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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構建理論自信的新敘事,闡釋中國制度、模式和道路

作者:Brigade  於 2019-1-22 08:21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政經軍事|已有1評論

   所謂 「中國新敘事」,並非對現實的簡單描摹,也不是空談理論的鏡花水月,而是試圖構建一種創新性的語言,闡述中國特色政治、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使得中國道路和模式成為一種具有全球意義的敘事,用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來講中國的故事。這個故事,不同於佔據國際主流的、后冷戰時代的「民主敘事」和基於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敘事,也不同於20世紀歷史上的革命敘事和基於計劃經濟的傳統社會主義敘事。這個敘事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它在邏輯上涵蓋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積澱的治國理政智慧,自鴉片戰爭以來全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道路,新中國成立以來全體國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探索現代化國家道路的經驗和教訓,以及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和社會全面高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這個敘事也必然是面向未來的,體現著繼往開來,為實現「兩個百年」宏偉藍圖而努力奮鬥的美好願景。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離不開理論體系的建構。具有現實感、有價值的理論,需要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性相勾連。這為國內學術理論界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學者的研究自有其視野,學術研究成果不等於國家意識形態和執政黨的理論,但學術應該呼應時代脈搏,以社會現實的重大關切作為問題的聚焦點。「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是學者、特別是哲學和社會科學學者研究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內學術理論界在樹立理論自信、構建具有中國主體性的學術話語體系的道路上任重而道遠。儘管當代包括哲學、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在內的各個學科在方法論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並在不少領域獲得了國際影響,但總體而言,國內學術理論界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仍以對局部問題的實證或政策性研究為主,缺乏對於重大基本理論命題的關注。更嚴峻的是,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面臨一種理論「失語」的尷尬境地。傳統官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術語因其與現實脫節而顯得缺乏解釋力和吸引力,迫使中國問題的研究者從當代西方主流的學術話語體系中尋找理論概念和解釋框架。這就造成兩個結果:其一,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往往需要以對西方主流學術理論觀點的驗證或回應作為其學術價值的錨點;其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結論往往需要以西方主流學術理論觀點作為其評判的尺度。用英文寫作的學者常常有這樣的經驗:反映中國發展的進步、優勢或政策的正面效果的研究,就容易受到挑戰和質疑;而暴露中國的問題和缺點,乃至故意抹黑中國的研究,發表起來更容易,甚至會受到西方主流媒體的追捧。我們認為,一個「失語」的話語體系是不可持續的,中國的學術理論界需要在中國問題和中國模式上發出聲音,構建具有理論自信的新敘事。這種新的理論話語,需要以中國問題的主體性為首要原則,同時,又不迴避西方主流理論的概念和話語,而是積極進入其中,發展與之對話和辯論的「交互理性」。本書就是這個努力的一個嘗試。

   「中國新敘事」首先是關於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系統敘事。談論中國的政治體制,一個無法迴避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理解「黨」與「國」之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和現代民主、法治的政治理念是否相容?如何相容?如何理解以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長期執政為首要特徵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憲治原則層面的政治合法性?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西方主流的三權分立或分權制衡、多黨競爭的憲政體制有何異同之處?本書第1章「理解中國共產黨體制」(姚洋 撰)對於上述問題提出了闡釋性的理論解釋。姚洋借鑒了國際政治學者布爾諾·德·梅斯奎塔等人提出的選舉團理論,提出中國共產黨在官員選拔的治理機制上的作用類似於選舉團。與西方黨爭民主或者寡頭制下的選舉團不同,中國特色的選舉團制度的特點在於執政黨不代表某個具體的局部利益,也不僅僅代表社會中某個具體的群體。執政黨的超越政治地位決定了中國的官員和政策不受任何利益集團的制約,官員只需保證對黨和政治制度的忠誠。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不同於西方語境中的政黨,其政策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在這個意義上是「中性的」。黨既是一個組織,同時也是一種制度。以這個制度為核心,並輔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人民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體制可以解讀為一種混合體制。

   第2章「超越自由主義民主」(姚洋、秦子忠 撰)剖析了自由主義作為當代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政治哲學基石的內在矛盾,揭示了自由主義的抽象平等與其所秉持的個人價值和個人自決之間的不相容性。由此,他們認為,當代西方民主體制過於強調「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而忽略對於公民道德、判斷力的培養。接下來,他們從儒家人性觀出發,分析建立在人性的差異性基礎之上的儒家政治的應有特徵。結合中國的歷史和當代實踐,他們提出,把儒家政治文化中符合現代理念的部分整合進入執政黨的理論體系,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與選賢任能的歷史傳統得以結合。

   到此為止,本書對當代中國體制的特徵和政治哲學基礎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論述,但尚未涉及這個體制的運作機制。對於任何現代複雜政體而言,權力制衡都是實現良治所不可或缺的核心機制。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當代中國體制如何實現權力制衡?第3章「可信承諾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姚洋 撰)試圖給出一個答案。姚洋提出,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的首要功能,在於提供一種明確的遊戲規則,這種遊戲規則需要以國家背書的方式成為對於全體國民的可信承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分權以及權力之間制衡和監督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正如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分權和制衡也不是西方民主制度所特有的。在黨的領導下,分權釐清國家各個組成部分的權力界限,制衡則防止權力的濫用,如此,黨和社會之間就可以建立相互的確信,由此更加有利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第4章「法治民主及其概念分析」(陳曉平 撰)梳理了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的憲政和民主觀念,從社會契約論的哲學角度對於東西方模式競爭的「福山問題」做出回應,指出代議制民主無法滿足保障自然權利的先驗約束,具有天然的道德脆弱性。從人類歷史來看,代議制民主的出現和流行或是偶然。而過於重視程序性的代議民主,忽略了人民主權的先驗價值維度,可能是使得西方代議制民主和分權制衡的體制屢屢陷入了合法性危機的原因。

   「中國新敘事」也是從豐富的制度面向出發、討論官員選拔和公共治理問題的經驗性敘事。在這個層面上,中國新敘事應該以實證研究為基礎,因而它是誠實的,既看到當代中國體制的治理成績,也指出它的問題並提出改進意見。

   第5章「官員引領發展」(王賢彬、徐現祥 撰)為官員和發展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在這個框架內,中央、地方和民眾是三大主體。中央的任務是任命和激勵地方政府實現其執政目標;地方官員的權力來自中央和上級,對上級負責;民眾基於政府對其訴求的回應與滿足度來決定對政府的支持度。王賢彬和徐現祥分析了在激勵、信息和資源約束下官員的行為模式及其影響,既指出了「官員引導發展」的優勢,也指出了這個發展模式的局限。

   第6章「官員調動的收穫、代價與改進方向」(張牧揚 撰)更進一步討論官員選拔中的調動問題。張牧揚詳細介紹了官員調動制度的歷史源流和主要特徵,指出除了強化對官僚體系控制之外,能力甄別是官員調動制度的一個重要作用。他同時也分析了由調動制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官員的機會主義行為、空降官員的信息劣勢、黨政官員和技術官僚的磨合等。

   第7章「彈性任期、政績壓力與中國增長奇迹」(鍾靈娜、龐保慶、耿曙 撰)則從官員的彈性任期這一視角入手,剖析官員政績壓力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係。三位作者通過大量實證數據,揭示出中國地方官員的任期存在大量彈性安排,這一點和西方官員的固定任期形成顯著差異。彈性化任期有助於通過政績考核的壓力更有效地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增長,但是也對長期規劃和可持續發展帶來潛在的負面影響。

   第8章「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周期」(聶輝華 撰)分析了政治周期對中國經濟周期的作用。聶輝華提出,中國和西方體制下的政治經濟周期存在驅動因素、時間趨勢、影響渠道和微觀機制四個方面上的顯著差異,指出中國式的政治經濟周期源自中國獨特的政府組織和官員激勵結構,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最可識別和具有研究價值的現象之一。

   第9章「基層政府如何制度創新」(陳碩 撰)以村級治理的「一事一議」政策為例,研究了基層政府制度創新的決定因素,並運用空間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基層政府之間政策模仿學習的溢出效應。陳碩基於實證數據的發現表明,基層政府的改革和創新實驗並非簡單跟風,而是存在具有鮮明網路效應和理性化決策機制的微觀過程,局部性的政策實驗可能是未來促進系統性制度創新成功的重要手段。

   本書對於當代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和治理模式的探討既是宏觀的,又是具體的;既有抽象的理論思辨,也有實踐層面的實證分析;既有對成功經驗的正面闡釋,也有對問題不足的客觀反思。本書是國內學術界立足於中國的歷史和國情,講好中國故事的一次嘗試。我們也誠摯地期待國內外對中國問題關切的學術同行加入我們的討論,就本書的觀點和研究進行批評指正,以期共同為在世界舞台上構建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理論話語和敘事體系而不懈努力!

   

   以上內容摘自姚洋、席天揚主編的《中國新敘事:中國特色政治、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分析》,格致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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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1 個評論)

回復 Brigade 2019-1-22 08:32
什麼「中國新敘事」?就是大外宣宣歪了,要重新宣。北大姚洋陳平復旦張維為李世默這些半道出家學業不精的「智囊」都是政治投機分子而已,而不是什麼政治學家。他們主導了過去十幾年的「中國敘事」,比如李世默的2013年的《中國崛起和元敘事的終結》演講,都是為中國一黨專制歌功頌德,誇大中國成就而不知,把蔑視西方制度和西方國家當做中國自信。現在踢到鐵板上,才想「新敘事」,同樣一批投機分子,能怎麼新呢?怎麼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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