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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千帆: 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

作者:Brigade  於 2019-2-3 22:26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內容提要: 極權主義消滅一切誠實,消滅一切天賦,消滅一切自發力量,而以一群白痴、騙子、唯唯諾諾的小人取而代之,因為卑鄙無能是政治忠誠的最可靠保障。本文梳理極權主義的概念、特徵與建構條件,並以中國和前蘇聯等國為例,探討極權體制的蛻變過程與解構、轉型的可能路徑。中國轉型不僅是一個世紀命題,而且也是世界性難題。但歸根結底,戰勝極權的鑰匙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我們應該有這份信心。

關鍵詞:極權主義  民主轉型

 

 

一、引言

二十世紀是一個兩級分化的極端世紀。在一些國家,自由民主得到建立和鞏固;在另一些國家,專制主義登峰造極。第一次世界大戰拖垮了沙俄帝國,並於1917年建立了第一個極權國家——蘇聯。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法西斯幾乎同時在歐洲大陸和日本崛起,再次把世界帶入大戰的深淵。二戰結束后,蘇聯控制或影響下的中東歐、古巴、中國、朝鮮等國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先後建立了極權體制,為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1966年在中國爆發的「文革」就是極權體制肆虐的後果之一,至今正好是半個世紀。對於今日仍在求索如何走出這種體制的中國而言,尤有必要探討極權主義的建構、結構與解構機理。

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國家機器來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都只是專註於管制人民的行為,極權主義還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權統治只是治「行」,極權政治則要治「心」。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最本質的分權是上帝與凱撒之間的分權,掌握信仰的權力和管控行為的權力之間有一堵憲政意義上的「分離之牆」。極權政治則要掃除一切權力分界,將一切都牢牢掌控在國家手裡——當然,這個所謂的「國家」最終僅歸結於最高領袖兼「教主」一個人。

雖然神權政治也同樣有政教合一的特徵,但是極權主義的危害遠甚於神權政治。在伊斯蘭等傳統下的神權國家,宗教的壽命畢竟比政治長得多,政治權力未必能全面接管一個等級森嚴的教會體系。加上教會本身就是一種組織形式,宗教國家的教徒們從來不是孤立無援,而總是可以期待同伴們的保護,神權國家很難真正建立一個教主的個人統治。然而,極端形式的極權政治卻要憑空創造一種世俗宗教,並通過國家掌控的宣傳機器將其植入每個人的內在思維之中。事實上,極權主義正是一種世俗化的「政治宗教」,[1]以建立在世俗「真理」基礎上的權力崇拜替代日益衰微的宗教崇拜。如塔爾蒙指出,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後,歐洲傳統秩序逐漸瓦解,宗教失去了知識和感情支撐,基於身份的封建社會也為抽象個人所替代,社會功利成為衡量制度和價值的主要標準,而世俗國家則成為社會道德的唯一守護者。[2] 宗教世界觀轉化為世俗國家的理性主義世界觀之後,神教權力也就蛻變為集真理與力量於一身的國家權力。

本文梳理極權主義的概念、特徵與建構條件,並以中國和前蘇聯等國為例,探討極權體制的蛻變過程與轉型的可能路徑。今年也正好是「文革」發生半個世紀,而「文革」正是極權體制結下的苦果。要防止「文革」悲劇重演,只有深入反思極權體制的本質並積極探索走出極權之路。這或許是對「文革」的最好紀念。

二、極權主義的形態特徵1.            極權主義定義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被翻譯為「全權主義」,本意是指一個全能政府對全體個人進行全面管制的政體形式。學者康奎斯特對此做了精準的定義:「在極權主義政體,國家不承認任何限制,並盡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3] 一般來說,極權國家確實會把權力用到極致,全能政府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都「管起來」,但是極權的本質不在於它實際上管了多少事,而在於其想管什麼就管什麼的所向披靡的能力。國家權力無極限,國家要管什麼就管什麼,要怎麼管就怎麼管,國民個體的一切自主、自治、自衛權利則均被剝奪殆盡。在國家權力面前,社會和個人沒有任何抵抗能力。在其鼎盛時期,極權體制不僅管住每一個國民的身體和行動,而且也有效管束了每一個國民的思維和靈魂。

如果用電路做一個形象的比喻,極權主義是一種國家權力「零阻抗」狀態。社會阻抗等於零,權力電流無窮大。這當然是一種極不正常的政治狀態。電流短路,會把電路燒壞;極權肆虐、橫行無阻,必然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災難,「文革」等一系列為禍慘烈的政治運動就是極權體制的必然結果。事實上,極權體制不僅僅造成權力「短路」,而且利用巨大的國家「發電機」對每一個社會個體進行充電、洗腦;這些個體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本來是抵制極權戕害自己的「阻抗」,現在卻被改造成積極擁護極權、主動接受奴役的「蓄電池」。即便當極權國家的「發電機」趨於枯竭,每一個「蓄電池」仍有可能延續極權壽命。極權國家的本質就是用短路的公權力實現國民大腦的集體短路,而國家權力和國民思維的雙重短路互為因果;只要有一個國民保持清醒的獨立思考,就是對極權統治的莫大威脅,國家就不可能實現完全的權力「零阻抗」乃至「負阻抗」。

極權主義雖然是一種極端的現代現象,卻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事實上,從定義上看,絕大多數傳統威權國家或多或少都帶著極權主義基因,因為限制國家權力的憲政思維是十分晚近才發展起來的。古代國家如果君主虛靜無為,那麼國家權力會自我限定在一個相對適度的範圍內,但是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一個暴君上台並無限度地擴張國家權力。英國約翰王之所以被迫簽署了《大憲章》,是因為機緣巧合使得國王和貴族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力量均衡,但是這種均衡狀態在多數國家是不存在的。尤其在孟德斯鳩等人批判的「絕對主義」(absolutist)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即被認為是至高無上、沒有邊界、不可限制的。如果再加上賦予全能國家正當性的意識形態,以及一個全方位控制和行使國家權力的強有力政黨,那麼絕對主義國家也就是極權國家。只不過古代社會既沒有發明出大眾政黨機制,也沒有政黨發展的政治綱領及其宣傳工具,官僚機構效率相當有限,國家權力也受到各種道德倫理和慣例習俗制約,因而無法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現代大眾政黨的興起為極權主義創造了政治條件。雖然大眾政黨是1830年代美國首創,但是那裡沒有極權主義土壤,因而極權主義的發軔有待歐洲大陸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形成,並藉助大蕭條的惡劣經濟與社會氣候而發展壯大。早在1923年,墨索里尼就宣稱,極權主義是將人類一切物質和精神政治化的政體:「一切國有,國家之外一無所有,一切服從國家。」[4] 施密特在1927年《政治的概念》一書中,系統闡述了「全能國家」概念。[5] 當然,早在1917年,蘇維埃政權就已經開始這麼做了,只不過馬列主義被當時的西方理論界當作旁門左道,並沒有引起廣泛的興趣。等到法西斯力量隨著戰敗而覆滅、東西方進入冷戰之後,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也被用於蘇聯式共產政權。雖然一個極左,一個被公認為「極右」,二者實際上分享共同的本質特徵。

在《極權專政與獨裁政體》一書中,美國學者弗瑞奇和布熱津斯基對極權主義總結了六個基本特徵:全面的主導意識形態,通常由獨裁者領導的單一大眾政黨,使用秘密警察和國家暴力等機制的恐嚇體制,對武器和軍隊的壟斷,對通訊手段的壟斷,以及通過國家計劃對經濟實行中央指導和控制。[6]       換言之,全能國家意義上的極權主義只是一個用來指稱一系列制度與文化要素的表象符號。一個國家之所以走向全能主義,首先因為國民主動或被迫接受了一套承諾實現偉大目標的意識形態,以及一個自命唯一正確、以實現偉大承諾為己任的政黨。其餘特徵都是這兩個基本特徵的題中之意或自然結果,或其在特定社會狀態下的維持手段。

2.            極權與威權

極權主義是威權(authoritarian)統治的登峰造極,並和一般意義的威權專制存在相當本質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威權統治限於政治專制,並不全面擴及社會其它領域。這主要表現於獨裁者或執政黨操控選舉,並壓制政治言論與新聞自由。當然,政治獨裁往往會產生「溢出效應」,其後果未必嚴格局限於政治領域。譬如完全可以想象,一個專制政府會和國有乃至私營企業產生各種任人唯親和裙帶關係。但是因為一般意義上的威權統治沒有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政府並不試圖全面管制經濟和社會,因而社會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由度。在智利等南美國家,自由市場正是皮諾切特之類獨裁者積極推行的經濟哲學。

弗瑞奇認為,一般威權體制不具備極權體制的三個顯著特徵:一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二是秘密警察所支持的政黨,三是極權國家對工業化大眾社會的壟斷控制。當然,威權政府也可能偶爾利用秘密警察,針對反對派的一般警察暴力更是不在話下,但是由於當局並不存在一套控制國民的意識形態,至少自己的統治合法性並不建立在政治意識形態之上,因而也不存在一般意義的「思想犯罪」,政府不會大規模僱用秘密警察作為維持統治的工具,而只把打擊對象鎖定於對自身統治構成直接威脅的反對派領袖。事實上,部分因為執政黨或政府並不壟斷「真理」、「正確」或「偉大」話語,威權國家通常允許反對派乃至反對黨的事實存在。

如果把「威權」作為非民主政體的一般範疇,那麼可以把一般意義的威權國家稱之為「威權1.0版」,而把登峰造極的純粹極權狀態稱為「威權3.0版」。版本越高,獨裁程度愈烈。不妨再次沿用電路比喻,如果說民主政體下國家本身無「電壓」,國家「電壓」來自多數選民的個體「電壓」,而選民對於來自國家的侵犯表現出很高的「阻抗」,那麼威權國家本身即具有相當高的「電壓」,而把剝奪了政治權利的國民降格為一個個弱「電阻」。1.0版威權國家的一般特徵是一黨專制,黨內實行領袖獨裁,但是上下級關係可能受制於精英規則或派系力量對比的調整,並可能默認黨外力量的事實存在,只是限制它們的政治功能;人民沒有實質意義的選舉權,表達自由受到限制,但是人身權、財產權與經濟活動自由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極權國家則不僅本身具備超強「電壓」,而且幾乎剝奪了人民的所有基本權利,使之出於近乎「零阻抗」狀態,甚至通過洗腦教育將國民訓練成自己的「蓄電池」、後備軍。作為威權3.0版,極權特徵包括嚴格的一黨專政、黨內外實行高度的領袖崇拜、強大宣傳機器對全民進行高效洗腦、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有效甄別並消滅政治反對力量;人民則不僅沒有政治權利和表達自由,而且人身自由、財產權、經濟活動自由都受到生產資料和土地公有制等國有化措施的嚴格限制,對國家產生了高度的財產、人身和心理依附。

作為威權統治的特殊型態,極權體制是威權的強化與升華。威權1.0為威權3.0準備了必要的政治和社會心理條件,譬如大量「不明真相」的群眾、薄弱的民間自治力量、對魅力型政治領袖的普遍鍾情,因而是威權體制「進化」到3.0版的社會起點。反過來,在民主化過程中,威權從3.0向1.0版的蛻變也是不可跨越的必經之路。極權國家達到巔峰狀態后,會逐步向一般威權體制退卻,由此產生處於威權1.0和3.0版之間的「后極權」體制,其主要特徵有領袖崇拜的弱化、正統意識形態受到質疑與挑戰、宣傳洗腦基本失效、公有制在相當程度上解體、私有財產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與保護、人民獲得了私人空間的表達自由、公民社會迅速成長並開始介入公共治理問題。

雖然威權專製為極權主義準備了政治土壤,並非所有威權國家都會走向極權主義;走向極權的威權國家通常都已先天具備極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基因,那就是絕對君主制(absolutist monarchy),而這在迅速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尤其容易產生。譬如在18世紀初期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在短時間內建立了現代軍隊、工業、稅收和教育制度。由於這些現代化成就只有通過魅力型領袖樹立絕對權威才有可能,強勢君主的個人決斷對民族歷史進程發揮決定性作用,現代化成為俄羅斯絕對主義的淵源。[7] 從歷史淵源上說,絕對主義是從建構西方中央集權國家開始,包括民族自決、稅收等經濟與社會融合、固定的法律與政治機構網路、中央化的行政程序、常設軍隊和理性化官僚作為維護政權的必不可少工具等特徵,但最重要的是通過意識形態確立單一主權原則。[8] 當然,彼得大帝所建構的是絕對主義的現代改良版,也就是開明專制,其主要特徵是中央集權加依法治國,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實現社會現代化。開明專制有時也被稱為「警察國家」,因為它通常意味著政府對社會關係和公共生活的全方位法律與行政干預。對於國家現代化而言,開明專制是一種歷史進步,但在政體實質上只是絕對主義的翻版。

18世紀的前25年,彼得大帝已基本完成絕對君主的制度構建,但是俄羅斯文化畢竟在一定程度上留存著控制王權的貴族傳統,在這一點上和《大憲章》時代的英國似曾相識。繼任人卡特琳娜一世和未成年人彼得二世並不具備魅力型領袖的特質,因而不足以充分行使絕對君主制賦予的權力。然而,俄羅斯的社會權力結構還是和英國有本質不同,貴族並未形成一個足以逼迫君主讓步的政治共同體。一旦遇到強勢君主,俄羅斯貴族並不能凝聚起一股約束王權的強大力量。1730年,安娜伊萬諾瓦女皇執政,一群貴族主張女皇必須尊重他們的領導作用,但是最後失敗。2月25日,800貴族來到克里姆林宮,向安娜宣讀了請願書,請求女皇建立由每戶貴族出一兩名代表的代議機構。但是遍布皇宮的衛士和官員齊聲高喊,要求立即接受君主獨裁。另一名代表接著宣讀了他的請願,要求立即回歸獨裁,而安娜則當眾撕毀了紳士們的請願書。雖然縮短服役期限等貴族要求逐步得到了滿足,但是這一切均沒有阻擋女皇的集權步伐。安娜利用紳士對最高樞密院的反對廢除了這個機構,建立了藐視一切限制的絕對統治。[9]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絕對主義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即便俄羅斯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臨時政府和國民大會,確立普選權並準備制定憲法,憲法方案仍然體現了絕對君權的影響。憲法採用了強總統制,總統和沙皇類似,享有解散議會等絕對權力,而在法律責任上則享有豁免權。國民大會準備12月開始運行,但是從臨時政府到國民大會的權力轉移機制還沒建立起來,就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十月革命」,[10] 由此進入一場空前的極權主義運動。

三、極權主義的建構條件

作為一種權力「零阻抗」的極端狀態,極權主義的建構需要滿足一系列政治與社會條件。首先,極權體制無一例外是靠暴力陰謀奪權而非自由民主選舉建構的。即便在1917年的俄羅斯和1932年的德國,民眾對極權「病毒」毫無預防心理和能力,盲目支持極權政體的社會力量異常強大,也未能達到民主政體所要求的超過半數支持,因而布爾什維克與納粹最終還是依靠政變上台。得手之後,極權政黨一邊在國內實行嚴格的一黨專政,在黨內則通過政治鬥爭建立獨裁領袖的個人崇拜。其次,極權體制通過宣傳機器對國民進行系統洗腦,確立了「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意識形態統治。最後,通過全方位剝奪國民的思想、言論、人身、經濟等自由,極權體制實現了個體對於國家的完全依附,造就了一個去道德化的國民群體,並為恐怖統治乃至誘導群氓協同犯罪奠定社會心理基礎。

1.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控制是極權主義區別於一般威權統治的根本標誌,也是極權統治遠比一般威權統治更為鞏固的原因。一般意義的威權統治缺乏群眾基礎,掌握政權的少數統治者只能依賴赤裸裸的警察暴力。相比之下,如果極權國家能夠成功實現全民洗腦,讓絕大多數國民都真誠地信奉一種「真理」,並認可執政黨及其領袖作為真理的化身,那麼這樣的社會必然是高度團結穩定的。統治者完全可以「無為而治」,根本用不著動用國家暴力,自發的群眾暴力就足以消滅任何政治異議。

意識形態控制是極權國家的必備要素,不僅因為極權或「全能」的定義意味著國家有能力統治人民的思想和信仰,而且因為要實現全能統治,必須消滅一切反對的聲音。然而,這是反人性的。人的天性不是一致同意,而是彼此不同意;不是大公無私,而是自利自私。出於各人的利益、身份、偏愛、成見,分歧是天然和無所不在的。如果留給個人判斷,每個人的意見都是獨特的,沒有兩個人會在所有問題上採取全同的立場,而且某些分歧如此根深蒂固,即便無休止的辯論也不能彌合。但是極權統治恰恰要宣布一種正確的真理、一個偉大的目標、一個合法的政黨和它的領袖,並要求全民無條件接受。這也說明極權統治不可能以自由民主、理性說服的方式產生,而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來,或者像希特勒那樣先騙取多數選民的信任,上台後再系統鎮壓反對派、摧毀自由民主。

和一般威權統治相比,極權統治者極其重視意識形態合法性,因為後者是其獲得群眾支持的基礎。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之所以得以大行其道乃至取得統治地位,是和其所發生和成長的社會土壤分不開的。事實上,意識形態好比流行病毒,在哪個社會都存在,但是否發作則取決於特定民族的免疫力。即便在自由民主根基十分牢固的美國,也不乏思維極端、舉止怪異的人;自由民主體制允許乃至縱容他們的存在,但他們永遠是自由社會的異數,永遠不可能成為主流,因為多數國民具備理智心態和成熟的判斷力。然而,專制國家幾乎毫無例外是貧困和愚昧的國家。由於人民缺乏政治權利,沒有機會鍛煉和培養自我管理的經驗,因而政治思維極其簡單幼稚,缺乏在實踐中鑒別真偽的機會能力,特別容易輕信欺世盜名的烏托邦承諾並認定其為顛撲不破的「真理」。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腦殘」特別多,還特別願意被洗腦。波普爾在1945年出版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指出,和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截然相反,極權國家是一個思想和信息高度單一化的封閉社會,其思想基礎就是認定歷史朝向永恆不變的偉大目標前進,並且人能夠掌握歷史前進的規律。[11]

雖然並非所有威權政體都有極權主義文化基因,所有的極權政體都有本國的文化傳統作為其思想資源。在烏托邦式的道德與政治專制主義傳統中,很容易找到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基因。道德專制主義一般都設定了某個宏偉的社會目標,並自認為是惟一正確的思想教條,其餘一切都是姦邪淫僻,理所當然應被國家所禁止。國家的使命不只是禁止有害言行,而且要帶領整個民族「明明德」、「止於至善」。由此可見,傳統儒家政體已經包含了極權主義的道德基因。在偉大的國家面前,個人不可避免是渺小的。自私小人自然不配享受什麼「權利」,代表正義管制小人的公權也不會受到實質性約束。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思想上,傳統中國社會對個人的管制都是相當嚴格的,只不過儒家倫理對於士大夫的行為確實產生一定約束,而由於官僚系統管控能力有限、交通與交流不便、農業社會不能支撐龐大的公共財政等原因,國家機器不可能變成一個真正的巨無霸,但極權主義的文化潛能一直存放在那裡。

事實上,即便舊政體被推翻了,舊正統被否定了,道德和政治專制主義不僅沒有改變,而且很可能變本加厲。儒家倫理畢竟是一套貴族倫理,具有相當高度的道德自主性。皇帝的權力再大,理論上也不能脫離儒家經典教義的約束。建立在儒家倫理之上的官僚體系也形成了一個相應的既得利益集團,足以自我維護並抵抗皇權的無限擴張。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儒家統治從來沒有產生極權國家,而要摒棄儒家倫理的法家統治則十分接近極權政體。一旦新政體摧毀了傳統倫理,消滅了貴族階層,並以高度發達的政黨機器取代相對低效的傳統官僚體制,那麼極權主義的潛能就被充分發動起來了。這個時候,政治權力已不只是一種實體權力,不只是掌握了全部的國家機器,而且還壟斷了賦予政體合法性的思想和道德資源。從此之後,政權合法性成了一種自我賦予;行使權力的和賦予權力道德正當性的變成同一群人,只是內部分工有所不同而已。在烏托邦理想的偉大光環籠罩下,任何公權濫用都能找到正當理由,任何批評和異議都將被國家機器和群眾運動所湮滅。社會進入了所謂「權力零阻抗」狀態,「最高指示」將通過無所不在的政黨觸鬚直達基層草根;對於來自最高領袖的命令,整個國家上上下下不允許存在絲毫的抵抗或阻礙力量。

這就是為什麼極權主義在政教合一或無神論傳統的國家更容易成功——政教合一,是因為精神和物質兩種權威已經被同一種力量所掌握;無神論,是因為這樣的社會沒有抵禦國家控制意識形態的獨立力量。如果民間社會存在獨立的宗教或信仰組織,那麼它們將構成極權統治難以克服的障礙。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中國的極權主義黨治只是在儒家倫理秩序受到嚴重削弱之後才有可能。如果說國民黨統治在某種程度上容忍乃至依賴了地方鄉紳自治,那麼這意味著一黨專制遭遇了局限。同樣,德國納粹與義大利法西斯都與教會保持了一種合作關係,而這種關係的存在本身就說明納粹法西斯的極權統治仍然不是嚴格完整的。只是在宗教領域之外,法西斯意識形態才居於統治地位。相比之下,建立在無神論基礎上的共產主義則可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徹底打通世俗和信仰兩個世界並消滅任何一個世界的阻礙力量。

無論是在無神論還是和宗教妥協的法西斯國家,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一般有三個組成部分,簡言之就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是烏托邦理想。極權主義利用民族虛榮心,設定了民族復興或人類大同的烏托邦理想。走上極權之路的民族一般都有一段屈辱的歷史,進而和民族的自我定位(例如種族、血統、傳統文化、古老文明的優越感)形成強烈反差。無論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被動挨打,還是德國在一戰之後的割地賠款,都極大挫傷了民族尊嚴感,並極大激發了民族復仇心理。當極權意識形態以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社會平等為口號,並宣揚建立一個全能利維坦來實現這些目標的時候,很多人便輕易入了圈套。

二是作為先鋒模範的永久執政黨。極權國家的現狀離其所宣稱的理想目標差距很遠,因而堅持必須在一個「先鋒隊」的帶領下實現偉大理想。極權主義在理論上把「人民」捧上天,但那個「人民」只是一個現實中不存在的法理概念;一回到現實,極權國家一概把實實在在的平民百姓當作愚昧無知、麻煩危險、需要不斷被洗腦的群氓。因此,雖然「五四運動」顛覆了儒家傳統文化,但是其所引進的馬列主義新教條卻在精英主義傾向上有過之無不及。如果傳統社會是少數「君子」領導多少「小人」,那麼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只有靠「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乃至消滅其它階級才能實現。

三是領袖個人崇拜。既然這個政黨是掌握先進意識形態的先鋒隊,它必須由洞察真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來領導。極權主義既不可能允許黨外民主,也不可能實行黨內民主,因為真理只有一個版本,掌握真理的人也只能有一個。極權主義強調思想和意見的高度統一,而人和人之間必然會發生分歧;在發生分歧的情況下,意見必須穩定地統一於一個人的立場。這樣,極權主義政黨必須由一個全知全能、至高無上、不得質疑的最高領袖(柏拉圖式的「哲王」)來領導。事實上,黨的合法性最終寄托在這個人身上;一旦他的權威受到黨內其他領導人的質疑,即意味著黨內立場發生分歧,「真理」神話即因內部分化而不攻自破,那麼執政黨和執政地位也就可以受到黨外挑戰。領袖崇拜在極權國家是十分自然的,不僅因為極權主義的內在邏輯使然,而且因為那裡的群眾看似喜歡探討高深莫測的終極「真理」,實際上只是跟著「偉大領袖」咿呀學語,骨子裡具有強烈的救世主崇拜情結。

不消說,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虛構的「三一」神話在現實世界中是找不到的,因而必須依託謊言才能維持。但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有能力將謊言變成現實。極權領袖一貫正確,永遠不能承認錯誤,當然不是因為他們是超人,而是他們精準把握了歷史或自然規律,並不斷把預言變成現實,譬如用國家暴力消滅垂死的階級。極權主義之所以充滿謊言,是因為他們相信事實取決於編造事實者的力量。在編造故事時,神秘性是第一原則。例如在布爾什維克宣傳中,一個接一個出現神秘的世界陰謀,托洛茨基、「300個家族」、英美情報局……最後,群眾不相信自己實在經驗中明顯可見的事物,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只相信自己的想象。尤其當群眾在無家可歸的存在中受制於逃避現實的願望所左右,他們尤其不能容忍事實的偶然性和不可理解。極權主義為其提供了一個前後一致的謊言,通過純粹的想象使失去現實根基的群眾感到自在,滿足了人類思維的需要:「極權主義宣傳只有在常識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侮辱常識。」[12]

2、社會心理

要維持國家對個人的全方位管束,極權主義必須滿足一定的社會心理條件,那就是所有人對全能國家的絕對服從,並建立絕對權力在制度上保證這種絕對服從。這是因為人的天性不是同意和服從,而是不同意和不服從。由於人的利益、需求、信仰、觀點不同,人天生是不願意服從的動物,除非懾於外部力量的威脅。為了讓個人的恐懼達到最大,極權體制一定要將每一個人剝離成一個孤零零的沒有任何抵擋的個體,而且對於每一個人來說,所有其他人都被某種神秘的外部力量所掌控,只要自己稍不聽話就會被其調動起來攻擊自己。這樣,每一個孤立無援的可憐蟲都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服服帖帖、戰戰兢兢。

當然,極權主義的最高境界並非恐怖治國,而是洗腦治國。這是極權統治不同於普通專制的特徵。一般專制依靠強力威懾,人民口服心不服;極權國家則控制著宣傳和教育機器,真正的極權統治必須讓人民心服口服。如果可以用一種思想來武裝全體人民的大腦,讓每一個人都心悅誠服地接受一個黨的領導,無條件忠於最高領袖,那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即便存在異議者,但如果他們只是極少數,可以簡單從肉體上消滅之,讓剩下的絕大多數羔羊乖乖接受狼群的領導。這種狀態在歷史上也存在過,譬如1930年代德國選民如痴如醉地歡迎納粹上台,或「文革」初期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激動得淚流滿面的紅衛兵。阿倫特指出,一旦民眾沾染上極權主義毒素,他們將患上難以治癒的領袖崇拜妄想症。斯大林、希特勒或毛澤東之所以成功,歸根結底在於群眾支持。

歸根結底,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於其能滿足極其幼稚單一的社會心理結構。這個世界原本很複雜,並沒有一個截然分明的是非善惡觀,但對於一個歷來沒有獨立思維習慣的民族而言,評價和處理紛繁複雜的社會事務是一件很累很煩人的事情。意識形態的功用在於簡化是非判斷,節省人們對日常事務的評價成本。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設計了極為簡單而煽情的截然二分範疇,諸如「人民」和「敵人」、「先進」與「落後」、「善良」與「邪惡」、「領導階級」和「地富反壞右」,既能滿足勞苦大眾的嫉妒心和虛榮心,也很貼近他們的日常語言習慣和判斷能力,讓他們全心全意配合整肅異己、製造恐懼的政治運動。既然「地富反壞右」都是「壞人」,那麼理所應當將其打倒並「踏上一隻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而根本用不著給這些「壞人」任何司法正當程序和辯護機會。在另一個極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需要不斷「造神」,製造正面的道德楷模供人民頂禮膜拜。極權話語的評價體制是高度單維化的,只有「好人」與「壞人」;「壞人」是十惡不赦、死有餘辜的惡魔,「好人」則是十全十美的道德天使。

這個天使自然就是極權領袖本人,他就是集全部美德於一身的「高大全」。於是,毛澤東既是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也是哲學家、文學家、書法家。在這個國家,不可能有任何人的詩寫得比他的更漂亮,也不可能有任何書法家的字寫得比他的更俊逸,更不可能有哪個經院哲學家的思想能超越他的《矛盾論》和《實踐論》。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阿倫特說,在一個完全的極權國家,所有人都變成一個人。他就是每一個方面都堪稱完美的完人,是每一個人學習和崇拜的榜樣。至於其他榜樣,譬如雷鋒,也可以有,但他的存在價值並不在於自己,而在於如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他是學習楷模的楷模,他被作為榜樣製造出來就是為了更好地「造神」,而這個國家真正的楷模只有也只能有一個。

在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受到普遍擁護的鼎盛時期,極權領袖可以發動一撥又一撥的「思想改造」運動,維持意識形態統治,但是這種瘋狂狀態不可能一直延續下去。一旦這樣的魅力型領袖歸西,或社會因為政治迫害和經濟災難出現了厭倦情緒,政治運動就不再奏效。畢竟,人不是白痴,反思和質疑會很快浮現出來。反對的聲音會遭到懲罰和壓制,但每一次強迫沉默都會造成正統權威的流失,實際上有助於異端的擴散。到這個時候,洗腦已經難以為繼,逐步蛻變為恐怖治國了。

進入到這個階段,極權國家會進一步利用專政機器對社會實行微觀控制。阿倫特注意到,極權國家的一個普遍特徵是警察治國,秘密警察的地位甚至超過了軍隊,在極權國家,警察的優勢不僅體現在便於鎮壓國內群眾,而且還在於為意識形態統治提供方便。納粹黨衛軍其實不是一支軍隊,而是一支警察力量,其最終目標是使軍隊和警察融合,並置於黨衛軍的管轄之下。[13] 1929年,斯大林奪權實際上是利用秘密警察發動的一次政變。奪權之後,即毫不猶豫整肅警察部門幹部,消滅其首腦。在眼花繚亂的權力更迭和表面無效率的背後,是作為國家權力核心的秘密警察的超級效率。蘇聯1930年、德國1935年之後,極權組織清除了公開和秘密的有組織對抗,完全消滅了真正的敵人,但是第一階段結束之後,就緊接著開始捕捉「客觀敵人」,借口要實現某個烏托邦的偉大目標,開始實行真正的極權主義恐怖。「客觀敵人」並不是思想反動或歷史有污點,而只是立場傾向有問題。極權主義常常採用挑撥煽動的策略「引蛇出洞」,達到消滅潛在競爭對手的目的。

恐怖治國是專制統治的常態,極權主義的貢獻是在這個方向上走到極限。如果不能讓人民支持真心接受宣傳機器所灌輸的正統,那麼它要讓每個人在「看破紅塵」之後變成徹底的理性利己主義者——沒有道德擔當、沒有相互信任、沒有基本安全感,自然更沒有政治和法律上的權利。他們會讓刑法覆蓋一切人類活動,而且自己操縱法律的解釋,讓每個人都隨時可能成為罪犯,乖乖匍匐在立法權、司法權、執法權一把抓在手裡的國家機器腳下。在升遷的利誘和貶謫乃至更嚴厲懲罰的威逼下,絕大多數人都對道德是非麻木不仁。既然接受正統信仰對自己有利無害,不妨口頭上接受之。不用多久,多數人即被體制所同化。他們對正統教義沒有什麼自己的理解,但是會和其他人一樣把它內化為標準表述。這套標準表述沒有道德意義,但是它有效阻礙了許多人追求有意義的道德信仰。

阿倫特指出,極權體制不僅使國民喪失道德信仰,而且鼓勵他們參與有組織犯罪。極權主義雖然理論上嚮往世界大同,實際上卻奉行鬥爭哲學,國民中至少一部分人會被妖魔化而付出巨大犧牲。為了讓民族走上相互迫害、瘋狂自殘之路,極權主義在高大上的意識形態背後,鼓動群氓暴力犯罪。事實上,灌輸「革命理想」的目的正是使犯罪合法化,使罪犯擺脫犯罪的罪惡感。在極權主義設定的宏偉目標面前,任何個人的傷天害理都可以得到原諒,甚至成為組織要求的「規定動作」。1968年,「文革」在如火如荼進行之中,當北師大附中的紅衛兵們當眾打死校長卞仲芸,他們一定認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是「革命」的要求和體現。阿倫特注意到,極權主義統治者通常以吹噓自己以往的罪行並小心勾勒未來的犯罪計劃開始。納粹相信,他們那個時代「作惡有一種天生的誘惑力量」。[14] 罪惡對於暴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即便自己成為犧牲品也心甘情願甚至自覺自願幫助政權迫害自己。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教唆每個人為了「偉大理想」放棄自我,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為所欲為,包括有組織犯罪。

3.            內外集權

要實現並維持如此恐怖的極權統治,實際上是極為困難的。即便對於具有極權主義基因的絕對權力國家,也要藉助天時地利才能建成現代意義的極權國家。正如麥迪遜指出,自由產生差異,而人的差異是如此之大、自尊心和嫉妒心如此之強,以至既不可能形成「統一思想」,也不可能無條件接受某一個集團的領導和管制。換言之,只要沒有經過高壓扭曲,社會對於極權統治即存在巨大的自然阻抗。因此,極權國家不可能通過真正的自由民主程序建立起來。即便專制統治代代相傳,也不可能扼殺人的全部自由。正統教義再壓抑,也無法原原本本地付諸實施。傳統的官僚等級制和地方鄉紳制過於低效和鬆散,不具備龐大高效的組織機器,不足以在大眾層次上實施鐵腕統治。要推行極權主義,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先鋒隊」,一開始幾乎註定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黨。這個小黨要成功,必須藉助國內或國際重大變故,通過暴力革命或選舉欺詐奪取政權。成功之後,則必然走向極端的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

首先,在這個極權「先鋒隊」建立之初,就是圍繞一個核心人物——不是一個核心團隊,因為任何團隊都會發生內部分歧,而分歧削弱整個先鋒隊的戰鬥力,至少損害其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的外觀。1898成立的蘇維埃本來是一個相對鬆散的群體,大部分黨員是相對寬容的孟什維克,但是其中的布爾什維克抱得很緊,並以列寧一人為核心。列寧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借用列寧接班人的身份,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但只是在經過長達二三十年的清洗、整肅乃至暗殺之後,才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中國的第一個革命黨國民黨則尊孫中山一人為「國父」,在黨內形成了絕對個人權威。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蔣介石只有依靠北伐勝利的戰果和日本入侵的危機才基本穩固了他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中共建黨之初,內部也存在本土派與國際派、蘇區與白區等不同「山頭」,經過長期武裝鬥爭和內部整肅之後,最終確立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15] 只有在個人領袖地位不受挑戰的情況下,才可能建立一支有戰鬥力的政治團隊。

這個團隊的特徵是一開始規模小、思想統一、目標集中,首要目標是武裝奪取政權。武裝奪權是這支「先鋒隊」獲得成功必經之路,因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下,它通過選票執政的機會幾乎是零。即便納粹也並非純粹靠選票上台,而是間歇性地使用陰謀暴動。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國家出現重大變故而賦予其各種機會,「先鋒隊」即使通過暴力革命也很難成為執政黨。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在俄羅斯得勢,是因為沙皇俄國幾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拖垮。納粹之所以能夠獲得相當多數的民心,是因為德國作為戰敗國不得不接受喪權辱國的巨額賠款,1929年「大蕭條」使德國經濟雪上加霜。中共之所以能夠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是因為八年抗戰給予其休養生息的大好時機,國民黨軍隊則遭遇日軍重創。極端的國際或國內環境使國民遭遇血與火的殘酷洗禮,極權主義這顆貧瘠的種子便在一片惡劣的土壤上生長起來。

極權政黨的內部統治模式決定了其奪取政權之後的治國模式。如果信奉極權主義哲學的政黨領袖在奪權之前不能確立在黨內的絕對權威,那麼掌權之後一般也難以推行極權主義治國模式。極權統治建立之後,其統治基礎往往是極不穩固的,因而必須經過大規模清洗,才能從肉體上消滅思想異己和剩餘的抵抗力量,並對所有人產生強大威懾。當然,也因為統治基礎不穩固,極權政黨一開始會小心翼翼地劃定各種形式的「統一戰線」,每一次都將打擊對象限定為「一小撮」,並逐步縮小「戰線」、擴大打擊範圍,直到黨外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挑戰極權政黨的統治地位。1950年代,中共發動實施的「工商改造」、「反右」等大小政治經濟運動都是依循同一個套路。

與此同時,執政黨內也將進一步強化統一和領袖崇拜。在執政之前,黨內雖然建立了最高領袖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通常並非不可挑戰。尤其是黨內元老往往有軍功作為資本,執政前也和最高領袖「同甘苦、共患難」,因而領導集團內部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平起平坐。在「皇帝」眼裡,重臣的威脅總是遠大於領導集團之外的任何人,但是外部威脅的存在極大壓抑了無底線的黨內鬥爭,暫時維持了黨內和平與集體領導機制。一旦外部威脅消失,極權政黨剪除了足以挑戰其統治的各種社會力量,黨內元老就失去了保護自己的最大屏障,有限的集體領導將蛻變為嚴厲的個人獨裁。斯大林1937年的大清洗、中國1966年開始的「文革」在本質上一樣,都是最高領袖為了鞏固自己的永久地位、清除黨內潛在挑戰者而發起的運動,以便建立絕對的個人統治。最後,全國受控於一黨,該黨受控於一人。只要這個人在世,國家就沒有出頭之日

1936-38年,斯大林在利用官僚階層實行對社會的完全控制之後實施「大清洗」,掃除了整個官僚階級和軍事貴族。幾乎所有的政府機構、政黨、軍隊、工廠、經濟與文化團體都換為新人掌控,將近半數黨員或非黨管理人員被消滅,總數達800多萬人。黨內官僚階級被消滅后,終於和工人階級同樣等級,屬於各種強迫勞動力的一部分。事實上,極權領袖會永遠保持在黨內領導崗位的永遠年輕化,目的是消滅德高望重的潛在挑戰者。每個人要獲得晉陞,都必須不擇手段清除前任,有意識地成為政府罪行的幫凶,進而使勁為政府辯護。「大清洗」最終以清洗執行清洗的警察頭目貝利亞而告結束,宣告斯大林個人極權達到巔峰。

因此,極權國家發生一輪又一輪的「大清洗」看似令人匪夷所思,實際上是極權統治規律的必然。極權主義意識形態雖然往往也表面反專制、宣傳「大民主」,但嚴格的一黨專政、特務治國、常態化的群眾運動和大規模「造神」的結果必然是極端的個人獨裁。在一個堅持只有一種「真理」、一個代表真理的政黨化身、一個領導一切的「最高領袖」、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的政治文化中,是不可能按照「黨內民主」程序來實行「集體領導」的。一黨制已經將群眾變成一群看戲喝彩的木偶,註定了黨內鬥爭是高度非均衡的權力遊戲。即便在一般專制政體,這種精英內部鬥爭也極易出現政變、迫害、暗殺等無底線暴力競爭。在極權國家,即便「最高領袖」已經失去了黨內高層的多數支持,仍然可以發動群眾運動清除異己、反敗為勝。「文革」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大躍進」造成大飢荒的人道主義災難之後,毛澤東的威信在黨內降到最低點,為此不得不讓出國家主席的實權,但是他仍然能發動群眾「砸爛」國家機關,置劉少奇等政治對手於死地。極權政黨依靠高度的領袖崇拜文化獲得戰鬥力並奪取政權,上台後必然會按照同樣的極權主義模式來統治國家。排除社會制約的極權制度和文化同樣也排除了黨內的權力制衡,為極權領袖的個人獨裁創造了天然條件。

總之,極權體制必須在「一個領袖」的絕對統治之下,因為即便是嚴格的一黨專制,如果在黨內實行某種程度的「集體領導」,不同領導人之間也必然會在某些政策與「路線」問題上產生分歧,進而使黨國對社會的全方位管制變得不可能。不同社會勢力必然會在不同領導人之間拉幫結派,形成政治同盟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如此,則社會已經脫離「權力零阻抗」狀態。當然,排除黨外競爭為黨內的個人獨裁提供了極大便利。無論在中國還是前蘇聯,我們都看到最高領袖需要利用「路線鬥爭」、反官僚特權、反腐敗等借口不斷整肅黨內異己,維持自己不可挑戰的最高地位。一旦「一個領袖」的絕對地位變得難以維持,極權政體即行將崩潰。

四、極權主義的退潮與回潮

既然極權主義是違背人性的歇斯底里,其巔峰狀態必然只能是曇花一現。癲瘋過後,極權體制即從威權的3.0版向1.0版蛻變。在這個過程中,某些極權國家可能因為輸出戰爭而被外力擊潰,譬如德國、義大利、日本等法西斯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並在自由民主的戰勝國主導下進行政治改革。另一些國家的轉型則要在外力推動下,等待國內人民的覺醒。和前者相比,這些國家的轉型更為緩慢,也更為痛苦,且變數更多。即便前蘇聯與東歐轉型二十多年之後,這個陣營的憲政民主建構依然參差不齊。雖然轉型成就可圈可點,並不能完全排除俄羅斯等國走回頭路的可能性。

1.            極權主義的蛻變

如上所述,極權主義的勝利本質上是暴力奪權而非意識形態的勝利。和自由民主不同,極權統治的關鍵要素不是通過和平的說服讓民眾接受自己的治國理念,而在於用暴力征服對手並將統治強加於沒有選擇的國民頭上。然而,意識形態對於極權政黨奪取政權和維持統治都是極為重要的。事實上,這也是區別極權與一般專制的標準。一般的專制限於政治層面,專制者剝奪了人民的選舉和各項言論自由等政治權利,但是一般並不具備完整的意識形態理論為自己的威權統治提供正當性。極權統治則是建立在一套高大上的「宇宙真理」學說基礎上,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所承諾的偉大目標是凝聚國家的力量,也是極權統治合法性的來源。

然而,極權統治的崩潰瓦解也正起源於意識形態神話的破產。這些宏大高遠、遙不可及的目標因為不可能實現,只能成為欺世盜名的笑話、道德良知的毒藥,因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必然設定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極權政黨,而這個政黨的官員卻因為權力不受監督和制衡而比任何人都腐敗。每一個貪官在下台前都在正襟危坐地重複這些笑話,每一次下台都是對社會良知的又一次毒害。最後,每一個人都心照不宣說一套、做一套;揭發別人時理直氣壯、振振有詞,自己卻從來不面對良心的拷問。更嚴重的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一個不足掛齒的偽君子、純粹自私的真小人,但個個嘴上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至此,作為信仰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已徹底破產。事實上,由於極權統治建立了一個極為扎眼的既得利益集團,而且這個集權自掌權開始就飛揚跋扈、享盡特權,現實和理念之間很快會出現明顯斷裂,意識形態危機也就接踵而至。早在1957年,中共建制短短八年時間,毛澤東為了打擊黨內政敵鼓勵知識分子批判「官僚腐敗」,結果迅速引爆了潮水般的「惡毒攻擊」,「大鳴大放」也就草草收場,蛻變為「引蛇出洞」和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

即便不追問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意識形態破滅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必然歸屬。在教條主義本質上,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教義一脈相傳,但馬克思主義對於極權體制的獨特貢獻是將社會去道德化。雖然馬克思本人帶有強烈的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是以「科學」面目出現的,其主體是政治經濟學分析而非道德倫理——在一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框架下,馬克思也不屑糾纏於膚淺無聊的道德口號。至於「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高大全的宏偉理想,只是共產黨自我設定的宣傳綱領,而非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理論推演出來的邏輯結論。究其本質,馬克思主義是去道德化的宏觀社會學說,因而對於個人的本體存在及其行為方式無從置喙,至多只能從「歷史發展規律」、「人類終極關懷」等大而無當的概念中拾些牙惠,不僅沒有理論根基,而且因為過於高遠而不可能真正內化為個人行為規範。

當然,馬克思主義也許可以和某個版本的人道主義協調起來。畢竟,馬克思個人的出發點可能是為了資本主義工業經濟所生成的弱勢群體爭取尊嚴、平等和體面待遇。但是他的經濟至上立場使之假設了一個完全空洞的人性,人除了經濟利益之外即一無所有,以至「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將得到整個世界」。這是「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無底線暴力革命的倫理基礎:只要我認為你欠了我的錢,我就可以要你的命。一旦人對生命沒有基本敬畏,人和人之間沒有起碼的尊重,無產者為了奪回自己的財產可以革「剝削階級」的命,甚至「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麼這樣的政權自然也不會尊重任何人的生命和尊嚴,而由此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以革命口號為幌子無所不為的無底線社會。

對於一個道德被權力通吃的無底線社會,最有效的統治方式就是警察恐怖。當然,極權統治靠革命起家,而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在執政后的「繼續革命」時期,恐怖統治猶如「高壓電」,恐怖到了不可觸碰的地步,但是這種狀態和普遍高漲的革命理想共存。理想退潮之後,恐怖統治方式被常規化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性化。「高壓電」逐步減壓為「低壓電」,觸碰權力底線的代價越來越小,人民對國家和領袖的恐懼程度越來越低。雖然大多數人仍然不敢挺身而出,甚至不願面對現實並反思極權統治的正當性,他們也不會真的把革命理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純粹極權必然是短命的瘋狂,停歇之後即進入更為理性的「准極權」或「后極權」(post-totalitarian)狀態;這種狀態之所以維持得更為長久,更多是因為政權能夠進行相對高效的恐怖管理,有效利用國家機器壟斷的暴力來懲罰與威懾各種不安定因素。至此,極權國家已經從理想統治蛻變到恐怖統治。

對於理想退潮的極權國家,極權主義的遺產與其說是正面洗腦,不如說是培養人民說謊的習慣,極權國家的人民就是在謊言和說謊中長大的。儘管人們早已不信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卻又被強迫灌輸這些東西並公開承認其真實性與合法性。除了培養缺乏擔當的懦弱個性之外,這種公開表白和心靈震蕩還會誇大極權統治的力量並加劇個人對權力的內心恐懼。它會對每個人造成一種幻覺,那就是除了自己之外,似乎所有人都是擁護體制的,以至直到極權崩塌的前夜,不論如何內憂外患、危如累卵,極權統治依然表面上固若金湯、巋然不動。一旦倒塌,由於極權統治生前不允許任何獨立的社會治理組織,甚至不允許探討不同治理模式的言論,整個社會立即陷入一片權力真空和無序,強烈呼喚另一個全能政權取而代之。

2.            為什麼極權統治會一爛到底

雖然純粹的極權註定是短命的,但一旦陷入極權模式,這個不幸的國家就很難走出極權主義設定的魔咒。事實上,即便一般意義的威權專制也都是「不撞南牆不回頭」,往往在天怒人怨下被暴力革命推翻,甚或走上災難更為深重的極權之路。和平改良並非不可能,但是總歸需要出個戈爾巴喬夫或蔣經國之類看似偶然的小概率「奇迹」。多數時候,專制統治者是平庸、短視而「致命自負」的。既然自己沒有改良的誠意,最後只有等待革命的暴風雨把他們清洗掉。暴力革命何時發生,取決於政權和其反對力量的對比。專制越深重,專制力量越強大,民間抵抗力量越微弱,專制統治的延續就越長,社會危機越深重。只有當民不聊生、忍無可忍,政權脆弱到崩潰邊緣,才有可能發生政權更迭。

和專制政體相比,民主國家的治理模式是不斷漸進改良而非暴力革命。真正的民主政體不會發生暴力革命,一個發生革命的民主政體表明體制內部已經出現了大麻煩。在任何社會,人和人之間的利益衝突都會不斷產生,但是只有民主國家才能不斷及時化解這些矛盾,而不至於讓社會矛盾積壓到總爆發的火山口。民主的真諦就是通過自由言論和輿論形成理性的公共意見,再通過多數人表決程序制定切實解決社會問題的法律,並通過代表民意的立法機構和獨立司法機構監督法律的實施。整個過程都是和平理性的。這是為什麼托克維爾說民主有惡習,但不會容忍罪惡;只有零星的犯罪,沒有大規模暴動;派系爭鬥激烈,卻沒有陰謀團伙。[16] 在一個言論自由國家,社會矛盾是透明的。只要有不平,就會有抱怨;轉瞬之間,社會矛盾就轉化為社會議題。即便特定的社會不公只是針對少數人乃至個別人,他也可以依賴多數人的同情而得到救濟。因此,民主就是一個不斷漸進改良的政治過程,民主社會在本質上是一個改良社會。如果矛盾積壓到火山爆發的程度,以至人口中相當一部分不得不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去結束其他人的生命,這隻能說明民主機體已經受到致命破壞。

在專制政體,由於權力高度失衡,統治者自私任性,因而公權濫用必然俯拾皆是,但是社會卻沒有約束公權的力量。極權統治者更是容易被「超英趕美」、「提前實現共產主義」等宏大理想沖昏頭腦,在轟轟烈烈的各種「大躍進」中釀成毀滅性災難。同時,社會更沒有抵禦公共災難的能力。準確地說,極權國家沒有社會,只有一個個原子化的個體和一個高高在上的領袖。在無信仰、無組織、無信任、無保護的狀態下,每個人都是「囚徒困境」中的「囚徒」,面對巨大的極權機器充滿著無力和無奈感。即便偶爾自己想做點什麼,也因為長期沉溺於麻木不仁,而不能集結起足夠的道德勇氣,或因為集體沉淪如此而陷於絕望。換言之,在一個建立在經濟至上世界觀的國家,每個人都被調教成徹頭徹尾的經濟動物。這樣的人群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因為他們必須懂得並遵循「順體制者昌、逆體制者亡」的實用主義規訓。

因此,雖然極權政體已經千瘡百孔,但仍然無人敢站出來挑戰體制本身的合法性。更準確地說,敢於和體制決裂的人太少,因而很容易被「定點清除」,至少很快被邊緣化。多數國民或因渾渾噩噩,看不到或不敢面對極權體制的罪惡,或被體制所收買,在明知體製作惡的情況下順應乃至協助體製作惡,直到底層人民的生存空間被壓榨殆盡,忍無可忍、揭竿而起,真正成為「失去的是鎖鏈,贏得的是整個世界」的無產革命者。然而,極權統治是威權專制的加深版和加強版,極權政府享有深厚的社會資源和群眾基礎;只有當龐大的極權資源被消耗殆盡,才有可能改朝換代,而到了這個時候,不只是極權體制的政治資源,社會道德和自然資源都會遭到極大的破壞。如果說一般威權專制的倒塌只是「國破山河在」,那麼極權體制有可能造成「國在山河破」的困境,直到社會機體乃至自然環境都徹底腐爛才算「觸底」,但是這樣的社會在制度、道德、物質等全盤危機的「四面楚歌」下將失去恢復反彈的能力。[17] 到那個時候,即便極權體制驟然坍塌,深受極權荼毒的社會也已回天無力,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3.            極權統治如何退場

當然,以上只是不無可能的最糟糕的一種可能性。阿倫特認為,極權專政的一大特點是完全沒有成功或未遂的宮廷政變,因為極權國家並不是由一個幫派或團伙統治的。原子化個人形成的孤立狀態不僅為極權統治提供了群眾基礎,而且也為極權領袖的個人統治提供了政治基礎,因為原子化狀態一直延伸到整個國家的最高層。最高領袖不允許黨內存在任何「團團伙伙」,隨時可以撤換最高層及最親近的親信。由於缺少一個統治集團,極權統治的繼位尤其困難,希特勒曾無數次指定又否定自己的繼承人,斯大林時代的繼位也是險象叢生,毛澤東更是連殺了兩位自己指定的繼承人。然而,這只是第一代領導人統治下的極權巔峰狀態。極權領袖死後,極權政治即向威權政治轉變,使得政治改革成為可能乃至可行的選項。

如果幸運的話,極權國家並非註定死路一條。除了納粹法西斯統治為自由民主外部力量擊破的可能路徑之外,從蘇東劇變可以看出,極權政體不僅可以通過非暴力的方式實現國內轉型,而且轉型有可能不期而至,在短短几年間迅速完成。首先可以肯定,極權是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的。任何國家都肯定會走出來,問題只是時間長短、代價多少。我們已經看到,極權統治本身極難建立,建立之後也極難維持。準確地說,除了北朝鮮等個別孤立的例外,我們今天所謂的「極權國家」之多只能算「准極權」或「后極權」國家,因為它們並不嚴格符合極權的全部要件。即便在最壓抑的年代,蘇聯或中國也不是沒有公開抗爭者,「偉大領袖」的地位從來不是穩若泰山。如果沒有外力干擾,北朝鮮、柬埔寨這樣的小國有可能建立長期極權統治,獨裁者個人得以維持一支絕對忠誠的秘密警察隊伍,有效監控官僚階層乃至整個國家。國家越大,中央專制所能調用的資源越多,超越專制越困難,但維持極權的難度也越大,因為無論體制內外,利益都更為多元,很難長期容忍「一個領袖」的局面。隨著烏托邦試驗的失敗,社會厭倦和不滿日益增加,黨內壓力也越來越大,極端的個人獨裁隨著開國元首的駕崩即壽終正寢。隨之而來的開放會鬆動極權體制維持不下去的若干因素,逐步向一般威權體制過渡。

首先,意識形態遭遇重大危機,官方早已不能解釋理念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尤其是執政前承諾的民主和執政后的極端集權現實簡直水火不容。其次,在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極權國家,由於經濟處於崩潰邊緣,開明的統治者會有限放鬆經濟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許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這意味著國門必須對外開放,大量的新理論、新學說、新思潮會隨著新技術、資金和管理模式一起進來,正統意識形態將遭遇徹底邊緣化,而淪落為極少數人的飯碗。最後,為了推動市場經濟改革,執政黨會主動擁抱法治,儘管實質性限制執政者的權力在這樣的國家並不現實。雖然執政者絕不會輕易改革其所寄生的政治體制,也不會在意識形態上改弦更張,但是改革猶如潘多拉魔盒,開放之口一旦打開就無法重新合上。社會利益和觀念越來越多元化,經濟上獨立自主的個體越來越多;正統意識形態形同虛設,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謊言和笑柄;黨內意見也出現分歧,雖然「黨外無黨」,但是黨內有派,任何最高領導人都要顧及派系平衡,而不能自行其是。無論在黨內還是黨外,純粹極權下的個人獨裁已不可能。原先的極權體制正在向一般意義的威權蛻變,儘管不可能從深重的威權3.0版直接蛻變到1.0版。

雖然極權高潮過去,極權體制的「三大法寶」還在:一黨專政、宣傳洗腦、恐怖治國。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合理化的政策改善執政業績,維持一黨專政,在效果上從極權統治轉變為威權統治。原先的領袖個人獨裁會走向某種程度的集體領導。雖然任何一個時候都會有一個「老大」,但「老大」並非法力無邊,平時需要和其他元老達成協議才能決定重大政策。宣傳洗腦會繼續進行,但是其有效性每況愈下。恐怖治國是須臾不可離的,但是統治精英們為了自己免受政治運動的衝擊和個人權威的荼毒,也會把「依法治國」掛在嘴上,只是大小執政者「好了傷疤忘了疼」,在位時自信爆棚,權力不用過期作廢,不斷為了既得利益干預司法,致使法治有名無實。取決於執政者眼裡的政權危機程度、鎮壓反對聲音的迫切性以及對自身使命的歷史定位,特定執政者或許會寬鬆一點,允許社會存在一點的自由活動空間,而未必將三大「法寶」運行到極致。這就是所謂的「后極權」主義:整套極權體制依然存在,只是運行起來有心無力;良知尚存的統治者甚至連玩弄極權的心思也沒有,碌碌無為的統治者則像「和尚撞鐘」、得過且過,無奈玩弄著「擊鼓傳花」的遊戲,希望政權不會垮在自己任內。

在這種趨勢下,政權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弱,社會自由度越來越大。宣傳洗腦發揮的作用與其說是正面教育任何人接受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不如說是用一套信眾越來越少的虛偽教義去填塞人民的信仰空間,阻止他們接受更為真實的信仰。人民越來越關注自己的切身利益,越來越不關心國家、政治和道德說教。無論體制內外,犬儒主義十分普遍。官員熱衷於利用體制剩餘的權力資源尋租,人民則熱衷於利用市場化帶來的各種機會掙錢。道德與政治倫理不斷滑坡,社會表面上瀕臨失序狀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對抗國家的「阻抗」正在增長,極權國家的「權力零阻抗」狀態已經一去不復返。或者用磁場做比喻,極權體制的巨大磁力使得「磁場」內的每一個「磁體」都發生「極化」(polarization),各自都以大磁場方向決定自己的個體取向。極權磁場衰微后,「磁體」發生無序「布朗運動」,個體磁性趨向於隨機分佈,或因磁性減弱而向中性「絕緣體」發展。這種后極權狀態基本上是威權統治的1.0版,政權主要靠一黨專政和恐怖治國維持。[18]

4.            新極權何以可能

當然,如果遇到一心走回頭路的執政者,硬要將極權「法寶」用起來,那麼無論黨內還是黨外都未必有足夠的力量阻止極權回潮。在這種情況下,「后極權」即讓位於「新極權」(neo-totalitarianism)。極權國家機器的發條又將繃緊起來,國家和社會將面臨巨大的緊張和對抗。一黨專政和恐怖治國依然故我,宣傳洗腦、統一思想原先也是「規定動作」,但是現在顯著加強了「磁場」力度,要讓一個個「磁體」重新回歸「極化」狀態。只是社會思維已經根本改變,要把已經打開的思想多元這個潘多拉魔盒再關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魔鬼」已經出籠並且大量繁殖。要重啟洗腦灌輸,把放出來的「魔鬼」再放回魔盒,相當於違背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熵」減少運動,已經不可能了。然而,新極權主義者仍然會開足宣傳機器和國家機器的馬力,一方面壓制多元思想和信息,建造各種虛擬空間的「防火牆」,並限制人民的表達和結社自由;[19]一方面大量僱用「五毛」寫手發帖「灌水」、擾亂正常輿論,讓人誤以為刻板乏味的正統教義還有眾多社會支持,而在洗腦教育環境下長大的國民確有相當比例仍然執迷不悟,甘當維護極權體制的馬前卒(「自干五」)。極權國家的「發電機」效能已經大打折扣,但是經過長期充電洗腦之後蓄勢待發的一個個「蓄電池」卻開始發揮作用,維持著極權體制的壽命。

用一個未必恰當的比喻,威權政體下的國民像生活在動物莊園的動物,大都簡單趨利避害。極權政體下的群眾則更像是被集中餵養的「北京鴨」,從小是在「填鴨」式洗腦教育中長大的。當極權的牢籠鬆動之後,這些被餵養的雞鴨們走出來,首先需要恢復動物的正常本性。這當然不是什麼難事。即便是極權高壓統治也只能暫時壓抑而非消滅人的動物本性,稍一鬆動就會以報復性反彈的方式爆發出來。只是極權體制餘威猶存,國家仍然掌控著軍隊、警察、宣傳機器、國企、財政供養的各種事業機關等巨大資源,足以誘惑與脅迫相當一部分國民繼續甘願充當極權體制的奴隸,至少讓他們在極權壓迫下保持沉默。換言之,雖然飼養「北京鴨」的囚籠已經打開,「北京鴨」們實際上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自由,但囚籠仍然具有相當的誘惑力或威懾力。那些對於在體制外獨立謀生不自信的「北京鴨」仍然要靠體制餵養,加上經過長期餵養之後真的把囚籠當作自己家園的少數特種「北京鴨」,囚籠仍然得到相當牢固的支持。然而,也不要高估囚籠的力量,因為「北京鴨」的飼養員顯然不是慈善家;之所以養著他們,當然是為了宰了他們。當「北京鴨」們的切身利益受到傷害,他們很快會恢復動物本能,任何洗腦終將失效。

總之,和一般威權體制相比,極權體制的轉型是一場更加充滿變數的政治較量。極權統治是一個權力一源體制,所有權力最終來源於最高領袖一個人;自由民主則是一個權力多源體制,國家權力的源泉最終來自於每一個國民。從極權走向憲政,走的是一條對角線的轉型之路,而在這個艱難過程啟動之前,不論國家對思想言論的控制發生了何種程度的鬆動、市場經濟如何發達、社會利益如何多元,都不能排除走回頭路的可能性。經過長期的極權統治,國民的道德、勇氣、擔當、尊嚴和恥感都受到毀滅性殺伐,抵制極權的社會力量本來就嚴重不足。體制內,各級官員早已習慣了瞞上欺下、唯唯諾諾之風;體制外,獨立自發的健康力量在體制的排斥壓制下,從零開始艱難生長,自身內部山頭林立、一盤散沙,而絕大多數國民遠離體制、不問政治。在這種情況下,一位政治強人完全可以重祭極權主義「法寶」,把逐步廢弛的極權機器重新有效運轉起來,而體制內外都沒有足夠的力量阻止新一輪極權運動。

儘管如此,新極權幾乎註定曇花一現、收效甚微。根源在於,極權體制是反人性的。縱觀迄今發生的極權體制,無一不是建立在極端惡劣的政治經濟條件和國民對極權危害一無所知的基礎上。極權體制的維持必須依託強大的意識形態洗腦和國家機器威懾、不堪重負的高壓維穩、馬不停蹄的政治運動和高層清洗,稍有不慎即面臨執政基礎全面瓦解的危險。即便新極權運行到極致,一切都按照如意算盤進行,也只能維持現狀而已。要重新極化已經去極化的「磁體」,幾乎是不可能的。再說,什麼是新極權「磁場」的動力呢?但凡極權國家都有一段極其慘痛的經歷,這段經歷是極權體制極力掩飾的「負資產」,只有謊言才能把巨大的極權負資產粉飾為「正能量」。在真相面前,謊言永遠是虛弱的,在網際網路時代尤其如此。真理之於謊言,猶如光之於黑暗,開一道縫即足以將其擊得粉碎。因此,雖然極權「磁場」已經開足馬力,但是有效力度卻十分有限。對於在價值多元化環境下長大的成人來說,洗腦早已基本失效;對於親身經歷極權之苦或願意麵對真相的人來說,重新洗腦只能產生逆反和反彈。這些人的信仰和思維已經不可改變,他們的存在就是新極權的致命障礙;要讓他們消失,只有從肉體消滅他們,如同當年對待遇羅克和林昭那樣,但這在新極權所處的時代早已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

即便在體制內,新極權要回到舊極權「一個領袖」的年代,同樣難上加難。雖然恐怖治國不僅被用來整治民間力量,而且也可以被「老大」用來整治黨內政治力量,但是這種權力的運用不僅要求「老大」掌握人事、黨紀、警察、司法等方面的實權,而且也要求他具備顯著的功績以及在此基礎上積累起來的威望。如果沒有後者,上下級之間純粹是一種雙方心知肚明的利益交換,那麼除非「老大」掌握巨量資源作為誘惑或秘密警察的絕對忠誠作為威懾,利益關係是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的。下級的表面恭順遠不是無條件的,條件是上級能夠滿足其對職位和利益的期望。一旦這個條件得不到滿足,下級不是消極怠工,就是公開退出乃至叛逆。當體制搜刮來的資源可供體制內部分配的時候,體制會一致對外、集體分贓,但是如果分贓明顯不均或資源不夠分配,那麼體制內部即出現了裂痕。當然,「反腐」可以一舉兩得,既騰出一定的職位供重新分配,又能換取新任命人員的忠誠並對整個官僚體系產生威懾。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曾經用這一手段,穩固自己在黨內說一不二的地位,但是很難說這種手段今天仍然能屢試不爽。事實上,沒有功績和威望作為底牌,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這裡需要一個政治行為的心理學分析:如果各級執政者明知統治並沒有道德合法性,因而統治最終是依靠國家暴力及其製造的恐懼維持著,恐怖治國作為純粹的自利策略能否持續下去?如果可能,它需要什麼樣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究竟能持續多久?不論在我們看起來是否正當,政治合法性被公認為可持續統治的社會心理基礎。如果合法性資源變得非常稀薄,單靠威逼利誘的統治能走多遠?當然,經過極權浩劫之後,體制內外的道德資源也十分稀薄,多數人並未擺脫「北京鴨」狀態,缺乏公開反抗的道德動力和勇氣,仍然適合集體奴役的極權統治。但畢竟,人不只是「北京鴨」。不可否認,任何人都是有個性的,不論我們是否認同他們的行為方式。雖然體制內的不滿者不敢公開反叛,但陽奉陰違、消極怠工甚至故意「挖坑」卻是他們的「長項」。不用多久,「老大」為了獲得統治層的支持,而不得不放下至高無上的姿態,和其它派系妥協與結盟,形成相對真實的「集體領導」。到了這一步,新極權基本上回到威權1.0版的原形。

在終極意義上,打破極權統治的動力還在於深受極權之苦的個人恢復正常人性,聽從人性內在的道德呼喚,做一個有良知、有尊嚴、有擔當的公民。當極權統治開始鬆動之後,爭取自由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小,勇敢直立的公民越來越多。隨著極權主義神話被不斷解構,越來越多的人會認識真相和極權體制的反人性,並把憲政民主作為共識與常識,鎮壓不同思想與言論的合法性則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當體制外的力量成長到一定規模,體制內的開明派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遲早會和體制外結盟。所謂的「開明派」並不是為國為民、大公無私的「活雷鋒」,而是明智地認識到憲政民主不僅是國家根本利益所在,對於自己也是相對安全可靠的出路。到了這個階段,憲政轉型即將進入起飛階段。

五、憲政轉型的動力與阻力

極權主義從威權3.0版蛻變到1.0版,而要從普通的威權體制向憲政民主轉變,只是增加個人「阻抗」是遠不夠的。「權力零阻抗」的純粹極權體制固然風光不再,個人對於公權侵犯具備一定的反抗能力,但分散孤立的個體畢竟是弱小的,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微不足道。雖然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基本失效,但是傳統威權的一黨專制與恐怖治國手段依舊,極大制約了社會自主與自治。如果沒有導致內亂外困的突發事件,威權統治者自身也不犯重大錯誤,對民間力量分化瓦解,有效抑制了反對力量的生長,並頑固拒絕政治改革,那麼這種「開明專制」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威權統治之所以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維持穩固,是因為一方面,和純粹的極權統治不同,一般意義的威權不僅不那麼反人性,還有效利用了人性共同的弱點;另一方面,從極權到威權的退化過程只需要人性的自然釋放,而不需要太多積極行動。只要國民不再相信極權製造的謊言,不再崇拜極權領袖的偶像,不再主動參與極權國家組織的各種政治運動,極權體制即已基本退化到威權1.0版。然而,要進一步增強個體對公權侵犯的「阻抗」,甚至組織起來公開顯示自己的政治力量,用選票表達自己的集體政治意願,則需要相當的勇氣才能克服威權製造的恐懼感。在政治層面上,威權體制的微觀社會管理和恐懼製造機制依然存在。能否克服這種恐懼,取決於公民力量和威權力量的對比。如果威權統治者鐵了心要血腥鎮壓任何抗議,而且確實有效控制了軍隊和警察,那麼期待公民流血抗爭是不現實的。

要脫離威權統治,國民需要積極爭取并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而公民行動也需要得到體制內的默許和容忍。這是為什麼對於憲政轉型來說,體制內的政治生態至關重要。從前蘇聯和東歐轉型過程來看,和平轉型需要體制內佔主導的改革力量。開明改革力量能夠寬容對待社會的政治改革訴求,並能有效控制軍隊,使之在官民對峙過程中保持中立。以下簡要比較中俄兩國的轉型歷程,進而分析中國憲政轉型的難點。

1.            俄羅斯轉型如何可能

眾所周知,戈爾巴喬夫1985年上台之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1988年6月,在蘇共中央第19次代表會議上,他首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概念,實質內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制度」,實現社會公正。隨後他進一步提出:「黨的地位不應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蘇共要嚴格限制在民主程序範圍內」爭取執政地位。1989年春天,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第一次實行了人大代表的部分差額直接選舉,由電視和無線電現場直播,並出現了助選的刊物、集會和電視辯論等新事物。通過民主選舉,20%的非黨人士獲得了勝利,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和在黨內受排擠的葉利欽和都成功當選;一些蘇共領導人則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因未能獲得50%以上的選票而落選。由此可見,早在1980年代後期,蘇共進行的政治改革就遙遙領先於中國大陸,而初期的政治改革為後來政改的進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礎。

體制內改革的另一面,是體制外公民社會的成熟。二者是同一塊錢幣的兩面:政府溫和,必然伴隨著公民社會的自由發展;公民社會發達,則政府不可能不民主化。反之,政府高壓,則公民社會很難有發育空間;公民社會羸弱,政府就有從威權走向極權的可能。在所有極權國家,公民社會都很弱小。要告別極權統治,首先需要發展壯大公民力量。

1985年4月,戈爾巴喬夫宣布改革新思維,表明政治反對派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公民社會迅速成長。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到1991年,公民社會數量佔31%。1992年之後,增加到總數的57%,其中80%的婦女組織是在蘇聯解體之後建立的。公民社會大都建立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市,極權垮台之後才在邊緣地區發展起來。轉型時期公民社會的發展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85-89年,大城市出現了獨立政治團體及其示威集體行動。二是從蘇維埃人民大會的第一次選舉到1990年1月的全國和地方蘇維埃的選舉,遊行示威活動達到高潮。三是從1990年3月開始,刪除了蘇維埃憲法第6條對蘇共地位的壟斷,到1991年3月對俄羅斯統一的公決和6月的總統大選,公民社會獲得制度化,街頭抗議顯著減少。[20]

縱觀蘇聯政改的成功,有戈爾巴喬夫這樣年輕有為的領導人主政固然是關鍵原因。和中國政治相比,蘇聯政治似乎很少遭遇「太上皇」的「垂簾聽政」。在位的領導人享有實權,可以直截了當實施自己的措施,較少受到黨內元老的牽制干預。另外,蘇聯的政治改革先於經濟改革,蘇共中層和基層幹部還沒有嘗到權錢交易的甜頭。他們顯然不願意放棄特權,但是還沒有充分看到壟斷權力所可能帶來的巨大既得利益,因而不會不惜一切阻礙政治改革。總的來說,蘇共和中共一樣都處於相對「蒙昧」的八十年代,區別在於蘇共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的領導下進入了政改的良性循環,中共則在黨內元老扼殺政改之後全面趨於保守。

2.            「文革」之後的中國走向

回到中國,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中共黨內基本確立了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至高無上地位。1949年執政后,這種模式被複制到全國。短短几年之間,「一種信仰、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權力零阻抗」狀態已然形成並確立。以1954年憲法為標誌,毛澤東的個人權威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在表面上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國家,這種權威永遠不是絕對不可挑戰的。即便沒有來自外部的實質性挑戰,領袖個人也會不斷感到合法性危機,需要不斷製造政績來維護自己的合法統治神話。因此,就有了1958年的「大躍進」及其災難性後果——「三年自然災害」。「大飢荒」使得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受到公然挑戰,而這是他絕不能接受的。不論劉少奇等人是否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毛澤東都有從未有過的危機感。1966年發動的「文革」固然可能有多種動因,但歸根結底,「文革」的實質是毛澤東利用群眾如痴如狂的領袖崇拜摧毀黨內的政治對手。換言之,「文革」並非極權主義的巔峰;恰好相反,它是極權體制的內部危機。「文革」之所以發生,就是毛澤東要利用尚且完好的極權主義社會資源來修復受到威脅的黨內極權秩序。

1976年毛澤東死後,「文革」終結,極權體制發生鬆動,很快進入「后極權」階段,之後的過程眾所周知,無需贅述。總的來說,中國改革的前期進程比前蘇聯迅猛得多,以至剛進行了十餘年,就發生了官民之間的激烈對抗。雖然毛澤東已不在人世,但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第一代「革命元老」均還健在,並活躍在政治舞台上。1978年之後的改革就是在這種政治環境下開始的。到1989年,雖然元老們已退居二線,進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但是其實際政治影響力還在。在這個時候,黨內改革派就不得不和保守派攤牌,顯然過於倉促,老人們幾乎毫無懸念地扼殺了政治改革的社會訴求,並通過黨內集權鞏固其控制能力。一代人過去,黨內迄今沒有再現政治改革的跡象。相反,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啟經濟改革之後,官員尋租成為中共「黨內契約」,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成為政治改革的致命障礙。此後,政治改革喪失了道德資源。雖然意識形態依然甚囂塵上,但早已淪落為自欺欺人的幌子,中國官場已經徹底犬儒化。在官員眼裡,利益就是一切,而維持執政就是最大的利益。

相比之下,蘇共啟動政治改革,已是執政近七十年之後,過了兩三代人的時間,極權體制進入垂暮之年。畢竟,「十月革命」勝利比中國早了30多年,第一代領導人斯大林1954年就去「見馬克思」了,其後發生過多起撥亂反正。從1954到1984,雖然蘇聯國內政治自由受到嚴酷壓制,體制內的權力傾軋一如既往,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但是這也意味著極權主義政治資源在這三十年中被消耗殆盡。也正因為經濟改革缺位,既得利益群體相對弱小;雖然領導幹部享受一定的特權,但是得到好處的黨員幹部畢竟不多,改革對於他們來說並沒有太多可失去的利益。相反,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色彩較濃,絕大多數基層黨員比較「純樸」廉潔,改革話語享有一定的道德優勢。到1985年,當蘇聯僥倖遇到一位「明君」的時候,[21] 政治改革就在沒有太大阻力的情況下順理成章進行下去。由此可見,蘇聯轉型之所以成功,而中國轉型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還在於蘇聯改革的體制內阻力更小。假如胡耀邦或趙紫陽在2009年或哪怕是鄧小平、陳雲等老人相繼去世后的1999年上台,體制內開明與保守力量的對比無疑會大不一樣。

從1989至今,中國政治基本上膠著於「后極權」模式,處於威權1.0與3.0版之間的某一個地帶,不妨稱之為「威權2.0版」。一方面,經濟改革不僅極大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而且由此帶來經濟、人身、思想、表達等各個方面的自由化。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人民可以說有了事實上的言論自由;儘管言論自由並未獲得憲法上的制度保障,其事實存在表明個體抗拒國家侵權的「阻抗」已經大大增加。以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為標誌,網路言論已進入公共領域,並在某些情況下強大到足以推動整個國家的制度改革。[22] 最近發生的「雷陽事件」、湖北與江蘇等地的高考家長抗議「減招」等中產階級維權行動,可以算是「孫志剛模式」的最新註腳。另一方面,人民仍然無法改變國家,無權決定影響其日常生活的法律、政策和資源流向,也無法保護其生存權和財產權不受龐大既得利益權貴集團的侵犯。事實上,后極權國家本身通過經濟增長極大鞏固了執政合法性,因而有能力投入更多資源維持極權秩序。從網際網路「防火牆」到網路監控員和「水軍」「五毛」,從「朝陽區群眾」到不斷升級的各地維穩力量,國家微觀社會控制力量空前強大。

事實上,后極權國家本身通過經濟增長極大鞏固了執政合法性,因而有能力投入更多資源維持極權秩序。從網際網路「防火牆」到網路監控員和「水軍」「五毛」,從「朝陽區群眾」到不斷升級的各地維穩力量,國家微觀社會控制力量空前強大。在這個意義上,「后極權」與「新極權」往往只是程度之別,二者其實都在不斷維持、修復、強化既有的極權體制。近幾年,中國在黨政集權、紀檢反腐、輿論管控等方面被認為呈現新極權趨向。雖然這些措施不可能使中國回到毛時代,但是公民社會的力量受到進一步分化與削弱,政治轉型依然欠缺足夠的動力與壓力。如果沒有重大突發事件或持續的系統性因素改變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對比,中國將繼續遊離於威權2.0版附近。

 

極權主義是一個超級利維坦。建造這個「巨無霸」很難,而一旦建成並讓它跑起來,即帶有巨大的慣性,也很難讓它停下來。或許,時間是惟一有效的減速器。等它慢慢疲勞了,原始部件一個個壞掉,才有可能出現轉機。當然,如果它差一點栽個跟頭,也不排除其自我反思、自我修復的可能性。等到它修復、更新乃至強化了身上的某些部件,並繼續運轉下去,還能延長極權的壽命。極權轉型本來就難,中國轉型更難,因為它不僅有兩千多年絕對主義皇權傳統,而且規模龐大,可供政權調配和利用的資源很多。和北朝鮮之類的小國相比,大國維持極權要困難得多,因為任何一個地方都可能打破「權力零阻抗」狀態,維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成本和挑戰要比小國大得多。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北朝鮮仍然維持著極權統治,而中國自1978年之後就在某些地方突破帶動下走向全國範圍的改革開放。然而,一旦進入威權2.0體制,大國無論在國內維穩還是國際抗壓能力方面都具有顯著優勢。在後極權狀態下,威權力量是天然組織化和中央化的,維權力量則必然是分散、零星、個體性的,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因此,中國轉型不僅是一個世紀命題,而且也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文化、規模、體制慣性都決定了中國是轉型難度最大的國家,轉型失敗本不足為奇。但是從本文的分析看,中國轉型顯然並非不可能成功。從歷史上看,中國極權體制的形成,絕對主義傳統固然難辭其咎,但兩次大戰之間世界法西斯化和日本入侵等國際因素亦不可忽視。今天,國際形勢已經發生根本逆轉,自由民主早已成為主流國際共識,並和經濟繁榮與國家強盛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聯繫。雖然自由民主理念的滲透尚不足以改變體制本身,中國的規模、體量和相對成功的經濟發展也使之有能力將自身隔離於外部壓力,但是中國的國內改革至少得以在一個和平友善的外部環境中發生。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已經從登峰造極的威權3.0版走到2.0版甚至更遠。今後的路雖然也很難走,但是假以天時地利,加上我們這一代人爭氣,沒有理由走不出極權的魔咒。歸根結底,戰勝極權的鑰匙在我們自己手中,極權體制能否存續最終取決於公民力量是否足夠強大。對於我們來說,中國轉型既是一個艱難的政治使命,也是對自己勇氣、智慧和人性潛力的真實考驗,更是我們將這三十多年來積累的知識和資源經世致用、建功立業的難得機會。

 

*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本文構思始於2014年7月11日在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召開的中國轉型研討會,會上筆者準備了一個發言提綱,並發表了Totalitarian Revolution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的演講。感謝何乏筆(Fabian Heuser)博士的邀請和與會者的評論。

[1] 參見A. James Gregor, Total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Religio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J.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0), pp. 1-3.

[3] Conquest, Robert. Reflections on a Ravaged Century. W.W. Norton & Co. (1999), p. 74.

[4] 「Everything within the state, nothing outside the state, nothing against the state」,參見Stanley G. Payne, Fascism: Comparison and Defini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 p. 73.

[5]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22.

[6] Carl Friedrich and Z. K. Brz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2nd Ed.), Praeger (1967).

[7] 參見Andrey N. Medushevsky, Russian Constitutionalism: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6), pp. 61-139.

[8] Ibid., pp. 61-63.

[9] Ibid., pp. 72-73.

[10] Ibid., pp. 126-128.

[11] Karl R. 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3-114, 283-320.

[12] 漢娜·鄂蘭(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0章。

[13] 本段內容參考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第11章。

[14] 本段內容參考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第10章。

[15]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至五章。

[16]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George Lawrence (trans.), J.P. Mayer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pp. 15, 193.

[17] 孫立平:「中國社會正在加速走向潰敗「,人民網2011年2月16日。

[18] 張千帆:「中國憲政轉型的可能前景」,《金融時報》中文網,2015年5月1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2037?full=y.

[19] 除了強化意識形態控制,中國在這方面的最新發展是限制境外NGO在境內活動。2016年4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對境外NGO的建立與活動規定了嚴格限制。

[20] Ibid., pp. 44-45.

[21] 之所以說是「僥倖」,是因為戈爾巴喬夫上台並沒有任何必然保障,儘管他是政治局最年輕、最精幹、或許是惟一能給蘇聯帶來希望的委員。但是在一個「劣幣驅逐良幣」十分普遍的后極權國家,顯然沒有任何機制能保證這樣的人一定上台。

[22] 參見張千帆:「中國憲政的路徑與局限」,《法學》2011年第1期,第70-78頁。

 

出處:《中國戰略分析》第1期,2016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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