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西方中心論」

復旦大學中國宣傳院院長張維為的《這就是中國》第十六期的題目是：解構「西方中心論」。

張是學外語的，談不上是什麼政治學家，也許在日內瓦大學拿了個國際關係學位勉強彌補其政治學的不足，但是他那一代人，基礎知識的缺失和觀察分析力的缺陷無法在後來彌補。和習近平號稱讀了百家書卻讀稿錯字連篇一個道理。

所以，他並無解構「西方中心論」的能力。他證明問題的方法，就是把稱讚中國專制的人稱讚一下，再把批判過中國專制的人批判一下，就證明中國多麼好。張維為以西方名人的不成熟觀點來歌頌中國，藉此否定「西方中心論」，其實就是不知不覺接受了「西方中心論」。

「西方中心論」一詞字面本身雖然含義明確，但具體所指卻是模糊的。通常它跟歐洲中心論是一個意思。我們可以想像，發明這一詞，意味著歐洲不再是中心，面臨著一種危機，所以要回歸強調自身的重要性。歐洲中心論這一詞的發明者是埃及裔法國的馬克思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世界體系分析家Samir Amin，在一九七十年代提出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認為他是要反對「美國中心」而提出一種新理念，甚至有聯俄聯華對抗美國的意思。在此之前，不論是什麼形式的零星的歐洲中心理念，基本上和英國或法國的內部危機有關。這和張維為宣揚了十來年的中國模式中國震撼類似，背後隱含危機，卻自以為強大，因此要虛張聲勢。

因此，「過去兩三百年，隨著西方世界的崛起，與之伴隨的便是西方中心論的崛起」，張維為的結論是錯誤的。理論上，不存在這樣一個系統的中心論。收集不同的人的隻言片語來說證明中國專制是合理的，才是張維為的目的。值此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之際，更顯中國的荒誕和落伍。

中國人根本就沒有認真學習希臘和古羅馬的哲學和歷史。孟德斯鳩學了，寫了不朽的論法的精神。無論張維為承認不承認，中國過去一百年就是向西方模式靠攏、接軌。從大學教育到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都是如此。接受合理的政府運營機制也不是「拆掉故宮，建一個白宮」，更何況，日本明治維新實際上是複製了英國君主立憲制，很快把不變的清政府打得慘敗。落後就要挨打，共產黨教育人民也有幾十年了，現在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獨裁統治，不惜豢養張維為這樣的奴才，為落後的思想和體制塗脂抹粉。

「好在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今天的我們可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更加客觀、也更加實事求是地來看待這一切，來審視所謂的西方中心論，指出它的問題所在和它的不實之處。」 中國經濟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但談不上什麼崛起。比如高鐵引人注目，但是中鐵總公司欠債5萬多億元。現在我們可以理解胡溫那麼痛快把鐵道部這樣的重要部門改成一個公司，就是把它剝離一下，讓人感覺政府沒有欠那麼多債。其他很多行業也是如此，混亂不堪。公路街道上跑的汽車多為外國品牌。中國當然也不自信，是孤家寡人的共產黨國家，所以要大撒幣拉攏其他國家交個朋友。內部，維穩高壓，人民完全沒有話語自由。

斯賓諾莎(1632－1677)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猶太人區，是其父的次子。他的父母親以經營進出口貿易為生，生活頗為寬裕。六歲時，斯賓諾莎的母親安娜·狄波拉去世。斯賓諾莎早年進入當地的猶太神學校，學習希伯來文、猶太法典以及中世紀的猶太哲學等。斯賓諾莎的時代，中國無論如何談不上人性。中國人只是碰巧天性不喜歡信神，像孔子那樣對鬼神敬而遠之。也並非相信自然規律, 而是搞不清自然規律。所以沒有建立神政人合一的宗教體系，自然就談不上「政教合一」。這沒有什麼可以吹噓的，就像沒建立科學體系，不能說五行陰陽學說就是科學的符合自然規律一樣。斯賓諾莎的時代，各種宗教紛爭很多，猶太人在很多個世紀被反覆迫害，他憧憬一個政教分立宗教自由的國家很正常，但這不等於說中國是論證政教分離更好所以偉大。事實上中國執政者至今對宗教的態度是極端愚蠢的，也是萬分恐懼的，所以沒有宗教自由。佛教，燒燒香，拜拜佛，念念經，根本不問政治，所以從政治角度說境遇要好一點，但是，它也只能作為失落心靈的避難所，想逃脫現實的人和年紀大的人才願意相信，因此是消極的。結果所有的佛教國家都被西方打敗過或殖民過。

張維為僅僅因為伏爾泰美言中國幾句，就把他當成中國專制制度的支持者。可是，那時還沒有法國大革命，思想家並不想推翻專制，伏爾泰甚至還是普魯斯菲特列大帝的教師爺，即當時的專制者也很崇尚啟蒙主義思想。「伏爾泰反對君主制度，提倡自然神論，批判天主教會，主張言論自由。」是歷史結論。中國人如同張維為這樣，喜歡做投機分子，胡亂剪接讚美自己的話，卻放棄別人的整個思想體系。是中國當權者對西方思想的態度的縮影。

「政治方面，啟蒙運動提倡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而啟蒙思想家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偶像，往往就是孔子。中國學者樓宇烈這樣概括，他說從某種角度來講，現在西方的人文主義或者人本主義，正是吸收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而發展起來的。它促使西方社會，從中世紀的神本主義，轉向以人為本。」這段話其實是沒有什麼證據的。哪個啟蒙思想家把孔子做為人本主義偶像？啟蒙思想家提倡自由反對宗教和政治壓迫，自然就是提倡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張維為不必搞西方中心論，硬要證明啟蒙思想家崇拜孔子，所以中國就要獨尊儒術。今年是五四一百周年。

「從歐洲啟蒙思想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大一統與戰亂頻繁的歐洲形成鮮明對比。所以他們把中國的理性，把中國的大一統看作是中國和平強大的根本原因。」 這也是強姦死人硬說因為死人愛他。中國人並不反對中國大一統，不必盜用啟蒙思想家的名義來證明它。但是大一統未必是中國和平強大的根本原因，宋明大一統，被少數民族一統橫掃。

「西方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由放任，這一概念來源於法文，現在也是用法文Laissez-faire，一般認為是魁奈用法文對老子的無為概念的翻譯」。這個我曾經批駁過。這明顯是張維為一廂情願的聯繫。西方的解釋這個詞的起源是這樣的，1681年法國財政大臣Jean-Baptiste Colbert同一群由M. Le Gendre領導的商人會面。前者是一個重商主義者，他迫切地問法國政府怎樣做才能更好為商人提供服務，後者回答「Laissez-nous faire」，即讓我們自己來做。

顯然，托克維爾不知道「把文人奉為貴族」是一種幻覺。中國的文人成為「貴族」也還是皇帝的奴才。哪怕是現在，文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所以中國70年也無法產生現代思想家，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思想辯論就沒有思想，有的全是張維為這樣的謊言。此外。這段話，看上去是生於第19世紀的托克維爾對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批判，認為他們對中國的讚美是錯誤的。而「後來全體法國人民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才是楷模。托克維爾是到美國尋求民主，而不是到中國考察專制。1831年，為了尋找"有益於人類的政治"，26歲的托克維爾赴美國考察。他在這裡發現了法國喪失已久的貴族氣質：公民精神。他高度讚揚美國的有限政府，以及"以自然、法治和教會為依託的民主"。他敏銳地察覺到，這種"日漸蔓延的平等精神"，必將對歐亞大陸的等級特權制度造成巨大衝擊。

孟德斯鳩算是聖人一樣的思想家，個人道德很完美，思想廣闊又深刻，看法基本正確接近真理，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聖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學識廣博，見解公正合理。他對中國獨裁的批判是簡潔徹底有力。他說，中國的皇帝集政權、教權於一身，皇帝的意志便是法律，臣民的生死予奪全在於皇帝的一念之間。鑒於皇帝的最大願望是國祚永續，因而對於可能危及其統治的任何言行，一律嚴加鎮壓，動輒以「大逆罪」的罪名處置有「非分」之舉的臣民。據此，他把中國的政體定性為專制主義。在他的政體理論中，「專制政體的原則是畏懼，而制訂這個原則的目的是安定，」中國的皇帝同樣以天下太平為治國的主要目標。為了實現和維持太平，皇帝要求全體臣民俯首帖耳，唯有俯首聽命才是維持天下太平的切實保證。由於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稍有風吹草動，政權就可能被推翻，所以皇帝為防止謀反，嚴厲禁止民眾聚集。孟德斯鳩引用一位從中國返回歐洲的傳教士的話說，中國的某位皇帝為防止因民眾聚集而導致群體鬧事，竟然不惜禁止開礦。他在檢視中國歷史后寫道，皇帝雖然有好有壞，但既然做了皇帝，理所當然地就視國家為私產，視全體人民為奴僕，窮奢極欲，為所欲為，以蒼生為念的好皇帝猶如鳳毛麟角，少而有少。中國的歷史表明，每逢改朝換代之初，開國皇帝大多以前朝覆亡為鑒，審慎施政，但三四代之後，就毫無例外地把前車之鑒置諸腦後，驕奢淫逸、專斷暴戾，其專制與腐化與前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又被推翻，再次改朝換代。如此周而復始，中國的歷史雖然悠久，專制主義卻不但未見絲毫收斂，反而變得「更加嚇人」。

　　因此，孟德斯鳩認為，法國的改革不能寄希望於君主，也不應以中國為榜樣，而應著力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期通過限制君主的權力來防止專制主義。為此他提出了兩條主要辦法，其一是制定以限制君主權力為主要內容的基本法，迫使君主在基本法的框架內理政，不得越雷池半步，使君主欲行專制而不能。其二是設立並強化能夠表達民意的立法機構，並把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和決議置於君主的意志之上，從而把「朕即國家」的專制君主變成法律和民意的「執行者」。

至於黑格爾，我們的中學課本對他推崇備至，簡直等於說他是馬克思他爹。可是張維為為什麼這麼恨他呢？因為黑格爾對中國的批評毫不客氣：「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事實上，中國任何一次革命都沒能使這個歷史改變。」

聖人孟德斯鳩，馬克思他爹黑格爾，共產黨騙子張維為相關言論盡列於上，悉聽讀者尊便了。

5/5/2019

厲害自信中心國：勿談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