嗎?
有人說:美國人靠先透支后賴賬剝削全世界來維持其高消費,太缺德,我們不能學。這話很對。
可是剛才已經分析過:美國能夠這麼「缺德」是靠美元霸權,別說我們,即便歐、日,沒有這玩意也是想「學壞」都學不來的。
即便就算我們建立了「人民幣霸權」,又上哪裡去找另一個「中國」讓我們透支呢?
所以我們即便學美國,也不可能去透支別人。但是美國要透支我們也就不行了。他們的「惡習」不就被制住了嗎?
如果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無論是「左派」主張的社會保障,「右派」主張的經濟自由,還是左右派共同主張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發展,這不恰恰能夠消除導致我們「自由福利雙不足」的尺蠖效應嗎?有保障的人敢花錢,有自由的人會花錢,我們的「內需」還會是個問題?而可惡的美國人還能借我們如今對「外需」的依賴來「剝削」我們嗎?今天很多人恨美國,但要說「反美」,這才是反到點子上了。這也叫「師夷長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卻是另外的兩種「反」法:
或者堅持市場全球化但繼續現在的低權利發展模式,繼續低消費高出口讓美國透支,也就是繼續玩現今的這種「Chimerica」遊戲,甚至玩得更過火 (否則補不了危機中暴露的美國窟窿)。那美國人恐怕會偷著樂呢!
或者由於「反美」乾脆連經濟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關閉國門。那美國人當然不樂意,我們自己樂意嗎?
既學他們的市場經濟,也學他們的「社會主義」
自從美國實行反危機的國家干預政策以來,一些人感到很牛氣:「現在美國也搞社會主義」了!要講照顧窮人,要講「工人有力量」,要講福利國家和分配正義,甚至要講對於「公有」財富(例如公共預算)公共性的保護。
但我們就不能學學他們的「社會主義」?最近建設部領導提出要推進廉租房建設,這就是向他們學習「社會主義」嘛。美國的住房福利與歐洲相比覆蓋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們過去哪有這種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單位」按特權等級配給,農民沒有份(但他們的「宅基地」卻莫名其妙地被沒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輕企業」沒有份,大中型國企工人名義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實,只有黨政文教機關尤其頭頭是有保證的。這覆蓋率也就10%左右吧。但那些沒有「單位」、因而也往往沒有收入的可憐人,在他們那裡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蓋的對象,在我們這裡從前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來的,他們自己搞個「窟」還被犁庭掃穴,還敢妄想什麼福利房!現在建設部要搞針對窮人的廉租房了,還說「最後」也要考慮農民工的問題。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最後」是何時且不論,在如果堅持南非式的「清除貧民窟」政策的情況下,就算到了「最後」,這廉租房讓誰來申請呢?
可見在我們這裡,推進自由與推進福利絕不是矛盾的。就福利而言,美國「為窮人當業主給全球投資者下套」當然太過分了,但我們對「農民工」的住房不僅根本不承擔責任,還要禁止他們自己解決問題的做法不改,就連廉租房也談不到,何況談「業主社會」?就自由而言,美國民營金融業的「過度創新」確實是要管管。可是我們對正常的民間金融、尤其是國有金融不過問的農村民間金融也不給生存空間,這不是另一極的「過分」嗎?
(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

高興

感動

同情

搞笑

難過

拍磚

支持

鮮花

評論 (0 個評論)

facelist doodle 塗鴉板

您需要登錄后才可以評論 登錄 | 註冊

關於本站 | 隱私權政策 | 免責條款 | 版權聲明 | 聯絡我們

Copyright © 2001-2013 海外華人中文門戶:倍可親 (http://big5.backchin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程序系統基於 Discuz! X3.1 商業版 優化 Discuz! © 2001-2013 Comsenz Inc.

本站時間採用京港台時間 GMT+8, 2024-3-29 01:29

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