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謎向忠發的身前身後

羊夏

向忠發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從他1931年6月24日被國民黨殺死時起，就開始出現與他相關的各種傳聞。向忠發的名字就像一片落葉，在晨風暮靄中飄蕩了幾十年，從枯黃變成深褐。而那些傳聞和猜疑，有的早已被澄清，有的曾經重起波瀾，也有的至今使人難以解惑。由於地下工作的神秘色彩，重筆渲染成為文人墨客的慣用特徵，乃至雲霧之中不見廬山。發生在向忠發身前身後的種種懸疑，吸引著諸多歷史的探秘者，也成為報章多年不棄的話題。

一、何德何能「總書記」

應當說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不存在「標準答案」。在1928年7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和政治局會議上，向忠發當選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也就是俗稱的「總書記」。曾經有一些歷史著述，把向忠發描寫成一個混進黨內，竊取最高領導職位的腐化墮落分子。隨著歷史資料的不斷被發掘，以及中共歷史研究的科學化，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更加科學與合理。向忠發之所以能夠高居黨內第一把「交椅」，有著他超出一般人的優勢，也離不開國際共運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環境。

向忠發是一個有影響的工人領袖。特別是在自己的家鄉湖北，向忠發在勞工中有著廣泛的基礎，成就了他的天時、地利、人和。向忠發的資歷在黨內並不很深，他不是共產黨創立時的黨員。1925年在黨的五大會議上，向忠發第一次進入中央委員會。而在此之前，1921年入黨的北方工人領袖鄧培，在黨的三大、四大都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2年與向忠發同年入黨的南方工人領袖王荷波，一年後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時運在1927年落到這個湖北佬的身上。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鄧培在廣州被新軍閥逮捕，王荷波在當月召開的中共五大，進入新成立的中央監察委員會。隨著中國革命的中心移到武漢，湖北的工人運動影響全國，武漢工人糾察隊舉足輕重。而擁有270多個工會組織、會員達數十萬之眾的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配備武器裝備的工人糾察隊的總指揮，正是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向忠發。在隨後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增加工人代表進入領導機關，向忠發以全票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曾為陳獨秀秘書的黃玠然回憶說：「在武漢時期，許多人特別是工人同志，都知道有個向忠發。其表現很活躍，是工人組織中的一個頭頭，有人送他個外號叫『大工賊。」這裡的「大工賊」不是貶義，而是向忠發與工人群眾之間的戲謔。隨後政治局又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常務委員，其中的蘇兆征為工人領袖出身，向忠發並未進入黨的領導核心。

八七會議后不久，向忠發率領中國工農代表團訪問蘇聯，並且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沒有回到國內。1928年6月，向忠發在莫斯科參加黨的六大，開啟了他的人生轉折。黨內和共產國際中一度存在的兩種思想傾向，成為向忠發一步登天的絕好契機。一是大革命失敗之前之後，中央領導層先右後「左」的錯誤傾向，急需得到解決。二是錯誤傾向的主要責任者，也就是陳獨秀、瞿秋白，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難以擔當中國革命的領袖。所以早在六大召開之前，共產國際就對已在蘇聯的向忠發進行考察。斯大林親自參與考察，並且認可了這個人選，要求做好中國同志的工作。向忠發在六大的表現，乃至幽默的語言，也令共產國際和中國同志耳目一新。他在會議討論發言時，開口先說「現在大工賊要講話了」，引來一陣善意的笑聲。而已經進入領導核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的蘇兆征，卻因健康狀況欠佳而未能提前來到蘇聯，失去在共產國際表現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向忠發成為黨的領導人，是歷史的選擇。當然，這裡所謂的「歷史選擇」，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選擇了這麼一個特定的歷史人物，並不意味出現了一個順應歷史潮流的領袖。

由於歷史的原因，向忠發在一些人的眼中成為「流氓無產者」，「大字不識幾個，連文件也看不了」，「仗著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總書記的位子」。如果把向忠發刻畫成一個不學無術的小丑，被貶低的不是黨內的一個叛徒，而是戰勝一切敵手並且取得全國政權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並沒有因為變節者的出現，停滯一往無前的腳步，不承認這一點，就會陷入歷史的悖論。

二、不知始終的同居者

凡是了解向忠發的人，特別是在向忠發最後時段與他打過交道的黨內同志，都知道他身邊有一個叫楊秀貞的女人。這個漂亮的女人，屢屢出現在諸多親歷者的回憶中——從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到一般工作人員，從國民黨的特務頭子到偵辦案件的底層特務，幾無例外。時任中共中央機要處主任的張紀恩就回憶說，這個女人「個子高高，有幾分姿色」。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主任徐恩曾，後來在描述她時用了一句：「裝飾極時髦，容貌及身段也夠得上美麗的標準。」然而與楊秀貞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卻是「妓女」「情婦」「小老婆」「姨太太」，多為不入流的角色。楊秀貞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歷史記載語焉不詳，只見諸與她同時代人的描述。

「妓女」。這個說法最經典的依據，出自周恩來1972年6月對向忠發的評價。這是一段流傳很廣的描述：「向忠發這個總書記，在上海搞一處好房子，弄了一個妓女，吃喝玩樂。敵人發現后先抓到妓女，她還不承認向忠發是黨員，可是向忠發被抓到，立即承認自己是黨員，叛變了。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周恩來的這段話，出自他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的一份報告。時值林彪事件發生不久，中央加強對「路線鬥爭」歷史的研究，周恩來在這裡並非是做史料考據。後來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作為歷史見證人的周恩來，所敘述的若干細節也是與史實有出入的。譬如向楊二人的被捕順序，周恩來的記憶顯然有誤，應是向忠發被抓后供出了楊秀貞。楊秀貞也並不一定是不承認向忠發系共產黨員，她可能根本就不知曉同居男人的政治身份。周恩來把楊秀貞稱作妓女，一則她可能確是出身妓女，二則是一種不屑的語氣。這種表述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再正常不過了。

向忠發被捕時，王明和他的妻子孟慶樹就在上海。孟慶樹晚年整理的王明回憶，其中也有「妓女」一說。王明說，向忠發被槍斃后的第二天，上海各大報上都登出向忠發被捕槍決的消息和他被捕后的供詞，還登出向有個小老婆是廈門路妓院出台妓女的消息。據說敵人在向的住處（向自己新搬的某旅館里）見到向的小老婆時，對她哈哈大笑說：「你在這裡幹什麼？你知道不知道那老頭（指向）是什麼人？」妓女說：「他（向）是銀行老闆，他花錢把我從妓院贖出來做妾的。」敵探說：「什麼銀行老闆，他是個共產黨頭子！」敵人就把這個妓女放回廈門路妓院去了。孟慶樹整理的材料中，也有很多不準確的地方。譬如向忠發的「小老婆」並沒有被釋放，而是判了刑；並且我查遍的這一時期的《申報》各版，也沒有找到所說的向忠發「供詞」。

「姨太太」。此說出自顧順章，見其叛變之後發表的「告共黨青年書」。顧順章說，這個「浙江寧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被向忠發拿共產黨的經費討來，成為自己的姨太太。徐恩曾晚年在回憶錄中提起這個楊氏女子，說她原先是一個舞女，被向忠發用八千塊大洋娶回來做姨太太。「姨太太」的說法，被後來的史家著述屢屢引述。葉永烈在《向忠發之死》一文中說，向忠發在上海裝扮成有錢的古董商人，住洋房，頗為闊綽，提出要有一位「太太」陪同，才顯得「相稱」。向忠發早已結婚生子，髮妻劉秀英帶著孩子也住在上海。所以「姨太太」在這裡可以作兩種解釋：一為「姨太太出身」，指她曾經做過富人家的二房三房，然後改嫁向忠發；二為向忠發的姨太太，劉秀英即便沒有和丈夫住在一起，仍然是向家的正房，楊氏只能做偏房。

楊秀貞被抓進監獄后，曾與共產黨員李沫英被關在一起，刑滿釋放即不知所終。曾在全國赤色工會任職的李沫英回憶說，楊秀貞不時與看守嬉鬧、調情，我們怕她出事。楊秀貞就對我說：「我同他們開玩笑，不會把你們的事說出來的。」因為與向忠發的同居關係，楊秀貞被法庭判處兩年半的徒刑。與楊秀貞同一監舍的獄友，在回憶中曾把她寫作「楊淑珍」「楊素貞」「楊秀珍」，可見這個女人並不屬於重要的政治角色。楊秀貞的確只是一個歷史的過客，向忠發對她來說也就是一個男人，一個生活的依靠。偶見花邊作家筆下的楊秀貞，成了「上海灘名妓」，重彩塗抹，栩栩如生。尊重歷史，也要尊重歷史上的每一個人；尊重歷史故人，也是尊重了歷史。

三、被捕緣於「姨太太」

最早披露向忠發被捕的，是1931年6月23日的《申報》。短短60餘字，曰：「向忠發為共黨首領，於昨日上午九時三刻在法租界善鍾路被捕」。24日的上海《民國日報》略加描述，說他「在法捕房供姓俞，否認系向忠發，但警備部眼線證明確系向本人」。1935年國民黨編印的《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一書，提及一些內情，稱「偽共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之被捕，為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是時向方熱戀於其姘婦家中，不意為人所乘，乃相將入獄。」這本書署名為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後來演變為國民黨中統局，徐恩曾也由主任成為副局長。中統局局長是中央黨部秘書長兼任的虛銜，副局長為實任。20多年後，還是這個徐恩曾卻在回憶中有了另一番描述：「一天，有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住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我們對於這宗送上門來的獻禮，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為這個青年，在共產黨中並未擔任重要職務，按照共產黨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試，遂由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逮捕到一個土頭土腦，年已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他的口齒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從外表看，很像一個商人，住在珠寶店裡，倒很適合他的身份。」經向忠發同鄉的指認，再驗向忠發缺一手指，確定了他的身份。

20世紀80年代，黨在白區工作的歷史地位開始恢復，對於隱蔽戰線的回憶不斷深入，向忠發被捕的線索也日加清晰。陳琮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的妻子，因女兒出生而留在上海。她回憶說，由於向忠發不守紀律，周恩來要求他與楊秀貞分開，搬到周恩來家住。楊秀貞和陳琮英母女住在靜安寺附近的一家旅館里，二人相互稱「嫂嫂」。「向忠發趁周恩來同志不在家，到旅館去看他的老婆。為了保證安全，我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離開旅館，但向忠發置之不理。他住了一夜才離開旅館。他走到門外叫出租汽車時，敵人根據他少半截手指的特徵，將他逮捕。」

時任中共中央機要處主任的張紀恩，認定向忠發的被捕，「完全是根據顧順章提供的線索」。張紀恩說：「他知道向忠發住在善鍾路一家蘇廣成衣鋪樓上，又向敵人提供向忠發右手的食指缺了半截等線索和情況。因此，向忠發的家很快被敵人偵查到，向從而被捕。」張紀恩提供的這個線索，與瞿秋白夫人楊之華、王明夫人孟慶樹所言相吻合。楊之華時任中央婦女委員會委員，1938年11月，她在莫斯科寫下《叛徒顧順章叛變的經過和教訓》一文。文中說顧順章曾經利用楊秀貞不會戒備，給她介紹了一個女傭。「老顧告密之後，向即解僱（女傭）而搬了房子。可是搬了房子之後，向妻與過去的裁縫店仍舊始終發生關係。因此老顧就利用被解僱的女佣人去問裁縫店，由此而得知向搬往何處。」

孟慶樹整理出王明的回憶，內稱：「顧順章和小娘姨（和顧順章關係很深的家庭女工）接上了頭，小娘姨已經到某成衣鋪去打聽過老頭（向忠發在黨內的代號）的住處。」中央常委決定老頭不要再出去，就住在周恩來家裡，老頭當時同意了。第二天，周恩來、王明、博古正在聶榮臻家裡開會，特科來報告說：「老頭在法租界汽車行被捕了！」王明責問為什麼昨夜讓老頭出去，周恩來說：「昨晚他當著你的面同意留在我處，你走後，鄧穎超把床都給他鋪好了，他說馬上就睡。但當我和鄧穎超回到自己房裡去時，忽聽見大門開關的聲音，我出去一看，老頭開門走了！我追到街上，勸他迴轉來，老頭堅決不肯。他說：我回去看看，明天就回來，就再不出去了。」向忠發當夜回去住，次日他到汽車行去租汽車，準備回到周恩來處，在付錢時被等在汽車行的特務逮捕。

時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陳養山回憶：「向忠發是在叫出租汽車時被捕的。因為向原來住的地方離計程車行不遠，他經常在那裡叫汽車。車行里有一個人認出了向忠發，並向國民黨告密。特務們守候在汽車行里，向忠發去叫汽車時被捕。」將各個方面的回憶綜合在一起，這個過程應當比較清楚，基本上為史家所認可。當然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徐恩曾晚年的回憶。他在繪聲繪色的描述之後又說，那個自動前來效忠的青年，卻忽然失蹤了。「我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徐恩曾講的這個「故事」，與所有的史料都無法銜接。究其表達方式乃至語言風格，與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之透視》某些描述毫無二致。

其實，追述向忠發被捕情形的所有人，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是現場的直接目擊者，所有談的事件起因卻接近一致。其中的關鍵不外兩條，一是受同居者牽連，二是有知情人告發。史家也接受了這種分析，只是將表述上升到理性，認為信仰與品格決定著一個共產黨員的命運。

四、變節始於巡捕房

「向忠發是一個證據確鑿的叛徒」。1988年8月，鄧穎超就此事致信中央書記處，這是材料中的第一句話。「文革」結束后不久，向忠發的叛變曾一度被重新提起。好在歷史故人此時健在，當即作了明確的解答，黨內著述不再作為疑案，只是一些細枝末節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釋。

向忠發被捕后，帶著特務抓捕、指認共產黨人的情形，陳琮英、周恩來、鄧穎超都有過回憶。陳琮英說：「我被捕當天見到向忠發。向忠發對敵人說，我認得她，她是黨中央的秘密交通。」向忠發當著敵人面和她對質，勸說道：「你不要編口供了，你都講吧，我們是什麼人，他們都知道。」陳琮英說：「這幾句話，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堅決否認，說自己是剛從農村來的鄉下婦女。」陳琮英說事後她得知，向忠發還供出了兩個地點，一個是戈登路的中央機要處，一個是周恩來在小沙渡的住所。敵人在機要處抓走工作人員張紀恩、張越霞夫婦等人，在小沙渡卻撲了空。周恩來聞訊向忠發已經叛變，為了證實消息是否準確，站在遠處的高堤上，看到住所後窗的窗帘被拉開，這是預定的暗號，於是曉得出事了。這個敘述與鄧穎超的回憶十分近似。鄧穎超說：「當天我和恩來同志先後冒險回到原來的住處，看到原定的警報信號還在。我們先後進屋。恩來同志此時已得知向忠發叛變的消息。我們匆匆分開並約定以後再見面的接頭地方。在分開后又得到內部工作關係的確信，向忠發的確叛變。」1967年5月，周恩來就當年的「伍豪事件」致信毛澤東，在附件中說明：「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發被捕后叛變，處死，有兩處機關破壞。」這兩處機關應當就是張紀恩所在的機要處和周恩來的住所。

孟慶樹提供的王明在蘇聯的回憶說，向忠發被捕后，先被帶到法租界巡捕房去，因為他是在法租界被捕的，要經過手續才能被引渡到中國地界去。辦完手續后，特務們把向忠發引渡到龍華司令部，也就是淞滬警備司令部軍事法庭審問。當年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譯的薛耕莘，參與對向忠發的最初訊問，晚年他詳細追述了二人之間的對話。向忠發告訴薛耕莘，顧順章事件之後，自己與周恩來住在一起。由於是晚上搬過去的，並且不讓他出門，所以講不清地址，但能認識那個地方。向忠發說他有一把周恩來家裡的鑰匙，被搜身時搜走了。這個情節與鄧穎超的描述相互印證。所以鄧穎超說，敵人「第二天上午果然來到住處進行搜捕，我們已經離開，他們沒有得手」。

李沫英被捕后是女監地下黨支部書記，負責了解被捕人員的情況，秘密傳送給外面的上級組織。她後來回憶說：「向忠發出賣了中央機關和恩來、秋白等同志的地址，並對前往靜安寺旅館抓人的敵特說，要抓矮的，不要抓高的，矮的最壞。原來矮的指陳琮英，高的指他的姘婦楊秀貞。結果敵特將她們二人都抓來了，同我關在一起。」陳養山在回憶中說，1932年到1933年之間，我們想了很多辦法，把向忠發的全部審訊記錄弄來看過，向忠發叛變投敵是確證無疑的。

儘管已經確證向忠發的叛變，卻還有一些情況沒有合理的解釋。譬如，在上海戈登路中央秘密機關工作的張紀恩、張越霞夫婦被捕后，使用早已準備好的假口供。向忠發明知道他們是共產黨員，卻未說破其身份。最後二人的罪名是「窩藏赤匪，隱而不報」，一個判刑判5年，一個無罪保釋。向忠發知道警備司令部關押著關嚮應、余昌生，還曾與周恩來商量過營救方案。關嚮應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余昌生當過向忠發的秘書。張紀恩說：「如果向忠發供出了他們，正可當重要『見面禮。」然而向忠發被捕后，這兩個人的身份仍沒有暴露，並在當年被無罪保釋出獄。其間獄中關押的工人領袖喬生髮，也未因向忠發清楚他的黨內身份而暴露。由於這些情況的存在，20世紀80年代一度出現向忠發是否叛變的討論。陳琮英、鄧穎超雖然已以親身經歷證實了向忠發的叛變，但並未去解開這些疑惑。

有關顧順章的一些材料，或許能夠幫助解釋向忠發的行為。1931年6月，駐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向莫斯科報告，負責特務工作的顧順章已於4月被捕叛變。顧某不僅知道所有中國同志的住所，而且還知道遠東局幾位同志的住所，但一直到今天未見警察或巡捕到來。如果顧將確切的地點馬上告訴警察的話，我們的負責同志很可能將全數被捕。奇怪的是，並沒有發生這一情況。唯一能夠用來加以解釋的理由，就是顧被捕后對出賣俄國人變得多少有些顧慮了。顧除了供出周恩來和另外兩名中央委員過去的住宅以外，最嚴重的危害只是帶著國民黨特務人員巡視南京各監獄，指認中共分子。顯然，顧順章曾負責過中共特別行動科的工作，知道特科紅隊的手段。他要防備紅隊報復已經很困難，要防備俄國人報復自然更難，因為特科的許多技術手段本來就是俄國人傳授的。他之反叛，自然是想活命，在紅隊略施警告后，顧順章將其所知道的遠東局成員的名字和地址統統隱瞞起來，只說了一個無關痛癢的牛蘭的名字，連中共領導人經常開會的地點和秘密文件存放處都未講出，多半可以認為是其心有餘悸的一種表現。

向忠發於6月22日上午被捕，下午才說出楊秀貞的住址，夜裡供出中央機要處所在地，並非竹筒倒豆子。叛徒是可憎的，但一個人要背叛自己的信仰，出賣自己的同志，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首先他要受到心靈的譴責，甚至是一生的折磨；其次他的生命也要受到威脅，既有今天的主子，也有昔日的戰友。叛徒往往最先是從意志上被打敗，屈服於死亡、親情的威脅。意志薄弱也是兩面的，變節者能在白色恐怖面前發抖，也會在的紅色恐怖面前顫慄。若論心狠手辣，顧順章遠在向忠發之上。顧順章尚且如此，向忠發為何不能。

五、「轉變」卻又被處死

忠發的叛變沒有使他保住性命，而且在第三天即被處死，這的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目前史家所見都是旁人或者後人所聞，親歷親見的史料尚無一起，而且也難以再見，因為事件至今已經過去80多年。目前最接近事件核心的口述史料，是張紀恩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到的兩幅照片。一幅是向忠發坐在椅子上受審，一幅是向忠發被槍決后的血肉模糊，均夾在「赤匪向忠發」的案卷中。國民黨叫張紀恩看這個材料的用意，自然是恐嚇他不要步其後塵。而在另一個人的回憶中，椅子成了電椅。時在互濟總會工作的地下黨員黃慕蘭回憶，就在向忠發被捕當日，她在與朋友閑聊時，從巡捕房翻譯的口中聽到這樣幾句話：「國民黨懸賞十幾萬的一個共產黨頭頭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齒，九個手指頭，六十多歲，酒糟鼻子，他是個軟骨頭，坐電椅，吃不消。」黃慕蘭說：「我一聽，這不就是向忠發嗎！」李沫英的回憶更加形象：向忠發被捕后，還未用刑，他就將大褂一脫說「我自己來講」，便向敵人全部招供了。姑且不去討論回憶細節中的矛盾，總之就是向忠發先叛變后被殺。

英俊少女黃慕蘭

從事件的前後順序上，有一種看似合理的解釋。陳養山說：「他所以很快被槍決，是由於電報轉發中誤了時間造成的。向忠發被捕后先關在法捕房，后解到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警備司令部立即電告蔣介石，說抓到了共產黨的總書記。當時蔣介石在廬山，接到電報后立即批了『就地槍決幾個字。后又接到第二封電報，說向忠發投降、叛變，蔣介石又批了『暫緩槍決幾個字。但等第二份批文發到上海時，向忠發已被槍斃了。」這個說法與徐恩曾晚年的回憶相吻合。徐恩曾說：「按照我們辦理同樣案件的成規，向忠發既有表示轉變，他的求生願望是應該讓他實現的，但是這一次卻發生了差錯。當我在南京接到向忠發願意轉變的報告時，他已被上海警備司令部下令槍決了。這樣的處置，對我的工作的開展上，實在是種損失。」陳養山、徐恩曾的說法多被史家採信。

可是，蔣介石懸賞十幾萬大洋，僅僅就是把向忠發抓住殺掉嗎？隨意處死共產黨的高官要員，不符合蔣介石此時的「剿共」策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王明「左」傾錯誤統治中央，不僅造成思想路線上的偏差，也嚴重地破壞了黨內團結。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內的分歧大造輿論，分化瓦解白區地下組織，並且產生了一定的效果。國民黨把「異黨」分子的變節行為稱作「轉變」，編印了一部名為《轉變》的言論集，收入叛徒的「告共黨青年書」「自首宣言」，向忠發和顧順章自白均在其中。中統特務把這些材料發放到監獄和反省院，以期離間關押在那裡的政治犯，極盡分化挑撥之能事。在國民黨眼中，變節者的使用價值不僅僅是出賣同志，還在於出賣靈魂之後的為虎作倀。

《中國共產黨之透視》的作者認為：「顧順章之被捕也，予共黨之陰謀計劃以重大打擊，蓋從此恐怖政策不復易舊乃奪其魂。向忠發、羅綺園之被捕也，予共黨對主義對領袖之信任以重大打擊，蓋以其最重要之領袖尚不可信賴乃灰其心。盧福坦、徐錫根、余飛之自首也，則更餒其氣焉。故自首潮流，於焉開始。」文中所列舉的這些人，都是被捕叛變的共產黨組織重要領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中央政治局委員徐錫根、中央政治局常委盧福坦，更是直接被吸收加入徐恩曾的調查科，成為國民黨特務。其中盧福坦是在向忠發被捕后，毛遂自薦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調查科稱之為「代理偽中央總書記」。倘若向忠發還活著，在中統特務組織的資歷，要比後來幾位更深一些。從審訊到處死向忠發，都是淞滬警備司令部一家所為，特務組織調查科始終沒有插上手。就對共產黨的秘密戰和心理戰而言，保定軍校出身的警備司令熊式輝，顯然要遜色於留美工程師出身的徐恩曾，或許此即這樁遺案的一個重要背景。

由於受了到從「椅子」到「電椅」的暗示，曾有研究者提出疑問：「時年已52歲、並不年輕了的向忠發，會不會暴斃於國民黨特務機關逼供的慘烈酷刑之下？」就是說，向忠發並不是被國民黨有意處死，而是一場意外。處死向忠發絕非區區小事，下令之人也絕非等閑之輩，必定會有文字記錄在案。只是能夠解開歷史之謎的文獻，不知塵封在何處角落，等待著未來的探索者。

六、未辨真偽的「供詞」

向忠發被處死後，從國民黨調查科傳出一份向忠發的「供詞」。1933年12月，《前共黨中委兼總書記向忠發的自供》被收入《轉變》一書。這份「供詞」成為國民黨研究共產黨歷史的重要文獻。譬如反共文人王建民屢屢引用，並將全文錄進他在香港、台灣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史稿》一書中。

向忠發的「供詞」共有兩個部分，總字數約3000字。第一部分為「自述」，主要內容是向忠發自己的簡歷，以及他在共產黨內的任職情況。第二部分為「供白」，以十個篇目敘述向忠發所了解的共產國際、共產黨中央與地方的情況。十個篇目依序分別如下：國際，中國，特務委員會，蘇區負責者，李立三已經送到莫斯科去了，各地上層負責者，各地實際情形，軍事，共黨經濟來源，附記。由於當事人的時間十分倉促，加之向忠發的文化程度有限，這不是一份表述系統的供詞。當然，倘若供詞是國民黨偽造的，偽造的水平一定是相當高的，符合當時的環境氛圍和向忠發個人的特點。

如同向忠發為何被處死，對於這份供詞的真偽，也難以看到見證人的口述，歷史故人的提及多是間接引述。最接近事件核心的，還是張紀恩的回憶。在淞滬警備司令部，他除去看到向忠發的兩張照片，還有向忠發的「供詞」，那是用毛筆寫在十行毛邊紙上的，約兩三頁。只是張紀恩還說：「供的什麼我不可能看得清楚。」孟慶樹為王明整理的回憶稱：據特科得到的消息說，向的供詞主要內容一是請國民黨饒恕他，二是說他自己是個挂名擺樣子的總書記，實權在周恩來和陳紹禹手裡等。作家穆欣綜合當年中央特科成員李強、劉鼎等人的口述史料，說是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鮑文蔚和歐陽新，將向忠發的全部口供偷錄出來，證實了向忠發的叛變和「供詞」。鮑文蔚於1932年3月從法國留學回來，恰逢警備司令部需要外文秘書，好友潘漢年通過關係將他安排進去。潘漢年時任特科負責人，他指令特科成員歐陽新為鮑文蔚的聯繫人。穆欣的敘述與陳養山所說，即1932年至1933年之間弄到向忠發審訊材料，在時間上是一致的。這個結論也為一些重要史書所採信，如中央文獻研究室撰寫的《陳雲傳》，《中共黨史人物傳》第78卷收入的《向忠發》等。

由於對獲取向忠發審訊材料的經過，沒有第一人稱的直接回憶，研究者也通過對「供詞」內容的分析，以辨別其真偽。而這項研究又與考辯向忠發的叛變有所重複。供詞的作者當然是叛徒，供詞就是在出賣靈魂的同時，出賣曾經的組織和同志。向忠發被捕后，《申報》有關牛蘭案件的報道中，幾次提到向忠發在警備司令部供出牛蘭的身份，以及他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牛蘭是波蘭人，被捕前為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工作人員。共產國際發起大規模的營救行動，在中國引起強烈反響，國民政府不得不公開審理。江蘇省高等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中，援引向忠發的供稱：「國際共產黨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現由波蘭人負責，自稱為比國人，現因事發被獲在英租界捕房，此人名不詳。（中略）經濟來源由國際幫忙，中國黨每月一萬五千美金，而分配於南方局江南局長江局北方局滿洲（下略）等處。」這份判決書被《申報》摘編，其中註明此段話「見向忠發案卷宗」。對比向忠發的「供詞」，與判決書引述的內容完全一樣。「（中略）」前後的文字均出自第二部分「供白」，系第一個篇目「國際」，第九個篇目「共黨經濟來源」。

而在向忠發的「供詞」里，也存在著常理難以解讀的疑問。一是向忠發十分熟悉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情況，「供詞」中卻隻字未提；除去已經被捕的牛蘭，沒有與向忠發有過聯繫的任何人員名字。二是向忠發所了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地點，全國總工會、團中央、江蘇省委所在地等，都沒有出現在「供詞」中；倒是提供了兩個具體到門牌號碼的地址，即團中央書記秦邦憲、中央婦女部部長周秀珠原來的住所，此時已不再使用。三是「供詞」中將「我的工作負責人」，也就是秘書余昌生說成是李金生。關押在警備司令部的余昌生，此時使用李金弟的化名，向忠發是清楚的。所以張紀恩認為「供詞」是敵人偽造的，是顧順章之流冒名炮製出來，混亂我黨視聽的。

歷史研究是一門科學。在缺少原始文獻和直接見證人的情況下，就需要史家的客觀分析。有的口述者出於自身的利益或某種需求，可能會臆造出一些獨家的「史料」，於是就有了那個神秘的告密者。徐恩曾和黨務調查科的秀才們，十分熱衷尋找與共產黨有關的桃色傳聞，為的是敗壞對手的名譽，分化對手的組織。從1933年調查科編印的《轉變》，到1953年徐恩曾撰寫的《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這些內容都不少見，這種風格如出一轍。有的口述者出於個人的立場與感情，可能會對過程的描述添加一些色彩，於是就有了「大褂一脫，我自己來講」的場景。在孟慶樹為王明整理的材料中，竟然還有這樣的情節：軍法官向已然叛變的向忠發宣讀蔣介石的命令，將他立即就地槍決。已經叛變的向忠發聽后大怒，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以一個變節者的信仰與貞操，這樣的口號倘若真的出自向忠發之口，我甚至不願去使用「褻瀆」一詞，因為它是何等的滑稽和荒唐。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自從有了辛棄疾這一曲「破陣子」，「生前身後」便成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這裡的生前身後，是指活著和死後，包括人的一生。而對於向忠發的最終評價，卻在於他最後的三年，也就是從1928年7月20日就任「總書記」，到1931年6月24日被殺。比之登上共產黨的最高位置，向忠發的被殺更是陡然而至。儘管細算起來還差26天才夠三年，儘管留有這樣或者那樣的未解之謎，歷史已經為這個叛徒蓋棺定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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