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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慰年:蘇共亡國之鑒

作者:Brigade  於 2018-11-29 03:49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蘇聯的種種問題:破壞法制的大清洗、重軍抑民的發展戰略、農業落後、民眾生活水平低、民族主義等等,根源都在於蘇聯的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 結構性制度腐敗是亡國的基因,必須對這種基因進行改良和改造,才能剷除操作性制度腐敗的歪瓜裂棗。

從烏托邦到太陽城

烏托邦這個詞,來自英國政治家兼社會哲學家托馬斯•莫爾的名著《烏托邦》(Utopia)。烏托邦這個詞誕生至今已經有500年歷史。太陽城是義大利人康帕內拉根據烏托邦的理念,創造的一個城市共和國。

很多人都喜歡「烏托邦」這個概念,甚至認為由烏托邦分裂和演變了共產主義理論。也有人認為,烏托邦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有人據此提出,中國上個世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是烏托邦。實際上,烏托邦看似一種理想,實際上它就像共產主義一樣,是極權主義的思想萌芽。《太陽城》這個故事,展現的就是一種極權主義的烏托邦可能產生的結果。

康帕內拉創造的「太陽城」,最高首腦叫做「太陽」,所有問題和爭端要由他作出最後決定。「太陽」手下有「威力」「智慧」和「愛」三位領導人,管理太陽城。各級負責人,由四個最高級統治者選派。由相應機構的負責人提名推薦,不能自己出面競選。太陽城的領導人,既擁有行政權,也充當法官。

「太陽城」德爾統治者不光干預民眾的生活,甚至干預他們的性生活。女性被當作生育工具:「婦女初次與男子性交后而不受孕者,便配給另一個男子;如果多次與男子合歡仍不受孕,便被宣布為『公妻』。」

太陽城居民實行計劃生育,因為生育是「為國家謀利益的宗教方面的事情,而不是個人的事情,而且必須服從政權的調配。」 太陽城有一些身體殘疾的人「做監視工作,把所聽到的一切向國家報告」。「太陽城」居民相互檢舉,自我控告,大家都生活在人人自危之中。「太陽城」是一個對全體居民進行極端的全面管制的政治制度。

然而,這種精細化管理細緻到床笫之間的事情都不放過的政府,不可能是一個有效的政府。且不說任何政府都免不了應對外交、立法、修法、執法這樣的大事,把人民的性生活和人民的繁衍生育也由政府一手管理起來的國家,在人類歷史上恐怕只有兩個。一個在康帕內拉的小說里,一個在今天的中國大陸。

施京吾《「烏托邦」五百年祭》描寫的「太陽城」,國人毫不陌生。今天的中國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擴大了的太陽城。「中國模式」與「太陽城模式」,異曲同工。太陽城說解釋的是一種「制度污染」現象。關於制度污染,鄧小平有句名言,好的制度使壞人變好人;壞的制度使好人變壞人。雖然這個說法是一種淺層次的政治學說,但它畢竟說出的一個真理。

太陽城的制度,按照現代的政治學的定義,是一種古典的極權主義制度。二十世紀出現的蘇聯,則是一種現代版的極權主義國家制度的典型。這種現代極權主義,為禍人類將近一個世紀,雖然逐漸式微,但是,它的變種與現代恐怖主義一道,構成威脅人類和平的兩個最大的危害。

全能主義加江山主義

關於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胡適曾引用伊司曼(Max Esatman)的定義,認為極權主義有二十個重要特點:

政治上,極權主義把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由一個軍隊般嚴格約束的政黨,來執掌國家的政權;破壞政治上的信義,使用虛妄偽善的手段。

宗教上,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的宗教之下;「領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實際上,他也就等於一個神。

意識形態上,提倡反理智反知識,諂媚無知的民眾,嚴懲誠實的思想;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上的真理;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嚴厲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

軍事上,準備永久的戰爭,把人民軍事化。

經濟上,工業、農業、商業,皆受執政黨及領袖的統制;政府計劃經濟;禁止工人罷工和抗議,摧毀一切勞工運動。

教育上,廢除純粹尋求真理的科學與學問。

文化上,使人民陷於文化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由政黨統制一切藝術文化。社會生活上,鼓勵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謂「公共敵人」;恢復野蠻的家族連坐辦法,對待這種「公共敵人」。(胡適:極權主義的20個特徵)

根據極權主義的發展,孟飛櫓認為,應該補充關於「組織上」的第21個特徵。「獨立組織對於專制來說是最關鍵最難搞的。專制起家就是靠組織,只是它是暴力化的組織,所以,它怕任何組織被它逼到暴力化。所以,專制有一個不能不專門提出來的特徵——暴力取締任何獨立的組織。高度專業化的NGO都不行,新聞、司法、宗教等類國際組織必須切斷聯繫,連慈善、醫療這類國際組織都不能積極參與。」

后極權主義是哈維爾用來描寫極權主義走向衰亡過程的一個概念。哈維爾認為,后極權主義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李慎之:《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

雖然「哈維爾後極權主義社會,在道統上與法統上與極權主義社會與並無根本差異,在性質上也沒有本質的區別。」中國式的「極權主義」,與蘇聯和捷克等國的「后極權主義」依然有顯著的不同。李慎之概括哈維爾後極權主義社會,認為後極權主義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的時期。后極權主義政府,對人民的約束的有效性,不斷減弱。政府奢侈日趨盛行,腐敗愈益嚴重。

李慎之描述的這些后極權主義社會的現象,雖然符合中國目前社會的狀況。但沒有把中國三十年的半國家主義半資本主義的實踐考慮進去。中國經濟上—-至少底層經濟,採用自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於這種「嫁接」產生一種奇特的「轉基因」優勢,因此,用后極權社會的概念,不能概括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

中國半資本主義經濟加上極權主義的「太陽城」國家模式,兩者結合,不光沒有出現后極權主義社會的衰敗,反而藉助經濟全球化的經濟起飛形成既有別於極權主義又有別於後極權主義的全能主義(totalism),而且有與自由資本主義一決雌雄的架勢。換言之,半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不光沒有改造極權主義的國家制度,反而加強了極權主義的生命力,從而走向人類歷史上未曾出現的與衰退的后極權主義不同的新極權主義—-經濟上全能主義與政治上江山主義的合體。

江山主義一詞來源於綦彥臣。「江山」指的是皇權專制社會「天命不僭」的國家意識形態,「主義」則是一種組織現代國家的思想體系。「江山」與「主義」合為一體,構成「江山主義」。「江山主義」是由「自己的孩子更可靠」來統治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綦彥臣:不要假主義,何需真江山)江山主義,是現代極權主義的一種變種,在中國有著極大的市場,被許多人視為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它衍生出一種除了伊斯蘭國家政體之外的另外一種極端腐敗的國家制度。

最大腐敗是制度腐敗

傳統的極權主義政府形態,曾經在小說中出現,這就是以烏托邦為理念創造的社會科幻小說—《太陽城》。制度腐敗的典型,是「太陽城」制度模式。新極權主義國體,是一種大大超越了傳統極權主義「太陽城」國體的新的國家形式。新極權主義國體不光是一種制度性腐敗的政府,而且是人類歷史上最腐敗的國家組織形式。它是一種滲透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全能並且十分有效的制度性腐敗的國家形式。

傳統極權主義,由於沒有「嫁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生產水平和生產規模,都處在一種腐敗的原始狀態。極權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巨量財富和點燃人們的財富慾望,創造出一種以資本增長為手段、以追逐資本的目的的全能資本政府。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政府不直接介入經濟過程,新極權主義政府,就像馬克思所說,每一個毛孔都沾染了資本的血腥。擁有巨量的社會財富,為新極權主義政府的腐敗奠定了物資條件。

新極權社會的制度腐敗的根源,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早已闡明,他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會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如果同一個人或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法律權和裁決私人爭訟權,則自由和民主便不存在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孟德斯鳩的這個論斷談到兩種濫用權力的主體:個人或機關。個人腐敗可以是局部的現象,機關腐敗就是一種系統性的制度性的腐敗。他的權力制約的精髓,不在於如何約束個人權力的濫用,而在於如何約束機關權力的濫用。後者,就是我們說的制度約束制衡,或相反—-制度失效和腐敗。

新極權社會雖然藉助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開創出了一種新的半國家主義、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然而,這個制度依靠的動力在於他的龐大的官僚體制,依靠官僚的腐敗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潤滑劑。當官僚的腐敗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現象,腐敗不是一種個別現象,而是一種系統性現象,腐敗的根源就在於制度本身,因而是一種結構性制度腐敗。

美國政治學者馮勝平認為,「在官本位的中國,這才是最難防止、也最難查處的腐敗。換句話說,真正的腐敗是不腐敗。只要有背景,你想貸款就會拿到貸款,你想投標就會中標,你想收購就會有人低價出售,你想兌現就會有人高位接盤。如此心想事成,何需腐敗?又何必腐敗?投資回報高達千倍;錢是站著賺的,沒有違規,沒有犯法,甚至沒人打過招呼,一切都在心領神會之間。」(馮勝平:真正的腐敗是不腐敗)他所謂的「不腐敗」不是通常意義上人們理解的「腐敗」,即不是低層次的操作性腐敗,也就是當下反腐敗觸及的行賄受賄,買官賣官這一類看得見、摸得著的腐敗。結構性制度腐敗,看不見、摸不著,是反腐敗真正需要動的大手術。

結構性制度腐敗與操作性制度腐敗

中國當今的社會性質,與1978年前不同,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極權主義」社會,而是半國家主義半資本主義社會。可以說它的一隻腳踏入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另一隻腳還停留在朝代社會。這十幾年的「國進民退」拉住另外一隻腳,使得半國家主義半資本主義的經濟,離開自由資本主義越來越遠。

制度腐敗有兩個層面,第一,是整體結構性的制度腐敗;任何政治結構能夠發揮最佳的功能,必須依靠制度結構的整體性的平衡;平衡依賴於結構的兩段的相互制衡。物理學的這個原理同樣適用於政治學—-而且成了美國政治的精髓;在美國政治和行政總無處不體現這個原則。然而政治制度的制衡原則並沒有體現在中國的制度設計中。沒有制衡就沒有和諧,這種思維中國的陰陽平衡中;平衡必須通過陰陽兩極的相剋達到,相剋相生創造的是動態的平衡;失去陰陽制衡達到的極端的平衡,是一種絕對的靜止的平衡,這種平衡無法持久。

整體結構性腐敗的權力無結構性制度的制衡,造成絕對權力壟斷和由此而來的絕對財富,製造了貧富極端地兩極分化。貪腐集團賺到的錢,「賺於社會轉型時期,屬於合法不合理收入,是間接對人民財富的掠奪。」(馮勝平)當貪腐行為延伸到基層,便是一張鋪天蓋地的貪腐網。這種制度結構性腐敗構築了一個從上到下的腐敗溫室,操作層面的腐敗在這個溫室了生出不受制度的結構性制約的黴菌,導致全社會出現霉變。

第二,是操作層面的制度腐敗。整體結構性的制度腐敗導致操作層面的制度腐敗;所謂操作層面制度腐敗,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腐敗已經成為社會的「新常態」。這個層面腐敗表現,比如官商勾結,易毒而食,是一種從上到下的腐敗;操作層面的腐敗與制度結構融為一體,二者互為存在的條件,又互為發展的結果,就像空氣和水對人一樣不能或缺,操作層面的腐敗是社會活動的動力和潤滑劑,它的存在是整體結構性制度腐敗的社會基礎。有人將操作性腐敗歸因為中國的人情社會。人情社會下操作層面的制度腐敗,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人情社會表現為操作層面的制度腐敗,是整體結構性的制度腐敗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操作層面的制度腐敗的根源是整體結構性的制度腐敗。反腐敗,要從根本入手。如果不從整體結構入手,無法解決中國官員與民間聯手的腐敗關係網和生產線。郭一平認為,腐敗和反腐敗,最重要的是,砸碎生產腐敗官員的流水生產線.砸碎貪官生產線,關鍵在於還權於民,讓人民選舉、監督官員。讓官員的命運掌握在廣大人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權貴以人際關係和金錢美女構築的官僚機構。

結構性制度腐敗是怎麼產生的?

制度腐敗是怎麼發生的呢?為什麼會出現太陽城—-烏托邦政治制度這樣的「壞政府」?「壞政府」又是怎麼煉成的?

首先,是幼稚的精英不智的選擇。政治學者張千帆認為,近代中國所有「更壞」的政府都是因為國民(尤其是社會精英)的不智選擇而登場的。而他們其後所受到的災難,是一個幼稚政治傳統所得的報應。因為他們所憧憬的烏托邦,其實就是一個公權不受限制的政府。這種政府下的人民,是「天堂里的囚徒」。張千帆把制度污染歸結為國民或者社會精英的錯誤選擇。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因為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優秀的社會精英共同制定出優秀的社會制度(比如美國的憲法),也發生過懷恨的社會糟粕共同創造出互相屠殺的社會制度(比如清朝的太平天國)。壞政府是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貴學費。

其次,是政府不受制約的選擇。政府制度的設定,如果一開始就沒有制衡機制,制度建立以後,獲得絕對支配權的既得利益團體,絕不會輕易放棄到手的能帶來巨大利益的權力。這種結構性腐敗的制度,對社會的破壞和危害,大大超過操作性腐敗。這樣的政府,越有效,對民眾的危害越大有效能的壞政府,蘇聯是個典型。蘇聯的產生,根源在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伊萍認為,「雖然馬克思認為自己的設想可以達到社會平等,但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不僅沒有把社會引向平等,反而導致了權力集中,導致極權政府。馬克思的理想是通過無產階級專政走向無階級社會,但事實上,在斯大林俄國,統治階級變得如此強大,對人民進行的是恐怖統治,經濟發展則是集中營模式,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不平等比沙皇統治下還要糟糕。」

「天堂的囚徒」不容易擺脫囚徒命運。托克維爾通過對中央集權時的法國觀察,認為政治專制必然造成國民的政治幼稚,原因是他們得不到由政治實踐走向政治成熟的機會。政治技能、政治智慧,就像任何領域的技能一樣,必須通過實踐獲得。沒有民主制度為千百萬普通民眾提供政治實踐的平台,國民就永遠處在政治不成熟的階段。因為國民幼稚輕信,容易情緒化,輕信謠言,凡事不做理性分析,一遇到「壞人」政府,人民就鬱悶憤激;一遇到「好人」的承諾,人民就投懷送抱。專制政體下,人民和政治是一種油和水的關係,兩者不能像水乳交融,人民無法近距離比較「好人」和「壞人」及各種承諾,人民沒有機會通過投票等手段做出理性的政治選擇。這樣的國家,改革是一種黑箱作業,改革的動力和改革的目標,都跟人民無關;這樣的國家,越改革越危險,越改革越容易爆發革命。

有效政府未必是好政府

政治學者亨廷頓討論「壞政府」時,把它跟「有效的政府」區分開來。他認為,「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國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組織性、有效性和穩定性,另一些國家在政治上則缺乏這些素質;這兩類國家之間的差異比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之間的差異更大。共產主義集權國家和西方自由國家一般都可歸入有效能的國家的範疇,而不屬於衰微的政治體制度。」

政府的有效性,可以分為長期的有效性和短期的有效性;可持續的有效性和不可持續的有效性;中國俗語說的「殺雞取卵」是一種短期的不可持續的有效性的絕妙比喻。這裡缺少時間和空間的變數。所謂時間的變數,指的是政府的持續的有效性;空間的變數,指的是政府的廣泛的有效性。亨廷頓既沒有把時間的變數引入衡量政府的有效性,也沒有把空間的變數引入衡量政府的有效性。

在中國也有跟亨廷頓論點近似的一個觀點,「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他的政府有效性,在中國有廣大的知音。因為,白貓黑貓論的起源,有人認為是美國的「實用主義」的翻版,其實二者大不一樣。中國推崇的,是「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功利主義,而不是美國的實用主義。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倫理觀以行動的效績作為衡量行動的價值,不考慮行為動機和手段,能增加最大快樂值的即是善;反之即是惡。有人認為,功利主義認為人應該做出能「達到最大善」的行為,而不必考慮手段的正當性與否。而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核心是:把確定信念作為出發點,把採取行動當作主要手段,把獲得實際效果當作最高目的。(資料來源:百度百科)。二者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有信念、是否有原則、是否符合人類共同價值。中國目前的環境污染,官員腐敗、道德污染,都可以歸因於功利主義。功利主義方法推導開去:不管專制政府還是憲政政府,只要是有效的政府,就是好政府。

上個世紀60年代,蘇聯雖然沒有「忽剌剌似大廈傾」,但是瓦解的徵兆多少已經顯現。亨廷頓居然沒有對蘇共這個制度提出任何質疑,相反,高度讚揚這個制度。亨廷頓甚至說,「美國、英國和蘇聯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這三種體制的政府皆能安邦定國;每個國家自成一個政治共同體,人民對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舉國一致的共識。」

一個有效的政府,可以在一段時間把握時代脈絡、領導人民,因而具有爆發的有效性 (比如,中國共產黨用分配土地作為手段動員農民參加推翻前政府的活動);但是,這種有效性未必可以持續;一個有效的政府,也可能把它的有效性建立在對部分人民的奴役和徹底剝奪上(比如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剝奪;美國內戰前對黑奴的剝奪),只有具有可持續的、廣泛的有效性的政府,才是真正有效的政府。所以,政府的有效性,如果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定條件,是一個非常空泛的沒有意義的概念。

把蘇聯(今天的前蘇聯)的政治體制度,跟英國和美國的政治體制相提並論,是一個明顯的誤會。歷史已經證明亨廷頓的這個錯誤。亨廷頓提出有效率的政府的概念,是1968年,20年後,蘇聯土崩瓦解,從人類政治史上消失。亨廷頓那時,居然看不到蘇聯瓦解的任何徵兆,或者說,看不到任何導致蘇聯帝國一夕奔潰的任何制度結構上的問題,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和遺憾。

還可以舉出幾個具有很高的政府的有效程度的國家,希特勒的的德國和二戰時的日本。這兩個國家曾經擁有非常「有效」的政府;然而,它們的有效程度,既是國家之福,也是國家之禍。可以說,這兩個國家都卻毀於這種有效性。用有效性衡量政府的政治分野,顯然經不住歷史上很多滅亡的國家的檢驗。

蘇共:結構性制度腐敗樣板

納粹德國和蘇聯,都先後從人類歷史上消亡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對極權社會,有深刻認識。對於納粹德國的亡國,陳獨秀有一段述評,今天看來依然非常准切:「希特勒的納粹黨徒,則企圖以其統治德國的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紀宗教法庭更野蠻給俺的辦法統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許有他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容任何異己之存在•••。希特勒黨徒之勝利,將使全人類由有思想腦神經有自由意志的人,變為無思想腦神經無自由意志的牛馬器械;•••希特勒的納粹一勝利,什麼社會主義、什麼民主主義、什麼民族解放,一切都無從談起。」

陳獨秀將蘇維埃獨裁與法西斯獨裁等同起來,他說,「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他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沒有事實使我們相信,在人類自由之命運上斯大林黨徒好過希特勒黨徒。」

蘇聯瓦解后,由安・鮑・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揭露:列寧創建的蘇聯是人間地獄,蘇聯人民是不折不扣的「天堂的囚徒」。在這個天堂里,列寧實行泯滅人性的〝紅色恐怖〞大屠殺。「審問被告時不用找什麼證據,只消讓被捕者回答他是什麼出身,受什麼教育或職業。就能決定此人的死活。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實質。」

對待社會精英,使用蘇聯秘密警察「契卡」直接行使無產階級專政,用暴力鎮壓。列寧十月政變后,親自發起並由政治局集體決定,將一批知識份子驅逐出境,鎮壓了要求實行自由選舉、自由貿易的客琅施塔得水兵。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都被認為是「致人死命的葯」和 「自殺」的行為。全俄各地有610個契卡工作委員會,1000多個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殺人不少於200萬。

對待富農,實行消滅政策。用三種辦法對付:第一類,頑固反革命分子槍決;第二類,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第三類,趕出原住地。1930年1月,僅在一個多月,就有2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

對待普通工人和農民,像奴隸和農奴,把他們禁錮在土地和機器邊。全國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吃大鍋飯……實行軍事化。」 1917年到1920年,聖彼得堡有三分之一人因飢餓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1916年俄國中部省份人口有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以上資料來源:俄羅斯終於承認:列寧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渣?)

結構性制度腐敗: 亡國的基因

陳獨秀說,「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

把德俄綁在一起,是陳獨秀思維銳利之處。 「二戰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之長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 陳獨秀的預言,今天早已應驗。

遺憾的是,二戰中兩個極權國家,只滅了一個。二戰,德國亡國,蘇聯未亡;剩下的蘇聯極權主義制度,以病毒的方式傳播,危害世界和平數十年。造成人類社會兩種制度冷戰,持續了半個世紀。直到1991年底,蘇聯土崩瓦解,舊極權主義才宣告瓦解。陳獨秀的思辨方法,對於思考後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提供極好的參考。

歷史的車輪終究朝著文明發展的方向轉動,違背普世價值的國家遲早被人類文明歷史淘汰出局,從地球上被開除「國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滅亡的蘇聯極權主義制度,終於在1991年12月26日解體。

在諸多分析蘇聯瓦解的文章和觀點中,下面這些觀點最能反映蘇聯解體的深層原因:「蘇聯搞了70多年建設,始終都沒有實現人民主權原則。總書記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黨內沒有合法的爭論與辯論,層層聽命於總書記,不合總書記意者難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各級黨委和黨委書記具有絕對的權力;官員的提升取決於上級領導的態度和意見,取決於檔案和私人關係。管理人員由蘇共組織部門挑選任命,『幹部決定一切』,造成民眾與國家政權的分離。集權僵硬的政治體制使民眾喪失了積極性和創造性,導致了經濟危機。幹部處於優越地位,斯大林時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權制度。民眾沒有權利,對國家的決策沒有影響,才使政府明顯侵犯民眾利益的政策;政府的權力不是來源於人民,民眾也沒有權利監督政府,機關越來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幹部享有各種特權,體會不到民眾的疾苦,民眾感覺黨政機關並不代表他們的利益。人民沒有成為國家的主人,在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破壞國家,國家分崩離析之時,沒有人站出來維護它。官貴民賤的社會不可能在現代社會生存下去。」(蘇聯死亡24年祭:只因沒讓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

分析蘇共亡國的路線圖,可以得出源於結構性制度腐敗的結論。 「蘇聯的種種問題:破壞法制的大清洗、重軍抑民的發展戰略、農業落後、民眾生活水平低、民族主義等等,根源都在於蘇聯的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 結構性制度腐敗是亡國的基因,必須對這種基因進行改良和改造,才能剷除操作性制度腐敗的歪瓜裂棗。操作性制度腐敗是結構性制度腐敗的根子上結出的毒瘤,不從結構性制度腐敗的根子上找原因,毒瘤摘掉了一個,又會冒出十個。反腐敗,如果把焦點集中在操作性制度腐敗,把視線集中在官員貪腐這種由結構性制度腐敗所造成的結果上,從而忽視從根子上對結構性制度腐敗進行改良和改革,將重蹈覆轍。蘇共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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