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張東蓀的歷史罪惡（三）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主題是，毛是個陰謀家而不是軍事家，是個厚黑學大師而非合格的戰爭統帥，是個「狹隘經驗主義者」而不是理論家，遑論思想家。所謂「毛澤東軍事思想」，不過是中共軍頭們集體摸索出來的簡單經驗規則，並無多少智力含量，而且，毛本人還出於天性中深厚的反理性因素，時常違反那些簡單規則，給中共革命事業帶來挫折。平津戰役就是對此主題的雄辯證明。作為戰例，它顯示的不是毛澤東的什麼軍事才能，而是他出神入化的厚黑學神功，張東蓀不過是他下的「很大的一盤棋」上的一名小卒而已。

這就是蔣相對於毛的最大主觀劣勢之一。他並非咱們想象的那個飯桶，戰略眼光還是有點的，論軍事才能恐怕並不比毛差。但他遠不如毛的，是不會玩弄陰謀詭計。換今天的任何一個中國人去坐他那位置，都絕不會幹出那一系列蠢事來。這原因很簡單：現代中國人個個是吃狼奶長大的，從小就將《東郭先生和狼》、《農夫和蛇》等寓言記得滾瓜爛熟，擅長「陰暗心理分析」國術，專用邪噁心思揣摩他人，講究的是不按規矩出牌，以口蜜腹劍、出爾反爾欺騙一切人為大智慧，而且奉「痛打落水狗」為座右銘，以心狠手辣為意志堅定，視「除惡不盡」為最大的惡德。可惜老蔣無幸蒙受我黨教育，卻在《四書》、《五經》的熏陶中長大，尤其崇奉王陽明那套「心學」。用這套去對付我黨，當然要一敗塗地。

如所周知，國軍的主力是被「三大戰役」摧毀的。此前國軍雖迭遭共軍打擊，但主力尚未殘破，還可與共軍抗衡。最大的隱患是兵力分佈太廣，因而其戰略態勢處於被動。當此之際，國府理應收縮兵力，縮短戰線，轉入戰略防禦。具體來說，就是立足於南宋格局，確保淮河以南，力爭中原。

這完全是可行的。只要國府在南中國還有足夠兵力，也不必效法南宋長期抵抗蒙古人，只需堅持上一年左右，美蘇冷戰就爆發了。有麥卡錫、尼克森等人在國會鼓噪，則杜魯門、艾奇遜等人就會被迫放棄綏靖政策，積極援助中國。那麼，中國就可能如南韓那樣挺下來，靠和平競賽壓倒北面的共黨中國，使之在上世紀90年代跟隨老大哥一道解體，南北重歸統一。就算做不到這一點，起碼大飢荒時全民可以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暢遊長江，投奔自由與麵包，也不至於餓死那麼多的人。只嘆國軍未能及時收縮戰線，致使國軍主力在江北全部被殲，李宗仁又趁機逼宮，使得國府垮得比南明還快，就此九州鑄鐵終成錯，再也無法挽回。

簡言之，當時國軍的攤子鋪得太廣，四個重兵集團，一在東北（衛立煌集團），一在華北（傅作義集團），一在西北（胡宗南集團），一在中原（後來的劉峙-杜聿明集團）。其他三個集團都在與共軍的四個主力野戰軍交戰，只有華北集團處於閑置狀態。傅作義坐擁60餘萬大軍，面對的不過是共軍三個兵團 [7] ，因此實際上構成了國軍的戰略預備隊。

對此大勢，蔣介石其實還是心中有數的。1948年3月間，他決心放棄東北，令東北集團撤至錦州。若這計劃能按時實施，則國軍兩個集團就連在一起，可以集中兵力作戰，東北國軍也不至於被全殲。然而衛立煌卻抗命不從，蔣介石竟然奈何不得。雙方爭執不休，直到9月間遼瀋戰役開始，國府竟然什麼決策都沒有拿出來。遼瀋戰役開始后，衛立煌又百般破壞搗亂，再加上廖耀湘畏敵如虎，終至全軍覆沒（詳見待出版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東北一失，華北就再不可能保住了。此時國府唯一的正確決策，就是迅速將華北重兵集團南撤。據官修軍史，國軍華北集團共50餘萬人，而據聶榮臻說則是60餘萬人，共4個兵團12個軍43個師，其中「蔣系」3個兵團8個軍25個師，約佔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三，而傅系有1個兵團4個軍17個師（旅）。

連外行都能看出來，如此強大的兵力，若是迅速南撤到華東，則戰局立起變化。淮海戰役是共軍動用兩個野戰軍打的，非常吃力，一度兵力嚴重不足。其所以獲勝，完全是因為是蔣介石中了劉斐與郭汝瑰的奸計，在國軍於1948年11月30日從徐州撤退後，又命令杜聿明率領的三個兵團共30多萬大軍停止向永城前進，轉向濉溪口，去解黃維兵團之圍，就此「豬羊走入屠宰家，一腳腳來尋死路」，自投羅網，被共軍包圍全殲。因此，共軍其實是險勝。不難看出，若是此前國軍的華北集團能迅速南撤，拊華野後背，與劉峙集團南北策應，夾擊共軍，則華東國軍根本就沒有必要撤出徐州，遑論在撤退途中被包圍全殲。

這明擺著的一步棋，毛澤東和蔣介石都看出來了。在大眾心目中，國共兩黨的區別，似乎就是國府只知道死守地盤，而共軍則不計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進退。這當然有一定事實依據。老蔣從建軍那天起，就只知道北伐式攻防戰，以擊潰敵軍、攻佔城市為勝利，沒有殲滅戰概念。而且，國民黨是執政黨，政府守土有責，又實行了憲政，必須對國民大會負責，因此不能罔顧民意，輕易拋棄防地。此前陳誠在東北打了敗仗，1948年4月間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在國防部長白崇禧作軍事報告時，全體代表不約而同大喊：「殺陳誠以謝國人！」山東國大代表趙庸夫大喊：「勝利后不收編山東偽軍，把三十萬游擊隊逼上梁山，應請政府殺陳誠以謝國人。」 [8] 因此，要老蔣如共軍那樣，只考慮保存國軍實力而不顧百姓死活，也確實有難處。

但到了全局岌岌可危之時，老蔣也還沒昏聵到不知死活的地步。1948年11月2日，遼瀋戰役結束，東北國軍47萬人被殲。次日，國防部召開作戰會議，緊急商討華北作戰方針。國防部長何應欽提出兩個方案，一案是趁華東野戰軍正集中兵力準備居停淮海戰役、濟南防守兵力空虛的有利時機，令傅作義部南下襲取濟南，以後即在山東地區作戰。此案的好處是即可撤出華北部隊，又可牽制華野，使其不能全力進行淮海戰役，從而減輕徐州剿總劉峙集團的壓力，不利因素是從平津地區南下濟南，要經過近千里的淪共區，沿途會遭到較大損失；另一案則是將傅作義全軍南撤，第一步海運青島，第二步再海運江南。 [9]

老蔣同意南撤，但他還得請傅作義允可，這位「大獨裁者」就這德性。於是他於次日電召傅作義進京。殊不料傅作義「另有打算：他的根據地在綏遠（今內蒙自治區中西部——引者注），他的軍事實力還完整無缺，而且他已有與中共和談的心思，所以在南京會議上，巧妙地同蔣介石唱反調，向蔣介石大肆吹噓，說整個華北尚有大軍六十多萬，自己又有守城經驗，能戰能守，華北大好河山豈能放棄。蔣介石聽後有些猶豫了，張治中又主張放棄華北撤到江南，傅作義則始終堅持要據守華北。結果蔣介石還是依了傅作義，因為他還有依靠傅作義固守平津的幻想。」[10]

傅作義之所以打這背時主意，是中共特工以及民盟聯手遊說的結果。早在1948年7月初，共黨特工杜任之就從太原到了北平，因為他是傅作義的同鄉與朋友，而「舊」社會人情特別重，所以他不但得到傅作義庇護，還趁機刺探傅的態度與動向。10月中旬，杜任之得知傅作義因錦州陷落有些苦悶和憂鬱，因找到中共特工關世雄，說他準備策動傅作義與中共和談，要關向中共城工部彙報，並請城工部指示該如何進行。關即表示以後讓崔月犁親自指導這一工作。此後杜找到了傅作義言聽計從的高級顧問劉后同，對之進行遊說。劉告訴他，過去共產黨的劉仁曾經派人找過他，要他勸說傅作義效法吳化文，以「解放」濟南的方式「解放」北平。他回答那人說，吳化文是投降將軍，傅作義是殺頭將軍，不會投降，那人再沒說什麼就走了。杜乃說，與中共和談「解放」北平不是投降，是起義。劉最後說，他可以建議傅與中共和談，先在華北組織聯合政府，通電全國推動全國和平，想來傅作義也能接受。杜任之心想，只要願意和談就好辦，那「組織聯合政府」之類夢話此刻不宜多說。

劉后同與傅作義談過後，告訴杜任之，傅有意與中共和談，但為了調和雙方意見與將來執行和平協議，他認為需要有民主黨派參加談判。這就是說，老傅還是留了個心眼，想讓「第三勢力」作證人，免得日後共黨賴帳。杜任之當即答覆說，這事容易，他去找民盟中央在北平的負責人張東蓀參加談判。次日他即找到張東蓀，問他是否可以代表民盟作為第三者參加和談。「張東蓀聽了，喜出望外，表示很願意參加雙方和談，促成和平解放北平。」但他也提出與劉后同相同的願望，即在和平「解放」北平后，組織華北聯合政府。杜任之以同樣的伎倆對付過去，「我當時認為重要的是在於能開始和談，只要和談開始，事情是會朝著有利於革命方面發展的，所以也沒有再和他談和平解放北平以後的問題」，隨即打電話給劉后同，介紹張東蓀去與劉后同見面。

張東蓀與劉后同見面后，「有了中間人，劉后同放心了，他答應轉告傅作義」。此後杜任之向崔月犁彙報了上述情況，並說劉后同認為與中共和談之後，應通電全國倡導和平，召開政協會議。崔說，只要和談一開，事情就會演變。至於他們提出要有個民主黨派作為第三者參加，「你已經找過張東蓀了，我很同意。為了鄭重起見，我再去與他正式接談一下，請他代表民盟參加談判。」次日崔月犁找了張東蓀談話，與張談話后次日即去見劉后同。劉後來告訴杜任之，崔月犁和他談得很好。 [11]

既有民盟北平負責人張東蓀作中人擔保，傅作義終於下定了與中共和談的決心，10月30日夜間12點，他召見心腹王克俊密商，決定「需要待解放軍圍城之後，利用內外力量的配合，才能圓滿地實現整部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 [12]

請注意，那陣子東北戰事尚未結束，東北共軍尚未入關。共軍在華北的兵力極度空虛，周邊也就只有個楊羅耿（楊得志、羅瑞卿、耿彪）兵團。國軍要南撤併無太大困難，起碼不會全軍覆沒，因為共軍根本沒有足夠兵力包圍之，頂多只能追擊騷擾。北平被圍是傅作義蓄意製造的，目的是挾持「蔣系」國軍跟他一道「走上人民的道路」。若是傅作義按國防部的建議行事，主動放棄北平，則古都根本就沒有兵燹之虞，用不著張東蓀那位摩登魯仲連去「片言解紛」，「保全人民古物」。張東蓀寫成條幅「留示子孫」的，乃是不要臉的彌天大謊。

據劉后同說，傅作義老是懷疑中共能否信守談判協定 [13]，此話不假，蓋他過去曾見識過中共的「和談花招」，有過沉痛教訓，因而對中共的德行有一定認識，有他的檄文為證：

中央社察綏二十日電：傅長官作義致毛澤東先生，希接受教訓，放下武器，參加政府，促進憲政，電文如下：

　　「延安毛澤東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們大舉進攻綏包，放出內戰第一槍，愚魯如我者，當時還以為這是你們一時的或一部份的衝動，決不會成為你們黨的政策，故曾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致電先生，作坦白懇切的呼籲。但一年來的慘痛事實，竟證明這是你們經過長期準備的計劃，並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而和平商談永無結果，而全面戰事乃日益擴大。最近由於你們背棄諾言，圍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決的努力均告絕望之後，本戰區國軍才迫不得已採取行動，救援大同，但這是悲痛的，並不是快意的，其目的僅僅在於解救大同之圍，解救大同二萬軍民。然你們相信武力萬能，調集了十七個旅，五十一個團之眾，企圖在集寧殲滅國軍，城郊野戰和慘烈巷戰，繼續達四晝夜，最後你們終於潰敗了。當你們潰退的前一天，延安廣播且已宣布本戰區國軍被你們完全包圍，完全擊潰，完全殲滅，但次日的事實，立刻給了一個無情的證明，證明被包圍被擊潰被殲滅的不是國軍，而是你們自誇所謂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賀龍所部、聶榮臻所部，以及張宗遜、陳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這是一軍事上的勝利，因為誠如你們所說，本戰區國軍武器最劣，人數最少，戰力最弱，而好戰心理更不如你們，雖然失敗，似乎是應該的。但我們沒有失敗，失敗的卻是你們，所以這不是一個軍事上的勝利，而必須稱之為人民意志上的勝利。在這次戰役中，你們擺在戰場的屍體，至少在二萬人以上，我們流著眼淚，已經將他們掩埋了。你們在潰退途中，因恐怖國軍追擊，竟至拚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這是一幅如何悲慘的畫面，我不禁要問是誰殺死了他們。我按住心口問我自己，如果作戰是為了我個人的私慾，或一個人的私利，那麼是我殺了他們，我是一個最大的罪人，我應該遭受天譴。如果他們是在你的錯誤指導之下逞兵猖亂禍國害民，那就是你殺死了他們，在夜闌人靜時，你應受到責備，受到全國人民的懲罰。」 [14]

就是為此，他才會特地提出要「民主黨派」作中人，而促使他最終下定決心的，正是民盟的負責人張東蓀願意出面做這中人。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要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的確，張東蓀等助紂為虐的鼠輩以「第三勢力」面目出現，其欺騙作用絕不是中共特工能起到的。這或許就是為何中共上台後要對所謂「民主黨派」尤其是民盟深惡痛絕，那考慮與滿清入關后修史要特地列個《貳臣傳》並無二致。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