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位MIT的物理學教授根據如今在天體力學方面的進展，介紹說我們現在認識到的宇宙其實是一個「多宇宙」（multiverse）。他說，如果把「多宇宙」的尺寸比作大海，我們過去所說的自己居住的宇宙就不過是這個大海中的一個泡泡，我們就生活在這個泡泡中，儘管我們連我們的這個泡泡究竟有多大都不清楚。
又有人用泡泡比喻說，每個人其實都是生活在一個自己的泡泡中，它的大小會因人而異，但是基本上是限於一個人所接觸的人群的大小。還有的人可以有一個以上的泡泡，在泡泡間穿梭生活。而一個小泡泡又會處於一個更大的泡泡中，所以國家和民族就可能是我們這個世界里的大泡泡。在現代生活中，國家間的隔離大大減弱了，一個人不但可以離家很遠，還可以離開出生的國家很遠，但是未必能走出自己的泡泡，因為個人雖然身體離家遠了，但是接觸的人群可能只有生疏的區分，但該人群的文化特徵還是和在家裡時一樣。
在今天技術十分發達、資訊流通十分快捷、交通十分方便的時代，生活在泡泡里變得更加容易了。三十年前我來美國后，沒有網際網路，打一個電話給家裡人，需要先把電話打到公用電話尋呼戰，由尋呼站去我家裡通知。我掛上第一次接通的電話后等上10分鐘后，再把電話打過去，這才能和家人通上話。通話也是三言兩語，因為那時通話的價格是每分鐘2.76美元，這個數字所代表的昂貴的價格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記憶里。
不過現在也知道了，那不方便其實還逼迫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接觸面擴大開去，迫使我建立起了新的泡泡，儘管這個過程不無艱難，有時甚至是痛苦的。其實人都喜歡生活在自己的泡泡中，因為泡泡里的生活即便有時是貧窮匱乏的，但使人感覺安全，不需要面對泡泡外面的陌生人，去適應不熟悉的生活方式，甚至不得不使用自己不熟悉的語言，更不必說如果遇上了自己不認同的價值觀的話，那就更讓人恐怖了。
二、
我住地的圖書館服務的對象是近3萬市民，所以很小，只有20萬冊（份）收藏。不過我可以在圖書館里讀到的中文的報紙雜誌卻有13種。我所見到的那些報紙雜誌的讀者們，年紀幾乎都和我差不多。能讀中文的本地年輕人其實並不是沒有，中國留學生本地就有，畢業后留下來的也不少，不過他們對那些讀物不感興趣，都是去網路找自己需要的資訊。他們有自己的的泡泡。托科技進步的福，現在來美國居住，一個人可以換了一個地方后仍然生活在原先的泡泡中。對於這樣的泡泡生活，一個人會感覺多了很多方便，但是可能不知道自己也少了很多與泡泡外的人接觸的機會。當然，事情也可能相反，那就是一個人可能會離開原來的泡泡，移居到新的泡泡中去生活。
對於我地圖書館的中文報紙雜誌，儘管我知道很多是中國政府主辦的，其內容更多地反映了官方的看法，不過我以為他們中間還是有可讀的資訊，是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對於我來說，是我擴大我的泡泡的機會。當然我也知道，如果我只看這些東西或是只在網上看中國網站的東西，我的泡泡就縮小了。
今天寫這篇文字是想在理解泡泡的基礎上來評論一下我在圖書館讀到的今年9月號的《讀書》上刊載的谷先生的文章（原文照片附於本文末尾）。我覺得該文雖然有對於美國社會的一些較深的觀察，但是我還覺得需要把谷先生的泡泡擴大點來看美國。我的用意是：通過分析谷文，或許能幫助我們增加對於泡泡生活的認識。當然，我的看法加上去最多也不過是把我們對於一個現象的認識放到了一個更大點的泡泡中去而已。
三、
谷先生的文章比較和評論了中美過去30年的發展，其中的一些看法我認為比較有深度，例如對於美國一些左派對於右派言論的抵制甚至是壓制，谷文批評說，「學校的課堂常常不是探索真理的地方，」 「由於大家都不敢觸動敏感的問題，美國的課堂里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在種族和性取向不斷多元化的同時，美國的思維卻在走向具有專制特點的單一化。」 我以為後面的批評雖然有過頭之嫌，但其觀察確有深度，揭示了極左思潮對於民主的破壞。
不過谷文對於美國體制的理解、對於中美兩國的發展的比較和結論，我認為與我觀察到的事實不同，谷文的說法有的甚至是前後矛盾的。例如，谷文說，美國的嚴重問題是公德問題，是一個來自基層的衰落。這種衰落究竟是什麼樣的表現？作者說，「美國真正的衰落是某種來自基層、自下而上的腐爛。這種來自基層的腐爛在美國到處擴張，影響到美國社會的很多方面。現在假如打開美國的電視或閱讀報紙上的新聞，雖然也有對國家大事的討論，但鋪天蓋地而來的報道都是各種派別之間近於荒唐的內鬥。」谷文進一步解釋說，美國社會的「內鬥」就是人人都為自己考慮，只要個人權利，不願意擔負個人的社會責任，社會因此沒有了一個穩定的主流意識。而「沒有一個穩定的共識就不會有一個對於國家長遠利益的穩定思考。民主就會變成一個極易走向自私、狹隘而又極端短視的政體。美國目前政策朝令夕改，條約今簽明毀，都是美國政策被少數極端派別把持，整個國家走向自私和短視的明證。」 讀者只要把谷文前後連接起來讀，難免要問作者提出的「明證」，究竟是說的上層的把持政策的少數極端派腐爛呢，還是來自基層、自下而上的腐爛呢？谷文的說法顯然自相矛盾。
又比如，谷文說美國在過去30年裡更發達了，發生的變化是真正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實質的變化，而不是中國的那種更多的是表面的、付出了「四大高昂成本」的變化。谷文列舉的證據是美國的那些代表了新技術的高科技公司，說這些公司給美國和世界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同意谷文說的美國高科技公司所做的貢獻。但是，中國不也是這些新技術的得益者，不也是沿著這些新技術的方向向前發展？中國除了高樓、高鐵，在這些「表面」的變化下面不也是引入了美國有的「實質的變化」？我認為比較而言，過去30年裡中國從很低的起點對外開放，整個社會發生的如谷文所描述的「實質的變化」其實更大，只是差距雖然大大縮小了，但仍然還有很大的距離，而不是中國的變化是表面的，美國的變化才是實質的。
谷文還就公德問題對比中美兩國的變化說，「中國過去三十年中最積極的變化並不在於它的GDP上升了多少，而在於『公德』這一概念在當下中國的年輕人當中獲得廣泛認同。」 如果谷文前面說的堅持個人的權利與付出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的兩者合一才是衡量公德的標準的話，中國如今40歲以下（30年前10歲）的年輕人真的在堅持對於自己的權利的訴求和社會責任的付出都遠遠超過上一代嗎？
作者還說，「在中國建高鐵、造飛機、架大橋、飛太空的時候，美國民眾在急著遊行、示威，美國的媒體在忙著辯論人的性別究竟是兩個、十個，還是六十三個，那個性別可以用什麼樣的廁所。」打開美國的 媒體，我卻從來沒見過谷文提出的那樣的辯論。就說遊行示威，如果民眾有不滿，究竟是允許民眾通過和平的遊行示威表達不滿好，還是打壓下去看去一切和諧才好？
四、
所以我認為谷先生的有些觀察比較深刻，但是從整篇的觀察和結論來說，有嚴重的偏頗，具體說就是谷先生對於美國體制的解讀的混亂。谷文寫道：「美國的體制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緩了美國國力的衰落。這個特性就是美國的體制使得政治與其他領域相對隔離，這種隔離讓美國的政治不是那麼直接地影響到科技開發和經濟發展。政治社會上的亂象對於各個公司雖然有不少影響，但相對其他政體來講，還是比較少、比較間接的。那些不希望捲入這些所謂亂象的人們，還是可以找到很多快凈土，在那裡研究和發明自己的東西。」 「美國自己內部的活力和體制的靈活將使美國在可見的將來仍然能夠以壓倒性的優勢展現在世界面前。」
谷文上面的「美國體制使政治與其他領域相對隔離」的說法我認為是誤解。世界上國家的體制儘管有多種，但不同的體制都政治性的，解決利益分配問題都是體制的首要任務。體制的不同最後表現為解決利益分配問題所用的方法不同。美國的社會穩定來自於法治，依法解決利益分配問題，也就是社會依法運行，不能隨心所欲地「靈活」，在具體問題上表現為事事要依法行事，所以難以出現「大幹快上」。但是由於法治牢固，社會穩定，雖然不可能不出錯，但是可以防止出現災難性的政策失誤，又保證了民眾的基本權利，尤其是說話自由的權利來監督政府，這才能夠實現長期和平穩定，在此條件下持續發展並通過不斷改進立法來適應和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因此，儘管美國的社會從立國起就是與其他社會一樣問題叢生的社會，但是因為治理問題的方法不同，所以才表現為與傳統社會的不同，而不是因為政治分離出去，與其他行業隔離。政治本身就是利益分配的遊戲，世界上有兩個人的地方就有利益分配問題，於是就有政治，所以政治到處都有，政治凈土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政治遊戲的玩法不同。大家把規矩都亮明了，按規矩行事是一種玩法，結果就是在政治遊戲上少耗費了力氣。另一種玩法是一切由上頭說了算，大家瞎子摸黑，玩「潛規則」，結果就是把太多的力氣都耗到政治遊戲上了。
以上的不同，簡單說就是法治與法制的區別。
五、
把中國的變化說成是外在的，美國的變化是內在的，這種對於兩國的發展的比較結論是不成立的。過去30年裡發生在兩國的變化，其實中國的進步的幅度更大，外表的變化也就更大。由於中國的起點低，可以一步到位地發展，所以有些新技術的運用甚至表現得更快，例如手機的運用就是一個例子；網際網路的應用也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方面中國的發展顯著落後的地方，我認為主要是公共服務方面。總起來說。中美的差距仍然很大。
兩國的真正差別從30年前算起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中國是人口多底子薄，美國是人口少底子厚；中國是中央集權下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美國是民主的分權法治下的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解決貧富差別越來越大的問題；中國有一個在集權政治下如何認識和解決自己的落後的根源的問題，美國有一個如何在少數民族日益增多、弱勢群體要求同等權利的現實下如何通過民主政治進行改進的難題。
因此對中國來說，如何讓儘可能多的人都儘快脫貧致富是首要的問題。在上述條件下，中國從「摸著石頭過河」 的對外開放，以出口領先的發展方式取得了30多年使7億人口脫貧城市化 的成就，這是非常大的成績。但是中國在認識自己的落後的根源以及如何從制度上改進來形成長治久安的發展局面，我覺得進步不足，近幾年有停滯甚至倒退的傾向。具體表現為鼓勁有餘，自省不足。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三萬億外匯結餘的錯誤認識。政府的高度集權下對於外匯的全面掌控的好處是逼迫出口商和外來投資把錢必須都兌換成人民幣花到中國市場，迫使出口行業快速擴張，吸收大量的勞力，儘快擴大製造業，快速。但在快速吸收大量勞力進入製造業的同時，也會使勞動力價格增長緩慢，低工資下難以發展內需，各種服務業的增長也就緩慢起來。其他的各種問題（谷文描述的「四大成本「）也在體制改革中在法治建設落後的情況下困於治理。其他還有國家統一問題等，都是需要找出長治久安的解決辦法的問題。但是 這3萬億卻讓很多人當作中國強大的確鑿證據來解讀不說，弄不好還會導致政府在外亂花錢、在內進一步延緩體制改革。
對美國來說，2017年美國的家庭收入以中位數計算，已經超過6萬1千美元。但是，美國的醫保問題已經到了要耗費GDP總值的17%，貧富差別進一步擴大。稅收不足的情況下整個基礎設施的維修改建欠賬2萬億美元，高等教育的費用一直在上升。其他如毒品問題（疾病控制中心統計2016年吸毒死亡人數超過4萬2千！）、槍支暴力（疾病控制中心統計2016年槍支暴力死亡人數超過3萬8千人！）等，都是各種問題。（比較還在進行的戰爭，2017年死亡軍人33人，最高的2007年超過1千人。）同時，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民眾利益的分化以及弱勢群體對於自身權利的籲求把原來掩蓋的矛盾揭開了，對於現有體制的改革的要求提上了檯面，也就是衝突表面化起來，成為谷文所說的公德問題的「亂象」。這些現象不過是說明任何一個體制都有自身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針對於社會發展水平而言，是不可避免的；，谷文所謂的「統一穩定的主流意識」往往不過是掩蓋著巨大矛盾的假象而已。
所以每一個社會都有一個說真話的問題。說真話的難處常常在於真話會把難堪攤到人們面前。記得我第一次看電影《好人寥寥》（英語：A Few Good Men，香港譯《義海雄風》，台灣譯《軍官與魔鬼》）時，有一段對話讓我印象深刻。那段對話發生在為了軍隊的榮譽而掩蓋軍中的種族歧視的Jessep上校與來進行犯罪調查的軍中律師Kaffee中衛之間。Kaffee對Jessep說，他是來調查的，調查就是要弄清真相。Jessep回答說，「你要真相？真相？你能夠承受真相嗎？！」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