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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鳩是18世紀上半葉法國啟蒙思想家、社會學家，國家學說和法學理論的奠基人，至今膾炙人口的三權分立的理論就是由他提出的。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鳩出生於法國波爾多附近的柏烈德莊園(Chateau de la Brède)。那時候他的名字是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孟德斯鳩的祖父曾任波爾多議會議長，後由他的伯父繼承。1716年他繼承了伯父的這一職位，並承襲了伯父「孟德斯鳩男爵」的尊號，所以，他的名字成為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Montesquieu。從1728年起，他到奧匈、意、德、荷、英等國作學術旅行，實地考察其社會制度和其他情況，1731年回國后專門從事著述。1755年2月10日病逝於巴黎。
他的主要著作有《波斯人信札》(1721)、《羅馬盛衰原因論》(1734)、《論法的精神》(1748)等。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書對世界有深遠的影響。在這一書中，他把政體分為共和、君主和專制三種。他說共和政體的原則是品德，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懼。他頌揚英國的君主立憲，認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權，互相制衡，是公民自由的保障，他同時認為，地理環境，尤其是氣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等有關係，法律應考慮這些因素。
孟德斯鳩的法律、政治和社會理論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對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有極大影響。
孟德斯鳩與同時代的伏爾泰一樣，對中國非常關注。孟德斯鳩反對法國傳教士美化中國的傾向，從而也與伏爾泰觀點相左，伏爾泰對中國文化和制度十分推崇。孟德斯鳩從所閱讀的各種材料和自己與旅居巴黎的中國人黃某的談話中，了解中國制度和社會，了解到中國有飢荒、酷刑、棄嬰等許多弊端。
下面所選的是《論法的精神》中所有論述有關中國的材料。在這一書中，孟德斯鳩對中國有著許多深刻的論述，這是伏爾泰所不及的。下面僅舉幾個例子：
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
他把中國朝代的不斷變更看做中國帝王奢侈、腐化的結果。在開國初的少數幾個君主時期，因他們是在戰爭的艱苦中成長起來，體會到品德的益處，從而反對淫逸。但其後的君主便成為腐化、奢侈、逸樂的俘虜，皇室衰微下去，直至這一朝代被推翻，而新興起的朝代又走進同一循環之中。
孟德斯鳩還正確地指出：「他們(中國的立法者們)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
論中國的政體、法律、道德及其他選自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標題系編者所加。小標題系原有。 編者注
中國的奢侈
有些國家，由於特殊理由，需要有節儉法律。由於氣候的影響，人口可能極多，而且在另一方面生計可能很不穩定，所以最好使人民普遍經營農業。對於這些國家，奢侈是危險的事，節儉的法律應當是很嚴格的。因此，要知道一個國家應該鼓勵或是應該禁止奢侈，首先就要考查那裡人口的數目和謀生的道路二者間的關係。在英國，土地出產的糧食可以供給農民和衣物製造者們食用而綽有餘裕，所以它可以有些無關緊要的工藝，因而也可以有奢侈。法國生產的小麥也足以維持農民和工人們的生活，加之對外貿易可以輸入許多必需品來和它的無關緊要的東西交換，所以用不著懼怕奢侈。
中國正相反，婦女生育力強，人口繁衍迅速，所以土地無論怎樣墾殖，只可勉強維持居民的生活。因此在中國，奢侈是有害的，並且和任何共和國一樣，必須有勤勞和儉約的精神。人民需要從事必需的工藝，而避免那些供人享樂的工藝。
中國皇帝們的美麗的詔書的精神就是如此。唐朝一位皇帝說：「我們祖先的訓誡認為，如果有一男不耕，一女不織，帝國內便要有人受到饑寒 」諭旨，見杜赫德：《中華帝國志》，第2卷，497頁。 原注(以後的註釋中，凡未註明的均為原注)依據這個原則，他曾命令毀壞無數的寺廟。
第二十一朝代的第三個皇帝(明永樂帝,譯者注)在位時，有人把在一個礦山獲得的一些寶石獻給他，他命令關閉那個礦山，因為他不願意為一件不能給人民吃又不能給人民穿的東西，叫人民工作、勞累。
建文帝參見《中國史，第二十一朝代》，見杜赫德的著作第1卷。說：「我們很是奢華，連老百姓不得不出賣的兒女的鞋子也要綉上花。」《談話》，見杜赫德的著作第2卷，418頁。用好些人來替一個人做衣服，這是不是使許多人免於缺少衣服的辦法?一個人種地，十個人吃土地的出產，這是不是使許多人免於飢餓的方法?
(第102~103頁)
中國因奢侈而必然產生的後果
中國在歷史上有過22個相連續的朝代，也就是說，經歷了22次一般性的革命 不算無數次特別的革命。最初的3個朝代歷時最久，因為施政明智，而且版圖也不像後代那麼大。但是大體上我們可以說，所有的朝代開始時都是相當好的。品德、謹慎、警惕，在中國是必要的。這些東西在朝政之初還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沒有了。實際上，開國的皇帝是在戰爭的艱苦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推翻了耽於逸樂的皇室，當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逸，因為他們曾體會到品德的有益，也看到了淫逸的有害。但是在開國初的三四個君主之後，後繼的君主便成為腐化、奢侈、懶惰、逸樂的俘虜。他們把自己關在深宮裡，他們的精神衰弱了，壽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權貴興起，宦官獲得寵信，登上寶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宮成為國家的仇敵；住在宮裡的懶漢使勞動的人們遭到破產，篡位的人殺死或驅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個皇室，這皇室到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關閉在同樣的深宮裡了。
(第103頁)
中華帝國
對於我在上面所說的一切，人們可能有所非難，所以我在未結束本章之前，必須加以回答。
我們的傳教士們告訴我們，那個幅員廣漠的中華帝國的政體是可稱讚的，它的政體的原則是畏懼、榮譽和品德兼而有之。那麼，我所建立的三種政體的原則的區別便毫無意義了。
但是我不曉得，一個國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讓人民做些事情，還能有什麼榮譽可說呢？杜赫德在其《中華帝國志》(第2卷，134頁)中說，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
加之，我們的商人從沒有告訴我們教士們所談的這種品德。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商人們所說的關於那裡的官吏們的掠奪行為。參見郎治及他人的記述。
我還可以舉出知名人士安遜勛爵作為見證。
此外，巴多明神父的書簡，敘述皇帝懲辦下幾個親王，因為他們皈依基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這些書簡使我們看到那裡經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據常例也就是無情地 對人性進行殘害的大略情形。
我們還有德麥蘭和巴多明神父關於談論中國政府的書簡，在讀了幾個很合道理的問答之後，奇異之點便都消逝了。
是不是我們的教士們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為在那裡，不斷地行使單一的個人意志，使他們受到了感動呢?教士們自己就是在受著〔教皇〕單一的個人意志的統治，所以在印度諸王的朝廷里，他們也極願意看到同樣的統治。因為，他們到那裡去的使命只是要提倡巨大的變革，那麼要說服君主們使君主相信自己什麼都能夠做，總比說服人民使人民相信自己什麼都能忍受，要容易些。在杜赫德的著作里，我們可以看到教士們如何利用康熙的權力去塞住官吏們的嘴巴。官吏們老是說，按照中國法律，外國人不得在帝國內設教。
然而，就是在錯誤的認識本身中也常有某些真實存在。由於特殊的情況，或者是絕無僅有的情況，中國政府可能沒有達到它所應有的腐敗程度。在這個國家裡，主要來自氣候的物理原因曾經對道德發生了有力的影響，併產生了各種奇迹。
中國的氣候異樣地適宜於人口繁殖。那裡的婦女生育力之強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的。最野蠻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進程停止。在那裡，君主不能像法老一樣地說：「讓我們明智地壓迫他們吧!」而是只能歸結到尼祿的願望：希望全人類只有一個首領。中國雖然有暴政，但是由於氣候的原因，中國的人口將永遠地繁殖下去，並戰勝暴政。
中國和所有其他產米的國家一樣，常常會發生飢荒。當人民要餓死的時候，他們便逃往四方去謀生，結果各地盜賊便三三五五結夥成群了。多半的賊幫都在初期就被消滅了，其他的壯大起來，可是又被消滅了。但在那麼多而且又那麼遙遠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幫恰巧成功了，它便維持下去，壯大起來，把自己組織成為軍事團體，直接向首都進軍，首領便登上寶座。
在中國，腐敗的統治很快便受到懲罰，這是事物的性質自然的結果。人口這樣眾多，如果生計睏乏便會突然發生紛亂。在別的國家，改革弊政所以那麼困難，是因為弊政的影響不那麼明顯，不像在中國那樣，君主受到急劇的顯著的警告。
中國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們的君主不同。我們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統治得不好的話，則來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權力和財富也要少。但是中國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統治得不好的話，就要喪失他的帝國和生命。
中國雖然有棄嬰的事情，但是它的人口卻天天在增加參見一總督主張開荒的奏議，見《耶穌會士書簡集》，第21輯。，所以需要有辛勤的勞動，使土地的生產足以維持人民的生活。這需要有政府的極大的注意。政府要時時刻刻關心，使每一個人都能夠勞動而不必害怕別人奪取他的勞苦所得。所以這個政府與其說是管理民政，毋寧說是管理家政。
這就是人們時常談論的中國的那些典章制度之所由來。人們曾經想使法律和專制主義并行，但是任何東西和專制主義聯繫起來，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國的專制主義，在禍患無窮的壓力之下，雖然曾經願意給自己帶上鎖鏈，但都徒勞無益。它用自己的鎖鏈武裝了自己，而變得更為凶暴。
因此，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沒有這麼遼闊，政府的專制精神也許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況卻正相反。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鳩出生於法國波爾多附近的柏烈德莊園(Chateau de la Brède)。那時候他的名字是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孟德斯鳩的祖父曾任波爾多議會議長，後由他的伯父繼承。1716年他繼承了伯父的這一職位，並承襲了伯父「孟德斯鳩男爵」的尊號，所以，他的名字成為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Montesquieu。從1728年起，他到奧匈、意、德、荷、英等國作學術旅行，實地考察其社會制度和其他情況，1731年回國后專門從事著述。1755年2月10日病逝於巴黎。
他的主要著作有《波斯人信札》(1721)、《羅馬盛衰原因論》(1734)、《論法的精神》(1748)等。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書對世界有深遠的影響。在這一書中，他把政體分為共和、君主和專制三種。他說共和政體的原則是品德，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懼。他頌揚英國的君主立憲，認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權，互相制衡，是公民自由的保障，他同時認為，地理環境，尤其是氣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等有關係，法律應考慮這些因素。
孟德斯鳩的法律、政治和社會理論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對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有極大影響。
孟德斯鳩與同時代的伏爾泰一樣，對中國非常關注。孟德斯鳩反對法國傳教士美化中國的傾向，從而也與伏爾泰觀點相左，伏爾泰對中國文化和制度十分推崇。孟德斯鳩從所閱讀的各種材料和自己與旅居巴黎的中國人黃某的談話中，了解中國制度和社會，了解到中國有飢荒、酷刑、棄嬰等許多弊端。
下面所選的是《論法的精神》中所有論述有關中國的材料。在這一書中，孟德斯鳩對中國有著許多深刻的論述，這是伏爾泰所不及的。下面僅舉幾個例子：
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
他把中國朝代的不斷變更看做中國帝王奢侈、腐化的結果。在開國初的少數幾個君主時期，因他們是在戰爭的艱苦中成長起來，體會到品德的益處，從而反對淫逸。但其後的君主便成為腐化、奢侈、逸樂的俘虜，皇室衰微下去，直至這一朝代被推翻，而新興起的朝代又走進同一循環之中。
孟德斯鳩還正確地指出：「他們(中國的立法者們)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
論中國的政體、法律、道德及其他選自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標題系編者所加。小標題系原有。 編者注
中國的奢侈
有些國家，由於特殊理由，需要有節儉法律。由於氣候的影響，人口可能極多，而且在另一方面生計可能很不穩定，所以最好使人民普遍經營農業。對於這些國家，奢侈是危險的事，節儉的法律應當是很嚴格的。因此，要知道一個國家應該鼓勵或是應該禁止奢侈，首先就要考查那裡人口的數目和謀生的道路二者間的關係。在英國，土地出產的糧食可以供給農民和衣物製造者們食用而綽有餘裕，所以它可以有些無關緊要的工藝，因而也可以有奢侈。法國生產的小麥也足以維持農民和工人們的生活，加之對外貿易可以輸入許多必需品來和它的無關緊要的東西交換，所以用不著懼怕奢侈。
中國正相反，婦女生育力強，人口繁衍迅速，所以土地無論怎樣墾殖，只可勉強維持居民的生活。因此在中國，奢侈是有害的，並且和任何共和國一樣，必須有勤勞和儉約的精神。人民需要從事必需的工藝，而避免那些供人享樂的工藝。
中國皇帝們的美麗的詔書的精神就是如此。唐朝一位皇帝說：「我們祖先的訓誡認為，如果有一男不耕，一女不織，帝國內便要有人受到饑寒 」諭旨，見杜赫德：《中華帝國志》，第2卷，497頁。 原注(以後的註釋中，凡未註明的均為原注)依據這個原則，他曾命令毀壞無數的寺廟。
第二十一朝代的第三個皇帝(明永樂帝,譯者注)在位時，有人把在一個礦山獲得的一些寶石獻給他，他命令關閉那個礦山，因為他不願意為一件不能給人民吃又不能給人民穿的東西，叫人民工作、勞累。
建文帝參見《中國史，第二十一朝代》，見杜赫德的著作第1卷。說：「我們很是奢華，連老百姓不得不出賣的兒女的鞋子也要綉上花。」《談話》，見杜赫德的著作第2卷，418頁。用好些人來替一個人做衣服，這是不是使許多人免於缺少衣服的辦法?一個人種地，十個人吃土地的出產，這是不是使許多人免於飢餓的方法?
(第102~103頁)
中國因奢侈而必然產生的後果
中國在歷史上有過22個相連續的朝代，也就是說，經歷了22次一般性的革命 不算無數次特別的革命。最初的3個朝代歷時最久，因為施政明智，而且版圖也不像後代那麼大。但是大體上我們可以說，所有的朝代開始時都是相當好的。品德、謹慎、警惕，在中國是必要的。這些東西在朝政之初還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沒有了。實際上，開國的皇帝是在戰爭的艱苦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推翻了耽於逸樂的皇室，當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逸，因為他們曾體會到品德的有益，也看到了淫逸的有害。但是在開國初的三四個君主之後，後繼的君主便成為腐化、奢侈、懶惰、逸樂的俘虜。他們把自己關在深宮裡，他們的精神衰弱了，壽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權貴興起，宦官獲得寵信，登上寶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宮成為國家的仇敵；住在宮裡的懶漢使勞動的人們遭到破產，篡位的人殺死或驅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個皇室，這皇室到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關閉在同樣的深宮裡了。
(第103頁)
中華帝國
對於我在上面所說的一切，人們可能有所非難，所以我在未結束本章之前，必須加以回答。
我們的傳教士們告訴我們，那個幅員廣漠的中華帝國的政體是可稱讚的，它的政體的原則是畏懼、榮譽和品德兼而有之。那麼，我所建立的三種政體的原則的區別便毫無意義了。
但是我不曉得，一個國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讓人民做些事情，還能有什麼榮譽可說呢？杜赫德在其《中華帝國志》(第2卷，134頁)中說，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
加之，我們的商人從沒有告訴我們教士們所談的這種品德。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商人們所說的關於那裡的官吏們的掠奪行為。參見郎治及他人的記述。
我還可以舉出知名人士安遜勛爵作為見證。
此外，巴多明神父的書簡，敘述皇帝懲辦下幾個親王，因為他們皈依基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這些書簡使我們看到那裡經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據常例也就是無情地 對人性進行殘害的大略情形。
我們還有德麥蘭和巴多明神父關於談論中國政府的書簡，在讀了幾個很合道理的問答之後，奇異之點便都消逝了。
是不是我們的教士們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為在那裡，不斷地行使單一的個人意志，使他們受到了感動呢?教士們自己就是在受著〔教皇〕單一的個人意志的統治，所以在印度諸王的朝廷里，他們也極願意看到同樣的統治。因為，他們到那裡去的使命只是要提倡巨大的變革，那麼要說服君主們使君主相信自己什麼都能夠做，總比說服人民使人民相信自己什麼都能忍受，要容易些。在杜赫德的著作里，我們可以看到教士們如何利用康熙的權力去塞住官吏們的嘴巴。官吏們老是說，按照中國法律，外國人不得在帝國內設教。
然而，就是在錯誤的認識本身中也常有某些真實存在。由於特殊的情況，或者是絕無僅有的情況，中國政府可能沒有達到它所應有的腐敗程度。在這個國家裡，主要來自氣候的物理原因曾經對道德發生了有力的影響，併產生了各種奇迹。
中國的氣候異樣地適宜於人口繁殖。那裡的婦女生育力之強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的。最野蠻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進程停止。在那裡，君主不能像法老一樣地說：「讓我們明智地壓迫他們吧!」而是只能歸結到尼祿的願望：希望全人類只有一個首領。中國雖然有暴政，但是由於氣候的原因，中國的人口將永遠地繁殖下去，並戰勝暴政。
中國和所有其他產米的國家一樣，常常會發生飢荒。當人民要餓死的時候，他們便逃往四方去謀生，結果各地盜賊便三三五五結夥成群了。多半的賊幫都在初期就被消滅了，其他的壯大起來，可是又被消滅了。但在那麼多而且又那麼遙遠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幫恰巧成功了，它便維持下去，壯大起來，把自己組織成為軍事團體，直接向首都進軍，首領便登上寶座。
在中國，腐敗的統治很快便受到懲罰，這是事物的性質自然的結果。人口這樣眾多，如果生計睏乏便會突然發生紛亂。在別的國家，改革弊政所以那麼困難，是因為弊政的影響不那麼明顯，不像在中國那樣，君主受到急劇的顯著的警告。
中國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們的君主不同。我們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統治得不好的話，則來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權力和財富也要少。但是中國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統治得不好的話，就要喪失他的帝國和生命。
中國雖然有棄嬰的事情，但是它的人口卻天天在增加參見一總督主張開荒的奏議，見《耶穌會士書簡集》，第21輯。，所以需要有辛勤的勞動，使土地的生產足以維持人民的生活。這需要有政府的極大的注意。政府要時時刻刻關心，使每一個人都能夠勞動而不必害怕別人奪取他的勞苦所得。所以這個政府與其說是管理民政，毋寧說是管理家政。
這就是人們時常談論的中國的那些典章制度之所由來。人們曾經想使法律和專制主義并行，但是任何東西和專制主義聯繫起來，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國的專制主義，在禍患無窮的壓力之下，雖然曾經願意給自己帶上鎖鏈，但都徒勞無益。它用自己的鎖鏈武裝了自己，而變得更為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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